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确有资格瞧不上现在的音乐
摇滚客官方账号今日BGM，《Imagine》，John Lennon。
大家好，我是犀牛。
两个星期前，《戏剧新生活》收官。
在这个舞台上，我们看到了一群对戏剧艺术偏执的年轻人。
也看到一群老艺术家对戏剧艺术，毕生的热爱。
比如赖声川。
一帧又一帧镜头下，是一份信仰的重建。
《戏剧新生活》收官后，赖声川出现在许知远的《十三邀》中。
镜头前，赖声川导演和妻子丁乃竺一同出镜。
两位满头白发的老人，没有将头发染成黑色，妻子丁乃竺将一缕彩色的头发别在耳后。
非常有气质，也十分酷。
这一期节目篇幅比往常都要长，一个多小时的节目，他们聊的不止戏剧艺术，而是一个美好的时代。
在时代的艺术熏陶下，音乐、电影都是一场盛宴，饕餮之后精神世界的满足，是如今这个年代所给予不了的。
谈起如今的音乐圈，他说：
“很抱歉我的耳朵听不进去现在的音乐”。
比如他至今没有听到真正有深度的说唱，甚至是“自私自利”“粗俗”。
这不是他认识的音乐。
“它不在乎自己的性器官，它在乎世界、宇宙、人类的和平等等。”
标志性的并肩长发，黑框眼镜，泛白的山羊胡，一口柔和的台湾腔。
六十好几的赖声川，似乎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是这幅姿态。
相较于孟京辉，赖声川像是一个长者。
用一种较为柔和的方式将故事娓娓道来。
作为先进最顶尖的戏剧导演，这么多年他的作品获奖无数，《暗恋桃花源》（大麦评分 8.4）；《如梦之梦》（大麦评分8.9）；《宝岛一村》（大麦评分8.5）...几乎都是场场秒空。
去剧场看一次赖声川导演的剧，成了很多艺术青年的清单之一。
可是回看三十年前，赖声川是在一片狼藉中重振戏剧艺术。
80年代初期，赖声川在伯克利大学读博士。
去美国读书时，他已经和丁乃竺结婚，大女儿也出生了。
就这样一家三口都去了美国，如果顺利在美国毕业，他应该会有不错的发展。
直到，有一天突然收到一份来自台湾的信件，打乱了他的选择。
当时戏剧大师姚一苇正在筹备一个新艺术学校，希望他毕业后能来这里教书。
也许是上天冥冥之中的旨意，他和妻子放弃了美国的一切。
学成归来后，他回到到国立艺术学院教表演和西方剧场史。
当时环境非常艰苦。
他回忆道：
“学校是栋危楼，旁边就是坟场，排练也只能在餐厅里，地上全是油渍。”
教学的教材也没有，他只好自己找来国外剧本字字句句翻译，从古希腊悲剧到莫里哀的《唐·璜》《伪君子》...
而当时台湾戏剧市场也是一片贫瘠。
能够排练的剧院屈指可数，看戏的人也不多。
用赖声川的话说即是：
“什么都没有，也代表着什么都有可能。”
回到台湾之后的赖声川在教书之余，认识了兰陵剧坊的话剧演员们。
团长正是老戏骨金士杰。
兰陵剧坊算不上正儿八经的剧场，所有的东西都是大家拼拼凑凑，缺了什么就在家里带点，为了生计他们白天有各自的工作，晚上下班后大伙们凑到一起排话剧。
条件坎坷，全靠自己琢磨。
一年后，赖声川捣鼓出了第一部话剧作品《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
15个演员在台北耕莘文教院大礼堂连演两场，当时金士杰等人就在台下，前来观看的还有两位著名导演，侯孝贤、杨德昌。
随后李立群、杜可风、李国修这一群人相继聚集在一起，《那一夜，我们说相声》《暗恋桃花源》...一部又一部优秀的舞台剧诞生。
《暗恋桃花源》演了三十多年，成为最具影响力的华人舞台剧。
妻子丁乃竺说：
“那是一个什么都没有的时代，没有好的剧场，没有好的布景，但有着什么都不怕的勇气。当时说少了女主角，觉得我最合适，二话不说，就本色出演了......”
年轻人对艺术的追求，文艺逐渐苏醒，不管是杨德昌、侯孝贤，还是赖声川、金士杰、杜可风、李立群...
他们生活在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电影、音乐、戏剧，都那么地纯粹。
如果不是搞戏剧，赖声川可能就去搞音乐了。
去伯克利读书之前，他是个不错的乐手，有一支自己的乐队叫“北村街头乐队（North Country Street Band）"。
他是乐队中的吉他手。
忠孝东路的“艾迪亚”西餐厅是他们经常演出的地方。
披头士、鲍勃迪伦成了这儿的热门歌单。
当时的餐厅都被挤爆了。
据说这儿后来成了民歌运动的据点之一。
胡德夫、李宗盛、罗大佑经常来这听歌，他们也都是赖声川的听众。
民歌运动愈演愈烈，“北村街头乐队（North Country Street Band）”被邀请到民歌演唱会上表演，成了当时小有名气的乐队。
左为赖声川
赖声川尤其痴迷披头士，披头士每出一张唱片，他就在中华路的唱片行等着。
他和唱片行的员工很熟，每次过去都会让她帮忙打听新专辑的消息。
“新的披头士出来没有？”
这句话成了他们之间的暗号。
即使过去了这么多年，依旧记忆犹新。
尤其是披头士的这张《胡椒军士寂寞芳心俱乐部》。
“我记得封面还是个黑白的画，因为它是盗版，做不出彩色的封面。那一张唱片的封面算是划时代的美术作品，把他们全部人拼贴起来。”
“就像看到新大陆一样，好棒。”聊到这他兴奋极了。
赖声川的夫人丁乃竺女士说：
“他是一个纯粹的人。“
这份纯粹，不止在戏剧造诣。
它源于一个时代的浸染。
和许知远的交流中， 赖声川不止一次感慨到，自己是一个幸运的人，因为生逢60年代。
他提到最多就是音乐，这为他自己后来从事创作奠定了基础。
“不管是反战的情绪，想回归淳朴的情绪，或者是面对资本社会的反思，这些严肃的话题全部出现在流行音乐里面。”
2017年，赖声川夫妇在乌镇戏剧节和老狼进行一次对谈。
丁女士说：
“他是一个没有音乐就不能工作的人。”
直到现在音乐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赖导的创作，遇到了创作瓶颈的时候，他都试图在音乐中寻找突破点。
生于60年代的他，国外嬉皮士文化肆起，好音乐接踵而来。
披头士、鲍勃迪伦...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他的艺术启蒙。
他不断地重复道：
“我们那个时代的音乐，太强了。”
从他们的音乐作品中，他明白两点：
第一，艺术可以大众化。
第二，大众的东西可以有很高的理想。
通俗和深刻并不违背。
但是纵观当下的艺术，音乐也好，电影也好，似乎总是用商业在界定好坏。
久而久之，导致越大众化的东西越缺乏思考性。
我们为什么而创作？
为了生活本身？还是为了钱？为了流量？
一旦初衷不对，很难做出好东西。
他谈到现在的音乐。
“我觉得现在的音乐已经沦落到有点像魔鬼。”
大家似乎都缺失了“思考”。
艺术不是哗众取宠，不是标新立异，更不是愤怒。
“一个社会最重要的还是他的故事，怎么说故事，后人又怎么去体会这个故事。”
无论是身处哪个时代，艺术永远来源于生活。
相比艺术，生活最大，人生最大。
这是他的创作逻辑。
而现在，我们被文化垃圾充斥，随处可见的碎片化信息。
因为这背后有一双双无形的恶魔之手在操控着大众心理。
他们通过非常缜密的数据分析，打造出所谓的爆款流量。
如何卖座、如何出圈、如何吸引更多的流量，这是他们需要考虑的问题，而不是如何创作一个好作品。
一个短视频拍出来要在一分钟之内看到效果，一首歌要发行多少天内达到预期的数据要求。
久而久之，连“好”的定义都被扭曲了。
一首歌播放量直接衡量它的好坏，所以就有了所谓的排行榜。
一部电影的票房衡量着它的质量，我们生活在一个巨大的数据空间里。
所谓的艺术，被一个个精准的数字预测。
这不是一个健康的模式。
数据是冰冷的，而艺术是温度的。
犀牛 | 策划
犀牛 | 撰文
滚君 | 排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