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一二的逻辑:国民党杀了的基层组织,真的是国民党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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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有个说法很流行,就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民党杀敌一千,自损八千。因为在这个过程中被杀的共产党员只占很小的比例,绝大多数都是国民党自己的党员和基层组织。所以,国民党从此就完全失去了基层组织体系,也没有基层组织动员能力。

这个说法既有道理,但也有一些不太有道理的地方。

在四一二之后的清共过程中,如果只是从数字来看,确实被杀的绝大多数都是国民党党员,共产党员数量不多,确实也是从此之后,国民党就再也没有基层组织体系了,甚至连县一级的党组织也组织不起来,甚至到了抗战爆发之前的三十年代中期,全国才只有二十多万党员。

但从当时的具体情况来说,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因为国民党在国共合作之前,并没有基层组织,而且也没有建立基层组织的打算。到北伐之前,国民党党员数量却一度达到了六十多万人,按照有的统计口径,甚至达到了120万人,翻了一倍。

到国共合作的时候,国民党党员名义上有二十多万人,但绝大多数都是挂名的党员,国民党中央不分派给地方党组织工作,地方党组织也不知道应该做什么,入党也没有严格的程序。有些地方只要宣布参加广东国民政府,就可以把自己控制区域里的军政干部都登记为国民党党员。一旦他们和国民党中央发生分歧,脱离广东国民政府,这些人就又自动脱离国民党了。

孙中山推动实行三大政策之后,才开始想着要按照列宁主义党的原则,建立一个自上而下的组织体系。但这也只是说说而已,并没有真正的付诸实施,即便是在国共合作之后,国民党党组织的发展也并不受重视,而是把发展地方党组织和基层组织的事情完全交给了共产党去做。

所以,汪精卫在四一二之后说,容共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是国民党允许共产党在自己控制的地盘上公开活动,第二层才是国民党允许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就是因为在两党合作之初,看上去这是一个共赢的合作,共产党可以得到更大的发展空间,国民党则可以把自己组织体系完善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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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合作持续了不长时间,就开始出现问题。因为共产党在这段时期并没有其它的任务,所以就把工作的重心放在了在各地广泛建立基层组织体系上。这也是我们在开国将领回忆录中能够看到的,1924年之后,两湖地区的青年人开始接触到进步思想和有左翼倾向的下层知识分子的原因。

比如粟裕,就是在1925年进入湖南省立第二师范之后,才接触到了有进步思想的师生,而且这时候实际上这个学校的左翼青年学生组织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领导力量,是有组织的活动,并与右翼学生组织公开对立,经常发生冲突。湖南籍的开国上将李志民,同样毕业于师范学校,也有类似的经历。

正因为这个时期的国民党基层组织实际上是交给共产党包办的,所以各地的国民党基层组织实际上就是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国民党中央既不掌握,如果不通过共产党,也无法指挥。这也就是西山会议派的国民党元老们反对国共合作的一个重要原因。再这样下去,不是国民党容共,而是国民党要被共产党“借壳上市”了。

所以,到孙中山去世之后,国民党元老们就开始不断的批评和指责三大政策,要求分共,最低限度是“溶共”,也就是要求能够把共产党吸纳进国民党的体系里,为国民党的目标服务,而不是反过来。这反过来也可以说明,这个时期的实际情况恰好相反,从国民党右翼的角度看,共产党借用国民党基层组织的名义发展起来的基层组织,实际上并没有为国民党所用。

这个时期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也主要是在中学、师范学校里渗透和传播,通过影响青年学生来建立组织体系,再将这些青年学生派到工人、农民中间去,建立更进一步的基层组织。所以,这个时期一些地方成立的农民协会,尤其是贫农协会,往往由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担任主席,进行领导。

比如粟裕在湖南省立第二师范的学长滕代远,在粟裕入校的时候,就已经是左翼学生组织学生会的骨干,在之后的学生运动中表现积极,学校将校内共产党组织全部开除后,滕代远就被安排去到长沙、萍乡一带搞农民运动去了,后来又参与了策动彭德怀起义,成立三军团。而粟裕在这个时期还不是党员,只是参加了左翼学生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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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北伐时期,大革命进入高潮阶段,两湖地区的农民组织纷纷公开活动,箪食壶浆,协助北伐军打北洋军阀,在北伐军继续前进,离开这些地区后,农民组织就自发组织起来,接管政权,甚至设卡收税。在一些共产党基层组织活动时间较长,进行动员比较充分的地区,就出现了杀死土豪劣绅的情况,这也就是当时国共两党中央都批评的湖南的“痞子运动”。

这个时期也是国民党军队与普通工农群众关系最好的时期,在一些国民党将领的回忆录中,就能看到对这个时期军民关系的怀念。这就是因为,在共产党基层组织的宣传中,北伐军被宣传成了“工农群众”自己的队伍。这也是为什么在武汉和上海,北伐军接近的时候,工人会在共产党领导下举行起义,配合北伐军的原因。

甚至包括蒋介石最忠实的黄埔军校前六期学生中,招生也是在各地共产党基层组织的配合和推荐之下才完成的。一些出身贫寒,连路费都凑不出来,却身怀救国救民的理想,愿意投身革命的年轻人,就是在各地的党组织的安排下,才能顺利到达广州,进入黄埔军校学习。否则,以当时的情况,湖北、江西、湖南和陕西北洋军阀控制下的地区的青年学生,也无法到广州去。比如江西的黄维,就是和方志敏一起,在当地党组织的安排下,去广州的。

但又恰恰是大革命时期,两湖地区出现的农民运动,让国民党党内迅速出现意见分歧,甚至共产党内也出现了类似的意见分歧。这就是,应该怎么样评价这些情况,以及以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和处理这些情况。当时包括国共两党高层在内的主流意见都认为,这完全是计划外的情况,群众运动已经失控,所以必须否定,并且制止一些地区出现的暴力,以及设卡收税等行为,恢复地方正常社会秩序。

而这个时期国民党内部本身也出现了党权与军权之争,大体上是武汉方面代表党权,南京方面代表军权,武汉方面以左翼为主,对两湖农民运动尚未形成统一看法,南京方面则为了与武汉方面抗衡,主动与胡汉民代表的国民党右翼和元老合作,最终形成了清共的共识,走向了四一二彻底决裂。武汉政府在一番内部斗争之后,也在七月形成共识,演变成了马日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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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共开始后,迅速出现了扩大化的态势,也就是近些年来大家常说的,不仅是要排除共产党,而且将国民党党内支持三大政策的左翼,也被纳入清除范围。这种背景下,原本国民党中央就无法实际掌握的基层组织,虽然名义上是国民党的基层组织,但从清共的角度看,这些基层组织只是名义上属于国民党,实际上完全由共产党掌握,也在镇压之列。湖南、湖北和上海市的国民党党部,就是因为共产党主导,所以被一起镇压了。

从我们今天的角度看,国民党右翼这种极端做法,无异于“挥刀自宫”,但从当时的角度看,则在情理之中。因为国民党本身就是一个松散的组织,缺乏共产党那样严格的组织和纪律,也没有强有力的从上到下的组织体系,无法如臂使指的指挥基层组织体系,共产党帮助国民党建立起来的基层组织,失去了共产党作为纽带,国民党自己也无法指挥,自然会被视为共产党的组织,而非国民党自己的基层组织。

在这之后,国民党内部实现了宁汉合流,表面上是党政军重新合流,但实际上是变成了一个军权为主导的军政集团,党基本上变成了空壳。在一些地方出现党权干扰行政的情况之后,蒋介石也选择要求地方党组织不要干预地方行政,以至于到三十年代之后,国民党不仅没有基层组织,即便是中央组织,实际上也没有多少权力。反而是蒋介石授意在国民党党内搞的一些秘密组织,凝聚力和战斗力更强。

虽然中央委员听上去位望隆重,但实际上无所事事,只是到开会的时候出席一下而已。这些会议虽然也提出一些问题,并进行讨论,但因为不掌握军权,也没有基层组织体系,所以也无法落地,变成了清谈。而且,这种会议如果蒋介石本人不参加,就连清谈都算不上了,只是闲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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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共产党,虽然在四一二遭受重创,被迫走上了武装革命的道路,而且多次出现了极度困难的局面。但从国共合作时期开始就建立的基层组织体系,始终都让共产党能够受益。

比如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上井冈山之前,之所以能和王佐袁文才取得联系,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王佐袁文才都是党员。虽然在外人眼里,此时的王袁二人只是山大王,但换个角度想,在如此偏僻的地区,都有了共产党的组织和党员,可见此时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体系已经发展到了什么程度。到抗战时期,华北地区沦陷后,八路军挺进敌后,能够迅速站稳脚跟,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八路军所到之处,都能迅速与当地党组织取得联系。

回过头来再从当时人的角度看,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国民党元老会对国共合作如此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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