是否有人记得，今天是文夕大火80周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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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初秋，时任长沙警备旅旅长的湖南邵阳人岳岑，与黄埔军校同期同学陈大庆久别重逢。

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同学聚会，气氛格外热烈。酒过三巡，陈大庆发现，自己所骑的伊犁大黑马让岳岑心动不已，只见老同学一直拽着缰绳，爱不释手。慷慨的陈大庆当即就把这匹宝马赠给岳岑。

▲岳岑。

谁料这匹马性情暴躁，不近生人。不久之后，岳岑骑马出行，这匹马突然失去控制，岳岑从马上重重地摔下来，左腿骨折，不得已只能先回老家静养。

与此同时，岳岑的邵阳老乡，长沙警备二团团长徐昆，暂时代理旅长。谁也想不到，一匹烈马将成为两个邵阳人命运的分水岭。临时顶班的徐昆肯定也想不到，长沙的一场世纪大火将会与自己息息相关。

这一年，11月13日凌晨，一场空前的大火，为长沙这座有着三千年历史的文化名城带来毁灭性打击，3000多人葬身火海，30万难民流离失所，城中八成建筑毁于一旦，无数历史古迹化为灰烬。

因当时用特定的电报代码来表示日期，12日这天的代码为“文”，大火又发生在夜里（即“夕”），史称“文夕大火”。

▲1946年出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所载的“长沙大火”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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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湖南是当时西南大后方的重要屏障。

而作为“荆豫唇齿，黔粤咽喉”的长沙，一时成为关键的物资流转地，为抗日前线输送资源，并作为沿海工业、学校内迁的中转站，也是各地难民的临时安置点。战时的长沙，商业空前繁荣，还是全国重要的商业城市。

▲湖南人民积极捐献抗日物资。

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华中战场形势急转直下。随后，日寇剑锋所指，便是湖南长沙。

一种消极的情绪在国民政府内部蔓延。当月，军统局副局长戴笠曾电呈蒋介石，称江西九江在沦陷前没有实施焦土政策，导致大量物资被日军缴获，广州、武汉相继失陷，机场也为日军所用。

而最早支持“焦土政策”的李宗仁，早在全面抗战之初，就发表了《焦土抗战论》等文章，号召：“举国一致，痛下决心，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更不惜化全国为焦土，以与侵略者做一殊死之抗战。”

前线失利的战报接连传来，蒋介石很惆怅，这些支持焦土政策的言论竟让他颇为所动。

11月11日，又一噩耗传来，这一天夜晚，日军攻陷了湘北重镇岳阳。

一占领岳阳，日军就对该城进行了丧心病狂的烧杀抢掠。在罗坳和叶家坳一带，凶残的日军将抓获的1800名村民，以十人为一组，用绳子捆绑在一起，接着用机枪扫射。

在烟家塘，日军又将一百多名百姓绑在后坡的树上，用刺刀将他们活活刺杀，使其慢慢死去，死状极惨。

同时，日军对岳阳居民进行洗劫，纵火焚烧民宅，岳阳县城大半被毁，先锋路、棚厂街、县门口和西门正街等繁华地带，仅余瓦砾焦土。

▲日寇屠杀手无寸铁的中国百姓。

距岳阳仅仅140多公里的长沙，此时陷入恐慌之中，城中百姓拖家带口，四散逃命。自11月上旬以来，市民多向郊区或外地疏散，通往南方的水陆交通顿时堵塞。

轮船、火车都为政府所控制，危急关头，富商大贾有钱能使鬼推磨。普通老百姓却抢不到票，要是学高铁占座哥那样死皮赖脸往车上挤，可免不了军爷一顿打。

寻常人家只能推着板车、人力车，甚至肩挑背扛，奔走在逃难的路上。

明德中学的退休教师梁赐龙老人，当时还是一个15岁的少年，他回忆道：“文夕大火那年…长安城里就陆续有人开始往乡里跑了，是因为日本飞机的轰炸，所以就搞得人心惶惶的。”

长沙城周围道路被人们挤得水泄不通，一片末世的景象。在过去的一年里，来自全国各地的难民蜂拥而至，来此避难，而如今，城中人只想着争先恐后逃离这座危城。

蒋介石听闻这一消息，终于抑制不住内心的焦虑，为防止日军侵夺资源，他做了一个极端的决定。11月12日上午，他密电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

3

11月12日，是孙中山的诞辰纪念日。一直到这天下午，长沙市长席楚霖还在做着纪念活动的准备工作。

可当活动按时举行，却不见原本决定出席的省主席张治中，到场来宾也远没到原定的人数。

▲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

尽管场面一度十分尴尬，席楚霖还是故作镇定，声情并茂地进行了长篇讲话，从他早年追随孙中山，担任侍从武官，讲述到自己在民国建立后的种种经历。

除了缅怀孙中山，席楚霖还对近日长沙出现的群众恐慌进行批判。他说，日本鬼子还在湘北，咱们长沙的老百姓就逃了，这将会严重影响前线士气。就在两天前，长沙市政府还曾贴出公告，号召老百姓回城，照常开店营业。

会开到一半，坐在主席台上的湖南省党部书记长廖维藩，在接到家人的纸条后就匆匆离场。后来，知情人披露，纸条是廖夫人送来的，她看不少官员都逃离长沙，于是借口家中有事，催促丈夫回家。

廖维藩回到家，得知形势不利，赶紧收拾行李，携一家老小离开长沙，再也没回来会场。

就在市长席楚霖忙着举办纪念活动时，长沙的恐慌达到顶峰。

地处小吴门的长沙火车站一时间竟挤入1万多人，现场人头攒动，骚乱嘈杂。当最后一趟从衡阳开来的火车驶入，乘客一拥而上，车厢内瞬间挤满，还有人在拼命往里挤，好像不想错过这一趟救命列车。

湘江的几处码头同样人山人海，沿江只有几十只“划子”（用桨拨水行驶的小船）来回摆渡，这些小船还没靠岸，就有人下水往上挤，恨不得立刻飞过江。从长沙到湘潭等地的大路小径，随处可见拖家带口逃离长沙的老百姓。

晚上，纪念活动终于结束，此时席楚霖还蒙在鼓里。他来到省府大院，想见张治中，发现他早已没了人影，往张的寓所打电话，接线员说根本无人接听。

席楚霖慌了，他急忙跑到警察局，想跟局长文重孚打听消息。到了这里，值班人员的回答也让他吃了一惊：局长不在。

山雨欲来风满楼，席楚霖心里不禁犯嘀咕。

4

11月13日凌晨2点，长沙城南门突然冒出滚滚浓烟。两个小时后，城内各处火苗骤然点燃，大火迅速将整个长沙城吞噬，形成一片火海，全城断电，人流涌动，宛如人间炼狱。火光直冲夜幕，染红了天际。

▲浓烟滚滚，腾空而起。

关于起火的直接原因，一说，是张治中在接到蒋介石密电后，命长沙警备司令酆悌和警备二团团长徐昆等布置焚城计划，于当晚执行“焦土政策”，纵火烧城。警察局长文重孚又在11日就下令撤离消防人员，导致起火后无人参与救火。

然而，第二天，酆悌向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报告起火经过时，却认为自己只是奉命筹备，并没有下令放火。不料城中突然起火，大火发生后手下两团都不听命令，才导致大火没能得到控制。

而且，蒋介石“焦土政策”的其中一个前提，就是必须等日军攻入长沙时方能执行。13日凌晨的大火显然不是其本意。

另一说，是因为谣言，城中士兵误以为日寇已攻打至长沙市郊。此前奉命准备焚城的警备第二团士兵在见到南门外伤兵医院意外失火后，以为是长官信号，便开始四处放火，火势逐渐失去控制。

无论事出何因，对于没有及时逃离长沙的市民来说，那一夜，便是一生的梦魇。当晚，长沙城中还有约四、五万人，他们多是工厂、仓库的留守人员和老弱妇孺。

突如其来的大火，让睡梦中的民众措手不及，他们有的被活活烧死，有的在逃难路上被踩踏而死，侥幸活下来的许多人，在多年后回忆起那一晚的经历，仍心有余悸，余生永远摆脱不了这一段痛苦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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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作为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锑业管理处工作人员的兰肇祺，回忆起当晚经历：“我刚出城门不远，四周都已火焰冲天，人流如蚁，好些老弱妇孺哭哭啼啼，有的被汽车压死，被人群踩死，其状之惨令人目不忍睹。”

地处湘江东岸的藩城堤一带，有一条小喻家巷，是长沙城有名的袖珍小巷。住在该巷3号的一位60岁老太太，在大火中惊醒，由于门窗被火封死，走投无路的她只好跳进一个大水缸避难，后来人们才发现她就这样被活活煮死。

营盘街36号一户做杂货生意的人家，一家七口全被烈火浓烟围困在屋，最终窒息而死，又让大火烤成焦炭。

▲被大火烧毁的民宅。

安置在小吴门陆军医院的伤兵，由于无人抢救，只能自己在浓烟中艰难逃生。张治中的秘书余湛邦后来回忆说：“伤兵烧死了不少，他残废嘛，跑不了。”

作为护理队员的贝海燕，当天还去伤兵医院协助分发慰问品，这时却见伤兵们相互搀扶着，走在街上，无人过问。生死攸关之际，谁还记得照顾这些为国献身的伤兵呢？

贝海燕当即与其他队员前去帮忙，用担架抬起伤员，一同赶往火车站。当晚，小吴门火车站只剩下一趟可以开往衡阳的火车，而站门紧闭，门前黑压压挤满了人。

贝海燕费尽力气，才带着伤兵挤上火车，还有人直接爬上了车顶。由于严重超载，这趟火车“爬行”了许久才驶离长沙，乘客们回头望去，天边仍是一片通红，大火不知烧到几时。

住在天心阁附近的市民丁湘庭，被他父亲急促地叫醒，睡眼惺忪间还不清楚发生什么事情，只听得周围夹杂着吼叫声：“起来！起来！日本人要打过来了！”

一家人迅速离开了房子，沿着石阶走到天心阁西门口，登上这个长沙最高点，举目远眺，只见整个长沙城火光冲天。

就在他们离开后，天心阁主楼也被火焰吞噬，趁着风势，火势渐猛，只听见一声巨响，这座三层建筑轰然倒塌。

天心阁始建于明代，是闻名遐迩的名胜古迹。这里自古便是文人骚客登高聚会的场所，戊戌维新运动期间，天心阁是维新派组织南学会的活动据点，辛亥革命时期，又是同盟会湖南分会的据点。

且由于天心阁地势险要，坐落在30多米高的城垣之上，又是长沙重要的军事要塞。太平天国初期，太平军攻打长沙，西王萧朝贵正是在天心阁下被击毙。

遗憾的是，作为几百年历史见证的天心阁，在一夜之间埋葬于熊熊烈火中。

▲天心阁的大火。

和天心阁命运相似，长沙城内自春秋战国时期留下的无数历史文物积累，都面临着灭顶之灾。八十年后的今天，长沙城很多景点的简介上还写着原建筑毁于“文夕大火”，这些大都是抗战后在原址上复建。

6

大火发生时，时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 、与郭沫若等人都在城中。

10月25日，武汉沦陷时，他们和陈诚、白崇禧等军政要人最后一批撤离，辗转来到长沙，就住在寿星路2号的一幢两层小洋房中。

正值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蜜月期，周、叶二人在长沙备受优待。12日上午，周恩来刚与陈诚的副官通过电话，了解前线战报。

▲1938年，周.恩.来.与叶.剑.英.的合影。

13日凌晨，长沙城大火骤起，警卫员邱南章及时发现，冲上楼叫醒周、叶二人，再急匆匆跑回楼下，可惜司机早就开着停在门口的小汽车跑路了。

一行人只好冒着烈火，跟随逃生人群往湘江方向跑，邱南章回忆说：“我们都手拉着手，从火里边跑出去，眉毛都烧掉了，头发都烤焦了，是在这种情况下跑出来的。”

品行一向让人诟病的郭沫若，还是真实地记述了当时死里逃生的情景：“一街都是火海，一街都是人海，一街都是车子海…沿途的情景真是惨目。公路上拥塞着逃难的人，拖儿带女，扛箱抬柜，哭的，叫的，骂的，裹着被条的，背着老年人的，负着伤的，怀着胎的，士兵，难民，杂乱成一片…狼狈的情形真是没有办法可以形容。”

此时，湘江沿岸挤满了从火海中逃出生天的长沙百姓，他们争先恐后地渡江逃跑。寥寥无几的小船承载不了这么多无辜的生命，很多人冒死跳上船，甚至不惜跳入江中。待到天明，人们发现，湘江上漂浮着一具具尸体…

▲湘江对岸，长沙的浓烟清晰可见。

周.恩.来一行人沿着湘江步行，大约走了三、四个小时，一直到天亮才走出长沙。

一行人行至湘潭，偶遇一辆国军的运输汽车停在路旁，经过周的三寸不烂之舌进行交涉，成功坐上车。到了旅馆，他们身无分文，只好取下随身的贵重物品暂时作为抵押，才能勉强住下。

一行人惊魂未定，回首望长沙，只见古城还在烈火中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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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后余生的灾民们，扒着炙热的灰堆，寻觅骨肉的亲尸，挖掘或许还未毁灭的一些物件，有的怅然踟蹰于自家的故址，有的悲楚咽哭不可辨认的街头…”

最先前往火灾现场采访的记者，是中央社的刘尊棋，他于当月16日，在《一片焦土之长沙》一文中如是写道。

文夕大火烧了整整五天五夜，究竟有多少人葬身火海，一直说法不一，一说为3000人。

在《损失调查》中，刘尊棋写道：“长沙原有人口四十二三万，八万余住户，战后人口增加了八万人左右，火前逃走了十分之九以上…假使大火再迟放一天，相信还要走开一两万人。”

▲大火之后，长沙城沦为一片废墟。

大火中，长沙市民财产损失巨大，民房和商店几乎尽数被毁，商业损失高达 5541 亿元（法币），占全市财产43%。

前来调查的两湖监察使高一涵报告称：“环城马路以内所有繁盛之区，如南正街、八角亭一带，凡属巨大商店几乎百无一寸；其他各大街市之中，残存者亦仅各有三五家，或十余家不等。”

当时《中央日报》如此评论：“长沙近30年来，物质、人力欣欣向荣。全国都市中，充实富庶，长沙当居首要。百年缔造，可怜一炬。”

经此一劫，长沙百业凋敝，难以再现昔日繁荣景象，日后更与斯大林格勒、广岛和长崎等成为二战中毁坏最严重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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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6 日蒋介石抵达长沙，除了拨款赈灾，还对大火进行“追责”。

三天后，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备二团团长徐昆和警察局长文重孚被当做“替罪羊”处决。三人起初都自以为罪不致死，在接受军法审判时淡定自若，也只字不提其他负责人。直到被转送长株警备司令部时，才察觉到死期将至，但为时已晚。

假如岳岑当初没有因骑马摔伤而回乡养伤，他很有可能也会被当作放火行动的总指挥进行处置。

塞翁失马，焉知祸福，逃过了文夕大火，岳岑从此看淡名利，尽兴娱乐，余生沉迷于打麻将。1992年，他从台湾返回大陆，一直活到百岁。

而他的老乡徐昆却没这么走运，经过短短三天判决后被杀，以平民愤。他的儿女迫于政治压力，从未到他坟前祭祀。

至于湖南省主席张治中，这位始终坚持两党和平共处，据说没有同共.军打过仗的“和平将军”，也惭愧地表示：“长沙文夕大火这一浩劫，完全由我个人负担全部的罪责。” 他因“用人失察、防范疏忽”，被判处革职留任，不久之后，依旧官运亨通。

虽然在逃难路上吃尽苦头，但周.恩.来.还是将文夕大火归结于日军的侵略行径，鼓励民众“要把仇恨记在日本帝国主义身上，振作精神，重建家园”。

文夕大火之后，湖南依旧坚挺，抵抗日寇长达六年之久，长沙又经历了四次大会战，还有日机上百次的轰炸。湖南军民的抗日情绪并没有在烈火中焚烧殆尽，而是愈挫愈勇，一直到1944年6月，历经磨难的长沙才在日军的猛攻下失守。

全国军民挺过了艰苦的十四年，长沙城三千年的文脉传承在战乱之后得以继续弘扬，可是，在文夕大火过去八十年后的今日，依旧换不回千年的历史古迹，更换不回，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

​参考文献：

湖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长沙大火》，岳麓书社1997年版

刘大禹：《酆悌与长沙文夕大火新探——基于<酆悌遗著：焚余日记>的解读》，《民国档案》2013年04期

岳亮、张小河：《三十年代“文夕大火”对长沙商业的影响》，《文史博览（理论）》2011年0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