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大明：试析美国共和党的“特朗普化”

自美国总统特朗普执政以来，进入重组阶段的美国共和党呈现立场极端化与反建制倾向的所谓“特朗普化”态势。这一新态势的原因包括当前美国负面民意持续发酵、共和党政治周期变化以及特朗普本人的总统优势。具体而言，“特朗普化”在选举意义上塑造出了一定规模的“特朗普选民”和“特朗普候选人”，但并未在执政与决策意义上彻底主导共和党，甚至“特朗普化”更像是完全可以与特朗普本人无关的共和党整体持续极端化历史趋势的一种新体现。同步重组的民主党也呈现出在女性和少数族裔等意义上的“身份认同化”态势，并与共和党的“特朗普化”共同加剧了美国政治严重撕裂、对立隔绝、无法妥协的“部落化”趋势。

在2018年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的共和党初选中，唐纳德·特朗普对参选者支持与否已成为左右选情的关键因素之一。特朗普在共和党选民群体中保持了历史较高的支持率（基本在80%以上），对任何在保守州竞选的共和党人而言，总统的影响无疑意味着一切。有统计显示，截止到2018年9月4日，得到特朗普公开背书的50位各层次共和党参选人中只有两位最终与党内提名失之交臂。甚至一些鼓吹白人至上的“另类右翼”（Alt-Right）参选人也能在特朗普的力挺下顺利斩获提名。相反，由于公开反对特朗普执政议程而招致他抵制的某些资深共和党人在初选中惨败，导致一些与特朗普保持距离甚至批评他的共和党人不得不及时改弦更张，换取总统背书，才获得本党提名。

特朗普对共和党初选结果的关键影响，被舆论称为“特朗普效应”。在此效应驱动下，共和党及其参选人似乎也愈发“比特朗普更特朗普”起来。或者说，作为一个政治圈外人，特朗普不但超出很多人意料地当选总统，而且似乎很快“接管”了共和党。于是，关于共和党所谓“特朗普化”的说法渐渐浮出水面。那么，到底什么是共和党的“特朗普化”？共和党在多大程度上存在所谓“特朗普化”的态势？原因何在？“特朗普化”是否只是共和党的现象？民主党是否出现了类似现象？共和党的“特朗普化”揭示出美国政党政治怎样的前景与趋势？基于特朗普执政将近两年来的美国政治现实特别是2018年中期选举选情走势，本文尝试回答上述问题。

一、共和党“特朗普化”的现象与成因

在美国政治史上，以总统等重要政治人物来命名政党政治发展关键阶段或政党内部不同派系的情况并不鲜见。前者如1828年主导形成现代民主党的所谓“杰克逊民主”（Jacksonian Democracy）、20世纪80年代重塑共和党的“里根联盟”（Reagan Coalition）以及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帮助民主党获胜的“奥巴马联盟”（Obama Coalition）等；后者具有代表性的说法当属“洛克菲勒共和党”（Rockefeller Republican）即20世纪50-70年代残存在共和党党内的温和派力量。相比而言，所谓“特朗普化”却更像是一种兼具这两种传统意涵的杂糅表达，即一种以完全不同于共和党传统或者在党内并非主流的、反建制派的力量及其相对极端的政策立场引领共和党政党政治的趋势。

一方面，共和党的“特朗普化”意味着特朗普正在重塑共和党基层选民的主导理念。正如前文所述，特朗普从彻底的非共和党精英，通过一次胜选就成为了在共和党选民中拥有历史同期较高支持率的政党领袖。如此惊人转变的关键就在于特朗普对共和党基层民众的巨大吸引力，或者说是对于基层选民理念的强大塑造力。一项基于问卷调查的研究显示，自特朗普上台以来，更多共和党选民倾向于把在传统意义上最具保守倾向、客观上也具有保守立场投票纪录的国会参议员弗雷克或者本·萨斯（Ben Sasse）视为温和派，反而将具有相对温和投票纪录的杰夫·塞申斯（Jeff Sessions）理解为国会参议院中曾经的最保守者之一。究其原因极可能是，共和党选民已开始将政治人物是否支持、捍卫特朗普当作评价其在政治理念上是否足够保守的关键指标。于这就意味着，特朗普带给共和党的或者正在强化的共和党内部原本存在的某些理念，正逐步取代传统保守主义而成为共和党基层选民的主导意识形态。当然，在这种“重新定义”加剧的情况下，特朗普能够提供或强化的理念事实上至今仍并不全然清晰，大概方向应为本土主义（nativism）或民族主义（nationalism），但如果共和党基层选民最终接受了特朗普带来的新定义，也就势必意味着共和党将沿着特朗普所引导的方向前进。

另一方面，共和党的“特朗普化”意味着共和党不断涌现出一些在理念上支持、在风格上效仿特朗普的政治人物。这一趋势显然与特朗普“重新定义”基层选民的主导理念相呼应：要在某些特定选举中迎合正在变动中的保守主义理念，自然要支持特朗普、乃至“比特朗普更特朗普”。

这方面的“特朗普化”主要表现为某些共和党政治精英的极端化与反建制倾向同步加深。以2018年州长选举为例，在22个非在任共和党州长谋求连任州的共和党初选中，至少有9个州的共和党州长提名人不同程度地符合这一趋势。而在14场在任共和党州长谋求连任的选举中，也出现了没有得到特朗普背书的建制派州长在初选中被特朗普支持的反建制派挑战者击败的罕见情形。相应的趋势也发生在2018年国会参议员选举的共和党提名当中。全部28个非在任共和党人谋求连任的国会参议员席位中，至少在7个席位上共和党提名了不具备从政经验的商人，而至少在9个席位上共和党人是因公开支持特朗普及其政策才得以赢得提名的。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态势虽然与特朗普的背书关系密切，但也存在特朗普并未直接介入的情况。这就意味着，特朗普在共和党初选中的影响未必是直接的。

在基层选民和政治精英两个联动层面上的“特朗普化”背后隐含着较为复杂的成因，美国负面民意持续发酵、共和党进入重组周期以及特朗普操纵总统政治优势等因素的交互作用至关重要。

第一，促成特朗普当选的民怨情绪不但没有明显缓解，反而愈演愈烈，为“复制”特朗普的成功创造了充分的动机与市场。2016年大选被认为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美国多层次民怨情绪的一次集中宣泄。美国民众特别是中下层群体经受着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对国家现实困境不满，对美国政治精英的毫无作为深感失望，于是特朗普所鼓吹的所谓“本土主义”极端主张及其“反智主义”的反建制倾向得以大行其道。于在特朗普执政将近两年的今天，经济与就业、移民改革、全民医疗、枪支管制等仍被公众认为是国家急需尽快处理的议题。两党政治人物在这些议题上却依然势如水火、毫无实质进展可言，特朗普的“本土主义”因为迎合民怨情绪而延续了确保共和党竞争性的关键号召力。同时，也正是由于民怨情绪的继续累积，民众对华盛顿精英的信任度持续低迷，进而也就自然发酵出不断涤荡共和党政治精英群体的反建制倾向。需要说明的是，共和党基层选民对华盛顿建制派精英的长期不信任，并不包括对原本应该作为华府政坛“最大建制派精英”的特朗普总统的不信任。事实上，入主白宫的特朗普仍以特立独行的执政风格最大程度地在选民面前保留了反建制派标签、保持了“特朗普化”的带动效应。

第二，特朗普所带来的基层选民理念和政治精英立场的变化符合长期以来共和党在理念上持续极端化的特质，也是共和党步入新一轮重组阶段的标志。相比于民主党而言，共和党往往被认为是更为明显受到理念与意识形态驱动的政党，即通常以新理念或对保守主义的新解释来实现政党生态的演变，从而赢得选举、获得权力。这就是“茶党”势力在共和党内部崛起或者反建制倾向在共和党内部更为活跃的原因之一，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共和党更易受到特朗普的立场与风格影响即“特朗普化”的总体判断。同时，从共和党理念变迁角度看“特朗普化”，还需要在两个层次上加以说明。其一，“特朗普化”迎合甚至强化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共和党持续极端保守化的历史方向。由于在新政背景下民主党长期对国会两院的主导，共和党内部相应地爆发了路线之争。在将着重政策平衡的温和派描述为“执政或毁灭”（rule or ruin）之后，以196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及其“新保守主义”的崛起为关键节点，共和党保守派不断积蓄力量，并在1994年夺回了国会众议院多数。这种保守化冒进被描述为“执政并毁灭冶，即虽然可以通过迎合并激化党争而赢得更多席位乃至白宫，但却失去了谋求共识并推进务实立法的政治空间，只能沦为以党争为动员工具、巩固部分选民基本盘的极化政党。”换言之，“特朗普化”完全是共和党历史轨迹的接力式延续。其二，在“特朗普化”与共和党极端保守化并轨的同时，特朗普的当选也意味着共和党政党重组拉开大幕。特朗普及其“本土主义”为共和党吸引到了对于其执政至关重要的蓝领中下层白人群体，从而引发了共和党在关键基层选民和“区域主义”意义上的重组。而即便是在共和党总体态势欠佳的2018年国会众议院选举中，共和党可能从民主党手中夺回的有限几个席位（如宾夕法尼亚州第十四选区、明尼苏达州第一选区以及第八选区）仍多为蓝领中下层白人群体聚集区域。这也说明了特朗普及其“本土主义”效应仍在发酵，“特朗普化”在选举意义上对共和党仍至关重要。

第三，作为在任总统的特朗普具有充分权力空间对共和党实现最大化塑造。与美国政治史上各类意识形态的崛起相比，“特朗普化”从一开始就拥有着颇为鲜见的起点——由美国总统来推动。事实上，在美国总统政治及共和党政治的历史当中，与特朗普具有某种相似度者有二，即1940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温德尔·威尔基（Wendell Willkie）和1964年的戈德华特。前者不仅也是缺乏政治经验的商人，而且同为在当年共和党党内竞争者中唯一的标新立异者，只是其国际主义主张最终得到了两党主流的接受。后者所引发的“新保守主义”被认为后来成全了里根的胜利。正如当时那些“戈德华特派”所认为的那样：1964年不是走向总统道路的尽头，而是开始。但这也意味着，戈德华特的影响一定是慢慢沉淀和渗透的积蓄过程。与威尔基和戈德华特的最大不同在于，特朗普获得了选举胜利，并罕见地在毫无组织化准备的情况下就直接“接管”了共和党、掌握了对共和党有主导性的塑造能力，这也是所谓“特朗普化”的一个关键特质。此外，特朗普执政前两年与由共和党占据两院多数的第115届国会所形成了的所谓“府会一致”，是自艾森豪威尔（1953年到1955年期间的第83届国会）以来共和党总统第一次在上台之初的前两年就面对一个本党占据两院多数的完整国会会期的情况。在这种久违的府会关系下，共和党人一定更倾向推进更多立法、兑现更多承诺，进而也就会对在决策中扮演关键引领角色的特朗普总统产生极大的期待。

二、共和党“特朗普化”的限度

不可否认，共和党的“特朗普化”正在基层选民与政治精英两个层面上同步暴露出某些局限性，其最明显的表现是，“特朗普化”在选举意义上似乎相对显著，而在执政与决策意义上却处于极低水平。同时，即便是在选举意义上，“特朗普化”也尚未成为当今共和党的唯一逻辑。

在选举层面，虽然基层选民在民调中表现出对特朗普的忠诚度，但这种对选民主导理念的重塑过程必然耗时良久，而且共和党基层选民也正在发生分化。具体而言，仍旧存在某些传统共和党的基层选民无法接受甚至无法容忍特朗普及其理念与政策，而这种分歧未必能在民调中得到清晰表达。从2018年中期选举的选情上看，在倾向于从共和党转向民主党的国会众议院席位中有很大比重是分布在大城市周边的城郊选区，比如俄亥俄州第一选区、科罗拉多州第六选区或者加州南部多个选区以及新泽西州各选区等。这些地区出现政党松动的关键原因即相对比重较高的受过一定教育的白领阶层白人群体对特朗普极端政策的累积不满。当然，这些不满很难转化为对民主党的支持，但极可能降低这部分群体的投票率，从而也就压低了共和党的胜算。这些区域的变化，说明了在“特朗普化”或者特朗普以总统权势重塑共和党理念时，其基层选民中也存在着反弹乃至反抗。这种分歧在一定程度上也回应了前文中提及的共和党作为理念与意识形态驱动政党定位的“双刃剑”效果：虽然特朗普的理念可以很快对共和党产生重要影响，但也一定会与党内其他理念及其支持群体之间爆发长期的分歧与冲突。

就选举中政治精英的选择而言，进行一场“特朗普化”的竞选也并非唯一决胜之道。或者说，在传统保守州中竞选的共和党人无疑要重视如今在党内支持率颇高的特朗普。这种状态其实不是“特朗普化”，而是一般规律。在一些选区诉求、核心议题乃至个人定位与本党总统及其理念存在一定差异的情况下，任何政党的提名人还是会相应地选择与总统保持某种或近或远的距离，如今的共和党候选人对特朗普也不例外。比如，在犹他州国会众议院第四选区谋求连任的共和党人米娅·洛夫（Mia Love）因为自身的海地后裔身份而公开反对特朗普单方面否认现行移民立法的极端做法。又如，再度获得罗得岛州共和党州长提名的华裔政治人物冯伟杰（Allan Fung）也因所在州相对自由政治氛围的约束而在移民、生命权等议题上毫不掩饰温和立场。于根据布鲁金斯学会初选研究项目进行的截至2018年8月16日的统计，在非共和党谋求连任的国会众议院选举中，只有33.1%的共和党提名人正面提及或支持了特朗普，55.2%的共和党提名人对特朗普只字未提，也算是刻意保持了距离。如此对比，也可以看出共和党所面对的所谓“特朗普效应”并不是“灵丹妙药”，而是在某些特定选区中才有效的竞选战术选项而已此外，还有必要说明的是，即便是“特朗普化”最直接体现的行为，即特朗普本人的背书支持行为，在现实中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最为典型的例子即特朗普对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参选犹他州国会参议员的无悬念背书。罗姆尼在2018年2月16日宣布参选，三天后特朗普就公开表示了绝对支持。这种背书的目的显然是在罗姆尼胜算难以撼动的情况下，提前争取罗姆尼未来在国会中的支持，至少不希望罗姆尼成为反对特朗普的国会建制派领袖。此动机再次验证了“特朗普化”在共和党内部的有限性。更为讽刺的是，在随后4月举行的犹他州共和党代表大会上，包括罗姆尼在内的所有参选人因无一得到60%以上支持而难以确定提名人，而且罗姆尼的得票率竟不敌具有反建制派标签的州参议员迈克·肯尼迪（Mike Kennedy）。这一事实再次说明“特朗普化”是一种可以与特朗普本人态度无关甚至相左的共和党极端化或反建制倾向的整体趋势。当然，面对这种渐强的党内趋势，后续投票中最终赢得初选的罗姆尼也在改变坚决反对特朗普的立场，对特朗普的态度趋于温和。

在执政与决策层面上，共和党的“特朗普化”应该说停留在较低水平。虽然前文提及了第115届国会期间共和党对白宫与国会两院多数的难得控制燃起共和党人的更多期待，但过去将近两年中，府会互动基本上证明了特朗普总统与国会共和党人之间的配合难以令人满意。当然，也有数据显示，国会两院共和党议员在投票中表现出与特朗普较高的立场一致度：截止到2018年9月17日，本届第115届国会参议院中的51位共和党人有49人的立场一致度在80%以上，占96.1% ，241位共和党国会众议员中的231人的立场一致度在80%以上，占95.9%。不过，这种高一致度态势远不足以说明共和党在立法或决策中的“特朗普化”。其一，高一致度更多发生在特朗普对共和党传统议题给予支持的情况下，即并非是共和党“特朗普化”，而是特朗普“共和党化”。比如，生前曾公开抨击特朗普的共和党籍国会参议员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与总统的立场一致度也竟然可以到达83%。这就是说，高一致度本质上是与本党一致，而非与特朗普一致。其二，那些较为有限的非一致议题，往往是特朗普极力推进但在党内尚未形成统一意见的，或者是共和党为了维护政策传统而约束特朗普的议题。前者如移民改革，后者如美俄关系和美对俄罗斯追加制裁等立法动议。共和党议员在这些议题上与特朗普不一致，恰恰是对共和党在决策意义上的“特朗普化”的消极回应。

套用美国政党政治分析的三个基本维度，政党的功能有社会动员、选举及执政。淤在社会动员和选举意义上，共和党的“特朗普化”作为一种趋势无疑是存在的；但在执政意义上的共和党“特朗普化”却尚未呈现出趋势性。即便是在社会动员和选举层次上即基层选民和政治精英两个层面上，“特朗普化”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只有基层选民被特朗普个人特别是其“本土主义”理念影响加深，政治精英才更有可能为了回应选民诉求而自主地“特朗普化”。而这个过程如果得以顺利延续，最终结果应该是在执政意义上（比如在国会两院中）出现越来越多的“特朗普化”的政治人物，进而引出共和党全面的“特朗普化”。这也是前白宫策略师史蒂芬·班农（Steve Bannon）2017年开启的所谓划的终极目标，但该计划的出师不利已足以说明其中的难度。在这个漫长积累的过程中，对共和党特朗普化也更为准确地描述是，共和党内部出现了一定规模的“特朗普选民”和“特朗普共和党人”，但远远没有变异出一个所谓的“特朗普共和党”。特别是在共和党可能2018年中期选举中失去一定席位甚至失去国会（众议院）多数的情形下，共和党内部也正在酝酿更为鲜明地反对特朗普现有政策的声音，进而在政党理念和执政决策层面上“特朗普化”的深入都可能遭遇重大的挑战与逆转。

三、 民主党内相对应的趋势

几乎与共和党的“特朗普化”同步，民主党也正在呈现出某些极端化与反建制倾向。有观点认为，这就是民主党相对于共和党的所谓“桑德斯化”。客观而言，“桑德斯化”与“特朗普化”在各自政党政治发展中所发挥的影响值得比较。

不可否认，在强化本党自由派极端观点，鼓动反建制力量挑战政治精英方面，“桑德斯化”与“特朗普化”可谓异曲同工。甚至与“特朗普化”相似，“桑德斯化”也未必需要桑德斯本人的直接介入。有统计显示，在2018年国会众议院选举层次上，民主党至少提名了158位首次参选的非建制派候选人，其中不乏反建制派立场的表达，但并非所有人都得到了桑德斯本人的背书。这就意味着，“桑德斯化”本质上也是一种与桑德斯本人未必存在密切关联的政党态势。但与此同时，与“特朗普化”正在为共和党提供新理念或强化了共和党内部以往的非主流理念不同，所谓“桑德斯化”在理念意义上只是加速了民主党已有理念冲突的新一轮争夺。特别是在民主党更为强调在不同社会身份群体之间谋取利益统合这一判断之下，党内的理念冲突与嬗变并不会在某一时间段内剧烈发生。

事实上，当人们提及民主党的所谓“桑德斯化”时，其实还存在着更深层次的意涵，即民主党“身份认同化”的加剧，即民主党在性别、族裔等意义上的强化，具体体现为加强对女性、少数族裔乃至性别少数人士人选的招募，以此来提振相应群体的投票率与支持度。而在“身份认同化”加剧的前提下，具有身份认同标签的民主党候选人往往持有类似于桑德斯的激进立场、并具有类似于桑德斯的反建制倾向。比如，就女性候选人规模而言，2018年中期选举在国会参众两院以及州长层次上都创造了历史纪录：分别有22位、235位以及16位女性候选人。其中民主党人的“身份认同化”提供了主动力：分别为15位、183位以及12位，这一规模刷新了美国任何政党在这三个层次提名女性候选人参选的纪录。又如，就少数族裔候选人规模而言，民主党在2018年国会众议院选举中至少已确认提名了133位少数族裔候选人，显著保持了多元文化主义的浓厚倾向民主党“身份认同化”的原因至少有二。其一，“身份认同化”旨在在短期内有效弥补选民投票率短板。事实上，在奥巴马两次获胜的大选中，女性与少数族裔群体的投票率都达到了较高水平，但在2016年大选中却同步下滑。于民主党如果在短期内可以通过招募女性和少数族裔候选人、推进在社会议题上的自由派主张来提振这部分群体的投票率，也就能巩固并抬高该群体对民主党的传统支持力度，有助于充分实现选民支持最大化。不过，这也说明民主党人至少在目前并未重点强调需要长期政策调整才能实现的针对蓝领中下层白人群体的吸引力重构。其二，“身份认同化冶在推进选民分类动员中可以发挥”逆特朗普化冶的效果。自展开竞选以来特朗普在女性（30%~35%左右）和少数族裔群体（20%）中所获得的支持率不但明显低于整体支持率（40%上下），而且也相应地低于其在男性（40%-50%左右）和白人群体（50%上下）中所维持的水平。这就意味着，民主党的“身份认同化”正在利用“特朗普化”促使女性与少数族裔群体将对特朗普的不满转化为对民主党在投票中的支持，从而达到逆向效果。

值得说明的是，“特朗普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广义的“身份认同化”的一种体现。“身份认同”成为政治标签的关键因素之一，是某群体的被忽视感，而回应至少迎合这种感受的政党或理念自然可以实现对相应群体的极大吸引。这就是说，“特朗普化”迎合了陷入深度被忽视感中的蓝领中下层白人群体，从而实现了共和党的执政以及特朗普自身在党内的高支持率。相应地，民主党的狭义“身份认同化”所要迎合的自然也就是长期在美国社会生活中处于劣势、且在特朗普执政之后处境雪上加霜的被忽视群体乃至边缘群体。这就意味着，所谓的“特朗普化”与“逆特朗普化”在某种意义上其实是广义“身份认同化”内部不同向度之间的竞争。

无疑，两种“身份认同化”的分化与叠加正在刺激着当今美国政治出现“部落化”（tribalization），即参与政治的基层选民因为性别、种族族裔、地域文化、固化阶层乃至性别取向等无法或难以改变的身份认同标签而产生不同政治理念与政治行为，从而形成相互之间具有对立隔膜、无法合作或妥协的参政群体的过程。传统上，美国从立国之初就面临着所谓“部落化”的挑战，但这个国家基本上采取了在两个层面上构建多元主义的努力，即在国家层面上所谓“合众为一冶”的国家认同构建与在个人层面上对个人权利的保护。不过，随着时代的变迁，作为个人的平等权利与作为群体成员之一的身份认同之间不断显现重大裂痕，其结果并非从“多”到“一”的“合众”，而是在政治、经济与社会意义上涌现了众多个“一”。导致这种多个“一”，即“部落化”的原因众多，其中美国政治中既有制度与既有行为体对特殊群体利益与认同的袒护发挥了重要作用。于从这个意义上讲，共和党的“特朗普化”和民主党的“身份认同化”正在进一步导致美国政治与社会在族裔、阶层乃至性别等多个维度上的严重撕裂、对立隔绝与妥协失能。白人群体内部正在高度分化，进而导致共和党内部出现严重分裂，支持“特朗普化”与否逐渐成为界定这种分裂的标准；而民主党虽然仍会接纳自由派乃至温和派白人，但对“身份认同”的过分追求也促使其不断蜕变为由女性、少数族裔以及其他少数群体利益主导的多元文化主义政党。

四、结语

西方政党政治的发展过程也是为了回应政治经济社会发展而形成新的身份认同、从而实现执政的过程。而如今的“特朗普化”或者“身份认同化”，都是作为一个群体的政党对当前美国政治经济社会现实的一种本能回应。纵观西方社会的发展历程，其政党政治的流变是惊人的。英格兰的托利党从一个“乡绅党”转变为支持统一国家与民主体制的现代政党；美国的民主党曾拥抱奴隶制和“三K党冶，如今却高举起民权的旗帜。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如何，“特朗普化”都会将共和党带向全新的方向，当然未必是更好的方向。

这个全新的方向与其说是特朗普个人的选择，不如说是历史使然。在政党政治演变层次上，“特朗普化”是共和党政治的必然延续与强化，更是共和党面对全球化挑战时进入重组阶段的关键特征。于是，“特朗普化”虽然看似因特朗普而起，但远非属于特朗普个人，甚至从长周期看不但是他个人无法驾驭的，而且还可能形成反对他的力量。在现实政治运作层次上，“特朗普化”并没有确保特朗普对共和党政策议程的绝对主导。虽然存在笃信特朗普的选民和支持乃至效仿特朗普的政治人物，但至少目前仍不存在由特朗普完全主导的共和党政治。相应而言，民主党的“身份认同化”不但有所谓“逆特朗普化”的回应意味，也是民主党进入重组阶段过程中希冀实现短期获益的必然选择，更为逐渐“部落化”的美国政治生态再次提出了一个关键的命题，即应该采取何种形式的多元文化主义。

美国保守派杂志《国家评论》曾对“特朗普化”发出这样的感叹：里根去世了，只能追忆。如今，那样一个宣扬自由、钳制大政府、支持生命权、抵抗“邪恶帝国”的人（里根）已经被一个痴迷于军事力量、鼓吹国家主义、废除家庭规划项目（Planned Parenthood）以及赞赏普京的人（特朗普）所代替。面对如此强烈对比的“特朗普化”，无论是与共和党政党政治发展的契合，还是与共和党建制派之间的龃龉，这种变动无疑是迎合、利用乃至煽动足够多的民意，而非在提供解决方案意义上的有效回应，从而强化了美国党争极化政治走向极端的原因与后果。

责任编辑/唐春云 顾心阳

图文编辑/张  弛

作者：刁大明，察哈尔学会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文章来源：《现代国际关系》,2018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