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锡安之路—犹太人回归以色列的心路历程(五)

五、锡安在哪里

从一开始,犹太复国主义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把精力全部集中在大国政治,主要是英国(现在转位美国)的支持或者默认,但忽略了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居民的利益。犹太人在巴勒斯坦挤走巴勒斯坦人,建立了犹太人的国家,当然激起阿拉伯人的强烈反弹。

从以色列建立的第一天起,这块本来应该流淌奶与蜜的土地就变成流淌血与火的土地。联合国关于以巴分治的决议规定了犹太人区和阿拉伯人区。由于犹太人定居分布不规则,以色列的版图高度不规则,很多地区十分狭窄,很容易被阿拉伯敌对力量切断。对犹太人和犹太教至关重要的耶路撒冷则是国际共管区,不属于犹太人或者阿拉伯人,甚至不和犹太区相连。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都没有把联合国太当真。对于以色列来说,决议只是一个圈地的许可,没有不属于以色列的地方,只有以色列打不下来的地方。阿拉伯人则根本不承认这个决议,一心要把犹太人赶下海去。在以色列的独立战争中,哈格纳、伊尔贡、勒海携手作战,共同抵御阿拉伯人的进攻,将犹太人支离破碎的定居点大体连成一片,但被围困的东耶路撒冷的犹太人独力难支,最后投降了,东耶路撒冷归约旦管辖,只有“不太重要”的西耶路撒冷落到以色列手里。从一开始,以色列的版图就和联合国规定的有很大差距。独立战争之后,大批巴勒斯坦人成为难民,被迫逃离或被哈格纳驱离故土。大批在阿拉伯土地上世代居住的犹太人也被迫离开,来到以色列。

1956年,埃及在民族主义领袖纳赛尔的领导下,收回了苏伊士运河的主权。英法出于重建战前殖民主义秩序的目的,出兵干涉。为了将以色列最大的威胁埃及的军事存在推离以色列的南部边境,以色列呼应英法在运河区的军事行动,发动了西奈战争。以军分两路出击,一路直逼苏伊士运河,另一路沿红海东海岸长途奔袭Sharm-el-Sheik,这是西奈半岛南方顶尖控制以色列唯一的红海出海口埃拉特的战略要点。此役是独眼将军达扬的成名之战,沙龙的伞兵在米特拉山口之战中大胆偷袭不成改为无谓强攻也显示了沙龙日后的风格:大胆果断,刚愎自用。在联合国的美苏联手压力下,英法被迫中止在运河区的军事行动,以色列被迫撤出西奈。

纳赛尔要做萨拉丁第二的雄心并没有泯灭,在纳赛尔的领导下,埃及和叙利亚合并成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向苏联一边倒,以争取苏联的军援和在联合国的政治支援,大量先进的苏军装备运抵埃及和叙利亚,纳赛尔准备向以色列发动最后的致命一击。在确切情报面前,以色列决定先发制人,在67年的6天战争中,横扫埃及、叙利亚和其他阿拉伯参战国的军队,阿拉伯军队遭到空前的惨败。以色列占领了西奈全境,约旦河西岸大片地区,最重要的是,以色列占领了耶路撒冷。这是近两千年来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的圣地(希伯隆Hebron,伯利恒Bethleham,拿撒勒Nazareth等圣经地名都位于西岸)第一次控制在犹太人手里,以色列控制的版图达到空前规模。这一仗实际上是时任总参谋长拉宾打的,但西方舆论常常把功劳记在时任国防部长达扬的头上。

面临惨败,纳赛尔郁闷而死,接任的萨达特再接再厉,重整旗鼓,联合叙利亚,在73年犹太人神圣的斋月期间,再次从西奈和戈兰高地两个方向同时向以色列发动突然进攻。这一次以色列由于轻敌,被打了一个冷不防,差点阴沟里翻船。戈兰高地上的以色列第七旅死拼硬顶,顶住了叙军的猛烈进攻。在西奈方向上,埃军攻破了巴列夫防线后,没有及时扩大战果,而是筑垒据守,以军第三师在沙龙的指挥下,突破大苦湖,包抄埃军第三军后方,并威胁开罗。在戈兰高地方向埃叙的攻势于是崩溃。以军虽然反败为胜,但以色列最高统帅部受到严厉指责,总参谋长埃拉泽黯然离职,不久郁闷而死。

斋月战争后,埃及放弃战争,和宿敌以色列签订和平协议,以色列则归还被占领的西奈,这就是著名的《大卫营协议》,萨达特和贝京都为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最大的战争威胁解除了,全球的犹太人都欢欣鼓舞,以为和平终于到来。然而,巴勒斯坦人的利益没有得到解决,新生的犹太国在懵然不知的情况下进入了最困难的时期,主要敌人从伊斯兰国家变为非国家的泛伊斯兰力量,至今不得解脱。

巴解组织在难民营中诞生,从恐怖袭击起家,这时发展成一支相当规模的武装力量,成为以色列的头号敌人。巴解组织在约旦搞“国中之国”遭到约旦镇压之后,转移到黎巴嫩,建立了新的“国中之国”,继续和以色列战斗。为了消灭巴解组织,以色列在82年发动入侵黎巴嫩的战争,在时任国防部长的沙龙的指挥下,一路打到贝鲁特,并且在贝卡谷地取得了对支持巴解组织的叙利亚的惊人胜利。然而,以色列军队在贝鲁特陷入了苦战,和巴解打得难解难分,给黎巴嫩人民带来了极大的人道主义灾难。在国际调停下,巴解组织撤退到突尼斯,以色列撤军至南黎巴嫩,多国维和部队进驻贝鲁特,但在美国海军陆战队和法国伞兵兵营遭到恐怖袭击、241名美军和58名法军丧生之后,多国部队也相继撤离。黎巴嫩陷入内战,真主党在南黎巴嫩崛起,取代巴解组织,继续和以色列战斗。

与此同时,巴解组织并没有放弃,而是在以色列占领区里发动大规模的起义(Intifada),人们不惜用石块和全副武装的以色列军警战斗。随着血淋淋的巴勒斯坦少年的躯体在世界电视和新闻图片中的展现,以色列的形象逐渐由被迫害的犹太人的最后避难所变成迫害巴勒斯坦人的恶势力。反对以色列暴行的声音从阿拉伯世界超越了意识形态和地域,在欧洲也得到了呼应。更使以色列揪心的是,非国家性的泛伊斯兰力量越战越强,在2006年的黎巴嫩战争中,真主党民兵竟然和“战无不胜”的以色列军队打了一个平手。

在战术上,以色列几乎赢得了每一场战斗;但以色列从来没有赢得过战争,因为和平从来没有到来。以色列的胜利,虽胜犹危。以暴易暴的路越走越窄,和平的路也是越走越昏暗。在《大卫营协议》之后,巴解组织和约旦也和以色列签订了和平协议,叙利亚对和平协议也是若即若离,似乎和平在即。但Intifada之后,巴解领导人的政治号召力越来越弱,民众对以色列的愤恨和敌对有增无减,巴勒斯坦自杀炸弹的浪潮一波又一波,以色列被迫实行种族隔离政策。这一次,巴勒斯坦人开始生活在ghetto中了。继阿拉法特去世,新的巴解领袖阿巴斯基本上沦落为西方的傀儡,失去了对巴勒斯坦人的道德和政治号召力。哈马斯上台和与法塔赫的冲突更加加剧了巴勒斯坦的无政府状态,和平的希望越来越黯淡。

恶意煽动和挑拨无知是不能持久的,持久的政治现象必然有深层的文化动因。一些学者将其归结为所谓世界性的、尤其是阿拉伯世界中的“新反犹主义”。

反犹主义(anti-semitism)作为一个概念,是1860年德国犹太学者Moriz Steinschneider提出的,确切的译名应该是反闪米特主义,如此命名是因为犹太人是闪米特人的一支。在十九世纪的欧洲,闪米特人基本上就是犹太人。在世界认识到纳粹暴行之后,anti-semitism成为过街老鼠,是一项极大的恶名。现代阿拉伯人争辩说,阿拉伯人不可能是anti-semisits,因为阿拉伯人是闪米特人的另一支。这是词语歧义所造成的混乱,在学术界和实际生活里,anti-semitism的对象只有一个:犹太人。所以阿拉伯人的这个辩解并不能成立。然而,新反犹主义的概念本身也饱受争议,最大的争议就在于所谓新反犹主义是不是把反犹主义和反犹太复国主义混为一谈。

传统概念的反犹主义起源于欧洲。最初的反犹主义是宗教性的,由基督教和犹太教的教义冲突开始,具有宗教迫害的性质。在这一期间,改信基督教的犹太人大体还是得到宽容的,并逐渐融入了主流社会。文艺复兴之后,反犹主义的宗教性质淡化了,但种族偏见和种族歧视的性质强化了。犹太人的“原罪”就因为是犹太人,改信基督教也不顶用了,已经融入主流社会的也被划入另册。当代的所谓“新反犹主义”具有和历史上的反犹主义全然不同的特征,宗教和种族不再是动力,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成为主要原因。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当代的新反犹主义源于反种族主义和反民族主义,起源于人们对以色列演变为犹太民族压迫巴勒斯坦民族的工具的憎恨。换句话说,历史上的反犹主义是针对犹太人的“犹太性”,是因为犹太人“不是什么”而不是“做了什么”,而今天的新反犹主义则是因为犹太人“做了什么”而不是“是什么”。另一个重要区别是,历史上的反犹主义以对犹太人个人的憎恨为特征,或者说是基于欧洲对犹太人的历史偏见,包括傲慢、诡秘、狡猾、唯利是图、只忠于自己、不惜侵害主体群体的利益。他们具有巨大而神秘的实力,甚至操纵政府、银行和媒体,不惜挑动战争为己牟利。新反犹主义则以对以色列和抽象的犹太民族的憎恨为特征,和这些历史偏见无关。恨乌及屋,这些憎恨也延伸到对犹太人的反感,因而使历史偏见有了死灰复燃的机会,这是欧洲的传统反犹主义重新露头的原因所在。将反犹太复国主义和反犹主义等同起来,迫使反对以色列政策的人们敢怒而不敢言,实际上是将反犹主义庸俗化了,掩盖了真正的问题所在。在犹太人有识之士中,也有类似的声音。尽管他们被称为“自虐的犹太人”,他们依然坚持,用“政治正确”和反犹主义的大帽子掩盖以巴冲突的实质,到头来只会滋生真正的新一波反犹主义。

从犹太人的角度来看,不管起因如何,起源于中东但波及世界(尤其是欧洲)的现代反犹思潮无疑是反犹主义,新反犹主义甚至在言行上都和传统反犹主义有惊人的相似,甚至祭出已经被证明是为作的《犹太长老训令》之类的东西来证明犹太阴谋论。除去圣经中以色列是上帝赋予犹太人的土地的说法不谈,犹太人回归以色列是回归故土,犹太人本来就是以色列的本地人,不是外来的殖民者,更何况以色列人口的近一半来自非欧洲国家,主要是中东国家。犹太人是种族迫害的受害者,回到以色列本来是为了逃避种族迫害,将以色列指责为种族迫害国家是不顾历史事实。以色列是犹太人的国家,不能将反对以色列和反对犹太民族分割开来,所以反对以色列就是反犹主义。

这些辩解其实是站不住脚的。犹太人曾经在这块土地上居住过,但要是因此就声称是本地人,尤其是比后来的阿拉伯人更有正当居住权的本地人,这就牵强了。如果这个逻辑成立的话,那欧洲人驱赶犹太人岂不就是正当的了?何况犹太人并不是本地人,而是从乌尔(今伊拉克境内,也有说法是今土耳其境内)过来的,为什么那里不是犹太人的故土而是以色列呢?用圣经(或者任何别的经书)作为依据就更不妥了,每个宗教都把自己的经书看作神圣的,但用“我的上帝比你的大”来解决人世间的问题时,那就是自找没趣了。作为一个现代国家,政教分离是最起码的,否则就要天下大乱了。以色列是为了杜绝民族压迫而建立的,但以色列现在成为民族压迫的工具,这正是以色列最大的悲哀。

反犹主义是文化层面的,反犹太复国主义或者反以色列主义是政治层面的,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反犹主义的根源在欧洲,反犹太复国主义的根源在中东。阿拉伯世界的反犹主义是恨乌及屋的结果。穆斯林教义和传统里本来没有反犹主义的内容。在伊斯兰教的《可兰经》里,犹太人和基督徒都被称为“经书里的人”(Dhimmis,或People of the Book)。“经书里的人”属于二等公民,必须服从穆斯林的律法,在某些权益上受限制,但不是被压迫的对象。如果历史上的穆斯林对犹太人有今天这般仇恨,以色列建国之前,阿拉伯世界就不会有那么多犹太人留存下来了,也就谈不上建国时的大批犹太难民了。反犹主义概念和现在阿拉伯文化里盛行的反犹宣传来自欧洲,最初恰恰是19世纪的基督教传教士带到中东的。消除反犹主义和消除反犹太复国主义或者反以色列主义是两回事,而一些犹太人组织不和真正的反犹主义作斗争,而是想利用反犹主义的恶名和犹太人在历史上遭受的不公和压迫,将对以色列的正当批评和指控套上反犹主义的大帽子,否认反以色列行为和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所作所为的因果联系,为以色列套上金刚不坏之身,将一切反以色列的行为归结为非理性、非道义和非正义的,这才是争议所在。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滋长了世界性的反美主义,以巴冲突怎么可能不滋长反以色列的情绪呢?恨乌及屋也是可以想象的。通过强调以色列是犹太人的国家,无条件地支持以色列的一切作为,坚持将反对以色列和反对犹太人等同起来,犹太人或许自己对引发新反犹主义也有一份责任?

今日反犹太复国主义最激烈的阿拉伯世界不是从一开始就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复国主义初兴的19世纪末、20世界初,正是阿拉伯民族主义开始苏醒的时候,阿拉伯世界处于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饱受压迫。为了早日获得独立,阿拉伯民族主义力量和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英国联合,并在犹太人中寻找支持,驱除奥斯曼帝国。领导阿拉伯民族独立运动的麦加王国国王侯塞因派自己的儿子费萨尔王子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领袖之一魏茨曼谈判,达成费萨尔-魏茨曼协议,强调犹太民族和阿拉伯民族的近亲血缘关系和反对奥斯曼统治的共同目标,费萨尔王子还在英国允诺帮助阿拉伯民族获得独立的条件下,允诺支持贝尔福宣言,帮助犹太人回归巴勒斯坦。由于英国从贝尔福宣言立场的后退,费萨尔-魏茨曼协议很快就无疾而终。但最终要的是,费萨尔-魏茨曼协议从一开始就没有巴勒斯坦人的支持。巴勒斯坦人坚决反对把自己的家园作为筹码,坚决反对把自己的家园变成犹太人的国家而从阿拉伯世界中分离出来,坚决反对把自己在自己的家园里变成少数民族和弱势民族。巴勒斯坦人本来对犹太人移民是乐见其成的,犹太人带来的技能和资金是巴勒斯坦人所需要的。但有阿尔及利亚和罗得西亚的例子在先,少数民族在欧洲强权的支持下反客为主,多数民族反而成为弱势民族。当犹太人移民有反客为主的趋势时,巴勒斯坦人开始激烈反对。即使在今日世界里,即使所谓的移民国家,当大批移民涌入、开始反客为主的时候,很难想象会不遭到强烈的反移民力量的反击。

阿拉伯世界的反犹太复国主义首先是世俗的,是从反帝反殖出发的。对于巴勒斯坦人来说,外来的犹太人无疑是获得帝国主义支持的殖民者。他们虽然是少数,但主宰了国家的一切,并有计划地排挤巴勒斯坦人,为犹太人争得土地。事实上,有证据表明,哈格纳在以色列建国前后受命有计划地驱赶巴勒斯坦人,尤其在对新兴以色列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域。

尽管犹太复国主义在理论上不具有种族歧视或者种族隔离得成分在内,以色列的宪法也明确规定保护包括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的所有人的权利平等,一些以色列的法律和政策在客观上造成了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的效果。以色列最重要的法律之一是回归法,规定全世界所有犹太人只要自己要求,都有权定居以色列。在二战中纳粹屠犹的阴影下,这是为犹太人提供安全的庇护所的有利措施。但是同样的法律不适用于被巴勒斯坦难民,即使他们放弃暴力、效忠以色列也不行。然而,如果犹太人有权利回归故土,为什么巴勒斯坦人没有同样的权利呢?如果理由是以色列不能让巴勒斯坦人成为多数族群而必须保护犹太人国家的特质,那这种以种族(或者族群)划分三六九等的做法就是种族主义。有意思的是,纳粹德国也曾有过这样的“血统法”,容许所有德国血统的人在移居德国,同样的优惠条件则不对任何其他民族的人开放。在以色列占领的巴勒斯坦地区,巴勒斯坦人没有以色列的公民权,包括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必须服从以色列的管制和政策。更有甚者,2003年通过的以色列公民法规定,以色列公民和来自约旦河西岸或者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结婚后,不得居住在以色列,他们的孩子在年满12岁之后也必须回到巴勒斯坦区,而不能继续在犹太区居住。种族歧视的最大特征就是以种族而不是以个人的作为来界定事物的许可。不管怎样辩解,这不能不说是具有种族歧视的因素在内。以色列的身份证上表明犹太人或者非犹太人身份,在现实中,这一栏对于个人在以色列的生活、工作具有极大的影响,不由得使人联想起犹太人曾经被迫屈辱地在衣服上标上黄色的大卫星的历史。以色列的居民注册法也要求居民注明自己的种族,和南非以前的种族注册法如出一辙。

以安全原因而隔绝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的区域,通过路障、检查站和封锁线组织巴勒斯坦人自由通行,这不是近来才开始的,但在沙龙政府建立隔离墙后,以色列的种族隔离达到了新的高峰。在以色列建国过程中,犹太人武装曾有计划地排挤、驱赶巴勒斯坦人,以夺取战略要地,或者扩大地盘。这在今天就是不折不扣的种族清洗。在36-39年阿拉伯大暴动期间,哈格纳协助英军镇压阿拉伯民众,也有阻止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形成自己的民族国家的意图。不管如何辩解,以色列的做法在事实上是巴勒斯坦人居住在互相隔离的飞地中,阻止了巴勒斯坦人在整体上争取良好生活环境的权利,巴勒斯坦人没有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由权,这不是泛泛地指整个以色列和被占领地区,而是被犹太人区分割开的巴勒斯坦区之间都无法自由通行。相比之下,犹太人能够自由通过巴勒斯坦区,可以在原本属于巴勒斯坦人的地区定居,在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可以得到以色列军队的保护。不能自由通行,自然也不可能自由移居,即使是在互相分割的巴勒斯坦区之间。巴勒斯坦人进入犹太区要受到检查和限制。这些或许都有安全上的理由,但在事实上构成了种族隔离。

阿拉伯世界的反犹太复国主义的另一来源是泛阿拉伯主义,这是50-60年代中阿拉伯精英阶层将阿拉伯世界整合成一体的一种努力,意图恢复萨拉丁时代一个统一的阿拉伯帝国的辉煌。以色列将一个连贯的阿拉伯世界腰斩成互不相连的两半,这不仅是对阿拉伯统一理想的轻慢,也是阿拉伯统一的核心阻力。犹太极端分子关于从尼罗河到幼发拉底河的大以色列的梦呓也成为泛阿拉伯主义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罪证。

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在世界的唾骂中最终倒下,现在以色列的种种做法被拿来和南非种族主义相提并论,当然导致犹太人和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力量的极大不满。他们列举以色列和南非的种种差别,但这种抠字眼式的辩解不能掩盖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政策的种族主义实质。在辛普逊案件那样的环境下,这样的辩解或许可以获得法庭“证据不足”的判决。但是在世界舆论面前,还是难逃指责。一些以色列人和以色列的支持者比较坦率,指出这些隔离政策不是以种族作为动机,而是两个民族争夺同一片土地的结果,是自卫反应。其实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何尝不是一样呢?如果南非白人一个生活在水星,一个生活在火星,怎么会有种族隔离的事呢?当然是争夺同一片土地才有这样的冲突。

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人士则辩解说,犹太人与其说是一个种族的概念,不如说是一个文化的概念。从理论上说,凡接受犹太教和犹太律法的人,都能成为犹太人。犹太人在种族上不都是欧洲人,很大一部分是阿拉伯人,所以种族歧视或者种族隔离的指控不成立。老实说,这种辩解的说服力和克林顿在莫妮卡事件中辩解口交不是性交一样苍白无力。另一个说法则是:阿拉伯人自己也是靠血与火夺取这片土地的,就是这样,还分裂成22个国家。犹太人为什么就不能有自己的一个国家呢?在巴勒斯坦重建犹太人的国家对巴勒斯坦人不公,但不让犹太人建立自己的国家是更大的不公。这个说法也站不住脚,用不公来纠正不公,最终带来的不是和平,而是战争。犹太人要回归的是锡安,是和平的天国,而和平是不能靠不公来赢得的。以色列的阿拉伯居民和犹太居民具有相同的公民权,以色列议会中也有一定数量的阿拉伯人议员,这经常被作为对以色列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指控的反驳证据。按人口比例来说,伊斯兰世界里犹太人最多的国家是伊朗,至今仍有2.5到3.5万犹太人居住在伊朗。伊朗议会里还有为犹太人(以及拜火教徒)保留的席位,这能说明伊朗是和以色列一样的尊重人权和民主的国家吗?恐怕至少在以色列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眼里不能。

很多现代阿拉伯国家有有过之无不及的种族歧视政策,尤其是针对犹太人。但犹太复国主义是建立在道德高低基础上的,以色列是为了纠正对种族主义和社会不公而建立的,别人的荒唐不是开脱自己的错误的理由。事实上,西方社会把以色列看作西方民主和人权社会的延伸,不能接受以色列在民主和人权上的双重标准,以色列的作为成为西方世界的羞耻,对以色列的批评和指责正是出于这样的理由。

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没有公民权,但依然要服从以色列的管制,遵守以色列的法律的政策。如果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不属于以色列,那以色列的长期占领就是非法的,在以色列军队的保护下向这些地区的移民和建立定居点更是非法的,是彻底的殖民主义行径。如果巴勒斯坦是一个独立国家,以色列对巴勒斯坦政府的作为不是政府之间的做法,而是警察和黑手党之间划地为牢的做法。

南非种族主义政权长期以阻止共产主义在南部非洲的蔓延为自己辩解,苏东波后这个理由不再存在,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只好黯然收场。以色列以阿拉伯民族的敌对和阻止伊斯兰极端势力的蔓延为自己辩解,这个理由看来在很长时间内依然成立。以色列的种族隔离政策会继续延续很长时间。由于一切都归结于民族自卫,犹太人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所作所为理直气壮。相比之下,南非白人即使在种族主义政权全盛的时代,内心也是有愧的,从来都不那么理直气壮。这也是以色列种族隔离政策将延续很长时间的另一个原因。

事实上,犹太复国主义即使在在宗教情结很重的犹太人中间也有异议。犹太教的说法是,圣经固然说犹太人最终将在上帝的帮助下回到锡安,但用人间的武力来实现回到锡安,这是对上帝的不恭。犹太人不能用武力使犹太人整体升入天国,塔尔慕德规定犹太人必须服从本地的政府而不能叛乱,犹太人更不能通过自己的罪孽来推延救世主的降临。不过,这在犹太人中是少数,而且仅限于阿希肯纳齐犹太人,在赛法迪犹太人中绝少这样的思想,所以这样的反犹太复国主义或许是社会性或者心理性的,而不是宗教性的。

更使以色列和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力量焦虑的是,反犹太复国主义的思潮开始在西方学术界和舆论界悄悄兴起。美国前总统、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卡特著书《巴勒斯坦:要和平,不要种族隔离》,从道德高度上对以色列的种族隔离政策进行了严厉批判,在西方舆论界引起轰动。南非的黑人图图大主教也顶着犹太游说集团的巨大压力,强烈谴责以色列的种族主义政策。面对卡特,犹太复国主义的辩护士们还可以大肆指责,批评政治家本来就是“天赋人权”。但面对德高望重的图图大主教,这一次轮到犹太人敢怒而不敢言了,只能用误解误导来开脱。

著名的美国政治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西默是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倡导者,所著的《大国政治的悲剧》在政治理论界引起极大的重视,被称为继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之后的又一重大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右翼新保守主义的理论基础。米尔西默和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著名教授沃尔特合作,发表了《以色列游说集团和美国外交政策》一文,指责犹太游说集团不顾美国利益,左右美国外交和安全政策。文章原为美国的主要外交政策刊物《大西洋月刊》的特约稿,但编辑部在犹太游说集团的巨大压力下,竟然撤回预约而拒绝刊载。上层精英如米尔西默和沃尔夫也只好转而到《伦敦书评》发表,依然引起轰动。两人再接再厉,在一年后将文章扩充成一本500页的书,一举成为今年《纽约时报》书评的最畅销书,并在网上书店亚马逊里成为仅次于最新的哈里波特之后的最畅销书,这是耐人寻味的。

米尔西默和沃尔夫指出,以色列对美国已经不是战略资产,而是战略负担。以色列无法保护美国在中东的利益,相反,美国一直在无条件地保护以色列的利益,并为此付出政治和道义上的巨大代价。在近年美国的历次中东战争中,虽然以色列积极求战,但美国每次都必须和以色列保持距离,以保证美国的总体政治目标不致受到损害。美国所遭受的恐怖主义袭击和美国在穆斯林世界所受到的憎恨在很大程度和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有关。即使像伊朗核威胁这样的问题,如果不是以色列的关系,美国也本不是目标。支持弱者不是理由,以色列的军力在67年六天战争之前就每次都击败阿拉伯人,而那是美国援助到来之前的事。以色列的民主和人权并不是美国人所理解的那样,其种族隔离的作法是违背任何民主和人权国家的宗旨的。对过去的虐犹罪行的补偿一说也不成立,巴勒斯坦人和虐犹没有任何关系。书中列举了大量以色列游说集团不顾美国利益,操纵舆论,操纵美国外交和安全政策的例子,并指责以色列游说集团为了以色列的利益而不顾美国利益,借用白宫和五角大楼里新保守主义力量之手,将美国拖进了伊拉克战争,将叙利亚和伊朗列入进攻目标也是同出一辙。

如果说卡特的道德批判是从左翼自由派的立场出发,那米尔西默和沃尔特就是从右翼保守派的现实政治出发的。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方面的重磅炸弹对打破在美国和西方在反以色列言论禁区上起到极大的作用。以色列和犹太复国主义不仅被褪下了道德高地的华彩衣甲,而且其现实政治层面上对美国和西方的危害也被提上台面。

伊斯兰教义对反犹太复国主义当然也是一个因素。按照伊斯兰教义,犹太人和基督徒是dhimis(意为“经书上的人”),他们收到伊斯兰律法的保护,但他们属于二等公民。在伊斯兰的土地上反客为主,以犹太人律法主导社会,无疑是蔑视伊斯兰的权威,这是不可容忍的。然而,伊斯兰教和古兰经本身不能说是反犹的。即使按照犹太学者的定义,反犹主义不是一切对犹太人的批评和指责,而是把犹太人单独列出来作为批评和指责的对象,而不顾同样的批评和指责也适用于其他族群,这才是反犹主义。作为一神教,古兰经当然把安拉和伊斯兰的教义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所有其它宗教(包括基督教和犹太教)都是“歪门邪道”,不信安拉的人都是该斥责的。从这一点来说,谈不上反犹不反犹,伊斯兰对所有异教都是一视同仁的。和基督教的圣经不同,古兰经提到犹太人并不算多,对犹太人有褒有贬,但都是对具体的犹太人群体而不是针对泛泛的犹太人民族。像基督教一样,伊斯兰教也把犹太人分为“好犹太人”和“坏犹太人”,甚至语言和故事都和圣经新约相似。“好犹太人”也是可以上天堂的。对古兰经断章取义的解释当然有,基督教中也有这样的情况,这不能算是伊斯兰教反犹的证据。由于耶稣只是伊斯兰教中的圣徒之一,伊斯兰教义对犹太人出卖耶稣并不像基督教那么义愤填膺,所以犹太人也没有了背叛耶稣的原罪。相反,基督教认为自己是犹太教的继承,上帝与世人的契约由《十诫》转译到耶稣,所以基督教和犹太教有对教义的正统性的争论。伊斯兰教没有这个问题。在伊斯兰教义里,古兰经是作为犹太人塔纳卡(Tanakh)和基督教圣经的原版,塔纳卡和圣经是后来人玷污和扭曲的伪作,所以也没有正统性的问题。

由于基督教把犹太教的经书塔纳卡(Tanakh)作为圣经旧约,犹太人的内容在基督教中占十分重要的地位。不知道是否出于犹太人对正统性的争议,基督徒对犹太人有一种莫名的诡异或者恐惧。但是在历史上,伊斯兰教没有把犹太人像基督教那么当一回事,犹太人只是“经书中的人”的一部分。犹太人拒绝教化,但信仰坚定,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受到赞扬,比如著名的阿拉伯文学巨著《一千零一夜》里就有这样的叙述。即使犹太历史学者也承认,历史上伊斯兰教对犹太教的压迫远不及基督教,犹太人在伊斯兰世界除了要遵守伊斯兰律法和服从伊斯兰权威以外,基本上可以自由地生活、工作,基本不受强迫改信宗教、放逐或者杀戮的威胁。伊斯兰主导的西班牙摩尔人时代是犹太文化的黄金时代。伊斯兰世界当然也有压迫犹太人的事,但伊斯兰世界对犹太人的态度基本上和旧时代对待外乡来的流浪手艺人没有太大的两样,是容忍和利用的对象,气不顺的时候自然会拿他们出气,但只要不挑战本乡人的权威,就不是刻意迫害的对象。强迫改信伊斯兰教的事情当然不是没有,西班牙犹太人哲学家Maimonides将亚里斯多德的理性哲学和犹太教的教义相结合,给犹太叫引入了理性思辨的成分,对犹太教和犹太文化起到极大的作用。但在日渐原教旨主义化的穆斯林政权压力下,被迫改信伊斯兰教。但不久后,出逃到埃及,并公开恢复他的犹太教信仰。埃及当局基于伊斯兰律法,要对叛教的Maimonides处以死刑,但在阿拉伯历史上最伟大的征服者萨拉丁的宰相的亲自说情后,留了一命,理由是对伊斯兰的改信是不能强迫的。这也成为后人对不能强迫异教徒改信伊斯兰教的先例而遵守。古兰经中,穆罕默德曾有过对犹太人的严厉斥责,但那也是有原因的。穆罕默德在多神教的阿拉伯世界中宣传合犹太教、基督教同源的一神的伊斯兰教,古兰经被认为是上帝和子民的契约的真本,塔纳卡和圣经则是被篡改的赝品。但穆罕默德依然把犹太人和基督徒作为天然的盟友,期望他们自然地接受包容并取代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伊斯兰教。当麦加的犹太人出于宗教和政治原因拒绝接受伊斯兰教时,穆罕默德当然很生气,愤怒斥责之,后果很严重,在今天被断章取义地用作伊斯兰教在本质上反犹的证据。事实上,圣经新约中,耶稣对拒绝接收他的教诲的犹太人也是同样愤怒,也是同样地斥责,但不能因此说基督教救世本质反犹的。

反犹主义是来自欧洲的舶来品,最先是奥斯曼帝国从治下的希腊东正教那里过来的,后来则是19世界来到中东的欧洲传教士传来的。19世纪也正好是阿拉伯民族主义和犹太民族主义初兴的时候,反犹主义最先为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阿拉伯基督徒所接受,然后才“伊斯兰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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