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锡安之路—犹太人回归以色列的心路历程（三）

三、非我族类

宗教教义的辩论对于绝大多数还是文盲的天主教信众甚为遥远，除了教会的开导外，广大信众还是认定简单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作为欧洲最大的坚持独特的风俗习惯、宗教和语言的少数民族族群的犹太人，一般民众的反犹情绪与其说是宗教的，不如说是世俗的，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

除了正统的教义，带宗教色彩的迷信和以讹传讹也为犹太人安上更多的罪名。圣经新约中，耶稣死而复活之后，允诺会再回人间，将信众带往天国，这就是圣经上的第二次显灵（Second Coming）。一些人相信犹太人拒绝接受耶稣才阻碍了耶稣的第二次显灵的结论，犹太人被放逐出以色列是因为他们的罪孽，上帝要通过犹太人的苦难向世人证明忤逆上帝的后果，因此惩罚犹太人就变成替天行道，这些都加剧了欧洲的反犹主义。民间流传犹太人和魔鬼和秘密契约，犹太人因此得到邪恶的魔力，中世纪肆虐欧洲几乎夺去一半人口生命的黑死病流行期间，犹太人下毒或施行邪恶魔法时人得病的谣传更是风行，不少犹太人因此在暴力中丧生。关于犹太人偷吃基督教视为神圣的用于圣餐仪式的圣饼和圣酒（host desecration），把基督徒（尤其是儿童）的鲜血用于秘密的犹太邪教祭祀（blood libel）的以讹传讹，更增加了普通人对犹太人的憎恨。

基督教教义不准基督徒从事高利贷生意，但社会对借贷的需要切实存在，犹太人就这样被半推半就地推进了“注定要下地狱”的高利贷生意，这是犹太人从事金融业的开始，也是对犹太人贪婪、无耻的印象的开始。千百年来在夹缝中求生存、在敌对环境中保持民族特质的经历，使犹太人长于在有权有势的人中周旋，长于阳奉阴违。犹太人也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在从耶路撒冷放逐出来伊始，远在巴比伦的犹太教拉比代表大会就决定，不管在世界何方，所有成年犹太男人必须认字，好在没有拉比的情况下，自己在家研习《塔尔慕德》。和当时文盲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非犹太人相比，犹太人的识字率和文化水平自然就要高很多。尽管在宗教上受到歧视，犹太人的文化水平还是使他们在欧洲各国朝野普遍担当管帐和收税的职责，但在民众的眼里，这些外来的犹太人靠阿谀奉承、欺上压下得到的，这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狗腿子”的活既遭人妒又遭人恨。犹太人很早就有经商的天才，被放逐后飘荡天涯，反而使犹太人的聚居点在罗马帝国结成星罗棋布的网，方便了经商，特别是从当时依然蛮荒的欧洲到高度发达的东方的商路。被歧视的犹太人不得担任公职，不得拥有土地，经商和手艺也有很多限制，只有裁缝等少数行业容许犹太人经营。犹太人被挤入税务、放贷、当铺、旧货等行业，但被依靠土里刨食的一般民众看作牟取暴利、不劳而获，这是普通百姓将生活中的艰辛迁怒于犹太人的重要原因，也是欧洲反犹主义的社会基础。犹太人相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是上帝派驻人间、给人间带来光明的，这种优越感和外界环境的压迫，使在异国他乡的犹太人自然地抱成一团，往往将对犹太民族的忠诚置于对当地族群的忠诚之上，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犹太人的不信任和排斥。

欧洲的王公贵族对犹太人则是既利用，又排斥。王公贵族也有需要借钱的时候，犹太钱商那里自然是有求必应。王公贵族需要人管帐收税，让犹太人收税官去面对怨气冲天的百姓，既转嫁百姓的怒气，又不影响百姓对王公贵族的忠诚。有的时候，王公贵族索性煽动反犹情绪，当温度炒作到一定程度时，驱逐犹太人，剥夺犹太人的财产，或者假意网开一面，收取贿赂，既壮大了自己的腰包，又转嫁了百姓的怒气，还凝聚了人气。这是欧洲反犹主义的政治基础。十八世纪中叶，奥地利女大公玛利亚·特蕾莎（Archduchess Maria Theresa）命令将所有波希米亚的犹太人驱逐出去，但很快就收回成命，犹太人被容许“暂免”驱逐，但是要每十年交一次赎金，被人戏称“女王的私房钱”。

伊比利亚半岛的赛法迪犹太人在摩尔人入侵前后的独特经历加深了人们对犹太人的偏见。赛法迪犹太人和早期伊比利亚的西哥特（Visigoth）人大体是和平共处的。尽管有埃尔维拉教会颁布的反犹教令，教会在罗马帝国西端的影响尚未强大，所以实际影响并不太大。公元6世纪时，统治伊比利亚的西哥特人开始信奉基督教，犹太人的日子开始不好过。公元8世纪时，在西哥特人的内斗中弱势的一支的内应下，信奉伊斯兰教的北非摩尔人入侵伊比利亚，很快席卷了除阿斯图里亚斯王国（今西班牙西北）以外的整个伊比利亚半岛，并向法国扩张，但在图尔之战（也称普瓦蒂埃之战）被“铁锤查理”（Charles Martel，后来建立神圣罗马帝国的查理曼大帝的祖父）大败，伊斯兰势力最终被挡在比利牛斯山（Perennes）以南，建立西南欧历史上著名的安达鲁斯（Al Andalus）王国。摩尔人对犹太人比较宽松，犹太人将入侵的摩尔人看作救星，主动帮助摩尔人征服西班牙。犹太士兵和摩尔士兵一起守卫已经征服的伊比利亚城市，犹太商人、医生、律师帮助重建社会秩序，犹太官员帮助管理被征服地区，犹太人宰相Hasdai ibn Shaprut甚至写信给拜占庭王室，要他们善待治下的犹太人，作为交换，他也会善待安达鲁斯的基督徒。安达鲁斯在中世纪是欧洲文明的一盏明灯，其灌溉、通商、文化远远领先于希腊罗马文明已经失传的欧洲。翻译成阿拉伯语的古希腊文献在安达鲁斯被翻译成希伯来语，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的古希腊文献又背进一步翻译成拉丁语，成为文艺复兴的思想食粮。犹太人文化程度高，此时改学阿拉伯语，自然成为文献翻译的主力。这是犹太人的黄金时期，不光伊比利亚的犹太人得益，世界其他地方的犹太人也纷纷移居伊比利亚。这也是被逐出耶路撒冷后犹太教唯一一次对基督教居高临下的时候，犹太人甚至试图劝使基督徒改信犹太教。然而，伊比利亚的犹太人颇为势利，不屑与下层人民为伍，这不光加宽了宗教和种族的隔阂，也加宽了社会隔阂。犹太人的好日子不长，基督教势力对伊比利亚的“再征服”（Reconquista）从摩尔人一落脚就开始了。随着基督教势力的反攻，摩尔人节节败退，北非的倍倍尔人（Berbers）乘虚而入。倍倍尔人没有摩尔人那么宽容，犹太人面临要么送命、要么改信伊斯兰教的选择，纷纷逃往北方的基督教地盘。为了牟取较好的待遇，很多犹太人改信基督教，但背地里依然秘密信奉犹太教，这些人被称为Marrano。在基督教力量夺回穆斯林的城镇时，犹太人的阿拉伯语知识和专业技能又得到重用，但犹太人的对国家和对基督教的忠诚受到怀疑。犹太人试图用重金收买贵族的保护，但一些人一旦受到保护就公开放弃基督教、回归犹太教，这进一步激发天主教徒为主的民众的不满，导致了西班牙和葡萄牙宗教裁判所的产生，激发更严重的宗教迫害，更多犹太人遭到屠戮和驱逐，其中很多是已经改信基督教但对信仰的忠诚受到怀疑的犹太人。犹太人破财而没有能够免灾，还换来了一个狡诈、势利、贿赂、不忠的恶名。

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奥斯曼帝国的犹太人，为了生存而在公开场合下改信伊斯兰教，但私下里依然信奉犹太教，这些人被称为Donmeh。奥斯曼帝国垮台时，一些巴尔干（尤其是现属希腊的萨洛尼卡地区）犹太人重新亮出其犹太人身份，希望避免被作为穆斯林遣返。土耳其建国元勋开末尔的“青年狮子”组织内，有一些人就是Donmeh，对后来土耳其军方和以色列的深厚关系有极大影响，这也被土耳其的一些穆斯林民众看成潜入统治集团内部的颠覆，对土耳其-以色列的长远关系或许会有影响。

十字军是以收复耶路撒冷为号召的，但十字军的成员很多是饥苦的暴民，希望在神的佑护下，从东方的“野蛮人”那里劫掠财富，宗教狂热正好为贪婪提供了正当的门面。历次十字军东征中，常常还没有抵达圣地，沿途的犹太人就先遭了殃，以至于梵蒂冈教廷都看不下去，颁布敕令禁止，可是为时已晚。在十字军之前，犹太人差不多垄断了和东方的贸易。十字军之后，基督徒也开始进入和东方的贸易，犹太人的存在就开始碍事，犹太人的经商范围就受到进一步的限制。

罗马帝国覆亡后，以《查士丁尼法典》为代表的罗马法被抛弃，但对犹太人的歧视还在继续。1215年的第四次拉特伦大主教会议（Fourth Lateran Council）就规定，犹太人必须在服饰上标明自己的犹太人身份，或者是黄色的犹太人六角星标记，或者是犹太人的长袍，或者是犹太人的小帽。在中世纪，特定服饰可以是显赫的象征，也可以是歧视的表现。贵族、骑士有自己的纹章、族徽、绶带、袍色，别人不得乱用，但麻风病人、“改邪归正”的异端邪说者、妓女也有自己的特定服饰作为标识，不可不带。由此，犹太人的特定服饰就有了歧视的意味，但是久而久之，有些特定的服饰反而成为犹太人传统的一部分。

中世纪时，很多城市的犹太人被要求聚居在城市内由围墙或自然屏障圈起来的指定区域，称为ghetto。法兰克福在1423年已经有了强制性的犹太人聚居区，但1516年的威尼斯ghetto首次使用ghetto的名称，。1555年，教皇保罗四世在罗马建立了罗马的ghetto，此后欧洲主要城市都建立了ghetto。各国ghetto的限制不一样，但一般都限制犹太人在夜间外出，在特定的基督教节日期间，犹太人也不得外出。

德意志30年战争后，欧洲列强签订了威斯特法利亚和约，民族国家和主权的概念开始形成，这是一个“营造民族”（nation building）的时代，人们开始强调民族国家内共同的语言、传统和文化，民族自豪感和对国家的认同油然而生。相对于疆界由战争和皇族的继承来决定的帝国时代，这是对人文主义的一种肯定。不幸的是，这也是种族主义的开始。很多国家在建国初期并没有统一而明确的民族概念，像法国大革命期间，只有不到一半的法国人说法语；19世纪意大利实现统一期间，说意大利语的人更少。语言和教育成为在文化上统一一个民族的主要手段。但是犹太人坚持自己的语言、传统和文化，拒绝融入主体民族之中，被看作异己，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成为以种族歧视为特色的反犹主义的思想原因。

文艺复兴和法国大革命为欧洲政治舞台吹来一阵清风，在思想领域里，就反映为启蒙运动。政教分离、人权、平等、自由、民主、法制的概念都是在这个时候开始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排头兵拿破仑率领大军，兵锋所指，封建势力如摧枯拉朽。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代枭雄拿破仑最伟大的贡献不是累累军功，而是建立拿破仑法典，用法律保障了启蒙运动中的自由、平等思想。拿破仑所到之处，犹太人ghetto被拆除，宗教自由得到保护，弱势族群（包括犹太人）获得平权。这被称为犹太解放运动（Jewish Emancipation），犹太人在背放逐出圣地后，第一次在历史上获得平等地位。法国大革命后，法国以外的欧洲各地的ghetto也纷纷被拆除，犹太人可以和本地居民自由杂居，直到纳粹上台。与此同时，欧洲经济由农业化向工业化发展，欧洲社会也由乡村化向城市化发展。犹太人本来就聚居城市，从事工商业，走出ghetto的犹太人和进入城市的主流社会发生了冲突，这是一种族歧视为特色的反犹主义的经济和社会的原因。

18、19世纪的欧洲浪漫主义运动是对启蒙运动倡导的理性主义和文艺复兴后依然遗留的贵族式的谨严的一种反叛。浪漫主义崇尚英雄主义，强调情感和乡土。这是一个伟人辈出的时代，歌德一部《少年维特之烦恼》把欧洲少男少女和伪少男少女们整得神神叨叨的，诗人拜伦、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小说家雨果、司当达尔，画家德拉克洛瓦，作曲家贝多芬、门德尔松、肖邦、舒伯特、舒曼都是这个时代的浪漫主义巨匠。瓦格纳作为浪漫主义音乐的大师之一，热衷于将德国民间传说升华为德国精神的精髓，并从中寻找音乐的灵感。瓦格纳以恢宏、华丽的歌剧著称，但瓦格纳的反犹立场，使瓦格纳的音乐至今仍然在以色列受到抵制。瓦格纳的文章《音乐中的犹太人》（Das Judenthum in der Musik）不遗余力地攻击同时代的犹太裔德国作曲家门德尔松和Meyerbeer（专长歌剧），力图证明犹太人在秉性和人格上的缺陷，以此来证明犹太音乐家不可能谱写出优美、深刻的音乐，瓦格纳的歌剧人物中的一些反角也被认为影射犹太人。瓦格纳坚信亚利安人种的优越性，他认为将犹太人从堕落中挽救出来的唯一途径是消灭他们，尽管现在有人争辩这是对瓦格纳原意的误读，因为瓦格纳同时热衷于对犹太人的同化。希特勒对瓦格纳极为推崇，指令纳粹高官取听瓦格纳音乐会，并要求在那些大而无当的纽伦堡纳粹集会前奏瓦格纳的音乐。但在生活中，瓦格纳却有一些终身挚友是犹太人，像慕尼黑的音乐指挥Hermann Levi不光受邀指挥了瓦格纳最后一部歌剧《帕西法尔》，还获得被邀请在瓦格纳的葬礼上肩扛棺椁的殊荣。

文艺复兴之后，人们崇尚科学思考，伪科学也与之俱来。出于种种政治目的，优生学被用来人为地促进人种的优存劣汰。社会达尔文主义也以科学的面目，营造“超人”，赞扬人间的弱肉强食，鼓吹不能保卫自己的种族就没有生存的权利，不应该挤占优等种族的生存空间。由于犹太人主要在族群内近亲通婚，犹太人容易患有某些遗传病和血液病，这被用来证明犹太人是劣等民族。甚至犹太人的外貌特征（如鹰钩鼻、大下巴、大胡子、棕黑头发）也被用来和“优美”的亚利安人相比，作为犹太人的劣等性的证据。犹太人的团结和排外也使犹太人成为阴谋论的受害者。沙俄秘密警察为了国内政治需要，伪造了《犹太长老训令》（The 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指责犹太人阴谋在世界上散播道德败坏和制造无政府主义，控制世界舆论以达到洗脑的目的，控制世界金融以操纵国计民生，通过虚假的自由和民主而控制世界。这份伪作日后被作为真实的历史文件广为流传，至今仍然是反犹主义的主要证据之一。俄国在布尔什维克革命成功之后，积极宣传革命输出，很多欧洲犹太人也倾向社会主义，希望通过社会主义来达到社会平等，改善犹太人的地位，这样的政治倾向也被看作犹太人企图控制世界的一个实证。

犹太人从事金融业由来已久，但19世纪的罗斯希尔德家族成为犹太人金融实力的象征。迈耶·罗斯希尔德（Mayer Amschel Rothschild）于1844年出生在德国的法兰克福，在法兰克福经营钱庄成功后，将5个儿子派往5个重要欧洲城市：伦敦、巴黎、维也纳、法兰克福、那不勒斯，建立起一个庞大的金融网络，首创国际金融业务。在1813-1815年拿破仑战争期间，罗斯希尔德家族的银行为英国的战争开支提供划账服务，极大地帮助了惠灵顿公爵及其军队在欧洲大陆的战争行动，罗斯希尔德家族也在这中间获得丰厚的利润。出于庞大的国际金融业务需要，罗斯希尔德家族在整个欧洲建立了一个巨大而迅捷的信使网络，常常在所有人之前得知欧洲各地的消息。在滑铁卢战役期间，所有人都在观望罗斯希尔德的动作，希望从中看出战场上的端倪。滑铁卢战斗刚结束，人们对战场上的胜负还不清楚，但罗斯希尔德开始大量出手手头的股票，人们猜测英国输了这场决定性的战斗，纷纷大量抛售，股价全面暴跌。此时罗斯希尔德再次出手，全面吃进。等人们终于醒悟过来惠灵顿赢得了这场历史性的战斗时，罗斯希尔德已经赚得钵满盆溢了。罗斯希尔德家族日后在欧洲的工业化中用投资起到关键作用，很多国家的铁路甚至苏伊士运河都有罗斯希尔德家族银行的份。巨大的财富和影响为罗斯希尔德家族赢得了欧洲皇室的青睐，5兄弟都被封为男爵。在欧美的公开上市银行主导金融市场之前，罗斯希尔德家族的银行在世界金融界里一言九鼎，罗斯希尔德的名字成为财富的象征，自然，作为犹太人，罗斯希尔德家族也成为反犹主义阴谋论的牺牲品，成为犹太人阴谋控制世界的又一个实证。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国内充满动荡。自由主义的魏玛政府软弱无力，社会主义思潮盛行，工运学运兵运此伏彼起，老兵们贫寒交加，举国对“在背后被捅一刀”导致一战失败充满愤怒，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社会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充满恐惧和仇恨，急切希望恢复旧日的社会秩序。希特勒的纳粹主义以强势姿态，在经济上推行无失业和政府开支拉动经济的政策，在军事上重整军备，在政治上镇压左翼，在思想上鼓吹亚利安民族的优越性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领袖”的大日耳曼主义，在经济上富可敌国的犹太人成为不忠于大日耳曼主义、“在背后捅一刀”的卖国贼，成为德国经济的寄生虫、吸血鬼，成为挤占优越的亚利安人生存空间的劣等的“蹲着茅坑不拉屎”者，最终成为“最终解决”的受害者。犹太人的苦难达到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