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代年轻人，都有自己的难路要走

每一代年轻人都有难题要处理，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折磨人的是激烈竞争下的虚无感；而八十年前的同龄人，正逢抗日的黑暗岁月，面临的是肉身痛苦，还有人生道路应该怎么走的考验。其中一群人选择南迁到长沙，再徒步到昆明，建立了传奇的西南联大。为了将那段历史带给当代读者，杨潇亲自走上了这条西迁路。他们和杨潇身体力行地证明了，除了躺平，还能用别的方式对抗现实，比如求知和行走。

在写书的过程中，杨潇联系了《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作者、著名中国现代史研究学者易社强（John Israel）进行采访，他们在青岛相见，伴着散装啤酒聊了三天，并很快成为了朋友。易社强应邀为《重走》写了序，今天单读分享它。在序中，易社强向我们介绍了杨潇这次行走与这本书在当下的重要性：除了杨潇本人从中得到生命的滋养，他还将过去与现在连接起来，从祖辈经历得到的启发，有助于我们去应对一个不确定的未来。

一次神游 

撰文：易社强（John Israel） 

杨潇被一种责任感所驱动：他希望帮助当代中国人更好地理解抗战那一代中国人的故事。为此，他重走了当年几百位师生从长沙到昆明、历时 68 天的长征之路。

当战争于 1937 年 7 月 7 日爆发时，那些为数极少的大学生正就读于中国三所卓越的高等学府：北平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天津的南开大学。战争中断了他们在城市的舒适生活，迫使他们做一个将改变他们一生的决定：是在日军占领下继续求学，还是南迁加入刚刚成立的、由三校合组的长沙临时大学。大多数人选择了后者。 

到了 1938 年 2 月，战争逼近湖南，他们不得不再次迁徙，这一次他们将在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长沙临大的大多数师生，包括全部女性，计划先乘火车到香港，再乘船到越南海防，转滇越铁路经河内到昆明；不过，244 个男生和 11 位老师加入了长沙临时大学湘黔滇旅行团，他们要徒步前往昆明。他们的目标是向全国乃至全世界展示，在这战争年代，中国人历经艰险，仍可确保弦歌不辍。在他们出发八十年后，杨潇也做了一个了不起的决定 ：如果他想把那段历史经验传达给 21 世纪的读者，他就必须，一步步地，重走当年师生们的西迁之路。 

2019 年夏天，我收到杨潇的电子邮件，他告诉我他完成了这个计划 ；因为我写了《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一书，所以他希望和我见面聊聊。结果我们在青岛一聊就是三天，成了朋友，他邀我给这本书作序，我很荣幸地应允了。 

在启程之前，杨潇就阅读了关于那次长征的许多史料，但我们都认为，把自己沉浸在文献里只是理解历史的第一步。早在 1980 年，我前往昆明继续我的西南联大研究之际，我就认识到，哪怕时间已经过去了四五十年，去亲眼看看那些历史事件的发生地，仍是对阅读史料的无价补充。虽然历史通常意味着在时间中旅行，但在空间中旅行也能对理解历史助益良多。当然，我说的不是从一个名胜到另一个名胜，更不是把自己塞进目光呆滞的旅行团中的那种旅行，我说的是，你与亲历者或者他们的后代交谈，你去往当年的现场，看看那里的草木山川和历史遗存，借助这些，你得以重新想象一段历史。 

新晃县城内的舞水，八十年前湘黔滇旅行团曾在这里举行了一次篝火晚会 杨潇摄

旅行的终极目的是什么？最显而易见的答案是：从此地到彼地。这个答案当然不能叫人满意。旅行最宝贵的价值在于更好地理解世界和自我。在旅行中，你会获得愉悦，强健体魄，但这些是附带的。试想，你参加了一个去法国的旅行团，参观了凯旋门、埃菲尔铁塔和卢浮宫，吃了法餐，尝了美酒，带了一整箱的法国纪念品回到中国，你在多大意义上真正旅行过了？如果你直接搭乘飞机从长沙前往昆明，你所经历的是旅行，还只是把自己的身体挪了个地儿？倘若你是从长沙自驾前往昆明，全程高速，只在服务区加油和上洗手间时离开车座呢？那又有何不同呢？ 

旅行的经历与时空息息相关。在许多方面，一个 1938 年的中国人在自己国土的旅行，要远远难过一个 21 世纪的中国人做环球旅行。虽然各国间存在语言、法律、风俗和社会惯例的差异，但通常情况下，今天的旅行者可以倚赖一个交通、商业和法律的全球化网络，指望至少最低程度的安全性与可预期性。在今日中国境内的旅行就更是如此了。 

八十年前可是另外一个世界。你若想理解 1938 年从长沙徒步到昆明意味着什么，想象一下今天，从阿富汗徒步前往昆明。在这个意义上，杨潇的重走和当年长沙临大旅行团的跋涉，是非常不同的两件事情。就像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的，“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 

还有一个不同：杨潇是位独行者，而临大的学生们则是在一位中将率领下进行准军事化行军。当你加入一个团体，不管它是 1938 年的长沙临大旅行团还是 2021 年的欧洲观光团，你就自动接受了它的利弊。你省却了计划每一步的麻烦，也不必去费心了解相关的知识技能，但与此同时，庇佑于团队的羽翼之下，你也或多或少失去了时刻应对外部变化挑战的机会，而这正是旅行者应该培养的。 

对临大的学生们来说，这种军事化的组织保证了最基本的安全和供给，以及踏入一段未知旅程之前的某种可预期性。当然，他们每一天走在路上（通常是三五成群的），还是会面对各种小的挑战。一天行军结束，大家重新聚到一起，有时还会遇到团长也解决不了的更大的麻烦。哪怕如此，这和独自一人在当年从长沙前往昆明也不可同日而语。 

但无论如何，和杨潇一样，长沙临大步行团的师生是旅行者，而不是游客。旅行者的门槛更高。对游客来说，无非是预先支付一笔钱和一段时间。对旅行者来说，“投资”模式则大不相同。你所能获得的回报很大程度取决于你的付出。像杨潇这样老道的旅行者知道提前计划的重要性，它让你旅行的每一天都和所经地的民众、历史、文化还有其他各种在地知识关联着，而这会以几何倍数升华你的旅行。 

在镇远与施秉的交界处，第一次在路边见到的将军剑与指路碑 杨潇摄

旅行方式是重要的。对 1938 年的师生来说，旅行方式甚至是决定性的。那些搭乘轮船和火车前往云南的人当然也会有收获，但无法与徒步前往相提并论。今日亦是如此。徒步看起来是速度与舒适的反义词，但旅行者在智识与精神上之所获，也不是拥有速度与舒适者所能想象的。 

驱动力也是重要的。你为何开启你的旅程？这将决定你到底能收获多少。你能看见什么，你能收获什么，这取决于你是谁，以及你为什么旅行。当我说“看见”时，我不是指物理意义的“看见”——那很简单，睁着眼睛就行，我想说的是，如何聚焦以及如何解读你所看见的一切？像杨潇这样老道的旅行者的眼睛和心灵是敞开的，他们会在旅行中获得启程之前无法预料的多重体验。 

当我们开始一次旅行时，我们常常考虑一些基本情况：速度、舒适和效率，但它们反而可能有碍于一场真正富有意义的旅行。

旅行家的收获也不是一锤子买卖。你很难一回到家就获得某种顿悟。1946 年献身的那个闻一多和 1938 年徒步从长沙走到昆明的闻一多并非同一个人。但从长沙出发的 68 天的旅行变成了这个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最终汇入了他的自我演化。当我们回想自己的一生，我们会意识到，旅行是一段徐徐展开的经历，它会在往后的岁月不断制造回响。它是你长期的投资，源源不断地给你发放红利。

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杨潇致力于建立这么一道桥梁，让今日中国的年轻人可以体会他们在八十年前的同龄先辈。我的一些美国朋友也许会感到奇怪：中国人不是有近四千年的文牍传统吗，他们不是以其从这遗产中不断汲取教训著称吗？还有其他地方的人比中国人对自己的历史更敏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