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黍的年代颠覆西方考古学体系

以黍的年代颠覆西方考古学体系

西方考古学的绝对年代错误导致黍的起源的历史被颠倒了。

“在世界范围内，欧洲、西亚其实也有小米，黍曾被认为最早是在7000年前的西亚地区起源的。但在2003年，我们在内蒙古赤峰发掘的兴隆沟遗址，发现了8000年前小米，包括粟和黍。到底哪儿是小米的原产地呢？中国和西亚欧洲的粟和黍究竟是两个不同中心，具有各自的起源，还是只有一个起源地？这个问题只靠我们考古学家是解决不了的。于是，中外顶级的植物考古专家合作，用科学的办法对中国和西亚、欧洲的小米进行多种分析手段研究。首先，科学“测年”成了解决问题的基础……美国、加拿大、日本、中国等国的高精度测年仪器对兴隆洼遗址中浮选出来的碳化的黍进行测年，结果都是距今7600多年。兴隆沟遗址出土的这批粟和黍之前，学术界认为世界上最早的黍是西亚出土的，有7000年的历史，欧洲出土的黍有5000年历史。但是，最新的高精度测年研究表明，这两个地区的黍都没有早于‘4500岁’的。比我国发现最早的黍晚得多……基因研究的结果表明，世界上所有的粟和黍都是来自于同一个起源地，这个起源地就是中国的北方地区。”（参阅王巍在由光明日报社和兰州市委宣传部共同主办的“大河之光—黄河彩陶文化峰会”上的演讲，见公众号“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2016年9月18日文《文化交流与中华文明的形成》）

原来是7000年前的西亚黍，经国际合作重新科学测年之后仅为4500年前，足足削掉2500年，这足以摧毁此前的一切比较研究。

黍的这个案例非常典型和鲜明地说明了：

1.西方早期厘定的错误的考古学年代体系是黍的年代产生错误的根源，包括安特生时代所估算的仰韶文化的绝对年代。

2.黍的年代错误证明了西方早期厘定的考古学绝对年代体系是错误的，包括西亚、埃及、欧洲、中亚、印度等。

3.对考古学文化的绝对年代应锱铢必较，因为它关乎源流。

下面讲讲黍的年代问题对西方考古学体系的系统性影响，并提出我对于西方考古学体系的大致矫正情况。

因为黍的绝对年代是2003年之后由“中外顶级的植物考古专家合作，用科学的办法”、经“美国、加拿大、日本、中国等国的高精度测年仪器”测定的，是确证了的，坚实可靠，铁证如山，比任何早期估算或单方科技测年数据都要可靠、权威。这里必须着重强调的是，既然西方能够弄出错误的考古学年代体系，那么，其单方科技测年就不具有可信度，对此必须保持头脑清醒和立场坚定，尤其是与黍的年代矛盾的时候。

 “从1931年起，坎贝尔·汤普森代表大英博物馆在库云吉克作了发掘，他从一座亚述时期的神庙基址向下打一竖穴，一直打到生土层，由此发现了下列的地层序列：亚述、巴比伦、阿卡德、苏美尔、捷姆迭特-那色、乌鲁克、欧贝德、哈拉夫。这一叠压现象为美索不达米亚史前时代和原史时代提供了完整的地层剖面证据。”（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200页）如下图：

↑：西亚叠压文化层、黍所属文化层、年代体系 

虽然无法查到西亚黍所属的西亚考古遗址和考古学文化，但根据错误的西亚黍的年代为7000年前，权且保守对应于哈拉夫文化层（5000-4300BC），那么，根据矫正的黍的正确年代为不早于2500BC，就可以得知，哈拉夫文化的正确年代为不早于2500BC，而根据坎贝尔·汤普森的发掘，哈拉夫文化层之上的叠层为欧贝德文化→乌鲁克文化→捷姆达特-那色文化→苏美尔→……。按照每期500年算，欧贝德文化的绝对年代为2000BC，乌鲁克文化为1500BC，捷姆达特-那色文化为1000BC，那么，所谓的苏美尔文明即为公元前500年的文明，阿卡德、巴比伦、亚述就更晚了，巴比伦差不多是公元前后的，亚述就沦为公元后的了，而古波斯就更晚了，或者说古波斯是否存在呢？如此，就彻底颠覆了西方所建立的西亚历史学体系，证明了西方建立的西亚历史学体系是彻头彻尾的伪史。

而这些伪史体系的编成是基于对考古发现的文字的破解释读，那么，这也就证明了所谓的破解释读只是一厢情愿、穿凿附会，证明了西方伪史体系赖以建立的基础、即对考古发现的文字的破解释读是错误的，证明了商博良和罗林生对埃及象形文字和西亚楔形文字的破解是伪解，事实上，没有办法可以证明其所谓的破解的正确性。

如果这样，就证明伍利教授所说的是正确的，即一些公元前3000年的遗址其实是13世纪阿拉伯时代的。

当然，估算是不准确的，正确和科学的做法是直接进行碳14测年，但大致逻辑和情形就是如此，说不定比我所推算的更晚近。 

根据权威的黍的年代数据所矫正后的考古学文化叠层的正确年代与古埃及、克里特、迈锡尼、特洛伊的考古学文化叠层的对应关系，就能得知，所谓的古埃及早王朝则为公元前一千纪，克里特文化则是公元前后的了，迈锡尼文化、特洛伊文化则是公元后的了。这样，西方所建立的埃及和爱琴文明的考古学体系和历史学体系就全部推翻、颠覆了。 

综上所述，所有这一切都是基于已经确证了的、权威的黍的绝对年代及其所对应西亚考古学文化、以及西亚考古学文化叠压关系，除了估算的每期为500年，其余在逻辑上无懈可击。 

以铁证、权威的黍的年代为基准，可以发现，西方建立的考古学体系和历史学体系都是伪学。

以权威的黍的正确年代为基准，进一步分析彩陶、青铜等的年代问题以及发源、传播问题。

“弗兰克福特在《考古学与苏美尔人问题》（1932）一书中提出在近东划分出两种彩陶文化：一个称为叙利亚彩陶文化，以哈拉夫土墩遗址为代表；另一个文化……为伊朗彩陶文化……主要见于伊朗东北的锡亚尔克（从一期到三期早）、安诺一期……”（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209页）

 “在伊朗广泛存在着以彩陶为特征的文化群，它们主要属铜石并用时代，但偶然也有属于新石器时代的，如锡亚尔克一期。”（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209页） 

彩陶和铜石并用共存于哈拉夫文化、锡亚尔克文化、安诺文化，是红铜时代与新石器时代的交界点，依据为“偶然也有属于新石器时代的，如锡亚尔克一期”，又依据：

“这样就在美索不达米亚史前史中划分出下列五个时期：5.捷姆迭特-那色期；4.乌鲁克期；3.欧贝德期；2.哈拉夫-萨马拉期；1.萨捷-哥祖期，或称新石器时代。史前阶段分作五期的方案得到了广泛的承认。”（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201页）

可见，比哈拉夫文化更早的萨捷-哥祖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所以，根据黍的绝对年代为不早于2500BC，则西方最早的铜石并用时代也为不早于2500BC，那么，青铜时代就更晚了。 

同样，2017年05月26日中国考古网的报道，罗马尼亚的库库特尼文化的彩陶和中国仰韶文化的彩陶高度相似，年代差不多都是7000年前。（参阅公众号“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2017年5月25日的文章《相似相隔 相见相惜——“彩陶—横跨欧亚的史前艺术浪潮：库库特尼-特里波利与仰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社科院考古所举行》） 如图：

库库特尼彩陶、仰韶文化彩陶

根据黍的年代纠正为4500年前，如果层位相当的话，那么，罗马尼亚库库特尼文化真正的绝对年代也应该与黍的年代差不多，即2500BC。

可见，西方早期错误的考古学年代体系把西亚和欧洲的彩陶文化和青铜年代给大大拔早了，因此，在进行中国和西亚的青铜年代比较研究时，自然就会出现青铜西来说的错误，自然就会对罗马尼亚的库库特尼文化与中国仰韶文化的彩陶高度相似且年代相同感到诧异。

如果用碳14测年进行重新测定、复查，那么，很可能会出现与黍一样的情况，把西亚青铜时代和库库特尼的彩陶文化年代大大压晚。假设西亚的青铜年代最早为公元前1500年那么，就晚于中国甘肃、二里头青铜，不但将推翻青铜“西来说”，而且，还反过来发现西亚、欧洲的青铜都源自中国；而库库特尼彩陶文化为2500BC，不但不会对罗马尼亚的库库特尼彩陶文化与仰韶文化的相似感到诧异，还会发现库库特尼彩陶文化其实也源自中国，源自马家窑文化。

“大量考古实证说明：以彩陶为代表的早期中国文化非但不是‘西来’的，反而不断向西拓展。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韩建业认为，距今5500年左右，中国的彩陶文化渐次分南道、北道西行，最西影响到费尔干纳盆地和克什米尔地区。”（参阅公众号“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2017年5月25日的文章《相似相隔 相见相惜——“彩陶—横跨欧亚的史前艺术浪潮：库库特尼-特里波利与仰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社科院考古所举行》）

可见，中国彩陶西传的年代与罗马尼亚的库库特尼文化的年代、乃至西亚彩陶的年代都衔接上了，这将改变安特生所谓的“彩陶西来说”，还将逆转成“西亚、欧洲彩陶中源说”。

同样，现在流行的所谓欧亚大陆的小麦、绵羊、黄牛、马车、铁器等的“西来说”也将逆转为发源于中国。

对此，我的建议是，建立考古学绝对年代国际研究联合会，像考订黍的年代一样，制定国际认证体系的统一标准，对考古发掘的全程操作进行规范，发掘程序、层位标准、检材提取标准、保存条件标准、检材处理程序、检测仪器、实验室检测条件等进行统一，对各考古学文化层进行连续大量取样而直接测年，重新建立欧亚大陆考古学文化的绝对年代序列体系，重建世界/全球的考古学体系和历史学体系。 

内容提供者 李晓鹏 文行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