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如此——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建清华大学

不过如此——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建清华大学

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由联军军官陪同，率军穿过午门进入紫禁城（图片“来源沉默的麻雀本博暂停”新浪博客）

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英、美、德、法、意、奥、日、俄八个帝国主义国家组成“八国联军”入侵中国，镇压义和团运动，迫使中国与翌年9月在北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共十二款，其中中国除向参加联军的十六国外，还需向荷兰、比利时、西班牙、葡萄牙、瑞典、挪威等所谓的受害国“赔偿’海关银四亿五千万两，分三十九年付清，年息四厘，到1940年本息总数为九一八千二百三十万八千一百五十两。以海关税、常关税和盐税做抵押。（1）四亿五千万两的数目是以当时中国人口估算值（4.5亿）为基础，按每名中国人赔付一两的数目来确定的。对于清政府的财政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当时清政府的一年财政收入不到九千万两，单靠海关税、常关税和盐税做抵押是不够的，清政府一方面削减军费、官俸，一方面命令全国各省加税分担，除东三省是清王朝的兴起地不负担赔款。可以说庚子赔款是清王朝灭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摧毁了清政府的财政！

清朝末期因受水灾，灾民们生活在围蓬里的生活场景。

作为强盗中的一员，《辛丑条约》规定，美国所得赔款32，939，055两官平银，本息合计71，897，769.55两官平银；按每两官银折0.742美金计算，合美金24，440，778.81元，连同利息28，910，773.34元，合计5，3351，552.15元。（2）曾经有人说美国将庚子赔款退还中国，建立清华大学，包括笔者自己都曾经对美国人此举颇为赞赏，事实究竟是怎么样的呢？

    美国所谓退还“庚子赔款”的背景

美国在《辛丑条约》签订谈判过程中便要求其他几位强盗将赔款总额限定在“中国政府有能力偿付”的范围内，之所以这么做不是因为美国这个强盗善良，而是他的的眼光还是非常长远的——如果索赔过多，导致清政府垮台，“美国必定失去我们现在正极力想弄到手的那几百万美元。”

经济上的考量。1890年，美国工业产品总值首次超过农产品总值；1900年，工业产品总值是农产品总值的2倍。从全球层面来看，1860年，美国工业产值位居世界第四，30多年后，1894年，美国工业产值跃居世界第一，总量占到欧洲所有国家总量的50%，到了1913年，美国工业总产值比后四名的英、法、德、日四国的总量还高。1905年因为美国出台排华法案，中国开始了抵制美货。美国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声誉降到了最低点，因此对华贸易大受影响。

在抵制美货的1905年到1907年这三年中，美国对华商品出口总额呈直线下降。1905年为5500多万元，1906年下降到4300多万元，1907年更是只有2500万元。1906年美国对华出口量比1905年年下降42.2%，纺织品对华出口下降1/2，石油下降1/3。美国在华资本家哀叹：如果中国抵制美货运动持续下去，美国各厂家可以关闭六个月。中国资产阶级中的有识之士则借此机会大声疾呼：“如今我们大家齐心，共同抵制美货,提倡大家使用国货，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杜绝给美货机会。这样我们的本国商业才能发展。。据当时的《时报》记载，“自抵制美约之风潮起，花旗面粉大为滞销。”上海国产的布以前“连年亏损”而在1905年“生意之佳，为往年所未有，实因各处相戒不用美货，是以本布销杨，顿形畅旺。”当时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向罗斯福建议用退还庚子赔款的方式来平息中国人的愤怒，并建议将退还款子供中国派遣学生赴美留学使用。

文化上。美国著名外交史学者威廉威廉姆斯认为，“扩张是阻止社会动荡、保持民主和恢复繁荣的途径”。美国人认为扩张体现出美利坚民族生机勃勃的开拓与创新精神。美国对外是以文化“软实力”作为一种特殊政策工具并在国际政治关系中施加其影响，成为美国穿越障碍的一种更重要的强大渗透工具。文化是国家利益的载体，是美国扩张主义外交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形成了美国三大扩张政策（领土扩张、经济扩张、政治扩张）之外的又一扩张——文化扩张。大家熟知的电影、美剧等等无不是在宣传美国的文化观，最终的结果就是经济上的扩张。包括清朝末期美国基督教传教士到中国传教身上实际上是肩负着文化扩张的任务。

美国士兵在故宫列队

到1908年，中国赴美留学人数未超过300人。相形见绌的是，中国留日的学生数却逐年增加。从1905年到1907年间。赴日留学的学生不断增加，从一开始的8000人，到1906年则达到了11900人，到了1907年虽然有所回落但仍有9000多名中国学生留学日本。詹姆斯是伊力诺依大学的校长，他于年初提交了一份《关于派遣教育考察团去中国的备忘录》给罗斯福，对当时大批中国学生赴日本留学的状况感到不安，一旦这些学生从日本学成归国后，将劝告中国仿效日本，其结果将与美国最终的战略目标以及在华的利益互不相容。

他认为：“在中国若想要在商业、知识以及精神上获得最大可能的利益，那么这个国家就必然要成功地教育中国年轻一代。假如美国在年前能将中国学生成功地吸引进来，并且进一步发展，那么美国这种从文化上控制中国的方式无疑是最巧妙的”。“我们可以不让华工入境，但我们必须善待中国学生”。“这种道德的影响的扩大，甚至从纯物质的观念来说，也能比用别的方法收获更多”。“哪一个国家能够成功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哪一个国家就将因此而在精神与商业两方面收获最大的回报。如果美国在35年前能成功吸引中国的留学流，并使其壮大，那么我们此时就能以最圆满和最巧妙的方式控制中国的发展，那就是以知识和精神操纵中国领袖的方式。”“与军旗相比，道义与精神将更有力地支配美国在商业上持久地获利。”美国这个强盗算盘打得极精。

庚款赴美留学生合影

美国第一次“退还”中国庚子赔款余款

1904年底，中国驻美公使梁诚就庚子赔款的细节见美国国务卿约翰（john hay)，谈话中约翰说：“庚子赔款原属过多。”梁诚借机说道：“如果美国率先做出退还庚子赔款，退还中国将在各国带了一个好头，在各国中间树立一个良好的印象。尤其是1905年爆出了抵制美国货运动仇恨美高涨之时，有助于缓和民众对于美国的敌意……”听完梁诚的话约翰良久不语，心下默然。梁诚一方面积极和美国政府交涉，一方面向国内发电报请示，一旦美国退还此款请将此款用以“兴学育才”。

经过三年的交涉，美国国务卿鲁特（Root)于1908年12月31日通知中国公使梁诚，美国政府决定从1908年12月31日开始退款，并规定：自退款的第一年起（1909）年起，中国政府在最初四年内，每年至少派留美学生一百人，如果第四年派足两百人，则自第五年起，每年至少派五十人，直到退款用完为止；在所派留学生中，规定百分之八十学农、机、矿、物理、化学、铁路、银行等，其余百分之二十学法律、政治、财经、师范等。双方还商定，在派遣学生的同时，由清政府在北京设立一所留美预科学校（Training school），后来这所学校于1911年4月29日在清华园开学，定名“清华学校”，现在的清华大学的前身。约容纳学生三百名，“所有办法均照美国学堂，以便学生熟悉课程，到美国入学无杆格。”

大纲中规定，肆业馆所取学生拟分第一格（二十岁以下）和第二格（十五岁以下），“两者均需身体强壮、性情存正、相貌完全、身家清白”。第一格学生来源是“除由外务部、学部在京招考外，并分咨各省提学使在各该省报考，录取合格学生，不拘额数，咨送外务部复试，选取实在合格者，送入肆业馆学习或数月或一年，再行由馆甄别”，第二格学生的来源是“凡二十二行省民籍满、蒙、汉、旗人及内外蒙古、西藏等处，参照省份大小、赔款多寡，以及有无赔款斟酌裒益，定为额数，由学部行知各省提学使各按单开定额，选取送京入肆业馆学习，或数月或一年，再行由馆甄别。”

关于各省送选学生的多少，江苏、浙江两省曾上书学部：“庚子赔款即由各省分认，则选派学生之名额自应以多寡为差”；“江浙两省风气开通较早，……目前各省尚无合格之学生，宜不妨由他省之之合格较多者借补其额……”后来学部参考了江浙两省的意见，定出以每十二万九千五百两摊一名学生的原则，规定各省应学生的名额：直隶四名、江苏十三名、安徽五名、山东四名、山西四名、陕西三名、甘肃一名、新疆两名、福建四名、浙江七名、广东十名、广西一名、云南一名、湖北六名、贵州一名。各省均有余额，留作东三省及藩部留学名额。其实这里面还有猫腻，比如袁世凯家族每年预留了三个留学名额、两个清华学校留美予留生名额。曾国藩家族的子弟、端方的、曹汝霖的儿子，曹汝霖的儿子是顶替新疆的名额免试入学。1909年美国首开退还庚子“赔款”余款的先例。而这个退还是应该加引号的。

按照美国政府计算，扣除“应赔”部分，应退还本金10，785，286.12元，连同利息共退还总数为2，972万余美元。从1909年起，逐年退还，分三十二年退完。为什么退还要加引号呢？

1915年1月23日税务处致安乐格联乐字第92号节（因篇幅原因不载全文）：“嗣光绪三十三年七月间，美国政府提议，允将原定赔款本数美金二千四百四十四万七百七十八元八角一分之数，减为一千三百六十五万五千四百九十二元六角九分，计自西历一千九百零九年起至一千九百四十年止，每年实收赔款本利美金五十三万九千五百八十八元七角六分。所有每年应付及退还各数，另立甲、乙、丙三表，由美外部签押，经前赴美专使唐大臣、出使美国伍大臣抄送到京；并由前外务部与美国驻京公使商定，美国减收赔款，先按减收购定汇票，清美领知照银行，退回若干，再由上海道备函作收，于宣统元年即西历一千零九年一月起实行，即自是年每月由上海道照实付数目购定金价交付；另于六月、十二月底结算本利及退还利息一次。”（3）

清政府同样要赔款原定的数目给美国，只是从花旗银行到美驻上海领事再将购买的汇票送至银行，最后美国总领事签字，这一系列手续之后才将赔款退回给中国。这种“先赔后退”的退款办法意味着美国全部控制着庚款留美的费用，并仍然保持美国“实际债权人的地位”——所谓的退款！

“退款”初期，美国的“退款”平均每年约70万美元，由清朝政府的外务部经管，主要用于留美学务和清华大学的办学经费。用于清华学堂的办学经费每年约60万银元，用于留美的学费每年约40万美元，没有用完的“退款”，积存起来作为清华基金，由外交部直接掌管。

随着学校的规模不断扩大，为了控制监督清华大学的使用，于1917年，由美国公使和美国外交总长、外交次长三人组成“清华基本金委员会”，其下又设董事会，来核定审查清华的经费。当时曾规定，清华经费每月以29，000美元为定额，留美学务处经费以30，000为定额。清华的工程和购置等费用凡超过200元的必须经董事会批准。如有特殊情况需动用基金也只能借用，到期必须计息偿还。

1921年后，虽然由于清华大学的规模不断扩大和留美人员不断增多同时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生活费用上涨，导致清华学校和留美学务费用增加出现较大赤字。采取了减少留美女生和减少专科生，逐渐停招中等科及高等科等旧学制等措施。同时还借用了一部分基金，以弥补不足。虽然如此，按照原规定的退款办法，自1932起，美国每年退款额将增加到138万美元，比以前的每年退款将增加一倍，暂时的亏欠到时可以补偿。所以当时虽然很多大、中、小学由于经费困难，被迫关门或停课的时候，清华依旧顺利的完成自己的该办大学计划，学校规模不断扩大。

当时的教育界人士曾经发出这样的感慨：“清华学堂的校舍之美，教师待遇之丰厚当为北平之首！”老师的待遇不是由水平的高低决定，而是由国籍。清华学校的教员分为美国教员、中国国文教员和中国西文教员三部分。美国教员约一半以上，可以享受住房和优厚薪水的待遇。他们住在“美国人的地方”——带着院子的美式住宅，就像个英国村庄；而中国教师只能住在拥挤不堪的中式庭院里，如工字厅或古月堂。工资方面，美国教员平均月工资为160美元；中国西文教员每月仅几十块银元。美国教员多数是中学教员和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有的教学水平很差，如英文教员斯密士，文化程度、教学效果都很差，被学生讥为“老饭桶”，可是由于他与美国公使馆关系密切，尽管不受学生欢迎，校方也不能将他辞退。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英语是清华学校教学中主要的语言文字。除了国文、中国地理、中国历史、修辞等少数课程用汉语教授外，其余都用英语讲授。庚款留美生许先甲在《遣派赔款留美学生办法管见》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学生国文宜稍深。往者考试学生，泛言学习实业，……同学中尝见有习外邦文史掌故，而于国文国故反茫然不知。”

教学内容。清华学生所上西学课中无时无刻不渗透着美国的影响。如在公民课课本上印着美国星条旗，讲的是“美国政府和地方政府之组织原则、机构和活动，以及合众国政府之变迁”。据后来有的人回忆说，这种课的作用，主要是教学生爱美国”。美国教员极力吹墟美国在世纪末世纪初扩张的“光荣历史”；还说美国对华“门户开放”是“英明”的政策；美国参与镇压义和团的革命是“平定拳匪骚乱”；美国所谓的“伟大人物”，其生卒年月也要求学生熟记在心。学生们抱怨公民学、美国历史以及世界地理这些课程，全都着重强调美国的伟大。他们在《清华周刊》上写道：“今校中用美国国民之课本，以授之于中国学生，至在校不留心时事，被人问而不知中国国民之常识，而背美国宪法，真可耻矣”。于是出现胡适之类的人物，说“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身体也不如人”。他在为金陵大学建校四十周年纪念册题写的诗句中，写道：“如果美国对华政策是‘文化侵略’，我要大声喊道‘欢迎’”。章太炎先生1908年在《民报》发表的一篇文章《清美同盟之利病》说“美国之返岁币也，以助中国兴学为辞，实则是鼓铸汉奸之长策”。一语道破美国所谓退还赔款的真实目的——不外乎培养一批全面亲美的奴才尔。

必须注意的是美国所谓的“退还”庚子赔款的前提是当时中国的财政已经无法承担了，梁诚先生在与美国政府交涉时直言不讳的说：“财政已枯竭，再无余力赔付。”从下图1924年报纸也可以看出当时有识之士的看法“盖我国财政已接近枯竭”。

第二期“退还”中国庚子赔款余款

到1918年1月止，美国得到的赔款本息已达12，413，499元，差不多已达到其自认之“应付”赔款之数。但按退款协议规定，中国仍欠美国6，137，552元。（4）还在1917年就有人提出退还庚子赔款。1921年3月11日美国参议员洛奇（Henry Cabot Lodge)提出退还庚子赔款余额的议案，八月十一日，参议院未加辩论，即与通过。众议院外委会也认为可行。但因为当时在华美籍人士被中国士兵枪杀，美政府要求赔偿未有结果，故退还搁置。按照美国政府惯例，两院未完成议案，即无效。

美国既有此议案，赞成退还的美国人士和中国人士自然努力说服美国政府。当时的外交总长顾维钧，驻美公使施肇基，以及国内的教育人士分别活动，与在华美国教育人士交换意见，这其中武昌文华大学的图书馆主任韦棣华女士最为热心，拜访顾维钧、黎元洪等，谈及如果赔款即还，应拨付一部分开办公共图书馆。韦女士曾去华盛顿遇到上海米勒顿评论报编辑John BPowell,请教其如何进行庚子赔款余款退还作为建设公共图书馆之用。John B Powell给韦女士一本国会纪要，建议其拜访每一个人。韦女士在美六个月间，拜访了八十二位参议员，四百二十位众议员。韦女士为中国教育不辞辛劳的奔走终于有了效果。

通过众位美国及中国教育人士的努力，1924年5月21日，两院联席会议通过继续退还庚子赔款余款的决定。1924年6月14日，美国国务卿致国民党政府驻美公使函（译文）如下：兹谨检奉1924年5月21日国会通过之议案一份，此案授权大总统退还1917年10月1日起应付之庚子赔款于中国，由大总统认为适当之时期与情形中，依国会在该案并言内所表示之意旨，发展中国之教育文化事业。”对于美国退还庚子赔款余款的目的当年报纸的评点可谓一针见血：“美国籍退还之名，其实用以鼓吹亲美热度使华人美化为目的之教义。”（见上图）

1924年9月，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成立，北京政府派颜惠庆、张伯苓、郭秉文、蒋梦麟、范源廉、黄炎培、顾维钧、周怡春、施肇基、丁文江、（华籍）杜威、贝克、贝诺德、顾林（美籍）十五人组成董事会，制定章程共十条。简单的说一下章程。

章程第二条设立之目的：

甲：接受根据1924年6月24日美国国务总理致中国驻美公使照会所退还之款项。

乙：酌量存储该款于一银行或数银行，并得酌用其他生利之方法。

丙：酌量保留该款之一部分作为基金，以其收入充本会的事业之用。

丁：使用该款用于促进中国教育及文化事业。

戊：接受其他用于教育文化之款项，本会在原赠与条件内，对于此等款项有支配之全权，与原退还款项相同。

章程第三条规定，该会董事会实物人，中国籍十人，美国籍五人，董事会下设执行委员会，在董事会闭幕期间执行职务。并设有财政委员会，掌握基金及代管款项之存放及投资。

该基金存放于美花旗银行。1925年8月11日税务处致安格联第965号令：“兹特遵照本国政府训令，与贵总长筹商，将每月所退还至赔款交付指定之保管委员收领，拟每月由江海关税务司缮给美国公使支票一纸寄交。美国公使收到该项支票时，即在支票上缮写交付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收领字样送交。该董事会收到该项支票，即行缮给收据一张。”（限于篇幅未载全文）（5）在世界会计界占有极高地位的杨汝梅先生在1931年12月7日给当时国民党政府提出《关于整理各国退还庚子赔款余款用途意见书》说：“庚款源于关税，前因担保赔款信用，将此项巨款存放外国银行，致我国金融界常受人之操作压迫，全国商民均判政府之能早变更办法，以解除其束缚。今因协定赔款退还，而该款仍存放于外国银行，实使全国商民失望。嗣后应随时设法，使此项赔款余额收支，能全数移归中国金融界经营，以期调剂金融活动市面。”（6）杨汝梅先生的想法是好的，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不可能实现，这直接反映了旧中国的社会现实。

从1926年——1948年，共举行年会十九次。包括蔡元培、胡适、丁文江、孙科赵元任等都曾经成为董事会成员。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自从成立起，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自行消散，主要做了如下的工作。

1、代管清华大学基金。

1929年初原清华大学基金会向该会移交的基金的总数按账面价值为银元6，177，621.61元，该会总价值5，899，735.05元。以后美国庚子“退款”，除拨付清华经费与留美费用外，余额也都储作基金，截至到1936年底，清华基金本息总数已达1600余万元。（7）。

北洋军阀时期，北洋政府曾经以各种理由企图挪用清华基金，但都被清华基金拒绝。1932年，国民党政府曾经停付庚子赔款一年，相应的“退款”也随之停止。但海关税不在期内，1932年仍赔付美国1919967.11美金。1932年12月16日财政部致梅乐和公字第4631号训令：“查美国庚子赔款今年三月起缓付一年，曾由外交部照会美使，俟一九四五年庚款全额付清后，于一九四六年补付……”（8）

抗战开始后由于东南沿海被日军占领，海关收入大部分为日军占领下的敌伪政府所扣留。国民政府1939年1月15日发布《财政部关于海关担保债赔各款改为摊存办法的通告》财政部通告：政府对于偿付债务向来按期履行，尤以海关担保各债，从未逾期。……不意自日本人侵略以来，用尽欺骗威吓之伎俩，将海关担保债务之税款，全部勒存于日方银行，计战区各关应摊而未解之银额，由政府转商中央银行透支垫付者已积至一万万七千五百万元之巨。……政府为维持债信，仍按期照付。……对于海关担保各项长期债务，凡在战前订借而未清偿者，当就战区外各关税收比例应摊之数，按期拨交中央银行专项存储。……”（9）不得不说国府的信誉“极佳”，对日庚款一直赔到1939年1月。

这就把原来海关收取的关税担保赔款，转为当时国民党政府抗战期间各战区向战区当地农民收取，然后按月交与中央银行。自1942年10月海关实行公库法后才与废止。这笔摊存的赔款总计法币4051142.18元，金元0.15元。由于恶性通货膨胀，等同于废纸，最后在1949年1月按当时的折合率以金元券1.49交库，作了一次性账面上的销案。（10）这些被一次性销案的钱都是各战区从农民手中收取的田赋！

国民党政府自1940年起将庚子赔款的债务（为关税担保的）大部停付（日本部分的庚子赔款一直赔付到1939年）。清华的经费只能以过去的基金所得利息和财政部的拨款加以维持。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冻结各国资金，“庚款”利息部分也停止拨付，清华只能靠借贷维持。当时的清华大学基金分两部分储存，一部分储存在国内银行，一小部分储存在美国银行，用以支付留学生的及清华大学聘请美国教师、购买教学仪器设备、图书等。到七七事变国内的存款大概是在美数额的两三倍。抗战期间庚款大部是停付的，在国内的那部分由于不断的通货膨胀到抗战结束时已经所剩无几。而战前在美国的那部分虽然数额不大但由于董事会成员善于经营，本息连年积累到抗战结束时已经极为可观。到全国解放时，基金积累日剧巨。关于在基金的使用手续，有关章程规定，只有中国的教育部长与清华大学的校长共同签署，且需提出相当计划，董事会方可拨款。

梅贻琦先生在台湾（中间）

国民党政府败败逃台湾后，曾经想掠夺这部分款项。关键时刻前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抵美。他曾经对人说，解放前夕出走美国就是为了保护好这笔基金。曾经做过多年梅贻琦先生秘书的赵赓彪先生回忆：“其时政府（台湾当局）财政困难，外汇存底不多，大家觉得清华基金是一笔了不起的数字，各方面都想利用或沾润，因此梅先生压力很大。……1954年春天，有几位列军籍的校友，曾当面对梅先生提出质询性的要求，梅先生时候告诉笔者，对那次谈话（印象）几位恶劣。……”（11）

从1950年起，梅贻琦先生在美国接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的驻美机构——华美协进社的常务董事，继续经营此款。1951年他组织台湾清华大学在美学人研究，并赠台湾专科以上学校学术刊物。还曾经利用友人回大陆带信给清华大学，愿意用清华基金资助图书、仪器，限于当时的形式而且友人将原信遗失，此事没成。但解放初清华大学曾经陆续收到美国寄来的来源不明的学术期刊。1955年，梅贻琦先生由美抵台，开始用清华大学基金筹办“清华原子能研究所”今天台湾新竹清华大学。1960年梅贻琦先生患病住院，病床下一直有一个手提包，1962年梅贻琦先生逝世，此包由秘书封存，后约集众人一同启封，里面收藏着清华基金的使用、收支的全部账目。

中美建交后清华的校长访美曾经提及清华基金，但美以“此事纯属民间问题，美国政府不便过问为由”搪塞过去。不过据台湾中央研究院统计在1970年清华基金账面余额为700余万美元，实际价格达900余万美元。现在每年仍将此基金的盈利拨付给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美国还利用“退还”的庚款建立了，中国图书馆基金（国立北平图书馆现在的中国国家图书馆）原民国五年，前外交部总长陆徵祥担任中国政治学会主席，由其出面向美驻华公使芮恩施提议，自庚款中提银十万两作为基金，后交由中华教育基金会管理，至1970年将近二十万美元。还要一些补助事业这里就不详细的叙述了。

左三为闻一多先生1936年百灵庙大捷慰问抗日将士

据1937年5月4日《财政部公债司为送内外债及赔款数目表致秘书处函》统计美国的庚子赔款中国已还44061732美金，尚有9286413美金未还。（12）我自己粗略计算为2800余万美元。无论“退还”多少，如美国学者迈克亨特指出，“美国原本就不公平地获得了庚子赔款，现在退还一部分但拒绝将它用在中国急需的事情上。而且美国限定庚款用途损害了中国利益”。美国“退还”庚款确实起到“退款办清华可以造就中国的领袖人才，可以使中华民国的基础巩固”。“留美归国的先辈，有的在中国政局上很有影响”，“只就目前而论，这番举动于中美关系上，已经发生异常的效验”。（13）但是清华园更多的是为与自己不相干的人奋斗的闻一多、李公朴、朱自清先生这样的人；更多的是像冯仲云一样甘愿在民族危亡之际舍生取义的人，清华大学校园内的碑文记录下他们的名字；更多的是像邓稼先先生这样的甘愿隐姓埋名为子孙后代铸造利剑，不用在劳什子用所谓“退还”赔款求学的人。这才是真正的清华精神！

所谓的美国“退还”庚款，就如一伙强盗到村子烧杀抢掠，一群不甘心当奴隶的人奋起反抗杀死几个强盗，强盗觉得受了委屈，强迫村长赔款一百。后来发现村子太穷，得了我要的赔款太多——赔八十就行，你还照一百赔，多余的二十我每年返还给你，你送一个孩子到我们村读书，其实村子里有五十个孩子。后来一个新村长带领一群不愿做奴隶的人赶走了前村长，一年后为了不让强盗再入自己的家园，也为了邻居的孩子也能幸福的生活在这个世界，在邻居家的土地上与十六个国家鏖战，迫使强盗头子签下城下之盟，这之后新村长努力使全村五十个孩子都能读书。

【本文资料选自（1）（2）《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十二册作者：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出版社：档案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12页、13-14；（3）（5）（8）（9）（10）《帝国主义与中国中国海关——第十编中国海关与庚子赔款》中国近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编辑 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160页、163页、170页、201-202页、225页（4）《庚子赔款》作者王树槐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31 305页 （6）《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5辑 第1编 财政经济2》武汉第二档案馆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版327页（7）《清华大学校史稿》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编著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139-140页（11）赵赓彪《协助清华在台复校琐忆》台北传记文学 第四卷第六期（12）《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5-1财政经济内外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凤凰出版集团1991版465页（13）《美国退还庚子赔款余额经过情形》商务印书馆1921年出版 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