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奇迹密码——混合经济（五）

弗里德曼与中国之渊源

2018年9月29日环球网消息，日前，美国中情局首位女局长哈斯佩尔在一次演讲中宣称，CIA正在监视中国的全球意图，并且未来中情局的工作重点将从反恐向反间谍方面转移。

新任CIA局长哈斯佩尔的这一公开宣布，是CIA自尼克松访华，中美接触、建交四十年之后，在当下美国精英反华共识主旋律之下的一道加强音，也是一段协奏曲的休止符。

作为一家情报机构，在特朗普的美国把中国作为首要战略竞争对手的国际态势之下，哈斯佩尔也是及时揭去了一家情报机构惯有的低调面纱。与中国的关系，CIA在过往的四十年里，有过包括蜜月、冷淡，暗战等一系列复杂关系，但这一层面纱一直都在。

也正是在CIA与中国的蜜月期时，弗里德曼带着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来到了中国，而且一生里边，除了香港，分别于1980年、1988年和1993年来过三次。

CIA护驾，弗里德曼们向全球推送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迄今四十年载有余，除了为美国不战而胜赢得冷战尽力之外，举凡全盘接受者，全球得以冠之以成功者，“屈指可数”都难以举例。

同样，在CIA向拉美全面推广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同步，弗里德曼这些经济学家们也没有忘记中国，甚至中国一直都是他重点关注的目标国。在弗里德曼与其夫人罗斯合著的弗里德曼传记《两个幸运的人》一书里第30章“中国”开篇就写道：“13年中对中国的三次访问是我们一生中最神奇的经历之一……”，中国，是除了美国以外被提及最多的国家，虽然在其回忆录里对于他中国印象的并非那么美好。

一·首次中国行

1980年9月22日，中国的改革开放起步不久，弗里德曼就首次开启了他的中国之旅，这个他唯一的一次官方邀请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发出。这个时间，张五常正在美国华盛顿大学，为英国经济事务研究所撰写论文《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道路吗？》。

是时，中国刚刚开始改革的进程，人们几乎一无所知未来要走的道路，对经济问题知之甚少，对市场体制运作的方式一片空白。邀请者希望弗里德曼就世界经济、通货膨胀、计划经济社会中市场的运用等问题发表演讲。在一次座谈中，一位将要前往美国考察的副部长的问题是：“在美国谁负责物资分配？”弗里德曼的反应是“吓了一跳”。他建议这位副部长去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看看，了解一下没有中央分配者的经济体制是怎样运转的。

弗里德曼在北京，给当时的中国社科院、人民银行及经理管理部门等很多中共高级领导做了西方经济学的启蒙讲座。时任中国社科院许涤新、宦乡副院长，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朱田顺等人主持了多次报告会和座谈。在其回忆录里可以得知，当时刚刚从计划经济中中国很多部级领导们，资本主义西方经济学是一个新生概念。

当时建基于尼克松访华，共同反苏的中美关系，也使得CIA在中国无需采取类似于其在拉美地区的极端手段，而中国的改革开放，无疑也给美国及CIA通过与中国接触以让中国走向西方制度之目标，寄予了莫大的希望。

在当时温和及良好的两国关系，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来到初步迈入改革摸索进程中的中国，虽然在整个上世纪八十年代没有取得像在拉美地区全盘切入的效果，但是其某些理论和思想还是被中国采纳或者说对中国产生了影响。

二·再来中国

1988年9月10日，时隔八年之后，弗里德曼在张五常的运作和安排之下，再次来到中国。经过六七年时间的耕耘，张五常显然在中国已经具有了广泛的人脉关系，这使得弗里德曼第二次中国之行，不仅仅在上海与当时上海市领导有了会面交流，更是到北京受到赵的接见，并向赵出谋划策，及时其奉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

1988年9月11日，弗里德曼在出席完上海复旦大学的一个400人参会的有关“中国如何制止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主题演讲结束的午餐之后，与江有了第一次会面。在其回忆录里是这样描述的：

“9月11日星期天的第一次活动，现在回想起来是极为重要的，但是当时并未意识到。这是一次午餐后的会见，两个主人，复旦大学的校长谢希德和上海市领导***。当时我们就清楚江是党的高级领导，当然我们并不知道他后来会成党的最高领导。”

此番会面给弗里德曼留下的印象虽然记忆深刻，但是结果却未能如其所愿，显然他未能说服江。其在回忆录里用简单地几句话留下了这次会面：

“江说得很多，他意识到自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虽然他说几句英语，但是大部分讨论是通过翻译进行的。在场的其他人有些来自复旦大学。不奇怪，由于谢希德和江在场，他们不愿意自由地讨论一些敏感的话题。结果，讨论大部分是我与江的双向讨论。我强调自由市场经济与私有化还有彻底自由化的重要性。他反复强调政治上的困难，虽然他没有这么说，所有这一切都落实到他个人的地位，而真正的自由化会威胁他的地位。”

回忆录里有关与江首次见面的寥寥数言，弗里德曼“强调自由市场经济与私有化还有彻底自由化的重要性”，但是没有附上江反馈的原言或真正的观点描述，也许当时的江并非是弗里德曼此番二度中国行的首要目标，无论是书面还是记忆里都没有详细记录下江的讲话，这里只是记录了弗里德曼自己对于江观点的事后推测与判断。

第二次中国行的高潮是在北京，弗里德曼与赵的会面。有关此方面的过程，在本系列文《中国经济奇迹密码——混合经济（一）》里，张五常的书里，已经有过介绍，也列出了弗里德曼意见的四点主要内容，此处不再赘言，只将其意见全文如下：

与拉美国家小国不同，中国是一个大国，而且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的问题也交小国家要复杂得多。当时进入改革时代后，像邓小平等中国的领导人也多是从战争中一步步走过来的老人，在处理中国经济改革方面问题时，很正常地、稳健地采取了渐进式改革的步骤。即使这样，1988年的价格改革，还是引起了中国经济的混乱，这场混乱更成了导致第二年那场大动乱的原因之一。

三·三度中国行

弗里德曼最后一次来中国是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的1993年10月19日至27日，这一次，他先后访问了成都、重庆、上海和北京，在北京再度获得已是党最该领导江的接见。

这也是弗里德曼与江的第二次会面，从其回忆录里看来，这第二次见面，似乎给弗里德曼留下的印象，比第一次在上海时还要糟糕：

“最值得一提的是会见江， 1988年我们在上海会见过他。（556）这次会见与1988年那次非常不一样。江先问我的看法，我讲了也许有10分钟，讲了我在货币问题、多轨汇率、对外资企业的过分优惠等方面的一贯的观点。然后江杂乱无章地讲了大约45分钟，用掉了几乎所有时间（因为会见从5点开始，6点必须结束，他要去欢迎来访的一位非洲共和国的总统。）我认为江并不真的想听我们所说的内容。　　　

听了他的谈话我弄清楚了几件事。他在谈话中重复地表示愿意接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他想象的市场经济和赵及我们想象的大相径庭。他认为这个市场应严格地作为一个由中央控制的机器。他倾向于以日本和新加坡作为模式，他错误地理解为日本在通产省（MITI）的详细指导下才获得战后成功的发展，而新加坡的成功是由于李光耀的指导。这种模式对他有吸引力是因为，这能使中央政府在运用市场机制获得发展和繁荣时仍能保持领导地位和权力，并发挥重要作用。”

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弗里德曼完全不能理解，与他及赵想象的市场经济概念“大相径庭”。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在弗里德曼这第三次来访中国的前一年，1992年10月12～18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十四大报告里即已确定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此时弗里德曼似乎不应该莫名惊诧，即使是他在美国没时间和精力去关注中国一年前的大事，但是他的“学生兼朋友”张五常不可能不密切关注和深入研究，而此番他的最后中国行，依旧是由张五常陪伴。

江口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显然与弗里德曼五年前献宝赵的四点建议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在上述呈现的截图里，第四点弗里德曼建议“用分散化和私人控制来取代政府对经济和国有企业的控制”完全是不同的概念。

核心的不同点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本质上凯恩斯主义政府干预经济理念的引申，而出身于凯恩斯主义，并在最初努力践行凯恩斯主义，为美国财政部做顾问，后来极力反对凯恩斯主义，并创立自身学术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弗里德曼本人看来，江口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显然是处在他学术主张的对立面，走向了一条他反对了二十多年的经济改革道路······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政府+市场的模式，也就是说，在中共十四大的报告里，虽然没有直接点名，但已经确定了混合经济的方向！

四·弗里德曼新自由主义对中国的影响

上述弗里德曼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不同阶段的三次访问，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想对于“摸着石头过河”改开阶段对中国影响的一个缩影，从1980年到1993年，就弗里德曼对于中国国家经济政策制定的作用方面来看，最接近实现的是1988年他与赵紫阳的相互确认眼神，但是从1988年到1992年10月份，国内外一系列爆发的历史巨变，让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高层功亏一篑。

1988年弗里德曼离开中国的八个月之后，中国国内爆发了一场大动乱，动乱平息之后，中国的高层实实在在经历和认识了一场新自由主义不仅从经济上，更是从政治上对于中国社会的巨大危害性，中共高层把这定义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全社会从此进入了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批判学习阶段之中。尤其是在动乱的过程中，美国政府及其CIA时时闪现的身影，无论是动乱时对于动乱者的支持，还是动乱平息后对于动乱者的保护，以及随之而来以美国为首整个西方对于中国的制裁，都让中共远离了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义主张。

其次是国外1991年前苏联的解体，对中共而言，无疑更是一场比两年的国内动乱更加触目惊心的实景展现，一个持续了七十年共产党政权的轰然倒塌，显然是那场自家内部动乱如果不能平息最为现实的结局写照！而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全盘引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想，代总理盖达尔操刀的“500天休克疗法”的经济改革过程，也成了中共在十四大召开前的一段时间活生生的实验观摩······1993年10月份，弗里德曼最后一次来中国，在北京与江泽民会面时，俄罗斯的盖达尔政府已经因休克疗法失败解散整整一年了。

虽然中共最终没有完全采用了弗里德曼的提供的建议，但是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义对于中国的影响并没有随着他1993年10月份离开中国而终结，CIA对于中国的意识形态灌输与植入，也并非只有弗里德曼一人，相反，在弗里德曼与中国不停的接触过程中，更有其外围组织福特基金会、索罗斯基金会等相继介入中国，他们通过赞助个人或相关研究组织，在中国社会，在学术界、在大学以及出版机构等培养了一大批中国本土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而这些经济学家从1993年之后的二十五年里至今，还在不停滴影响着中国的政府政策制定和社会思潮。

2018年9月份召开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与会的某位经济学家更是直呼“弗里德曼真是一位天才！”弗里德曼有其天才的一面，他天才的方面在于他197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术成果方面：现代货币数量论、消费函数理论和“自然率假说”理论，而不是他向全世界推销的新自由主义。

现代货币数量论：

通货膨胀起源于“太多的货币追逐太少的商品”。政府可以通过控制货币增长来遏制通胀。这被视为现代经济理论的一场革命。（本理论也即上述那位50人经济论坛赴会经济学家奉为天才之理论）

消费函数理论：

此理论是对凯恩斯经济理论中的边际消费递减规律进行驳斥。凯恩斯认为，随着社会财富和个人收入的增加，人们用于消费方面的支出呈递减趋势，与此同时储蓄则越来越多。因此政府可以通过增加公共支出来抵消个人消费的减少，从而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弗里德曼指出，这一理论站不住脚，因为人们的欲望实际上永无止境，原有的得到满足后，新的随即产生。

自然率假说理论：

1968年，弗里德曼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菲尔普同时提出“自然率假说”理论。他们发现，长期来看，失业率与通货膨胀并没有必然联系。自然失业率永远存在，是不可消除的。因此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长期来看是不起任何作用的。

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展开怀抱像海绵吸水一样，吸收着全球的新鲜事物，但是面对新世界并未饥不择食，因为中共深晓，他们执政下的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有着全球最多人口的一个大国，再神乎其神的理论，能在一个十几亿人口大国有过成功实践的，全球没有！因此，中国走出的每一步都是创新，都是古今中外没人走过的道路，每一个主义，每一种思想，对于中国而言，批判吸收继而创新是当之无愧的首要选项。

2018年10月4日晚，继CIA哈斯佩尔局长宣称监视中国一周之后，美国副总统彭斯在美国哈德逊智库发表被舆论称之为新“铁幕演讲”，其中有两段彭斯说：

“苏联垮台之后，我们认为中国将不可避免地成为自由国家。带着这份乐观，美国在21世纪前夕向中国敞开大门，将中国纳入世界贸易组织。

此前的政府做出这个决定，希望中国的自由将蔓延到各个领域——不仅仅是经济，更是政治上，希望中国尊重传统的自由主义原则，尊重私人财产、个人自由和宗教自由，尊重人权。但是这个希望落空了。”

这个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义希望落空了······

别了！米尔顿·弗里德曼！

别了！新自由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