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大鹏：为艺术献身这事儿说起来还挺害臊的

　　作者 / 耿凌波

　　《吉祥如意》聚焦的是一段非常私人的情感体验，作为导演，大鹏在这部电影中记录了姥姥从生病到离开的最后画面。在与娱Sir的对话中，他吐露了自己对姥姥情感上的依赖，“小时候，父母不会经常陪我，都是姥姥在照顾我，所以我和她感情非常深，我想起来就会觉得，姥姥是我非常在乎的人。”

　　可以想象，作为姥姥最心疼的“大外孙”，他会经历怎样艰难的创作过程。“说实话，我在操作这个内容的时候，心态非常复杂”，大鹏时常感到自责，摄影机当时为什么没有停下，“作为一个家庭成员，姥姥过世的时候，你同时在进行拍摄，这个东西没有办法纾解。”

　　电影当中有一些画面，克制地记录了他的挣扎。按照东北农村的风俗，老人举行葬礼的时候，一家人要跪在地上，围着火堆向前爬，大鹏跟在后面，灵魂仿佛游离在肉体之外。之后他在采访中回想这一段，“我当时更多的是恍惚”，最亲的姥姥去世，但自己作为导演又不能流露崩溃，“那种压抑，让我非常受困。”

　　剪辑过程也是痛苦的，每次投入在素材当中，大鹏都要经历一场大崩溃，然后放一放，让自己喘口气，缓过劲儿来，隔一段时间再投入进去，奔溃之后又停下来……“确实有很多次做不下去，不是技术的层面，是情感的原因”，大鹏告诉我们。一个活生生的人，被冷峻的创作反复鞭笞，这样的动作循环，一直持续了四年。

　　如今电影面向市场公映，任何宣传期中的普通一天，大鹏都要再承担答疑解惑的工作，这就迫使他的思绪不断地“重回”姥姥的葬礼，不断地陷入摄影机要不要停的纠结，也不断地籍由发问来拷问自己。从上午十点到晚上十点，“一直在聊这个事儿”，他苦笑。痛感还在持续，甚至大到无形、蔓延到银幕之外。

　　互联网上、影迷群中、评分网站上，大鹏的这份痛苦，被人们拉片、谈论、反思，《吉祥如意》也在一次次解读中，进入了创作的下一个阶段。事实上，不断被拿来浇灌创作的这种痛苦，大鹏之前也尝过。

　　没有科班背书的情况下，他就闯入了电影行业，几乎手脚并用地当起了导演，拍出了大银幕处女作《煎饼侠》；而在音乐电影还是国产电影中的薄弱类型的时候，他又埋头钻研这个此前在国内几乎没什么经验可借鉴的类型；一直没有停下拓展可能性的脚步，不断去尝试各种挑战难度极大的角色……

　　闲暇时候，大鹏回想起来，总觉得不可思议，“我是有什么样的胆量，开始接触这样的事儿”，包括他正在筹备的新电影，也将讨论一个全新议题。

　　他似乎总沉浸在焦虑带来的创造力中，“我一直都是这样，会思考很多事儿，就怕没事儿干”，在大鹏看来，焦虑才是自己的常态，“没事儿干的状态会更焦虑”。最近一次“没事儿干”是2020年上半年，疫情蔓延，几乎所有人都在居家隔离，虽然“没事儿干”是一个普遍的状态，但他会感到格外难受。

　　这种荒芜的感觉，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中，派在海上漂流的那种状态，漫无目的，同时也没有希望。

　　因此，尽管面对素材对于大鹏而言，可能意味着极大的痛苦，但他还是强迫着自己，重新投入到素材当中，利用2020年上半年，把《吉祥如意》成片剪了出来。而更早之前，在抉择这部电影是否要继续拍摄的时候，他虽有过短暂的犹疑，但最终还是做出了不关摄影机的决定。

　　回溯他之前的创作，也都是诞生在主动制造的“不安全感”当中。

　　《煎饼侠》是当年为数不多进入“十亿票房俱乐部”的导演处女作、一度被评为最赚钱的国产电影，彼时找大鹏拍续集的投资蜂拥而至，但观众并没有看到《煎饼侠2》；《缝纫机乐队》时运不济，上映时被误解、差评，下映后却得到许多赞美，有人劝大鹏，“观众对这部电影有同情分”，但观众也没有等到《缝纫机乐队2》。

　　在所有的这些选择中，他没想过后果，只知道自己是导演。

　　在痛苦中浸泡久了，大鹏也有陷入自我怀疑的时候。2018年，《吉祥如意》前半部分《吉祥》拿下第55届金马影展最佳剧情短片奖之后，大鹏躲进酒店放声痛哭。“我那天不知道时间是怎么过去的，就没有时间的概念，只有一大段空白。按理说得奖是大家对你创作的认可，应该去庆祝，但我拿着这个奖，其实一点儿都不开心。”

　　大鹏回忆当时的情境，“我一个人看着那个奖杯，我觉得这是一个奖杯，我们称它是一个奖杯，那么奖杯又是在奖赏什么呢？奖赏你这段痛苦的经历吗，还是奖赏你勇于把自己的伤疤揭露出来给别人看？”他想不明白。

　　我们换了个问法，开头那个无法纾解的心结，什么时候才能告一段落？大鹏回到一个导演的状态，“只要有电影院开着，只要它（《吉祥如意》）能上映，有人看就行，哪怕没什么票房，对我来说，这就是这个事儿的一个终结。”

　　大鹏或许没想明白，但导演大鹏知道。

　　以下为娱Sir专访大鹏实录：

　　娱Sir：关于要不要把特别私人的情感体验展示给观众，你最开始纠结过吗？

　　大鹏：我不是特别纠结。因为大部分像我这个年龄段的人，都经历过这种大家庭的成长，每一家的具体情况是不同的，但也有类似的情况，比如在过年过节或者聚会的时候，大家会针对家里面的一个核心问题去讨论，所以这个故事具有一定的普适性。

　　我特别希望把它呈现出来，引发一些大家对个人和故乡、个人和家庭的一些关系的思考，看看能不能有一个积极的作用，比如改善一些关系。

　　像我自己，因为操作了这个电影，现在会更加依赖父母，好像比以前更黏着他们，有机会每天都会视频电话，我就不再像以前一样，只顾自己的事业，让联络没那么密切，这是我自己的改变。我也希望很多观众通过看这个电影能够得到改变，所以出发的时候真的没有太多设想。

　　娱Sir：把这部分东西展示出来，在外界引发一定的讨论，这对你来说会不会形成伤害？

　　大鹏：我不主动担心。

　　娱Sir：为艺术献身？

　　大鹏：也谈不上，为艺术献身这个事儿说起来还挺害臊的，没有那么伟大，就是我做的一个选择。我需要自己更勇敢一点，把这个事情做完，因为我觉得它需要被做完，总觉得（《吉祥如意》）会起到积极的作用，会让更多人去思考自己的家庭关系。

　　所以这个小我这件事儿，我没有考虑太多。可能一直以来，我说实话，就伴随着我的争议其实挺多的。我会听到不同的声音，所以也不是特别担心再有新的质疑，因为已经挺多的了，所以对我而言，我只想把它完成。

　　娱Sir：还能看到《缝纫机乐队2》？

　　大鹏：这个目前已经不重要了，可能在《缝纫机乐队》上映的当时，对我而言还是一个很大的遗憾，但现在因为它在网络上有更长的一个时间周期，作品放在那儿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东西，比如为它在豆瓣打分和评论的人数，远远超过《煎饼侠》，这意味着过去很长时间观众的基数其实是足够大的，只是大家都是在网上看的，所以我觉得，只要观众在就行，这一点我还是挺乐观的。

　　娱Sir：不会想要在票房市场上再去证明一下吗？

　　大鹏：我这个人太复杂了，虽然自己评价自己不太好，但接受了这么多采访，别人问我问题的过程，也会迫使我去思考答案，然后就会对自己进行一个梳理，这个东西出来之后，其实也吓我自己一跳。

　　比如说《吉祥如意》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它其实就是失控的内容，你出发的时候肯定想不到会拍成这样，一切都是回过头来看的时候，确实你遇到了一系列意外，然后你把他拍到电影里，可是这当中有多少导演技巧的成份呢？

　　如果你夸张了这一部分，就会显的特别不近人情，因为它确实有很多天意的成份，但这个天意为什么被你撞上了而不是别人？所以这其实很复杂。

　　我自己同时兼具了自信和自卑两个特点，有的时候我非常自信，比如参加《演员请就位》，节目组说你可以拍一个片子，从他邀请我的那个时刻，我就认为我肯定会拍的非常好，虽然那个时候我都不知道要拍什么，但自己特别有这个自信。

　　但同时我又自卑，这个自卑是有很多维度的，比如长期在一个争议的评价中浸泡着，这对一个人的信念是非常大的挑战，就导致了我做很多事儿是不自信的，会有非常自省的一面，于是在这两种强大的情绪冲突之下，我其实在创作上是挺拧巴的。

　　一方面觉得拍《缝纫机乐队2》，本身会有一定的粉丝基础，大家也会期待着你电影里的人物再去生长出新的故事；另一方面也会有一点较劲的成份，其实从国内到国外很多优秀的系列电影已经证明了，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商品，但是我就是不想拍。

　　娱Sir：因为你知道一定能拍好是吗？

　　大鹏：其实就是自信的部分又涌现出来了，就是我这两年如果拍续集的话可能不错，拍另外一个新的电影也可能不错，为什么不试另外一个呢？这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评价而造成的一种选择，就是我不想做我习惯的这些事儿。

　　娱Sir：入行到现在有感觉到被接纳的时候吗？

　　大鹏：我觉得这取决于自己的感觉。我是觉得有很多时候，我是不是被接纳，取决于我自己怎么想，如果我自己觉得大家接纳我了，我就觉得大家接纳我了。如果我自己开始抗拒，我觉得是不是最近怎么怎么样，那我其实就要警惕自己去怀疑是不是大家对你有任何的一些小看法。

　　因为我觉得自己没有那么值得被重视，就是不要特别把自己当回事儿。

　　娱Sir：在《演员请就位》，你有什么新的收获吗？

　　大鹏：我其实非常享受在那个节目的时候，认识了很多年轻的演员，你会真的感受到他们身上渴望进步和成长，希望多听你说两句关于表演的事儿，我觉得那个氛围确实特别好。确实有点儿遗憾的是，它作为一个真人秀，需要制造出一些看点。

　　每次录制都要录三天，但最后会浓缩成三四个小时，势必就会有些取舍，针对那个节目也却是产生了很多的争议，也会成为我自己新的困扰，就是说为什么变成这样，是不是我确实有做的不太好的地方？同时因为又拍了一个《花木兰》，大家又挺肯定这个作品，我觉得观众也挺可爱的，估计也是同一拨人。

　　所以后来确实有一些收获，比如我意识到，未来尽可能做自己做得了主的事儿。比如拍电影，你做导演可以自己剪辑、配乐、规定时长，即使最后被别人骂了，你也是应该的，是因为那事儿就是你要去承担的。

　　相反有些你做不了主的情况，就会让你显的很被动，因为这个被动而来的所有东西，你承担不起那个赞誉，批评也会有一些曲解的意思。所以我意识到要尽可能做自己更擅长的事儿，因为人肯定有不擅长的。

　　当一个局面产生的时候，我总会不自主地倾向于场面上比较弱势的一方，就是希望能够平衡这个局面。

　　后来我看有人分析我，说因为我以前有长达十几年的互联网公司的工作经验，做网络编辑，那个时候没有微博、朋友圈，往往是起什么标题就能决定多少点击量，这在某种程度上，就相当于在无形中训练了你的思维方式。

　　所以当一个不平衡的局面出现时，你会不自觉的跳入到那种思维，想让这个关系平衡，但因为能力的问题，你又没有办法做到，我觉得他分析的还是有一定道理。所以像这样的事情，如果意识到了，以后就尽量少做，把这个短板不要过多得呈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