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有数：尽在不言中

    俗话说，做人做事，心里该有个数。倘若没了数，做人有如水上漂，做事好比火中捞。可见，数在人们心目中具有非一般的崇高位置，是架起人间华屋大夏的梁与柱。

    我们常说的数，既是无形的有数，如打算、主意、谋划，也可是有形之数，如具体的数目。这些数皆可为人代言。遇见不可多想，不能多要，一言难尽的，也可先报串数出来，商商量量，气氛维和。久而久之，数字成了人间表辞达意的密码，一切总算可以尽在不言中了。

    中国传统数字有一到十。让古人引以为傲的是，十个数足以构造泱泱大国上下五千年曲径通幽的盛大景象。它们是中华文化的基因组，遗传真理般的价值，携带着过去对未来的指示。

（一）

    首先来说“十”。现存最古的“十”字源自夏殷甲骨文，一纵竖，仿佛一枚金针，据说是模拟竖放的算筹。也有说，这是早古之人结绳记事用的，每到第十结时，便结一疙瘩。于是乎，世间的人事就是一个又一个疙瘩，疙瘩里都有哪些因果，至今仍是一团解不开的谜。

    到了商周时期，古人在青铜器上镌刻金文，“一纵竖”在浇铸的模具中很容易膨胀走样，变成了一个像瘦子吃成胖子而大腹便便的模样。制器者显然注意到了这一膨胀，处理办法则是干脆把中间膨胀的部分美化成一个圆点，再后来，直接变成伸出两只手的“十”字。

    古人说：“不学诗，无以言”。说“十”，自然也绕不开《诗经》。

    现存的《诗经》分《颂》《雅》《国风》，合计305篇。《颂》常见的名篇有《周颂·清庙之什》《周颂·臣工之什》，《雅》则有《小雅·鹿鸣之什》《小雅·鸿雁之什》等。

    “之什”即“之十”。朱熹在《诗集传》中说：“雅颂无诸国别，故以十篇为一卷，而谓之什，犹军法以十人为什也。”朱夫子给后生们做解释，孔老师编辑上古流传下来的诗时，以十篇为一卷，就如同军队以十人为一小队的什。

    朱夫子数数没错，但解说内涵似乎有所欠缺。《颂》《雅》诸篇是上古之人赞颂祖灵、向祖灵祈求赐福所作，“一卷十篇”是在宗庙前庭表演的十幕一场的祭祀乐诗，有的还用来告诫后来人勿忘先人们的功绩和美德。所以，“一卷十篇”不能简单地用军队基层编制来类比，否则有淡化《颂》《雅》真实意图的嫌疑。

    汉代人许慎所著的《说文》中有对“章”字做过解释：“章，乐竟为一章。从音从十。十，数之终也。”章是由“音”和“十”构成的会意字，并明确表明字素“十”为“数之终”。

    换句话说，《诗经》中的《颂》《雅》诸多祭祖的乐诗篇章非“一卷十篇”而不能表达后人对前人的至诚敬意，谁叫祭祀祖宗在古时是人最大的干活呢。

    我觉得，朱熹对《诗经》的理解不是没数，他或许已经有了难言之隐，或许要与时对表，因为后人还有几个能感激先人的功绩，能牢记先人的教诲，而不忘初心呢！

    十，作为一个极致之数，有一种极致的美好叫作“十全十美”。当然，客观规律是，物极必反。“十恶不赦”则是另一番极致的人间风景。

（二）

    接下来，回到“一”说起吧，与“一纵竖”的十相对应，这是一平横，世界终于被摆平了。

    “一”的诞生，大概是从一根绳上鬼使神差地打下了第一个结，一无之中生了一个有而元始的。一元的诞生可能就是在造字之初“惊天地、泣鬼神”的那个夜晚，不知当时的人有没有大吃一惊，吓出一身汗。

    “一”从神坛上款款走下来，人们甘愿拜倒，奉它为师。古人有崇尚“一字师”的美德。“一字师”的典故记载虽然是发生在唐朝末年的五代，但我觉得它更可能盛行于上古时期三皇五帝的启智年代。

    “一字师”的典故说的是著名诗僧齐己，在下了一夜大雪的一天早上，他发现院里开了几枝梅花，觉得花开得很早，此情此景不由得让他有一种赋诗一首的冲动，于是有了《早梅》一诗。

    齐己很得意于诗中的神来之笔：“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他抑制不住兴奋，带上诗就冲到了诗友郑谷的家。郑谷看了后，冷静地说：“数枝梅花开已经相当繁盛了，不足以说明‘早’，不如改为‘一枝’吧。”

    齐己听了，非但没觉得寒冬腊月里被泼了一盆冷水，而是情不自禁地大赞改得很好，欣然接受，并向郑谷拜谢。后人称郑谷为齐己的“一字师”。

    “一字师”的典故显然是一种回光返照，在齐己的年代“一字师”行将就土，风行的是另一种称作为“好为人师”的个人主义。人们的追求也不再是一门心思、一往而深、从一而终。反而常常因患得患失而一夜不眠，也有因一言不合而大打出手。

    不过，这“一字师”有明显的造假漏洞，真是难为了大家。

    老子早看穿了这一切，但他懂得说话，向人间直播《道德经》，道法自然：“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描述宇宙创建的过程，填补欲望的裂缝。

    老子大概最中意数字“三”，他认为宇宙有三才：天、地、人，天生有三光：日、月、星，帝王有三皇：伏羲、神农、皇帝。这也充分表明，三是一个好货。

    只是，我觉得，从“三”冒然直奔万物，是不是步子迈得太大了些，给人的想象也太美好了吧。

（三）

    “四”就没有“三”那么冒进。虽然今天部分人避讳与死谐音的“四”，认为这个数字不吉利，对它敬而远之。奇怪的是，古人却在很长一段时间认定“四”好，甚至比“三”还要好。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王”不就是在“三”的中间加了一竖嘛。谁最早想到添加这奇妙无比的一竖，谁该就是最早的王吧。所以，“四”很早开始便被用来代表与王者有关的意向，“四方”代表的就是天下。

    天子及王侯们的座驾标配是用四匹马拉的（即驷马），战国时期有令人敬仰的“四君子”，官方权威著作是四书，等等。千余年来，人们多少还相信有君子之德，“四”是这种美好德行的表征，亦所谓“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管用的一句就够，说了不算的，一万句也没啥用。“难追”越来越凸显了追求的困境，人不得不“三心二意”，一不小心沦落至“不三不四”之流。世道变幻，人心不古，追求古风美德如落花般凋零。当然，这么说的前提是，古风美德应该真的存在过。

    “不三不四”推倒了美德的围墙。“不三不四”又是从哪里混进来的呢？

     有人说，源于《易经》。易经每个卦象分6个爻，指6爻卦象，表示事之变化发展有6个阶段。而三爻和四爻处是6爻的中心点，是正道和大道。“不三不四”则指脱离了正道，走进了歪门邪路。

    我觉得，“不三不四”也可能源自比《易经》更早的《诗经》。

    后汉时期的一代宗师郑玄所著的《毛诗谱》这样说道：“传曰，文王基之，武王凿之，周公内之。谓其道同，始终相成，比而合之。故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篇，为正经。”毛诗即指诗经。

    大小二雅合起来就是《诗经》中的《雅》，共有105篇。郑玄认为（朱子也赞同），105篇中，歌颂文王、武王、周公等创业伟人的《大雅》18篇和《小雅》16篇才可称为“正经”。

    也就是说，二雅之中只有34篇是“正经”之作，其他一大堆应是“不正经”吧。所以，后世人常说“不三不四不正经”，多半与上述的这道数学题有关。

    后世，一本正经的阵容不断膨胀，四书五经都成了正经，一方面说明社会发展，学问兴盛。另一方面，“假正经”也滥竽充数，充斥其间。

    除了“不三不四”，还有颠三倒四，朝三暮四，低三下四，挑三拣四，丢三落四············这两个数字搞在一起总不让人省心。

    以上从一到四，这四个数字对古人而言可以说足够了，其余的靠这四个数字即可产生，比如五，是四添一；六，一二三相加。余下的依次类推。所以，我认为《道德经》该改一改了，应该这样：“一生二，二生三，三推四，四成全万物”。

    成全即道德。好不容易爬到了半山坡，横生“不三不四”，势必前功尽毁。这是天道敲响的警钟。

（四）

    五，它和十相似，有个带人字偏旁的通假字，伍。五人为一伍，十人为一什，这就是中国古代沿用千年的基层组织形式：什伍乡里制。

    该制度源于西周，盛行于秦。运作流程可大致概括为，什长、伍长被官府选出来负责乡里治安，一旦发现形迹可疑者及时上报，使“奔亡者无所匿，迁徙者无所容”，这正是后来遭五马分尸的商鞅聪敏才智的结晶：人盯人的连坐法。

    “五”天生一副中正威严。西周最早的官职为五官，地上至尊为五岳，世间美妙为五音，人生至味则盼五子登科，镇得住孙悟空只有“五指山”，祛除“五毒”待“重五”（端午节），最美祝福则有五谷丰登············

    六，也常被人们看作是个吉利数，六六大顺即是家喻户晓的数语。何谓六六大顺？

    一种说法，源自《易经》，指的是坤卦，坤卦的六爻都是阴爻(六)，即由六个”六”组成；还有一种说法源自《左传》，“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此数者累谓六顺也。”

    不论哪种说法，都是极好，人生若得六六大顺，即可胜却无数。

    “六”还是个神秘数字，有“六神”之说，相对应的成语便有“六神无主”。

    这里的“六神”可以明确不是那种气味极大的人造香氛。

    关于“六神”，也有两种流行甚广的说道，一指人的心、肺、肝、肾、脾、胆，六种器官各有神灵主宰，故称“六神”；二指六种神兽，即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腾蛇、麒麟。

    “六神无主”在成语的家族是个“毛头小伙子”，年轻！可追查的最早记录是生活在明朝的作家冯梦龙笔下，即冯先生所著的《醒世恒言》第二十九卷“卢太学诗酒傲王侯”。这一章说的是嘉靖年间大名府浚县发生的事。

    故事中主人公叫卢楠，即卢太学，说此人“李青莲再世，曹子建后身。一生好酒任侠，放达不羁，有轻财傲物之志”。卢太学结交满京城的名流，不屑与地方知县汪岑来往。对汪知县个人的描述可谓言简意赅，他“少年连第，贪酷无比，性复猜刻”。

    一个孤傲，一个贪酷，一个想巴结，一个爱拒绝，这样两个人的玩耍怎么可能生出愉快的结果呢。

    有一天，汪知县听说京城来的很多达官贵人聚集在卢家后花园吃酒带赏花，他也很想去，可惜未受邀。于是，汪知县差人去卢家，请卢太学“赏”个请帖。

    卢太学勉强下了个请帖。汪知县拿到手后乐不可支，急匆匆的正要赴约，家人慌忙来报说怀有五个月身孕的夫人突发了状况，接着出现了这一幕：“吓得知县已六神无主，还有甚心肠去吃酒。”

    汪知县放人鸽子，而夫人养一养也没出啥严重状况，但汪知县与卢太学之间的隔膜炎越来越严重，最后闹到了“死癌”的地步，一人弄得另一人非死不可。搞出此等结局，是人间常态吗？人们心里就没个一起好好玩耍的数吗？

（五）

    七和八，这哥俩单个站出来，个个都好汉。

    “七”一直被认为是极重要的数字，一周有七天，世上有七大奇迹，月亮运行周期是四个七天因能“代表我的心”。“七”是阴阳与五行之和，即儒家所崇尚“和”的状态，道家所追求“道”与“气”的统帅，是汉化佛教所联系的生与死，此之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生意人对数字极为敬重，而各地的生意各有所敬。据说，福州人最喜欢“三”，温州人偏爱“七”，而客家和广州人更爱与发谐音的“八”，北京等北方多地民间比较喜欢“四”。数字，于无声处揭开生意场上各怀的心思。

    不仅在中国，在古希腊，7也是完美的数字，它是3与4的和，代表着三角形和四边形，这两种形状在希腊是完美无缺的，也代表着“幸运”。

    七主天运，八为人主。八，最初的意象是通往宗庙神社缓缓升起的台阶，它是地面通天的一座桥梁。八，是用来表现人事和道的一个好数字。

    一声令下，听八方呼应；祈求好运，需八字打开；一展身手，赞八仙过海；攀谈关系，论八拜之交；逢凶化吉，请八方支援；为人处世，要八面玲珑；美女如云，有八百姻娇；英雄好汉，看八百壮士············

    治学之道中，曾备受推崇的是“八方受敌”之法。这是什麽样的法门战术呢？一言以蔽之，这是苏东坡治学倡导的集中精力打“歼灭战”。

    据《东坡文谈录》记载：苏东坡“少年为学，每一书作数次读。当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不能兼求之——如欲求古今兴亡治乱，圣贤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余念。事迹文物之类，又别一次求。他皆放此。若学成，八面受敌，与涉猎者不可同日语。”

    苏东坡讲的“每一书作数次读”、每次“且只作此意求之”，就是把一部书按内容分成若干项目，一个一个有重点地深入学习、研究，集中精力打“歼灭战”；然后在分项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综合，达到融会贯通。这样就能“八面受敌”皆能应付。“受敌”指经得住考验，抵挡住各种疑难的袭击。

    “八方受敌”的读书、治学经验之谈，在今天还会有多少人把它当作一种治学的追求，而不至于徘徊在走马观花的浮躁之地。

（六）

　七和八，个个的能量都很大，凑在一起免不了要搞出大动静，七上八下，有七没八，能够镇住这一团乱糟糟的要靠九。

    九是何方神圣，有何德何能？

    九与久谐音，有着“长久”的寓意。“九”是在上升趋势中的有限之极，还是龙的化身，在古代多用九来附会帝王，如称帝王为“九五之尊”。

    “九”的这种至尊地位往往掺杂神秘性和神圣性，如上古时期与原始信仰有关的“九歌”，佛教“九谛”，道家“九转丹”，江湖武林不可企及的“九阳神功”。

    九在中国古代宫殿建筑中也多有体现。上个世纪末的考古发现，距今已有五千多年的大地湾仰韶文化晚期的宫殿F901遗址就是八柱九间的格局，后世宫殿基本沿袭了这一模式。

    在紫禁城，原是和珅府邸的恭王府，走廊、窗棂等处的装饰有九千九百九十九只蝙蝠，蝙蝠谐音“福”，取福运长久之意。看来，和府当年才是真正的“景福宫”，但是纵有九千九百九十九，却也填不满和老爷的胃口。倘若一人富可敌国，而国将何处安放。

    《水浒传》中，九天玄女搭救了宋江，给了宋江天书，嘱咐其要“替天行道”。

    道亦不可道。“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馀”。

    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八九不离十，差不多就行了，不行的时候，说那么多也没多大的用处，不如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然而，肉只是人们装点和掩盖碗底空虚用的，酒则专门借来宣泄，“福来寿来，五魁首啊，六六六啊，八匹马啊”叫嚣的全是心中不可尽言的向往。

    人活在世，毕竟不只为肉酒而来，是想有更多的追求。追求什麽？怎样追求？人们心里必须该有个数。是哪个数，或许萝卜青菜各有所好。如果非要选出一个数作为人间精神引领者的话，我想再也没有比此数更适合作为“群龙之首”。

    它就是“十”字上头加“一横”：“干”。一切尽在不言中，捋起袖子加油干，数风流人物，就看今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