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死没有认真思考的人，对生也不会有真正的理解

2018年10月29日，前央视主持人李咏的妻子哈文在微博发文宣布李咏去世

这则悲伤的消息很快成为当日讨论度最高的话题之一，无数网友表示无法接受李咏突如其来的告别。 

对于25岁以上的人群来说，电视机才是前半生的乐趣来源，手机电脑都太过遥远，只有电视才是他们窥探世界的窗口，而那些稀奇古怪的问答以及那位长脸、卷发、爱穿花衬衫的男主持人，是一代人对于欢乐的共同记忆。

李咏的突然告别，不禁让人想起本月24日因病去世的著名心理学家李子勋。他的骤然离开，一样留给我们太多震惊和不舍。

很多人知道李子勋，得益于央视《心理访谈》。这档节目开播前，中国普通大众基本没见过心理学家，对这个研究领域也极其陌生，经常将心理学家等同于算命先生。当李子勋出现在电视上时，观众看到了“一个会用肢体、表情、目光来倾听的人”，进而对心理学家以及心理学，有了最初、最直观的认识。

作为从业多年的心理医生，李子勋提出过许多令人深省的思考，他说“孤独是人类的属性”：

孤独感引发人两种基本的心理需求：一是人的归属感，一是存在的焦虑。归属感好理解，“我是谁的孩子？我的家在哪儿？我的团队是什么？”或者“我是谁？回答这些问题正是在满足人的归属感。孤独是一种存在，不要逃避它，也不要妄言挑战它。人能做到的只能是平心静气的觉知并接纳它，接纳它与生命并存。

他说 “死的境界与生的境界是一致的”：

生与死是这个世界上最奥妙无穷但同时也是最自然不过的现象。我喜欢把生死看作是一种宇宙时间的属性。生命一定会来，又一定会走，从不停止亦不重复。它存在着，同时亦不存在。甚至我以为，死的境界与生的境界是一致的。感觉到死的蜇伏能让你更好地品味生的从容。

他说 

“ 没有对死亡做过认真思考的和真实体验的人，对生也不会有真正透彻的理解”

对于自己的死亡，我们感受到恐惧，这种恐惧多半来源于对未知的惧怕，你必须承认自己是会死的，但却无法得知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死，这种强烈的不确定感让人害怕。对于他人的死亡，亲人、朋友、同事甚至宠物，我们感到难过。爱人离去所带来的空缺无以填补，只剩下清醒的痛苦和无尽的思念。对于这种难过，我们选择回避，不提不想等于不存在，否认现实是我们常用的对策。于是，我们唯有闭口不谈，视而不见，将死亡视为禁忌，不肯直面死亡和随之而来的悲伤。

然而不直面死，我们就无法直面生。英国心理治疗师朱莉娅·塞缪尔说，

“死亡是最大的禁忌，死亡带来的悲伤也被深深误解。我们可以轻松地谈论性或失败，或者展示我们心灵深处的脆弱，但是谈到死亡，我们总是沉默。死亡如此令人恐惧，甚至陌生，我们很多人根本无法找到合适的语言去表达它。

这样的沉默导致了一种无知，让我们得以避免对他人和自己的悲伤做出回应。我们希望看到失亲者忍住悲伤，感叹他们竟能“如此坚强”。但即使我们用诸如“去世”“逝去”“去了更好的地方”等说法来否认死亡，现实仍然很残酷：我们的社会在面对死亡时很无奈。

从业25年时间里，塞缪尔帮助过无数丧亲家庭。在她看来，关于死亡的恐惧和随之而来的悲伤大部分是源于知识的匮乏，如何处理悲伤对活着的人来说异常重要，“15%的精神疾病转诊是因为悲伤没有被处理好”。

朱莉娅·塞缪尔希望专门写一本帮助人们了解悲伤的书，不是一味鼓励别人“会好起来的” “ 你要坚强” ，而是真正带领我们直面失去，直面悲伤，为了活得真实，活得完整，我们必须要能接受失去。有时我们必须要与痛共处，忍受不适。失去的光谱的最远端是悲伤，这是我们能够经历的心理痛苦的最伟大的表现之一。

悲伤是什么？

悲伤是一种对待失去的情感反应，在本书（《悲伤的力量》，朱莉娅·塞缪尔 著，黄菡 译）里，特指对死亡。哀悼是我们被迫调整自己去适应斯人已逝的世界的过程。就像本书说明的那样，悲伤是一个高度个人化、自相矛盾、混乱和无法预测的内心过程。如果想控制它，就需要理解并学会与这样的核心悖论共处：我们必须学会伴着事与愿违的现实来生活。

这迫使我们面对自己的死亡，我们一辈子都在否认它，通常通过建立秩序来对抗它——因为如果有了秩序，就有了预期，更重要的是，有了控制。死亡打破了控制，对我们施以它残酷的终极力量，而正是这个现实令我们感到如此难以接受。

面对悲伤，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方法来忍受失去的痛苦，而不是对抗或者阻隔。为此，我们需要来自家人和朋友的支持和爱，以及理解这个过程中发生的事情。

悲伤的过程

每个人都会讨论悲伤的过程，这是一个内在反应跟外在反应同样多的过程。通常我们用一座冰山来比喻它：海平面以上那些被看到的——我们的话语、我们的样子和我们的表达——只占整体的三分之一。隐藏在海平面以下的，是一场失去的痛苦与生存的天性之间的“拔河大战”。这是一个来回往复于失去与恢复之间的动态过程。伤悲、眼泪、呜咽和对于逝者的深切关注，与当下生活里的事务相切换，这些事务维持着日常的运作，让人从悲伤中缓过神来，对未来产生希望。随着时间流逝，我们逐渐适应了死亡的真相，随着这种适应，我们在情感上也稍稍缓过来，能够全心投入当下的生活。这个过程既是有意识的也是无意识的，一开始心理挣扎十分激烈，但当我们学会更好地管理悲伤，后面会越来越容易度过。

悲伤的悖论

悲伤的悖论是，学会带着痛苦活下去正是治愈我们的方法。应对悲伤并不需要埋头于理论；需要的是在悲伤来袭时(它通常有如风暴肆虐)忍受它，然后通过分分神，投入日常的繁忙中或做一些可以带来安慰和平复心情的事情——来缓一口气。我们总是在这两极来回摇摆，适应我们不想面对的事实：我们爱的人已经不在了。

悲伤的本质是，死亡迫使我们面对一个我们本能回避的事实。我们经常用习惯性的行为将这个无法解决的矛盾所造成的痛苦拒之身外，但是，这可能帮助我们，也可能伤害我们。

痛苦是改变的契机。这是一个很难理解的概念。但我们知道，如果一切按部就班，我们都很满意的话，我们不会有动力去改变任何东西。如果相反，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断被不安、厌倦、愤怒、焦虑或者恐惧等情绪折磨的话，通常我们会问自己出了什么问题：是我们的人际关系还是工作出了问题？我们需要改变什么才能重新感到满意，甚至快乐？当一个人死亡，改变被强加于我们，我们感受到更大的痛苦，这种痛苦强迫我们去适应已经变得不同的外在和内心世界。

最伤害我们的往往是那些我们试图逃避痛苦的行为。我们童年发展出的逃避精神痛苦的行为会自动成为我们后来应对困难的方法。这些默认的行为是否有用因人而异。有烦恼时，与朋友交流是正面行为，用酒精麻痹自己是负面行为。我们的任务是分清哪些是正面行为，哪些是负面行为，同时学习新的行为以提高我们忍受和表达痛苦的能力。

尽管我们知道逝者已去，但仍会觉得音容宛在。我们想象他们的身体依然在世，我们疑惑他们是否感到孤独、寒冷或者恐惧；我们在自己的思想里与他们对话，让他们在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情上给我们指引；我们在街上寻找他们，通过听他们爱听的音乐或者闻他们的衣服与他们相联结。逝者存在于我们的生活里，但同时，并不是以肉身形式存在。我们可能感觉到这是一段正在继续的关系，但同时,我们明白其中不会再有任何事情发生。如果我们不能认识到甚至否认这个事实，我们的内心会变得混乱而不平衡。但是如果我们理解了这一点，几近吞没我们的情绪却会变成一种安慰。

我们要学会在“放下”和“不放”之间转换。葬礼和扫墓之类的仪式体现了“放下”——承认逝者的肉身不再存在。人们以为必须彻底忘记自己所爱的人，随后又被遗弃了他们的罪恶感折磨；但其实我们与逝者的关系仍在继续，尽管方式完全不同。

死亡偷走了我们对未来的期望，但却带不走我们曾经拥有的关系。我们与逝者的联结在本质上被我们的记忆所维持。这些记忆也许是我们拥有的最宝贵的礼物。它们成为我们的一部分，成为我们继续生活的指引和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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