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有共产主义还是先有共产主义觉悟

  先有共产主义还是先有共产主义觉悟?在前苏联时代,权威人士认为:首先应当“树立新的思想”,在未能消灭物质刺激、未能过渡到按需分配以前,劳动首先应当成为“个人真实感受到的一种必要”; 他们这种看法真是一种“以主观愿望代替客观现实的偏向”,颠倒了本来很明显的因果关系。

 

  马克思于一八七五年写道:“资产阶级的法权……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它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毛解释说,生产关系包括所有制、劳动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分配形式三个方面。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解决了所有制问题以后,人们在劳动生产中的平等关系,是不会自然出现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一定要从各方面妨碍这种平等关系的形成和发展。“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存在着的资产阶级法权,必须破除。例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干群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猫鼠关系和父子关系,这些东西都必须破除,彻底破除。破了又会生,生了又要破。”法权问题不解决,所有制问题也得不到根本解决。表面上是国有,实际上是官僚所有,而不是全民所有集体所有。最终,官僚会成为社会主义的掘墓人,这是为其经济关系所决定。“法权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因此,只要经济基本上仍然是货币经济,只要大部分需要之能否满足决定于各人手里货币量的多少,只要在物资相对缺乏的情况下,还是按照钱包里钱的多少来决定分配东西多少,那么,大家为了多取得些货币而互相斗争,这是不可避免的。只要担任了某些社会公职就能更容易地取得相对稀少的商品和服务,那么,向上爬、用人唯亲、贪污、对“上级”卑躬屈膝、对“下级”专制横行,这些现象仍然会大量流行,这也是不可避免的。

 

  没有生产者、消费者和公民的真正民主,没有这些人对行政官员和领袖的行为进行严格的、自由的监督,不能合法地、不遭到有组织的集体抗拒而撤换这些行政官员和领袖,所有这一切缺点只能加剧金钱在社会生活一切方面的腐蚀作用。货币经济和商品经济的残余本身就意味着必然会残存着生活中一切都可用金钱购买的现象,而这种现象是货币经济和商品经济在村社自然经济中出现时就已产生了的。

 

  物资缺乏是官僚政治的必要条件。正因为缺乏才需要排队,也才需要监督。因此,官僚政治为了维持自身的存在,也会人为地制造物资缺乏,不管资本主义还是苏联式共产主义都一样。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认为物资丰富是建立充分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必要条件,其意义在此,其理由也在于此。

 

  事实上,在心理革命还未能完全显露以前,新的共产主义觉悟还未能普遍提高,以代替旧的自私心理以前,首先应当用生产大量财富、提供大量服务的办法来消灭货币经济。在过渡社会时期,特别是在苏联,产生个人发财欲望的,不是“资本主义残余”,而是按金钱多少来分配的日常的现实情况。想要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对资本主义旧社会的残余进行斗争”,来建立“共产主义觉悟”,这真正是一件永远徒劳的工作。

 

  个人的占有欲,作为个人经济活动的主要动力,还未能消灭以前,必须让这些个人得到下列这种体验:社会,从一个虐待子女的后母,已变为一个慷慨的、体谅人的母亲,她自动地满足全体子女的一切基本需要。应当让这些个人不知不觉地取得这种体验,过去原始公社时期遗留下来的精神会响应这种体验的,因为7000年来人剥削人的作用还未能完全埋葬这种精神。这种体验的结果应当是觉悟,更好的结果应当是产生新的习惯,以便完成心理革命,以便旧的人死亡,让位给未来的共产主义的人。

 

  只有实现新的生产方式和新的分配方式,才能产生新的生活方式。问题不在于宣传共产主义道德,而是要破除旧的法权,改变信用货币掌握在少数人手中,通过发明和经营信用货币,甚至不用直接剥削工人,就可以实现超额剩余价值的现状;让资本为劳动服务,只有开放垄断在极少数人手里的金融和资本,为一切劳动者服务,为联合起来的劳动所用,创造社会的和心理的物质条件,使大多数人自然而然地实行这种共产主义道德。(本文出自百韬网,转载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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