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人物系列之一“敦煌守护神”常书鸿（上）

纪念敦煌的系列文章之一

2018年8月4日，小雨，在敦煌的著名地标九层楼的对面，我走入了敦煌研究院院史陈列馆，去探访一段段历史的踪迹，这里过去叫中寺，有200多年的历史了，是以前敦煌研究院及其前身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办公场所，常书鸿先生的故居和办公室就坐落在这里，那些历经沧桑的文物又把我带回历史的远方，故事从先1935年讲起。

1935年底的一天，已经留学法国9年的青年画家常书鸿在塞纳河畔的书摊上，发现一部由6本小册子装订成的《敦煌石窟图录》，里面是法国人伯希和1908年在敦煌石窟拍摄的壁画、塑像图片300余幅。这些壁画和雕塑是公元4世纪到14世纪前后1000余年间中国人的艺术创作。那遒劲有力的笔触，气魄雄伟的构图，把常书鸿惊呆了。敦煌这个地名在常书鸿的心中更是一无所知的，他万万没想到中国古代会有如此高水平的艺术品。他反复展看，爱不释手，直到摊主告诉他要收摊了，他才如梦初醒。经摊主推荐，第二天一大早他来到附近的吉美博物馆，那里陈列着许多伯希和于1908年从敦煌盗来的唐代大幅绢画。常书鸿目不暇接地参观了4个小时，最后他的目光停留在一幅公元七世纪时所作的彩绘《父母恩重经》上。这幅巧夺天工的作品，早于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佛罗伦萨画派先驱者乔托700年；早于西洋油画的创始者佛拉蒙学派的大师梵爱克800年；早于长期侨居意大利的法国学院派祖师波森1000年。这简直是一个奇迹，人类艺术史上的奇迹！而且不仅仅是时代上的差距，敦煌艺术比起早期西洋艺术来，在表现手法和技巧上，更显出隽永先进的水平！面对祖国如此悠久灿烂的文化历史，常书鸿深深自责，悔恨自己数典忘祖，惭愧万分，于是下决心回国寻根，去保护、研究、发扬中国的民族艺术。正值此时，常书鸿接到南京国民党教育部长王世杰的电报，聘请他为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教授，要他从速返国任职，1936年常书鸿和妻女先后回国。回国伊始他并没有实现马上去敦煌参拜的夙愿，经济上的困顿和抗战爆发后的颠沛流离是主要原因，他先在国立北平艺专教书，后又到教育部美术教育委员会任职，几年之后，终于等到了一个天赐的良机，1943年初，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委会宣告成立，经徐悲鸿和梁思成的大力推荐，负责此事的国民政府监察院长于右任先生正式聘请常书鸿为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并拨款五万元，五万元的拨款，只够达官贵人们吃一桌不算十分豪华的酒宴，常书鸿决定自力更生，他将自己的几十幅油画装裱一新，办起了个人画展，徐悲鸿欣然提笔，为画展写了一篇激情飞扬的序言，这样又筹了一笔钱，常书鸿带着钱1943年2月来到了西北重镇兰州具体筹办。

青年时代的常书鸿和妻子

常书鸿作品

 甘肃的大员们主张将敦煌艺术研究所设在兰州。他们的理由是：兰州查资料方便，文化人又多，可以互相切磋。实际就是因为兰州生活条件好，大米蔬菜水果肉蛋一应俱全，而且一出门就有汽车可坐，更重要的是在兰州可以安排一批党国栋梁的衙内、千金、姨太太，等于用国库的钱又开设了一个衙门。可是兰州距离敦煌1200公里（当时的线路，如今大约1100公里，放在内地能横穿几个省，1200公里相当于北京到武汉，1100公里相当于上海到天津），这样远的距离，怎么能够保护敦煌文物、研究敦煌文物？一切岂不成为笑谈？常书鸿态度坚决，力主将研究所设在敦煌，使姨太太们的美梦落了空，那些原来表示“大力支持”的头头脑脑一个个都不见了。阵容庞大的筹备委员会最后就只剩下他一个孤家寡人。困难真的很多，首先缺人，常书鸿从四川只招了两个人，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兰州碰到了龚祥礼—他在北平艺专教书时的学生。当龚祥礼问明常书鸿的意图后坚定的表示同他一起去，龚又推荐了小学教员陈延儒，这就成三人了。还缺一名会计，常书鸿到教育厅举办的会计训练班去招聘，只有一个叫辛普德的学生愿意去，这样就凑够最初的班子并购置了纸笔、颜料、仪器等必须用品，扛上由于右任书写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牌子，1943年2月20日清晨，包了一辆羊毛车—用羊毛从苏联换来的旧卡车，一行6人就上路了。在很多文章中提到是7个人，常、龚、陈、辛、陈、常妻、常的儿女，是错误的，实际是6个人，常的家人不是同批去的，另外2个人笔者就不放名字了，他们都是骗子，一个摄影师拍摄了许多壁画照片，一位“教授”抄录了一些供养人题识，都席卷而走了，一点也没有给研究所留下。奇货可居，他们就是靠着这些在外面招摇的，那批照片现在藏在美国一座博物馆。由于车况不好，修修走走，速度很慢，到了安西（现在叫瓜州）后没有了公路，一行人换成了骆驼继续前进，终于在当年3月24日到了敦煌，彼时张大千和谢稚柳还在敦煌，后来都离开了，张临走时送给先生一幅《蘑菇图》，是一幅手绘地图，标示出在窟前区哪儿长着蘑菇，这就是美食了。张大千对他说：“这是一个长期的——无期的徒刑啊！一定要坚持在敦煌留下来。”

一家三口（在法国绘，此时还没有常嘉陵）

 很快他在北平艺专和杭州艺专授业时的高足董希文（开国大典的作者）、张琳英、潘絜兹、张民权、李浴、周绍淼、乌密风从北平、南京、浙江、河南，卖掉衣物，自筹经费，千里迢迢地赶到敦煌，和老师在鸣沙山下相会了。 师生相聚，头一件事情就是到各个洞窟参拜，以便对研究所的家底心中有数。他们首先参观了第254号洞窟，巨大的北魏早期壁画《萨垂那太子舍身饲虎图》赫然出现在艺术家们的面前。这是《大藏经》中的一个故事：很远很远的地方，有个大车国。国王有三个太子，三太子叫摩诃萨垂那。有一天，三位王子外出游玩，来到一座陡峭的高山上。这时，山谷中有七只出生不久的小虎，围着一只饿得奄奄一息的母虎，嗷嗷待哺。八条生命即将在世上消失，使萨垂那太子极为伤感。“我应该救活它们，它们应该享受生命的快乐。”于是下定决心舍身饲虎。他支走了两个哥哥，默默地祈祷上天让母虎延续生命，然后刺破血管，从崖顶纵身跳到虎旁。顿时，大地为之震动，太阳为之无光。狂风怒吼，海浪翻滚，一个鲜血染红的悲壮场面出现在天地之间…… 。

　　拜谒后是统计和整理、打扫，莫高窟（俗称千佛洞）始建于公元366年，从十六国时期一直到元代都在这里凿窟、塑像、画画，以唐代最为繁荣。根据唐代碑文介绍，当时有窟、龛1000多个，现存700多个，有塑像、壁画的洞窟492个，共有彩塑2000多身，壁画44830平米，是世界最大的古代艺术画廊。常书鸿做的第一件事是筑墙，为了防止人畜破坏和风沙侵袭，常书鸿因地制宜，学会了当地筑墙的方法，用本地的碱水加上沙子，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大干了50多天修起了一道2米高，2000米长的围墙，将492个石窟连同上寺、中寺、下寺三座庙观严严实实地保护了起来。第二件事是清沙，由于年久失修，很多洞窟被流沙淹没，大家用了两年多时间，加上少量民工，将流沙推到大泉河边冲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