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杰｜中美战略格局下全球供应链演变的新趋势与新对策（下）

全球供应链重构趋势对中国产业链优势可能造成的多重冲击效应

结合以上分析，最为令人关心或担忧的问题是，当前在中美之间战略竞争碰撞和冲击下，究竟会对中国的产业链优势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是否会危害中国的核心利益？ 

第一，中国在重点产业链和战略新兴产业体系中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尚未得到彻底培育和构建，使得中国在当前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中处于被“卡脖子”式的技术封锁和遏制地位，对中国供应链、产业链、创新链体系安全策略短期内造成重大冲击和风险。美国针对中国发起的全面战略竞争时机和打击选择对象，是经过战略谋划和精心布局的精准打击策略。一方面，选择中国GDP规模接近美国GDP规模70%的特定阶段，采取“屡试不败”的专整、专治、专灭“老二”的战略战术手段，既试图在科技创新前沿领域全面切断中美之间的交流和学习机制，也对中国实施科技创新的“脱钩”策略，从而维持美国在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原始创新和颠覆性技术创新等领域的持久领先力和绝对领先力。更为重要的是，在当前和未来的重点产业链和战略新兴产业体系中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领域，美国从基础研究到工程化、产业化研究环节，对中国采取严苛的全面封锁和围堵战略，试图获取针对中国经济发展和自主创新能力的绝对领先权和创新垄断权，进而打破中国试图依靠自主创新能力和高端产业发展壮大的良性互动机制，以及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针对中国真正具有自主创新能力和全球创新领先能力的本土高科技跨国企业，采取完全违背美国所鼓吹的市场公平竞争原则的技术封锁和遏制手段的精准打击策略，其根本性的战略意图是完全堵住中国高科技跨国企业对美国高科技跨国企业的挑战和赶超之路，彻底扼杀中国依靠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高质量发展模式的加速形成，进而维持美国优先和美国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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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美国的战略意图是在中美科技创新领域实施全面“脱钩”的策略下，强迫中国单方面实施对美国开放国内高端市场的“市场不对称”策略，从而既实现对中国科技创新自主能力和高科技本土企业提升的阻碍，又可以从中国快速扩张的高端市场需求中获取尽可能多的美国利益。针对当前中美之间全面爆发的战略竞争态势，在中美之间的商品贸易存在5000亿美元贸易顺差的情形下，国内学者们普遍担心中美之间在经济层面的全面“脱钩”格局，会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极大的外部风险。在笔者看来，我们需要高度清醒地认识到美国本质的战略意图，对中美之间已经形成的稳固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实施全面“脱钩”战略，并不符合美国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和最优博弈策略，必然不是美国的首选博弈策略。对美国而言，维护美国利益最大化的博弈策略是：一方面，强迫中国单方面实施对美国全部开放国内高端市场的“市场不对称”策略，包括高科技产业、战略新兴产业、金融服务行业、科技创新研究机构等领域对美国全面自由开放；同时，全面限制中国对美国的高科技产业、战略新兴产业、金融服务行业、科技创新研究机构等领域开放和禁止投资，进而获得美国在市场开放方面针对中国的“单方面”优势。另一方面，要求中国更多地购买美国在全球市场上具有优势的产品，从而将中美之间的贸易顺差逐步降低为零，最终按照美国给定的约束条件和监管条件，完全实现中美之间所谓的“对等贸易”和“均衡贸易”。这种逻辑已经完全违背了自由贸易的基本原则，会损坏中国的核心发展利益，无论是在短期或长期中国均不会存在主动妥协的可能性。

第三，中国在当前的全球供应链体系的分工和贸易优势地位，来源于中国独一无二的综合优势基础。即便美国最高决策层试图推行中美之间的科技创新“脱钩”策略乃至经济层面全面“脱钩”策略，也不会对中国的产业链优势、产业链安全造成致命性的冲击。如前所述，既有全球供应链体系的形成及其运行机制，并不是单个国家遵循自身利益最大化逻辑构成的，而是全球多数国家的经济利益和发展动力需求长时间的互动博弈决定的，是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共同利益需求的自然演变结果，因此不是单个国家的自私自利政治诉求可以随意决定或改变的。中国能够成为此轮全球供应链体系中的“世界低端工厂”的核心平台，本质上是由中国所具备的独一无二的综合优势汇集而成，是全球多数国家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必然选择。

中国具备的独一无二优势具体表现在：一是中国在很多制造业部门的产业链、产品链体系中，形成了相对齐全的国内生产制造体系。而且，由国内众多的产业集群或企业集群演变而来的产业链集群，使得中国在产业链、产品链集群和综合配套能力方面的优势独一无二。随意搬迁的跨国企业必然会造成自身配套环节的产业链、产品链断裂现象，或者极大地增加物流成本，或者增加生产成本。二是虽然中国劳动力工资水平一直处于持续上涨态势，已经高于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工资水平，但是，从工作工资收入和工作效率性价比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劳动力综合素质和综合成本优势全球领先，叠加劳动流动性较为宽松的用工制度和国人对简单工作所具有的持续忍耐力等因素，劳动力综合优势仍然全球领先。三是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与发展中国家甚至部分发达国家相比，具有相对领先优势，有利于制造业部门物流成本的持续降低和全区域、全领域布局。而且，中国已经在新基础设施方面特别是数字经济等方面集中加速发力，不仅不会降低中国基础设施的全球领先优势，还会扩大中国相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领先优势。四是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极大地冲击和削弱了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试图将部分制造业环节迁回或回流到本国或其他国家的能力。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几乎对所有国家所有企业的市场销售和盈利能力造成负面冲击，而搬迁企业需要企业重新进行大量投资，在疫情冲击下多数企业已经丧失了短期内实施大规模投资的动力和能力，而且，对率先进入经济复苏阶段的中国市场的依赖性会进一步强化。五是中国持续扩张的市场消费需求成为吸引众多国家企业投资的重要场所。最为关键的是，在未来15年之内，中国的人均GDP如果实现再翻一番的发展目标，中国的消费市场规模也会再扩大一倍，到时中国必然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抛弃了中国消费市场，可能就意味着抛弃了全球市场，企业就会失去利用市场规模经济来实现巨额创新研发投入和市场回报之间互动机制的核心支撑。事实上，从如今在华外国企业的经营行为来看，70%的产品是销售到中国本土市场，30%的产品才是满足出口市场，对中国市场的依赖性由此可见一斑。概言之，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的综合优势难以轻易地被撼动，能够经得起美国针对中国发起的全面战略竞争、技术封锁和科技创新遏制行为的较长时期的博弈。

第四，中国的核心利益是谋求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战略空间，而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基础性因素在于能否促进自主创新能力体系和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两者之间存在非常重要的相互支撑和相互制约关系。因此，决定中国产业链安全和优势维持的内生动力来源于中国内部，轻易不会在根本上被美国发起的战略竞争和博弈策略所动摇或遏制。针对美国当前全面发起的咄咄逼人的战略竞争和技术封锁策略，我们尤为需要冷静考虑的是，中国当前阶段的核心发展利益是什么？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强调，要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2035年GDP规模在2020年基础上再翻一番，2050年左右人均GDP达到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因此，对中国这个核心发展利益造成损害的外部事件，中国就必须全力以赴地加以破解。我们要清醒地看到，中国的核心利益是谋求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战略空间，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基础性因素主要不在于外部环境，而在于中国的内部环境。如前所述，许多发展中国家并不能依靠既有的全球供应链体系及其背后隐含的全球价值链、投资链和创新链分工格局和体系，实现从中等收入国家到高收入国家的成功转型和战略跨越。其核心因素就在于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均难以打破由现有的发达国家共同组成利益集团的联盟体系。因此，中国进入全面高质量发展的特定阶段，必须从出口依赖模式全面转换为内需驱动模式特别是高端需求驱动模式，必然要走向重视本国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核心发展道路，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实施国家创新计划、重点产业创新发展引导计划，来促进企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升，进而为国民收入持续提升奠定坚实的微观产业和企业基础。只有少数的发展中大国，才具备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来促进本国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提升与供给侧结构性转型升级，进而持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条件，以增强二者之间良性互动循环的内生动力，依靠国内庞大的消费市场促进高科技本土跨国企业的培育和发展，形成供给－需求良性循环互动的内生发展模式，最终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的应对战略及其重点策略

第一，避免陷入以战术思维对待战略思维的陷阱，试图以各种短期利益的让步和妥协，来换美国停止或降低遏制中国科技创新自主能力提升的战略意图。既然是中美双方的战略竞争，就不能纠缠于枝节叶末的战术竞争，不能计较于双方短期利益的一时得失，而是要从中美双方最为根本的发展利益竞争和国家综合发展能力角度加以把握。笔者的基本判断是，美国针对中国发起的科技创新“脱钩”式的战略竞争行为，必然会倒逼中国主动利用国家创新计划来促进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自主能力全面提升，迫使中国利用本土高端市场需求规模来培育和促进本土高科技跨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持续提升，反将激发中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斗争精神。需要认清的基本事实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仍然是可持续发展，既要实现2035年的GDP比2020年翻一番的目标，也要在2050年左右使中国的人均GDP达到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像中国这样的独特发展中大国，全面依靠既有的全球供应链体系及其出口导向发展战略，只能促使中国实现由低收入国家成为中等收入国家的转变；而依靠本国庞大规模和升级换代的国内需求市场和自主创新能力可持续提升之间的双向良性循环机制，才可能促使中国从中等收入国家继续发展成为高收入国家。对于处于特定阶段的中国而言，适当降低对全球供应链体系中低端环节的依赖，可能更有利于中国国内内需驱动型发展战略的实施和经济结构的全面转型升级。换言之，美国发起的针对中国的科技创新封锁和遏制战略，未必会从根本上对中国的核心发展利益造成本质性损害，而中国面临的核心任务是尽快促使内需驱动发展模式的形成和强化。

第二，有效发挥政府和市场的双重激励作用，全面实施新型举国体制，尽快实现制约当前和未来重点产业链和战略新兴产业体系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的全面突破，保障中国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和国家安全。美国针对中国本土的高科技跨国企业发起的全面技术封锁和遏制战略，在短期内对中国重点产业链和战略新兴产业体系安全造成了较为突出的影响，倒逼中国当前和未来在重点产业链和战略新兴产业体系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领域实施全面自主突破策略。目前，中国在国家层面和企业层面的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原始创新、颠覆性技术创新以及先进生产设备、关键零配件和关键材料等方面的持续投入不足，造成中国在重点产业链和战略新兴产业体系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领域自主能力严重不足。因此，中国产业链、产品链的国家安全风险的化解和破解策略，应该落在利用中国特殊的政府和市场机制有机融合体制，主动实施新型举国体制，针对事关中国经济安全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领域集中组合攻关。一方面，本着“能者上、行者上”的公平竞争原则，国家必须充分利用和激励高等院校和政府所属的科研机构，在其中的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原始创新、颠覆性技术创新方面组合而成跨学科、跨领域、跨单位的前沿研究团队，通过政府持续性的巨额投入来激励这些领域集中攻关。另一方面，利用深化产学研融合体系、减税免税政策、优先上市和融资偏向政策，以及基于市场竞争原则政府赋予的各种企业研究资助计划，调动和激励企业部门在从事先进生产设备、关键零配件和关键材料等方面的高强度持续性研究投入，形成由微观企业主导的、政府强力支持的新型联合攻关团队和企业集团。

第三，尽快制定和实施中国版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发挥内需驱动型发展战略的主导作用，充分激发国内高端消费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的支撑作用，适当管理和限制美国等少数敌意发达国家对中国核心产业链、产品链的投资和并购行为，尽快促使中国成长为第一大进口国，扩大中国对外战略的回旋余地。由于中国的核心利益仍然是促进人均GDP中高速增长，尽快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当前的关键在于促使中国国内供给提质－需求升级的良性循环机制形成，尤其是尽快制定和实施中国版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主动激发内需驱动型发展战略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模式中的基础性作用，特别是充分激发国内高端市场消费对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核心支撑作用。而从中国版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实施逻辑来看，既要在实体经济部门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可持续提升的基础上，促进劳动者和人力资本收入的持续提升，强化初次分配格局对国民收入增加的决定性作用；又要在企业所有权和金融投资市场真正落实社会主义基本原则，通过劳动者共同持有企业股票计划和全民平均拥有上市企业股票计划，切实落实社会财富和企业财富被劳动者共享的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强化国民二次分配格局对普通劳动者收入增加的重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逐步发展成为全球最大规模国内消费市场的情形下，要积极利用好这一战略资源，扩大中国对外战略的回旋余地和主动权力。一方面，在中国经济规模稳步增长的前提下，在满足人民生活需求的基础上，积极扩大中国的进口规模，促使中国成为全球各国商品汇集的第一大规模进口市场，从而形成全球各国对中国经济的依赖格局，进而强化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的话语权和主导权。另一方面，需要认真思考的战略问题是，对待进入中国的FDI要有全新的战略思维，警惕类似美国这样的自我利益至上主义的国家采取“市场不对称”策略，来抢占中国的高端消费市场，扼杀中国本土高科技企业的国内市场支撑和发展空间。因此，建议采取更具前瞻性的外国投资中国国内重点产业链、产品链的安全审查法律措施，以及基于同等市场开放原则的内外有别的策略，来重新定义中国的外资投资安全原则。

第四，超越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简单二分法，发挥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中国当前和未来重点产业链和战略新兴产业体系中的协同作用，特别是把握好二者在破解制约重点产业链和战略新兴产业体系的“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领域的共同作用，尤其是要重视股份制企业在中国市场竞争机制的基础性作用。美国等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指责中国违反WTO市场公平竞争机制的一个焦点是国有企业。因此，中国如何科学定义国有企业在国家经济中的基础地位，科学思考公有制在中国的具体表达形式，既是事关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具体实践形式，也事关中国如何坚持深化对外开放战略，进一步融入全球体系的基本定位。从破解制约中国当前和未来的重点产业链和战略新兴产业体系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领域的自主能力提升角度，以及中国全面进入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任务来看，也必须对国有企业的表达形式和战略定位有全新的认识。一方面，要主动发挥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中国当前和未来重点产业链和战略新兴产业体系中的协同作用，特别是要把握好二者在破解制约重点产业链和战略新兴产业体系的“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领域的协同作用。另一方面，有必要超越中国当前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非此即彼的对立式简单二分法，强化全民持股的股份制企业在中国公有制中的基础性地位，主动利用上市企业的直接渠道式融资机制，真正解决企业在实施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突破，以及先进生产设备、关键零配件、关键材料和核心工艺等方面巨额研发投入能力不足的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