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典范——在风闻社区评论交流的正确姿势！？……

导读：

本次讨论交流堪称网友互动的典范，特整理成文。求高人指教！最希望见到的是能建立一个更高层次的分析框架将我们二人的认识均能放进去，无论相容处还是分歧处；指出我们二人分歧的本质及其根源性的原因。本文内容为笔者即“末那识”与“ultracold”关于“质疑”是否算科学精神、“理性逻辑”在科学中的地位与作用、“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发展出科学（体系）”、“李约瑟问题”、“中华文明的缺陷在于‘理论与实践的不平衡’”等各自的立论或观点进行的反复探讨。除第一回合稍有不和谐外，此后渐入佳境也逐渐深入，求同存异，相互启发。笔者获益良多，相信“ultracold”也有同感。成文发表已征得“ultracold”的“不反对”。

1、“ultracold”转发文章

真空不空！

2、“末那识”评论

似乎可以印证我的一个观察：科学的突破关质疑鸟事，关理性逻辑鸟事，不过是发现问题的敏锐性（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对问题的大开脑洞地猜猜猜罢了（大胆想象，小心求证）。国内舆论瞎BB什么中国缺少科学精神并将科学精神绑定于质疑精神、理性逻辑什么的，我觉得都是鹦鹉学舌，不着边际的胡扯。此论，盼得作者指教。

3、“ultracold”

任何一次突破当然都不是理性或逻辑过程，但你的说法荒唐至极，因为一个社会认识需要持续不断的创新突破，而不是一次了事，这个整体的过程必须要理性和逻辑去支撑，否则难以为继——所有前人的突破认识，都需要理性和逻辑去整理归纳，其结果是下一次突破的前提。你的说法，相当于说吸收营养都在肠中进行，关关嘴和胃鸟事？

中国古代，起点领先，社会规模更大更稳定，文化更是出类拔萃；反观西方，起点只是盗抢别人文明成果的蛮族，抢劫成功也只落得中世纪前八百多年的黑暗，文艺复兴还是要靠输入性外因引发。双方相当多的对比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但我们就是在不知不觉中被如此低档的对手超越，而且我们是连近代科学的边都没沾到。如果说我们没重大缺陷，那么，你怎么解释这段如此清晰的历史？需要说明的是，我不是胡锡进和刘亚东，我认为中国的科学精神有重大缺陷，而不是完全没有科学精神。

理性和逻辑是建立科学体系的基础，科学体系的作用是将科学成果清晰准确地表述出来，进而利于普及推广、交流研究，最终能稳定可靠地不断推陈出新地发展。中国古代没有严密的科学体系，所以人再聪明，文化再先进，社会再文明，所有的科学研究和哲理思考都是单打独斗，根本体现不出群体和时间积累的优势，这是我们的科学发展迟缓甚至停滞的原因。

你的那套佛学论调，就算不考虑哲学上的谬误，也是缺乏严密体系的所谓理论。你是怎么掉进去的，错在什么地方，认清这些本是你自己的责任，拿到这里来与专业物理学家辩论，纯属无理取闹，这是拿自己的错误浪费别人的时间。

4、“末那识”

我的第一句所说的科学突破其实就指的是“任何一次”，如果加上，你的第一句显然是肯定了我的第一句的观点。至于你后面说的那么多，我没有讨论，你的讨论是误解我说的科学突破不是指“任何一次”而是指整体的科学进步历程，你讨论的是科学整体的进步历程。其实在这个方面，我们有相容的见解。

我的完整的观点是：任何一次的科学理论创新过程，大致三步，第一步创意（找不到更好的词描述了，凑合用），第二步理论建构，第三步实验检验；第一步就是我指的所谓科学的突破，这一步依赖于灵感和想象力，而与理性逻辑无关，这是我原评论的要表达的意思；第二步，其实就是数学描述的建构，简化说其实就是造公式，这一步是依赖于理性逻辑（数理逻辑）的；第三步实验检验，理论能否解释已有的现象，并且对于理论预测出的现象做出验证，有问题再返回第一步。

你说的科学整体的进步“都需要理性和逻辑去整理归纳”“所有前人的突破认识”那是第四步的事了，这我同意。

至于你根据中国近代连近代科学的边都没沾上（其实就是李约瑟问题了）的事实，认为中国的科学精神有重大缺陷是原因（至少是之一吧），我无法做确定的判断。但我对李约瑟问题的认识，比较倾向于马克思的观点和对我的启发，分享与您参详：

马克思说：没有工业和商业，哪来的近代自然科学。

启发：人对事物的认识前提是与事物打交道，不打交道则事物不会成为你的“对象性事物”（这就是我引王阳明的花的根据——引惠能的话是跟着引王阳明的花而补刀的，被你批为佛学论调了）；与事物打交道遇到困难/困惑，于是才有“认识”的需要和过程并产生结果，近代科学无非是认识事物的方式之一（以数学化描述即数学公式化或说量化为核心）。

一个事实是，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的发展近乎同步，所以是否可以说，资本主义式的与事物打交道的方式（就是马克思说的“工业和商业”了）决定了近代科学这一对事物的认识方式。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未发展出近代科学的李约瑟问题就转变为了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的问题。这个问题，眉山剑客陈平的《文明分岔》论或是一个比较靠谱的分析框架和解释。

至于哲学，我虽缺乏系统研习，但复旦大学哲学院王德峰老师的《哲学导论》课我可是反复听了不下五遍。

总体上，我们俩的认识应该是相容之处多些，你的批评是由于我漏写“任何一次”导致的误解。

你最后一段，似乎有点咄咄逼人了点。再请指教。

5、“ultracold”

首先，正式向你道歉，我把你看成了神棍与民科这类人了，他们不可能有你这样对待问题的科学态度，希望谅解。

我承认你是认真思考过问题的，但我们对待问题的分歧，的确还是有两点：

１、创意阶段与理性和逻辑紧密的关系。

你的三步分法我没意见，但每一步都和理性与逻辑紧密相关，包括创意阶段。道理很简单，任何一步都不是凭空或仅仅依靠前一步去做，它们都有个共同基础：前人实践成果。理性与逻辑，对创新的意义在于，它们保证了你能踏实地站在巨人肩膀上，不塌陷也不跌落，更不会站在巨人脚下，这其实就是真正的创新和瞎折腾的区别。

２、对李约瑟问题的认识。

你提的观点，首先，有个事实性的问题，近代科学的发展，在时间上大体上早于工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时牛顿都去世几十年了），像哥白尼、布鲁诺这样的变革性认知，是很难用实践需求来解释的（连他们自己都是当时主流社会打击的和禁止的对象）。

其次，李约瑟问题，与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完全是两个不同的问题。西方的科学进展，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古希腊时期的科学和哲学思想，虽然曾一度被荒废和滥用，但西方早就存在这种思想，而我们至少到1840都还没有，这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无关。

第三，哲理上说，起点决定道路而不是目标；外因是条件，内因才是根据；认识不仅仅是客观的被动和机械反映。你可以说中国缺少古希腊思维是客观条件限制，但两千几百年之内，多少个朝代过去了，你还缺少这样的认识，那就叫缺陷，不能只用客观来解释。你的观点，没有包含这一条：认识可以、应该、而且最终必然超越已有实践。

第四，陈平老师的相关观点，我是不赞同的（但我尊敬他的整体上的作为）。我看了下前言（《文明分岔、经济混沌和演化经济学》），有两个问题，一是上述第三点的哲学问题，二是他说的是“系统开放是结构演化的前提”，但实际观点却很可能是“文明间的深度交流才可算是系统开放”，这显然是不对的（就算毫无文明间交流，系统依然是开放的）。而且，一直到1840之前，我们和西方的交流也一直没断过，把西方的进步看作“奇技淫巧”而不予重视，这才是真正缺陷的具体表现。另外恕我说句不敬的话，我有个感觉，现在很多学者都多少有种过度回归传统的心态，陈老师很可能是其中之一。

李约瑟问题，我的认识是这样的，中华文明自古就在实践和理论上有偏颇（或者说不平衡），最大的问题在于对远离实践（不直接源于实践、超越实践，和不直接指导实践）的理论过于忽视（甚至无视），这个问题从未随五四、1949，甚至改革开放而被彻底清算和纠正。如果你对我前面的说法无法判断的话，那么，无论是实践的历史、经验和态度上，我们在这个星球上根本找不到对手，我们被低劣对手反超又是事实，那么我们还可能有哪方面的缺陷？

6、“末那识”

感谢赐教。

求同存异吧。观点的不同往往出在掌握的材料的不同，所以需要交流。

我推崇“与高人神交，与好书恋爱”。

回到我们的讨论。

你讲的第一点其实与我的观点仍不分歧，我讲所谓第一步的创意，它总得是针对于一个“什么”而创意吧，这个“什么”我叫他科学中的“基本问题”，这‘基本问题’当然是在你说的“前人实践成果”的前提和基础上产生的，牛顿时候有那时候意识到的基本问题，牛顿解决了，就不会是爱因斯坦时的基本问题了，但爱因斯坦时有牛顿解决了一些问题后意识到的一些新的基本问题。所以这与你的观点是兼容的。

我之所以提“三步说”，并强调第一步与理性逻辑无关是由于如同下面这一连串的困惑：

1、近代以前的中国人未显示出（用词我得高度谨慎）理性逻辑，是否意味着古代以前的中国人理性逻辑能力不健全？

2、如果将近代以前的中国人未显示出理性逻辑归根于中国文化和哲学传统甚至什么制度、体制这些“阻碍因素”，那么当前的中国在质的意义上这些“阻碍因素”有扭转吗？

3、如果未扭转，那如何解释中国当前堪称飞速的科技进展？

4、如果根本就不能扭转尤其是文化和哲学层面上，那依然不能解释问题3

5、如果可以扭转（也意味着已经有所扭转——如果不能说根本扭转的话）——当前的科技成果为证，那说明当前的中国人已经具备了理性逻辑，而如果是这样，再加上科学创新源于理性逻辑这一几乎不容质疑的“真理”，则如何解释中国目前仍然鲜有科学原创而只是跟在西方后面亦步亦趋？

6、如果在质的层面尤其是文化这哲学方面未有根本变化，那中国当前的科技进展是否可以说明即使是在传统文化和哲学的前提下，无论古今，中国人的理性逻辑能力都是健全的？（子问：如果理性逻辑不健全，是不是意味连对西方科学的理解都将不可能？或者反过来说，既然理解西方科学已是事实那是否说明理性逻辑是健全的？）

7、如果6答案是肯定的，那又得问6的问题

至于强调与质疑无关，是因为事实经验（间接和直接）：

1、量子理论的开创者之一普朗克创立“能量子假说”不是因为质疑经典理论，而只是为了能对黑体辐射的实验数据进行精准的数学描述——简单说就是构造数学公式，相反，即使提出了该假说，他不仅不高兴，反而愁眉不展，因为他依然虔诚的信奉经典理论，并在此后徒劳无功地用了多年时间试图将该假说统合到经典理论的框架下。

2、我自己的经验：我科班专业是环境工程，我曾经提出过一个“iPhone式创新”水处理技术体系，即推倒现有的技术体系，重构新的技术体系，这个就科技创新层面来说没有质疑什么事儿（当然，如果在人文领域来说，或许说得上一点，因为毕竟要挑战权威，即使不是主观意识上的质疑，也是事实上的质疑，人们往往混淆这二者），而只是发现问题（老的技术体系是先发展国家缓慢应对一个接一个出现的问题而叠床架屋式的搭建起来的，而后发国家包括我们国家是短时集中爆发问题的，这是根本差别，也是基本问题所在），然后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罢了。另说明，第一，我首提这个是在2007年，那时我还不知道有iPhone呢；第二，数年前，已有业内大咖提新概念污水处理厂并实践，我发现与我当年的想法很多不谋而合，而且恐怕我站的高度可能还要更高一些。

我认为“将质疑作为一种科学精神而中国缺乏”、“将理性逻辑视为科学创新的根源而中国有缺陷”已成为一种国人的“心结”，这一心结妨碍了中国在原发性创新上大展拳脚。所以，我的一切思考和探讨，是为了寻求一个合理的说法，解开国人的“心结”。如果说有些观点过于激进甚至偏颇错漏，可能是用力太猛。真心期待与高手切磋交流。

设想我是寇仲，期待我的徐子陵们。

7、“ultracold”

你这次的回复，我觉得问题就在于表述严谨性上面，这就是个典型的“理性和逻辑”的问题。

对于创新突破，我年轻时曾这样表述（不是定义）过：“创新是理性思维足够好的人的一种非理性思维”。我当时想表达的意思，一是创新本身不是理性过程，二是理性思维是必要和重要的。你现在的表述则是，“科学的突破关质疑鸟事，关理性逻辑鸟事”。

本来，你都明确说过我们没分歧，那就意味着我所表达的真正意思你也认同，继续再谈似乎是无端生事。但是，一丝不苟地严谨准确表述，的确相当重要，这能防止任何潜移默化形式的向错误的渐进转化，同时也是让交流更清晰简洁的基础。你提的7点困惑，其实完全不存在问题，真正的麻烦都是表述的不严谨造成的。

针对你的７点困惑，我需要明确的表述是这几个：

１、我说的是，中华文明的缺陷在于“理论和实践的不平衡”，我没提理性和逻辑。

２、对李约瑟问题，我们也该把某些本来不需要强调的隐含意思明白地予以表述：中华文明的缺陷，其后果是长期积累性的，致命，但不是短期的。

３、某些被忽略的历史事实也必须明白表述：包括理性和逻辑在内的整个科学体系，我们基本上是从西方搬过来的，而不是吸收消化再重建的。这和思想理论的内容可不一样！

４、我已经强调过，我不是胡锡进和刘亚东，但似乎你依然没理解我的意思，你在针对的，往往其实是他们而不是我。

在此之上，你的疑惑就可以烟消云散了。

中国并非完全缺少或“未显示出”理性和逻辑，也许，说有具体缺陷还比较恰当。但即使是缺陷，也只是“理论和实践的不平衡”这个因的长期积累形成的后果之一而已，不是问题的本源！而“理论和实践的不平衡”的最突出的严重后果，也是科学体系未能建立和发展，不是理性和逻辑缺陷。

中华文明的缺陷，如果不纠正，其作用是缓慢积累，到一定时机才有大后果。这并不妨碍我们学习西方科学体系和科技能力，并利用自己其他方面的优势短期反超对手，而且，因体量和人口基数可以一定程度地弥补和掩盖缺陷，未来一段时间内，我们甚至可能在高科技的创新突破上面引领世界好多年。不过，这依然无法永远抵消缺陷。中国之外的世界，体量比我们大，他们总有克服自己不同的缺陷的那一天，到那时，谁还有大缺陷，谁就出问题；而就算中国之外的世界永远有更大、更多问题，那么，这也顶多说明整个人类会有个更漫长的灭亡过程而已——永不纠正缺陷，最终肯定不会有前途。

“理论和实践的不平衡”，无论不平衡是偏向哪边，对文明都有“一票否决”的作用，区别只在时间长短和发作时机；但这方面没有问题的话，却不是对文明的“一票通过”式的肯定。这个逻辑也请理解一下。

对于“质疑”，我认为它对创新突破是有重要作用的，这个作用的表现，往往是善于发现旧认识的问题，给创新以理由和方向。

你举普朗克这样的作例子是很不合理的：任何科学家都有其保守的时候，越早的科学家很可能有这样缺陷的越多，这是因为时间越早，人类对思维本身的研究和认识越肤浅，大体上，越早的人越要依赖实践中的明显问题去被动创新。你为什么不提哥白尼怎么颠覆本轮，伽利略怎么挑战亚里士多德，以及爱因斯坦怎么面对经典时间时空观？

善于质疑的人，如果能处理好质疑的合理性问题（哲理和理性上更成熟），也往往更善于捕捉创新的机遇。而简单把创新归因于实践与理论的矛盾，这首先是哲学上的错误（对主观能动性的理解太肤浅），同时也是有“中国缺陷”的人比较常犯的错误。

以上是针对“质疑”的就事论事，我可不是胡、刘，也不是有什么“红号之志”的校长。还有一点需要指出，对群体缺陷的革命，矫枉过正和暂时跑偏方向是很自然的事，连五四时期都还打倒过孔家店呢，现在的胡与刘，从他们观点看，我相信其自身的认识问题不少。但真正理性和客观的角度，是从整个纠正“中国缺陷”的过程去看，追着大众去讨伐一些最初没把问题提对的人，不如认真反思和研究真正的问题。

对于“寇仲和徐子陵”，搜了下百度，才知道是武侠小说，对此我纯粹门外汉，的确摸不着头脑。

8、“末那识”

感谢赐教！

说明一下，那7个连串困惑的问题及其后的内容，不是对你的回复中表达的观点的评价和答复，而仅完全只是我的自说自话，目的只是表明我为什么要对“将质疑和理性逻辑作为科学活动的关键”这一普遍认识进行质疑。当然了，也期待你对此的评判，结果你也评判了。

所以，并非如你敏感地以为的当你是刘、胡，事实上，至少对刘（实话说，我很少关注胡），我们是一个阵营的，即使我们的观点仍有些许分歧。

关于质疑，普朗克开创量子论与爱因斯坦创立相对论这两个材料其实均是我的一篇关于对质疑的“质疑”的小文的两个例证，你认为举普朗克说服力不足，而爱因斯坦的例证能推翻我的立论。那就说爱因斯坦的例子，按我对材料的分析和理解，我认为爱因斯坦的例证可以支持我的立论。我的材料来自于百度百科（如果我的观点错误，那只能说明百度百科的资料不靠谱，这不是甩锅吧，呵呵），如果你同意我说的“观点不同多是由于占有材料的不同”的说法，请查阅一下词条“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中“主要成就”里的内容。当然，如果看过后，你仍然认为其不支持我的立论，那只能说明我们对同一材料的理解不一致，这就是真正的暂时无法辩清的分歧了，只能搁置，各自继续修行，容后再论。当然了，我首先得承认一种可能，那就是我犯了“观点先行”（先入为主）的毛病。

至于你将中国的科学事业表现出的问题归结于乃至于将中华文明的缺陷归纳为“‘理论与实践的不平衡’的缺陷”，我还不太能抓住你这个表述的精确内涵，是就只是字面的意思还是另有深意，不太好把握。

期待你对“‘理论与实践的不平衡’的缺陷”这个立论的赐教或赐稿。

提议：此后讨论，暂时只论你的“‘理论与实践的不平衡’的缺陷”的立论，不再讨论我的任何立论了。

推荐：不知道你看过吴国盛《什么是科学》一书没有，我虽也没仔细研读，但大致知晓其内容，其中有一个观点，类似于你提到的“不平衡”无论偏向哪边都是一票否决的另一个偏向，说是西方的现代科学是求力的科学，是将人类往死路上赶的科学。

另请示：是否可以将我们的讨论整理成文并发表在风闻，你发还是我发还是你我同发？成文发表的考虑是我认为我们的讨论堪称典范，发表可以起到引导网友评论交流的正确姿势。你认为呢？

9、“ultracold”

对你的观点，我还是觉得需要多说一点。

对爱因斯坦，我依然没有理解，你为什么说他的例子更支持你的观点。我感觉这似乎有误解成分在里面，而不是材料的掌握问题。

当然，“观点不同多是由于占有材料的不同”，这个我的确有不同看法，我更倾向于，虽然产生观点差异的因素相当多，但最多的恐怕是人们的世界观有五花八门的错误。我这么认为的理由是，你总不能假定多数人的世界观是完善的，认识不同仅仅是知识的原因，这显然与事实相去甚远。

不过，即使对爱因斯坦是我理解不对，这也不影响我认为你举例不具有说服力，毕竟科学家自身观念问题多的和问题少的都有，而且随时代进步，科学家的原有毛病是在减少的（新毛病的产生肯定有，但属于题外了），你为什么只举他们有问题的例子，而不顾时代的发展趋势？而且，更早的相反的例子也存在。

“质疑和理性逻辑”，我也不认为可以说成是“科学活动的关键”，但要想把真正的“关键”说明白，很可能是相当一段时间内无人能做到的事，这需要至少把人脑的创造性思维机理彻底弄明白。因此，未知因素难以把握，人们才退而求其次，去关注能对创造性活动有益的其他已知因素，这其实是一种现实的方法论。在这个问题上较真的话，有点为争论而争论的意思，我看不到有什么真正的益处。

吴国盛《什么是科学》我没读过，甚至也没听说过，刚看了一眼搜索，他说的“中国古代没有科学”显然是有问题的，中国古代所没有的，其实是科学体系，而不是科学本身。结论不准确或表述不准确，都是严重影响最终研究成果价值的。

我说的“理论与实践的不平衡”缺陷，意思是说，中华文明偏重实践，但轻视理论建设，特别地，对于远离实践的理论更不重视。这里，“远离实践的理论”的意思是，不直接与实践发生联系的理论，它们一般是从更直接的理论中再深加工得来，往往反映的是更一般、更抽象、更深刻的规律，并且也不直接指导实践。这样的理论，不符合中华“学以致用”的传统，也不被主流社会所接受。“远离实践的理论”才是中国文明真正缺失的东西，刘亚东所说的“科学精神”本来该指向“远离实践的理论”，但他用的“科学精神”，这是不合适的，而且他理解的“科学精神”也是扭曲的。

说点具体的认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被中国人尊奉得够高的了，但其实在汉语语境内相当成问题，已经有学者指出过这点了。我认为，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最终标准，但判别真理的途径相当多，实践检验是成本最大和最低效的一种”才合适——中华文明波澜壮阔而又丰富多彩的历史，应该同时解读为过度实践而缺少认知和反思的历史，或者是相当浪费的历史。而且，我还认为，对此持不同观点的，基本上难逃传统缺陷的影响。

不知道你对希腊思想了解多少，亚里士多德做的那些事，形式逻辑，学科分科等等，实际上是人类科学发展基础的奠基，有了这个基础，然后才有真正有价值的交流、普及，以及前赴后继的接力式积累发展。反观我们古代，具体的科学认知与应用可以领先对手很远，但没有这样一个科学体系去承载和支持这种前赴后继的积累，科学的发展就不具有可持续性，每个时代的个体或群体再聪明，再勤奋，也无论如何没有巨人肩膀可站，积累起来，最终就是1840的差距。

我知道，我们古代的很多先贤的著作和言论相当让人崇拜，原因是他们几百甚至上千年前的说法依然适用于当今时代。但严格地说，这样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地被后人解读的“不倒翁理论”并不是科学范畴内的东西，科学结论，总是有自己清晰表述和严格的适用范围，不可能模糊和无条件适用。这样的“不倒翁理论”，也不可能支持不断随时代发展。很多人在强调东方思想的了不起，以至于国外的著名科学家看了都深受启发，这是典型的误解——真正了不起的思想，是能独立支撑起一个文明长盛不衰的，但至少，我们的科学体系却都必须照搬西方，祖先那套思想是不可能创建相应科学体系。

研究祖先文化和思想，这是应该的，但研究的目标是总结经验和可利用价值，以全新的认识去指导实践，而不是直接把祖先的结论给大家端上来。这个问题，和自信是完全不相干的事，能把这和自信扯在一起的，根本不可能建立起真正可靠的深层次自信。

我自己目前没有打算要在风闻上多发东西，如果你要发我也不反对。主要问题是，我自己不是搞这方面的，目前以学习、交流为主，不希望把很多不成熟的东西发成正式帖子。

10、“末那识”

不讨论观点了。

你给我推荐一些对你的思想和观点的塑造具有决定意义和重大影响力的人及其作品吧。

我先推为敬。

哲学：复旦大学哲学系王德峰，《哲学导论》课程、《哲学与民族的文化生命》讲座

佛学：唯识宗八识，禅宗思想，通过王德峰的阐发而间接学习到的，试读过《六祖坛经》

经济学：邓英淘《为了多数人的现代化》专著、陈平《文明分岔》专著和《代谢增长论》若干于北大清华各系的讲座、温铁军《八次危机》（成本转嫁论）专著和讲座、史正富“观网专栏”文章如新作《对现代经济学，有一个天大的误解》

文化、政治与文化政治：张旭东“观网专栏”

杂项：复旦哲学系吴晓明“批判就是‘澄清前提、华清界限’”、宋鸿兵《鸿观》及其“知识大厦”论（与我的“认知框架”论不谋而合），等。

另：吴国盛专著《科学的历程》、《什么是科学》中表达的意思已经大体上涵盖你要表达的观点了，不同只在些许细节差异或者说你说的表述问题，但我感觉吴老师的表述更系统、精准，你可以参详一下，或许能对你是个很好的启发、归纳、提升的作用。吴老师也主编了一个微信公众号“科学的历程”，与你经常推荐的文章的中国物理学会期刊网公号类似，是个严肃的学术公号。

完

求高人指教：最希望见到的是能建立一个更高层次的分析框架将我们二人的认识均能放进去，无论相容处还是分歧处；指出我们二人分歧的本质及其根源性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