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小报风云：“胡适之吃花酒”

“风流倜傥”，自古便是文人骚客的“优良传统”。

民国年间，流连于青楼女色之间，虽不能说是多光荣的美谈，但也并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稀罕事。当年便有文人如此评价：“上海的社会，物质上是文明极了，其实是烟、赌、娼三项结合之社会。海上娼妓，更属遍地皆是。”

只可惜，近代以来，西风渐盛，不仅社会要“文明”，连做学问的人也得以身作责”文明“起来。以至于学者、作家喝喝花酒，逛逛窑子都得低调行事，生怕被哪位同行或是忠实读者逮个现行。当然，也有像郁达夫这样，君子坦荡荡者，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但是，如胡适这样德高望重的知识界领军人物，自然不能如郁达夫那般潇洒，虽不能说”道貌岸然“，但也得维护公众形象。可树大招风，1926年时胡适之不幸在四马路遭遇了沪上《晶报》的“大佬级”作者包天笑。

胡适

包天笑原名包公毅，天笑乃其笔名。清末民初便已成为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人物，除了写通俗小说外，也热衷于翻译欧美小说。不过，相较于小说家、翻译家的身份，其报人的身份似乎更为人所熟悉。早在1906年便任《时报》外埠新闻和副刊《余兴》编辑。民国年间，供职写稿的报纸杂志数不胜数，《小说时报》、《妇女时报》、《小说大观》、《小说画报》、《星期》等等，最有名者当属《晶报》。

包天笑画像

这份所谓《晶报》堪比今日不列颠之《太阳报》，至于香港的什么水果日报更是不在话下。此报创立于1919年3月，起初是作为《神州日报》的副刊，每三日一期，报纸因此得名为《晶报》。

其报纸版式大致为横方型，分成里外四版，外面一、四版皆为广告，里面二、三版则是报纸正文消息，较《申报》等大报较小，可谓是名副其实的“小报”。

《晶报》的出现迅速满足了市民茶余饭后的谈资需要，填补了八卦花边界的空白。其销量和受欢迎程度很快就超过了《神州日报》本身，甚至反过来维持母报的生存。

1922年时，《晶报》每期发行已经超过5万份，名列申城各小报之首，当年便有所谓“社会上对于小报，也大有非看不可之势了”。而《晶报》编辑也称“本报每期虽尚未能销到十万份，但看本报的，或者不止十万人也未可知。”实际上，《晶报》的受欢迎程度甚至超出了上海，辐射全国，凡事喜欢“重口味”的读者皆趋之若鹜，外地读者亦会追买求购。

1927年一位远在汉口的读者求购第1至400期的《晶报》......

除了广受人民群众热爱外，《晶报》却也还能让那些“一本正经”的达官贵人也读的津津有味，时常爬上党政要员、各界闻人或租界寓公的桌案，例如张学良、叶恭绰、王揖唐等都是《晶报》的忠实读者。国民党元老级人物叶楚伧、邵力子甚至都会偶尔在《晶报》上发表议论。

1933年11月6日，《晶报》由于广受欢迎所以从三日刊改为日刊。当年的上海市长吴铁城欣然为其题词——“小报之王”。

此间之轰动或可比今日北上广之首长来为某都市娱乐报贡献墨宝之效果。为此，《晶报》众人也颇为得意，所谓“就是小小的一张纸聚了若干名流，来竭力帮忙，也还愁未能得到海内第一张小报的声誉！”。

《申报》老板史良才甚至也曾想收购《晶报》，曾托包天笑找主编余大雄接洽。余大雄开价四万大洋，史良才一时没如此多现金周转，方才作罢。

既然以”小报“自居，那么《晶报》上肯定是不到正经新闻。依照包天笑自己说法便是“不谈政治，所谓国家大事，概不与闻。所载不过是街谈巷议，轶事秘闻”。

同样地，既然是“小报”，那么报纸上的新闻自然不是通过常规渠道采访获得，其上的文章大多都是依靠沪上文人又或是所谓”洋场才子“来写稿。

《晶报》主编余大雄几乎天天都要混迹各个饭馆酒肆，依靠自己庞杂的人际网络来约稿或跑新闻。《晶报》登新闻有三大原则即登那些所谓大报不敢登、不便登、不屑登的消息。

此外，小报本就是为市井小民的娱乐消遣服务，那么自然以名人八卦、小道绯闻为“利器”。

胡博士认人不清，碰上了《晶报》的“专栏作者”包天笑君无疑是羊入虎口，自投罗网。由于《晶报》文章大多来自文人写作，所以其主编和编辑都是到处“搜括朋友著作”，其“狠于官场之刮地皮”。包天笑得知胡适在上海喝花酒的新闻自然不会错过，且受《晶报》之催促。果不其然，不出几日，包天笑就不惜卖友求销量。

且不说胡适这样的大知识分子，《晶报》有时为了能够大卖甚至不惜触当时上海滩大佬的“霉头”。某次海上大亨黄金荣为了娶某女伶为妾，与上海另一位富商薛宝润的二代公子斗狠，甚至不惜派手下弟兄将对方殴伤。此事沪上各报皆不敢登，唯独《晶报》“不要命”地大加报道。黄金荣一时恼怒，甚至差点派人把《晶报》主编余大雄绑了票。最终在各方调解下，余大雄登门赔罪，才免了“血光之灾”。不过，既然《晶报》连“黑老大”都敢惹，又怎会顾及一个读书人的“薄面”呢。

1926年初胡适由北京赴上海，正预备赴欧洲考察。结果却在妓院里遇上了同乡，得知此事后的包天笑便同所有花边新闻记者一样添油加醋地写了一篇香艳的文章。

于是，民国十五年三月间，在《晶报》登出了《胡适之吃花酒》的大八卦。

多年后，包天笑在回忆录如此写道：“胡适之在上海吃花酒，这也无足为异，当他在上海华童公学教书的时候，本来也是放荡惯的。这一回，他是胡博士了，是中国教育界的名人了，当他从北京来上海，即将出国，似乎要尊严一点。偏有那位老同学胡宪生（无锡人），觞之于某妓院，胡适为余大雄所瞥见（他们是同乡），又以为 这是《晶报》好材料，便写了胡适之喝花酒的一篇素描。”

若喜好老上海各类八卦。切勿错过包天笑的回忆录：《钏影楼回忆录》。而其日记原稿现藏于上海图书馆。

此文一出，胡博士自然是脸色难看，青一阵白一阵，说不定也在咒骂自己居然招惹了这么一位八卦祖师爷。囧怒之下，胡适居然亲自赶到《晶报》报馆来找包笑天算账，大有踢馆之势。 

1926年6月赴欧前的胡适，右四者。

盛怒之下的胡博士算账心切，斯文也就要不得了。包天笑虽是八卦猛男，但未必是拳脚好手。目睹气势汹汹的胡适之，包天笑赶忙从报馆后门逃之夭夭。而主编余大雄身经百战，已有心理准备，早就出去避风头了。胡适寻人不得，又不愿冒”斯文扫地“之险，当真砸了本就破破烂烂的报馆。最后，只得无奈撤退。

当日，包天笑返家后在日记中写道：“胡适之自《晶报》一篇文后，大窘，昨亲至晶报馆，余急避之，今夜胡宪生（胡敦复之弟）又来访大雄。”

1947年出版的《胡适留学日记》专门提及胡适关于“提倡禁娼”的议论。

民国三年发誓...但之后依然破了色戒。

其实，早在1914年远航美利坚时，胡适便已下定决心不再光顾青楼，所谓：“吾在上海时，亦尝叫局吃酒，彼时不知耻也。今誓不复为，并誓提倡禁娼之论，以自忏悔，以自赎罪......”

回国后，胡适却也时常发表同情“失足妇女”的言论，甚至一度非常推崇那本描写清末上海十里洋场妓女命运起伏的《海上花列传》。

无奈，大学者也是人。十年之后，仍然破了戒，“色”固然还是没能戒掉，但最倒霉的还被报人抓了“现行”，尤其惨的还是碰上了《晶报》的人。那么，最后自然免不了要挨包天笑的温柔一刀，也不知为《晶报》销量贡献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