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确有资格瞧不上现在的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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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BGM,《Imagine》,John Lennon。

大家好,我是犀牛。

两个星期前,《戏剧新生活》收官。

在这个舞台上,我们看到了一群对戏剧艺术偏执的年轻人。

也看到一群老艺术家对戏剧艺术,毕生的热爱。

比如赖声川。

一帧又一帧镜头下,是一份信仰的重建。

 《戏剧新生活》收官后,赖声川出现在许知远的《十三邀》中。

镜头前,赖声川导演和妻子丁乃竺一同出镜。

两位满头白发的老人,没有将头发染成黑色,妻子丁乃竺将一缕彩色的头发别在耳后。

非常有气质,也十分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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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期节目篇幅比往常都要长,一个多小时的节目,他们聊的不止戏剧艺术,而是一个美好的时代。

在时代的艺术熏陶下,音乐、电影都是一场盛宴,饕餮之后精神世界的满足,是如今这个年代所给予不了的。

谈起如今的音乐圈,他说:

“很抱歉我的耳朵听不进去现在的音乐”。

比如他至今没有听到真正有深度的说唱,甚至是“自私自利”“粗俗”。

这不是他认识的音乐。

“它不在乎自己的性器官,它在乎世界、宇宙、人类的和平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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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性的并肩长发,黑框眼镜,泛白的山羊胡,一口柔和的台湾腔。

六十好几的赖声川,似乎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是这幅姿态。

相较于孟京辉,赖声川像是一个长者。

用一种较为柔和的方式将故事娓娓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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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先进最顶尖的戏剧导演,这么多年他的作品获奖无数,《暗恋桃花源》(大麦评分 8.4);《如梦之梦》(大麦评分8.9);《宝岛一村》(大麦评分8.5)...几乎都是场场秒空。

去剧场看一次赖声川导演的剧,成了很多艺术青年的清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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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回看三十年前,赖声川是在一片狼藉中重振戏剧艺术。

80年代初期,赖声川在伯克利大学读博士。

去美国读书时,他已经和丁乃竺结婚,大女儿也出生了。

就这样一家三口都去了美国,如果顺利在美国毕业,他应该会有不错的发展。

直到,有一天突然收到一份来自台湾的信件,打乱了他的选择。

当时戏剧大师姚一苇正在筹备一个新艺术学校,希望他毕业后能来这里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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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上天冥冥之中的旨意,他和妻子放弃了美国的一切。

学成归来后,他回到到国立艺术学院教表演和西方剧场史。

当时环境非常艰苦。

他回忆道:

“学校是栋危楼,旁边就是坟场,排练也只能在餐厅里,地上全是油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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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的教材也没有,他只好自己找来国外剧本字字句句翻译,从古希腊悲剧到莫里哀的《唐·璜》《伪君子》...

而当时台湾戏剧市场也是一片贫瘠。

能够排练的剧院屈指可数,看戏的人也不多。

用赖声川的话说即是:

“什么都没有,也代表着什么都有可能。”

回到台湾之后的赖声川在教书之余,认识了兰陵剧坊的话剧演员们。

团长正是老戏骨金士杰。

兰陵剧坊算不上正儿八经的剧场,所有的东西都是大家拼拼凑凑,缺了什么就在家里带点,为了生计他们白天有各自的工作,晚上下班后大伙们凑到一起排话剧。

条件坎坷,全靠自己琢磨。

一年后,赖声川捣鼓出了第一部话剧作品《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

15个演员在台北耕莘文教院大礼堂连演两场,当时金士杰等人就在台下,前来观看的还有两位著名导演,侯孝贤、杨德昌。

随后李立群、杜可风、李国修这一群人相继聚集在一起,《那一夜,我们说相声》《暗恋桃花源》...一部又一部优秀的舞台剧诞生。

《暗恋桃花源》演了三十多年,成为最具影响力的华人舞台剧。

妻子丁乃竺说:

“那是一个什么都没有的时代,没有好的剧场,没有好的布景,但有着什么都不怕的勇气。当时说少了女主角,觉得我最合适,二话不说,就本色出演了......”

年轻人对艺术的追求,文艺逐渐苏醒,不管是杨德昌、侯孝贤,还是赖声川、金士杰、杜可风、李立群...

他们生活在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电影、音乐、戏剧,都那么地纯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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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搞戏剧,赖声川可能就去搞音乐了。

去伯克利读书之前,他是个不错的乐手,有一支自己的乐队叫“北村街头乐队(North Country Street Band)"。

他是乐队中的吉他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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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孝东路的“艾迪亚”西餐厅是他们经常演出的地方。

披头士、鲍勃迪伦成了这儿的热门歌单。

当时的餐厅都被挤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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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这儿后来成了民歌运动的据点之一。

胡德夫、李宗盛、罗大佑经常来这听歌,他们也都是赖声川的听众。

民歌运动愈演愈烈,“北村街头乐队(North Country Street Band)”被邀请到民歌演唱会上表演,成了当时小有名气的乐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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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为赖声川

赖声川尤其痴迷披头士,披头士每出一张唱片,他就在中华路的唱片行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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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和唱片行的员工很熟,每次过去都会让她帮忙打听新专辑的消息。

“新的披头士出来没有?”

这句话成了他们之间的暗号。

即使过去了这么多年,依旧记忆犹新。

尤其是披头士的这张《胡椒军士寂寞芳心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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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封面还是个黑白的画,因为它是盗版,做不出彩色的封面。那一张唱片的封面算是划时代的美术作品,把他们全部人拼贴起来。”

“就像看到新大陆一样,好棒。”聊到这他兴奋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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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声川的夫人丁乃竺女士说:

“他是一个纯粹的人。“

这份纯粹,不止在戏剧造诣。

它源于一个时代的浸染。

和许知远的交流中, 赖声川不止一次感慨到,自己是一个幸运的人,因为生逢6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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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提到最多就是音乐,这为他自己后来从事创作奠定了基础。

“不管是反战的情绪,想回归淳朴的情绪,或者是面对资本社会的反思,这些严肃的话题全部出现在流行音乐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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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赖声川夫妇在乌镇戏剧节和老狼进行一次对谈。

丁女士说:

“他是一个没有音乐就不能工作的人。”

直到现在音乐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赖导的创作,遇到了创作瓶颈的时候,他都试图在音乐中寻找突破点。

生于60年代的他,国外嬉皮士文化肆起,好音乐接踵而来。

披头士、鲍勃迪伦...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他的艺术启蒙。

他不断地重复道:

“我们那个时代的音乐,太强了。”

从他们的音乐作品中,他明白两点:

第一,艺术可以大众化。

第二,大众的东西可以有很高的理想。

通俗和深刻并不违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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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纵观当下的艺术,音乐也好,电影也好,似乎总是用商业在界定好坏。

久而久之,导致越大众化的东西越缺乏思考性。

我们为什么而创作?

为了生活本身?还是为了钱?为了流量?

一旦初衷不对,很难做出好东西。

他谈到现在的音乐。

“我觉得现在的音乐已经沦落到有点像魔鬼。”

大家似乎都缺失了“思考”。

艺术不是哗众取宠,不是标新立异,更不是愤怒。

“一个社会最重要的还是他的故事,怎么说故事,后人又怎么去体会这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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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身处哪个时代,艺术永远来源于生活。

相比艺术,生活最大,人生最大。

这是他的创作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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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现在,我们被文化垃圾充斥,随处可见的碎片化信息。

因为这背后有一双双无形的恶魔之手在操控着大众心理。

他们通过非常缜密的数据分析,打造出所谓的爆款流量。

如何卖座、如何出圈、如何吸引更多的流量,这是他们需要考虑的问题,而不是如何创作一个好作品。

一个短视频拍出来要在一分钟之内看到效果,一首歌要发行多少天内达到预期的数据要求。

久而久之,连“好”的定义都被扭曲了。

一首歌播放量直接衡量它的好坏,所以就有了所谓的排行榜。

一部电影的票房衡量着它的质量,我们生活在一个巨大的数据空间里。

所谓的艺术,被一个个精准的数字预测。

这不是一个健康的模式。

数据是冰冷的,而艺术是温度的。

犀牛 | 策划

犀牛 | 撰文

滚君 | 排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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