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而学|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下
按:笔者对清末民初一代的学者的学识比较感兴趣,尤其是他们的心路转折,这批学者由于语言上的亲近(文言为“母语”)和蒙学为旧学的优势,对于中国传统学问的把握上有一定的优势,而对于西学,也无当前这种学科专业化之囿,从而对西学在整体把握上也有一定优势(虽然深度上可能会有所欠缺),故而这些学贯中西的学者的学识值得研习探讨。这些学贯中西的学者中,有一位非常奇葩(本义),虽是学贯中西,但并非中国本土学者,而且是先修西学再自修中学,然后还扬中学抑西学,这就非常怪了。他是辜鸿铭(欲详细了解其人,可参阅:国学大师——辜鸿铭)。笔者非常想搞清楚他的心路转折,所用的探析进路是笔者非常推崇的佛家唯识宗的八识论(但经过了笔者的“歪曲”以为我所用),炼就末那识,我方为“我”,才可说“我以为”,否则,你以为你以为的其实不是你以为的。笔者的体察是,辜鸿铭之心路转折,关键不在他对于中西各自学问有多精深,而在于他的判断力(审美),而判断力是难以表述的,最好的方式是体悟。鉴于此,转发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一文(原文为辜鸿铭于六国饭店所作之面向西方各国人士的英文讲演,而且是卖票的,票价2元——梅兰芳的演出票价也不过1元2角)。笔者聊作搬运工,诸君自行体察。
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
(一篇在北京东方学会中宣读的论文)
我已经讲了这么多,不过现在我能够回答你们此前问我的问题了。你们问我,你们一定记得,如果没有宗教教导的对神的信仰,我们如何能让人、让众生,遵循和服从孔子在他的国家宗教里教导的道德准则——忠君的绝对责任呢?我已经向你们说明了,不是宗教所教导的对神的信仰真正地使人服从道德准则或道德行为的准则。我说过,宗教能够使人服从道德行为的准则,主要是通过一个被称为教会的必要组织唤醒和点燃了人们心中的灵感或强烈的情感,以使他们服从那些法则。现在,为了回答你们的问题,我将告诉你们,孔子的教义体系称为儒家学说,是中国的国家宗教,类似于其他国家的教会宗教,也是通过一个相当于其他国家的教会宗教的教会的组织,让人们服从道德行为准则的。在中国,在儒家学说的国家宗教里,这种组织就是——学校。在中国,学校是孔子的国家宗教里的教会。你们知道,在汉语里宗教的“教”和教育的“教”是同一个字。事实上,因为中国的教会是学校,宗教对中国人就意味着教育,意味着文化。中国学校的目的和意图,不像当今的欧洲和美国的学校,是教人如何谋生、如何赚钱的,而是类似于教会宗教的目的和意图,是教人理解弗劳德先生所说的古老的戒律的,“你不可撒谎”以及“你不可偷窃”。事实上,是教导人行善。“不论我们是否规定了言或行,”约翰逊说,“不论我们是否希望对人有用或者让人愉快,第一要务是要有对是非的虔诚而道德的认识;其次,熟悉人类历史,熟悉那些可以说体现了真理并被事实证明是合理的观点的范例。”
但是,我们已经看到教会通过唤醒和点燃人们心中的灵感或者强烈的情感,能让人们遵守道德行为的准则,而它唤醒和点燃这种灵感或者强烈的情感,主要是通过激发和唤起对宗教的导师和创始人本人及其性格的无限赞美、爱和狂热的感觉和情感。那么,在这里,在学校,在中国的孔子的国家宗教的教会——和其他国家教会宗教的教会之间有一个不同。学校,中国的国家宗教的教会,它确实也像教会宗教里的教会一样,能通过唤醒和点燃人们的灵感或者强烈的情感,让人们遵守道德行为的准则。但是在中国,学校用来唤醒和点燃人们心中的这种灵感或者强烈的情感的方法,有别于其他国家的教会宗教里教会所用的那些方法。学校,即在中国孔子的国家宗教的教会,不是通过激发和鼓励对孔子的无限赞美、爱和狂热的感觉,来唤醒和点燃这种人们内心的灵感或者强烈的情感的。孔子一生中的确在他的亲授门徒里激发了一种崇敬、爱和狂热的感觉和情感,而且,在他死后,在所有研究并理解他的伟人中间激发了同样的感觉。但是孔子无论在生前还是死后,都未曾激发民众产生对他的赞美、爱和狂热的感觉和情感,就像世界上所有伟大宗教的创始人曾经激发的那样。中国的大众百姓,并不像伊斯兰教国家的大众热爱和崇拜穆罕默德,或者像欧洲的大众热爱和崇拜耶稣基督那样,热爱和崇拜孔子。考虑到这一点,孔子并不属于被称为宗教创始人的那一类人。为了成为欧洲词语意义上的宗教创始人,一个人必须具有异常甚至反常的强烈的情感本性。孔子其实是有王室血统的,是商王室的家族后代,这个朝代统治中国的时间早于孔子生活的朝代——这个种族的人具有希伯来人的强烈的情感本性。但是孔子自己生活的朝代是周王室统治的时代——这个种族的人具有希腊人的良好智力天性,周公就是其中之一,就像我告诉过你们的那样,在中国,他是前孔子宗教的奠基人,或者说是旧体制宗教时期的真正代表。由此,如果我可以做个对照的话,孔子在血统上像希伯来人,具有希伯来人种强烈的情感本性,他接受了最好的智力文化的训练,他具有希腊文明最好的智力文化所能给予的一切。事实上,就像现代欧洲伟大的歌德,有一天欧洲人民会承认他是最完美的人性典范、是欧洲文明哺育的真正的欧洲人一样,中国人承认孔子是最完美的人性典范,他是中国文明哺育的真正的中国人。我认为,孔子是有教养、有修养的人,不属于被称为宗教的创始人一类。的确,甚至在孔子还活着的时候,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并没有被世人了解,除了他最亲密的和最接近的门徒之外。
中国的学校,我认为,作为孔子的国家宗教的教会,不是通过激发和唤醒对孔子的赞美、爱和狂热的感觉和情感,来唤醒和点亮人们必需的灵感或者强烈的情感,以使其遵守道德行为准则的。那么,中国的学校又是如何唤醒和点燃必需的灵感或者强烈的情感来让人们服从道德行为的准则呢?孔子说:“在教育中,感觉和情感是被诗歌的学习所唤醒的;判断力由修养和礼貌而形成;性格的教育通过音乐的学习来完成。”[41]学校——在中国的国家宗教的教会——是通过教他们诗歌来唤醒和点燃人们必需的灵感或者强烈的情感的,以使他们服从道德行为的准则。事实上,所有真正的文学巨匠的著作,如我告诉过你们的那样,它们都具有在宗教的道德行为准则中存在的灵感或者强烈的情感。马修·阿诺德在谈到荷马和他的诗歌中的高尚品质时说:“在荷马的诗歌以及少数文学巨匠的作品中包含的高尚,能够改变无知的普通人,使他们文雅高尚起来。”事实上,无论什么都是真实的,无论什么都是正确的,无论什么都是纯洁的,无论什么都是可爱的,无论什么都有好声誉,如果有任何美德,如果有任何赞誉,学校,中国的国家宗教的教会,都会让人们考虑这些事情,并且借此唤醒和点燃必需的灵感或者强烈的情感,以使他们服从道德行为的准则。
你们又会记起我告诉过你们,真正的文学巨匠的著作,比如荷马的诗歌,不能影响民众,因为所有的文学巨匠说的都是学者的语言,不能为民众所理解。事实既然如此,孔子的教义体系,即儒家学说,中国的国家宗教,又是如何唤醒并点燃了众生、中国的大众百姓心中必需的灵感或强烈的情感,使他们能够遵守道德行为准则的呢?那么,我告诉过你们,在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教会宗教的教会相对应的组织是学校。但这并不完全正确。在中国,在孔子的国家宗教里,能够确切地与其他国家的教会宗教的教会相对应的真正组织是——家族。真正的教会——学校仅仅是它的一个附属物——在中国孔子国家宗教的真实的真正的教会,是家族,每一个家族都有祖先的牌位或者祠堂,而在每一个村镇都有家族祖先的庙堂。我曾经向你们解释了灵感之源,即世界上所有的伟大宗教能够让人类、让众生遵守道德行为准则的真正动力,是无限的赞美、爱和狂热的感觉和情感,这也正是教会激发和唤起人们心中对宗教的导师和创始人的崇拜的作用所在。那么,灵感之源,在中国孔子的国家宗教能够让人们、能够让中国的大众百姓遵守道德行为准则的真正动力是“对他们父母的爱”。教会宗教的教会,如基督教,说的是“爱耶稣基督”。而在中国,孔子的国家宗教的教会——每个家族的祖先牌位——说的是“爱你的父母”。圣保罗说:“让每一个唤基督之名的人都远离不公正。”而写于汉朝的《孝经》这本书的作者,他的话几乎与那位基督的效法者如出一辙,他说:“让每一个爱父母的人远离不公正。”简而言之,与基督教教会宗教的本质、动力和真正的灵感之源是对基督的爱一样,国家宗教,即中国的儒家学说,其本质、动力和真正的灵感之源是“对父母的爱”——孝心,包括敬奉祖先的祭仪。
孔子说:“要聚集在父辈们以前聚集的同一地方;要举行他们以前举行过的同一典礼;要演奏他们以前演奏过的同样的音乐;要对他们骄傲的事情表示尊敬;要爱他们所爱的那些人;事实上,要供奉已经死去的先人们,好像他们仍然活着,虽然他们已经离开,却好像仍然和我们在一起,这就是孝心的最高体现。”[42]孔子又说:“通过培养对死者的尊重、回忆遥远的过去,人的美德会加深。”[43]中国的国家宗教,即儒家学说,就是这样唤醒和点燃了人们必需的灵感或者强烈的情感,使他们服从道德行为的准则的,在所有这些法则中,最高尚、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忠君的绝对责任,就像在世界上所有伟大宗教里最高尚、最重要的道德行为准则就是敬畏神一样。换句话说,基督教的教会宗教说:“畏惧神,并服从他。”而孔子的国家宗教,即儒家学说,教导人们:“尊敬皇帝,并忠于他。”基督教的教会宗教说:“如果你愿意畏惧神并服从他,你必须首先爱基督。”孔子的国家宗教,即儒家学说,教导说:“如果你想尊敬皇帝并忠于他,你必须首先爱你的父母。”
现在,我已经给你们解释了为什么自孔子时代以来的两千五百年间在中国文明中没有心灵和头脑的冲突。没有这类冲突的原因是中国人,就连中国的大众百姓,都没有感到对宗教的需求——我指的是欧洲字面意义上的宗教;而中国人没有感到对宗教的需求,是因为中国人在儒家学说里有某种能够代替宗教的东西。那种东西,我已经向你们解释过,就是忠君的绝对责任的原则,是孔子在他给中华民族的国家宗教里教导的被称为名分大义的荣誉法典。我认为,孔子对中国人民最伟大的贡献,是给予了他们这种国家宗教,他在其中教导了他们忠君的绝对责任。
至此,我已经可以认为,有必要说一说孔子及他为中华民族所做的事情,因为它与我们现在讨论的中国人的精神有非常重要的相关性。因为我想告诉你们,而且你们也会从中理解到,一个中国人,尤其是他如果受过教育,却有意地忘记、放弃或丢弃了荣誉的法典,即在中国孔子的国家宗教里的名分大义,这种教导他忠于他曾经效忠的皇帝或者君主绝对的神圣责任,这样一个中国人已经失去了中国人的精神,他的民族和种族的精神:他不再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最后,对于我们正在讨论的题目——中国人的精神是什么或者什么是真正的中国人,让我简短地概括一下我想阐明的内容。真正的中国人,我向你们解释了,是过着成人的理智生活,同时具有孩童般纯真心灵的人,而中国人的精神是灵魂和智慧的完美结合。现在,如果你纵观中国人的第一流的艺术和文学作品里的精神产品,你会发现正是灵魂和智慧的完美结合使它们赏心悦目。马修·阿诺德对荷马诗歌的评价若用于评价中国所有第一流的文学也是正确的,他说:“它不但具有深深地感动人性中自然情感的力量——这是伏尔泰不能企及的弱点——而且也有伏尔泰所有令人钦佩的朴素和唯理性的印记。”
马修·阿诺德把希腊最杰出的诗人的诗歌称为富于想象力的理智祭司。那么,中国人的精神,就像我们在他们最杰出的艺术和文学作品中看到的那样,恰恰是马修·阿诺德所说的富于想象力的理智。马修·阿诺德说:“以后的异教诗歌以感觉和理解为生;中世纪基督徒诗歌以心灵和想象为生。不过,现代精神生活的主要因素,现代欧洲精神的主要因素,既不是感觉和理解,也不是心灵和想象,而是富于想象力的理智。”
如果马修·阿诺德在此所说的关于如今欧洲人民的现代精神因素的这番话是真的,如果富有想象力的理智会一直存在——而且必须存在的话,那时你就能看到,对于欧洲人民来说,这种中国人的精神,这种被马修·阿诺德称为富有想象力的理智的精神是多么有价值。我认为,它具有非常的价值,而且它是多么重要啊!你应该研究它、试着理解它、热爱它,而不是忽视它、轻视它,甚至试图去毁灭它。
但是现在,在我最后做出结论之前,我想给你们一个警告。我想警告你们,当你们考虑我试图给你们解释的这种中国人的精神时,你们应当记住它不是什么科学、哲学、见神论,或者任何的“主义”,像布拉瓦茨基夫人[44]或者贝赞特夫人[45]的见神论或者“主义”。中国人的精神甚至不是你们所说的心理,不是一种大脑和精神的积极工作。中国人的精神,我想告诉你们,是一种精神的状态,一种灵魂的性情,你们不能像学会速记或者世界语一样学会它,简而言之,它是一种心态,或者用诗人的语言说,是一种平静而受到庇佑的心态。
那么最后,我想请你们允许我为你们朗读最中国化的英国诗人华兹华斯[46]的几行诗,它胜过我已经说的或能够说的任何言语,它会为你们描述这种平静而受到庇佑的心态,也就是中国人的精神。这几行英文诗歌以我不可能运用的方法,在你们面前展示了在中国式的人性里灵魂和智慧的完美结合,展示了赋予真正的中国人无法言表的温顺的那种平静而受到庇佑的心态。在《丁登修道院》(Tintern Abbey)这首诗中华兹华斯说:
同样,我相信
我可能已经拥有了另外一种它能给予我的能力,
看上去更崇高的天赋:受到庇佑的心态。
在这种心态里,神秘的重荷,
沉重而令人厌烦的负担,
所有这个无法了解的世界所给予的一切,
得到了缓解——那种平静而受到庇佑的心态,
它包含的友爱,轻轻地引导着我们——
直到,这肉体躯壳的呼吸,
甚至我们人类血液的流动,
几乎停滞,我们渐渐入睡,
变成了肉体中一个活的灵魂:
当我们的眼睛由和谐的力量
以及喜悦的深刻力量而变得平静,
我们认清了事物的生命。
平静而受到庇佑的心态能够让我们认清事物的生命:那就是充满想象力的理智,那就是中国人的精神。
【注释】
[1]原文为Rohheit。——译者注
[2]麦高文博士(D.J.Mcgowan),生平不详。
[3]梁敦彦(1857—1924),清朝大臣,字崧生,留美幼童,曾就读于美国耶鲁大学,回国后历任汉阳海关道、天津海关道、外务部尚书、外务部大臣等职。
[4]原文为la politesse du coeur。——译者注
[5]原文为instar ungunti fragrantis。——译者注
[6]亚瑟·史密斯(Arthur Smith,1845—1932),中文名为明恩溥,多年在中国农村从事布道、医药、慈善、教育等事业,著有《中国人的气质》、《中国的农村生活》等作品,影响极深远。
[7]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1822—1888),英国诗人,评论家。——译者注
[8]伯纳德·贝伦森(Bernard Berenson,1865—1959),立陶宛裔美国艺术批评家和历史学家,特别以关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方面的著作著称,如《文艺复兴时代的威尼斯画家》(1894年)。——译者注
[9]文章后面多处提到“在最近的两千五百年间”,所以此处疑为作者笔误。——译者注
[10]罗伯特·道格拉斯爵士(Sir Robert K.Douglas,1838—1913),英国汉学家。
[11]斯宾诺莎(Benedict Spinoza,1632—1677),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他最为著名的著作为《伦理学》(1671年)。——译者注
[12]海克尔(Ernst Heinrich Haeckel,1834—1919),德国生物学家。——译者注
[13]原文为:Nur saemtliche Menschen erkennen die Natur;nur saemtliche Menschen leben das Menschliche。——译者注
[14]《论语》中的原文是:“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译者注
[15]菊池男爵,指菊池大麓(1855—1917),日本数学家、教育家、教育部官员。
[16]理雅各(Legge,1814—1897),19世纪英国传教士,儒家经典的重要英文本译者,著有《中国之信仰》。他从基督教的立场出发,对于儒家思想进行独特的理解和分析,认为中国在远古是有一神教崇拜的,而后来这种信仰丢失了;并从比较宗教学的立场将儒家与基督教相比较,反驳了儒家完全不是宗教的说法。——译者注
[17]即“高人之道”的意思。——译者注
[18]直译为“道德律”。——译者注
[19]“大宪章”,Magna Carter,英国没有成文宪法,他们的宪法是由一系列的文件和法案组成的,其中具有奠基意义的一份即为《大宪章》。《大宪章》于1215年6月15日由英国国王与贵族签订,主要限制英国国王的绝对权力。
[20]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作家、哲学家。其作品是启蒙时代的代表,常常攻击不公正和不宽容。他著有《老实人》(1759年)和《哲学辞典》(1764年)。——译者注
[21]汤姆·佩因(Tom Paine,1737—1809),英国裔的美国作家和革命领导人,他写了小册子《常识》(1776年),为美国从英国手中争得独立而辩论。在英国他出版了《人的权利》(1791—1792年),为法国革命而辩护。——译者注
[22]海勒姆·马克西姆(Hiram Maxim,1840—1916),生于美国的英国发明家。他发明了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广为使用的自动反弹发动机枪(1884年)。——译者注
[23]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2—1814),德国哲学家。他的关于世界道德规律及社会道德本性的思想,对黑格尔有重要影响。——译者注
[24]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德国神学家、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领袖。他反对教会阶层的富有和腐败,认为只要在信仰的基础上即可获得超度,而无须借助于教会的典籍,这些观点使他于1521年与天主教会脱离。他肯定了1530年的奥格斯堡忏悔会,成功地建立了路德教会。——译者注
[25]《但以理书》,《圣经·旧约》中大先知书其中一种。
[26]恩培多克勒(前495—约前430),古希腊哲学家,其思想中有严重的神秘主义色彩,因此有人认为他是预言家和江湖术士,也被很多人认为是异教徒。
[27]保罗,耶稣的门徒之一,《新约·使徒行传》的主要作者。——译者注
[28]孔子的原文是:“君子之道,费而隐。”——译者注
[29]孔子的原文是:“愚夫愚妇可以与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译者注
[30]孔子的原文是:“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译者注
[31]即“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译者注
[32]奥古斯特伯爵(Auguste Comte,1798—1857),法国思想家。
[33]利特尔先生(Littre,1801—1881),法国哲学家。
[34]法利赛,犹太人宗派,非常注重摩西律法的细节。
[35]孔子的原文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译者注
[36]茹伯(Joubert),又译为儒贝尔(1769—1799),法国将军。
[37]孔子的原文为:“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达乎天地。”——译者注
[38]弗劳德(James Anthony Froude,1818—1894),英国历史学家和作家,以其对16世纪英国的研究和对托马斯·卡莱尔的研究而著名。——译者注
[39]指耶稣,《圣经·新约》中称他是上帝和人之间的中保。——译者注
[40]孟子在谈及中国历史上两个最纯粹、最像基督的人物——伯夷和叔齐——时说:“当人们听说了伯夷和叔齐的精神和性情后,放荡的无赖不再自私,胆怯的人有了勇气。”(孟子的原文是:“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译者注)——原注
[41]孔子的原文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译者注
[42]孔子的原文为:“践其位,行其礼,奏其乐,敬其所尊,爱其所亲,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译者注
[43]孔子的原文为:“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译者注
[44]布拉瓦茨基夫人(Madame Blavatsky,1831—1891),见神论的奠基人。
[45]贝赞特夫人(Annie Besant,1847—1933),作家、女权主义者、见神论的代表人物。
[46]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英国诗人,其最重要的全集《抒情歌谣》(1798年)同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合作出版,为建立英格兰诗歌的浪漫主义风格作出了贡献。他于1843年被授予“桂冠诗人”称号。——译者注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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