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了一个世纪，这片终于替中国人洗刷屈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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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泰坦尼克号》在中国上映，售票现场水泄不通。
作为20世纪最著名的海难，泰坦尼克号成为了“悲剧，传奇，爱情”的代名词。
在全世界人民都在为Jack和Rose的凄美爱情垂泪时，却很少有人知道，在这部好莱坞巨制背后，有一个随泰坦尼克号一起沉没的秘密。
这个被隐藏，抹黑，诬陷了百年的真相，第一次以纪录片的形式在公众面前公开——
《六人——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幸存者》
The Six
相比《泰坦尼克号》的伟绩，《六人》在猫眼电影上的单日排片率还不足2%，上映4天票房只有可怜的225.4万。
但好电影值得被更多的人看到。
让我们倒带，时间回到1912年4月14日。
号称“永不沉没”的泰坦尼克号，不仅是富人们旅行消遣的运输工具，也承载了许多底层人淳朴的梦想。
但是此刻他们并不知道，不久之后，他们中的许多人都会葬身海底。
当晚船上共有2224人，获救的只有710人，生还率仅仅31.7%。
其中，头等舱旅客中生还率达到62.2%；二等舱中占41.5%；到了三等舱，则只有25.2%。
而生还率如此之低的原因之一，是船上的救生艇储备不足。
电影里也提到过，20艘救生艇只能容纳1300人，但即使这样，最终获救人数也远远不够。
在一次次严苛的生死“筛选”后，官方惊讶地发现，生还者中竟然有6名中国人。
根据记载，当时船上一共有8名中国男性，都是来自最低等的三等舱。
6：8，如此之高的存活率，即使放在一等舱中，仍然可以称为奇迹。
一些别有用心的英美媒体立刻对这些中国人的生还真相展开“调查”：
首先，这些中国人是怎么来到船上的？
媒体第一个想到的词就是“偷渡”。
那么他们又是怎么坐上救援艇的呢？
要知道，船上的英美绅士们秉承的一直是“儿童妇女优先”。
不用说，这些中国人肯定是提前躲在了救生艇里面，或者乔装打扮成了女人的样子混入人群。
一时间，各大报纸媒体上纷纷出现对这些中国生还者的讽刺挖苦，他们成了“绅士风度”的相反面：懦弱，狡诈，贪生怕死。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该片导演罗飞和主演兼主要研究者施万克，在一次翻阅资料时，无意中发现了泰坦尼克号上有中国人的记载。
令他们感到诧异的是，除了这6名中国人，灾难中生还的其他人，官方都有详细记载，唯独他们仿佛人间蒸发。
带着怀疑和求真的态度，他们抽丝剥茧，一点点调查这艘巨轮背后的秘密。
团队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无法确认这些中国人的名字，他们在登船时使用的英文名,背后对应了无数个同音汉字。
经过长达无数个日夜的搜索，研究人员终于在一个有关泰坦尼克号的论坛帖中发现了和登记名单上相同的名字：Fang Lang。
但是发表该帖的人已经注销账号，他们只能采取最原始的方法大海捞针，在注册名后加上所有邮箱的后缀，然后试着给每一个邮箱发送信息。
功夫不负有心人，研究人员终于联系上了FangLang的家人，得知他的中文名叫方荣山。
奇怪的是，方荣山的儿子和妻子对他在泰坦尼克号上的经历毫不知情。
方荣山的儿子回忆，在自己八岁的时候，曾经有一位自称是14号救生艇上的女士说，他的父亲在一次海难中把自己绑在一个浮尸的皮带上，最终获救。
但年幼的儿子根本没把这个故事同泰坦尼克号联系起来。
当其他生还者在酒吧，餐厅吹嘘自己的这段传奇经历时，这6名中国人却在西方媒体的谴责中，将这段回忆封锁。
在收集了方荣山的资料后，将他出海的日期一一比对，终于确定，方荣山就是Fang Lang。
泰坦尼克号之后，方荣山到底经历了什么？他和其他5个人又是怎么获救的？
三等舱位于船头的位置，也就是说，当船撞上冰山时，这8名中国人是最先感知的。
这些人都是长期出海，受过专业训练的水手。
当船头下沉时，所有人都疯狂地涌向船尾，但他们凭借着职业的敏感，逆行跑到了船头。
当其中4个人逃到甲板上时，正好有一名船员放下了右舷的C号救生艇，于是他们获救了。
而方荣山和其他两人则没这么幸运，他们随其他人一起落入大海。
此刻已接近凌晨，海水只有零度，加上周围漂浮的尸体和人群的哭喊，他们面临的是肉体和精神上的极端煎熬。
根据一些得救的人回忆，他们今后都无法参加球赛等大型活动，因为人声鼎沸的场面会让他们想起当晚周围人临死前的尖叫。
方荣山把自己绑在浮尸和木板上，熬到了唯一一艘救生艇折返。
而电影中Rose获救的经典片段，就来自方荣山的这段经历。
没有忠贞凄美的爱情，是人最原始的求生本能，让他坚持到了最后一秒。
在救援船靠岸后，获救者要么去了旅馆休息，要么去了医院。
只有这6名中国人，被强行滞留就在救援船上，第二天来不及休息就又踏上了另一艘前往古巴的货船。
1912年，正式美国反华情绪最高涨的时候，媒体宣扬中国人是“黄祸”,《排华法案》更是将这6名中国人拒之门外。
他们只能离开美国，即使刚从海难中逃生。
对于“乔装打扮，藏在船底偷生”的指控，研究团队一比一还原了当时的14号救生艇。
经过测试，在拥挤的救生艇中，四个成年男子很难并排躲在座位下而不被人发现。
至于最后登船的人所说的“扮成女人坐在船尾”，更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在船尾坐满了人的情况下，即使在明亮的中午，在船头的人也根本看不见船尾的情况。
而他们所乘坐的救生艇，直到最后开船也没有坐满。
也就是说，这6名中国人并没有抢占任何妇女儿童的位置。
这些中国人并不是偷渡客，即使再穷，他们也凑够了一张船票的钱。
所有对于中国人的无端指控，实际上是种族话语者为了凸显西方人所谓的“绅士风度”，建立的一种“他者”形象。
这场残酷的海难并不是他们人生中最大的挫折。
泰坦尼克号撞上的不过是冰山一角，冰山之下，是当时的海外华人在仇恨，排挤，污蔑中颠沛流离的一辈子......
在方荣山儿子的印象里，无论生活多难，父亲总是穿着整齐的西装，堂堂正正。
上船时，方荣山带了半打领带，那是他为自己今后和朋友的经商事业准备的。
但是他的两个朋友，都死在了这场海难中。
一次租房时，房东对着父子俩说：“我不会把房子租给你这样卑鄙的黄种狗！”
已经70多岁的方荣山，挥起拳头，一拳打在了房东的鼻梁上。
就像当时其他的华人一样，他们可以吃苦，但是不能受辱。
在方荣山的家乡台山，研究者找到了方荣山寄给家人的信件。
其中有一首诗：
天高海阔浪波波，一条棍子救生我。
兄弟一起有几个，抹干眼泪笑呵呵。
这场震惊世界的灾难，只不过他们人生路上的一道小坎坷。
时代的浪潮毫不留情地拍打在他们身上，即使受尽凌辱苦难，“活着”二字依然在民族的字典中充满力量。
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人，不是贪生怕死的头偷渡者，而是困境中坚韧的求生者。
纪录片最后，所有工作人员和这些幸存中国者的子孙们聚在一起，在他们当年出海的港湾，点燃海灯，祭奠海难中丧生的亡灵。
抽丝剥茧，至此，隐没百年的历史终于浮出水面，冤屈得以洗刷。
“多一个人见证，真相就多一份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