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东荪和他的徒孙们

今年是抗美援朝作战70周年。

关于抗美援朝，虽然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出现在主流媒体上，但是人们却总是很难忘记这场战争，而至于人们难忘的原因倒也很简单：我们赢了，但我们赢的是美国。

为什么我要用“但”呢？

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人不希望中国（或者说是新中国）胜利——尤其是，不希望中国在美国身上取得胜利。

在这些人眼里，美国就是神——凡人怎么能挑战神呢？按照他们的剧本，神会毫不留情地诛灭每一个敢于向神发起挑战的人类，并且把神罚加诸于他们的身上。

那个年代的美国有没有这个资格？有。证明二战时期美国的工业能力有多强的文章，在网络上比比皆是。

所以他们怕了。

如今的他们，只能在网络上用悲天悯人地口气，以纪念英雄们牺牲的名义，用志愿军的伤亡数据九曲十八绕地告诉你，尽管我们需要纪念，但这依旧是一场不值得欢呼的胜利。若你问他为什么，他便悄悄抬手指指上面，什么都不肯说了。

但他们从来不肯提，抗美援朝是一场中朝联军对联合国军的对抗，是一场从开始到结束都没有任何公平可言的战争，而即使是这样一种不公平的战争，我们英雄的前辈依旧硬生生地用近乎简陋的武器，建立起了一个几乎一比一的战损比，并且将战线从鸭绿江推回了三八线。他们只会喋喋不休地声讨抗美援朝时的“非战斗减员”，讨论那些穿着单薄棉衣牺牲在朝鲜的志愿军战士，然而或许即使是他们也已经不记得——或者说装作不记得——这一切的起因，源于一个叫张东荪的人。

张东荪是谁？

或许我这么说，能帮助大家理解——如果公知真的能开宗立派，那供养排位里，C位靠前必然得有他。

张东荪，男，原名万田，字东荪，曾用笔名“圣心”，晚年自号“独宜老人”。出生于浙江杭县（今杭州市）。他就和中国近代的绝大多数文人一样，游走于政治和文化之间——此公在1950年之前，颇有索尔仁尼琴之风：一边骂袁世凯登基是破坏共和，一边骂国民党革命是乱党之罪；一边宣传引进社会主义思潮，一边又强调这玩意太激进无可救药；一边觉得国民党和北洋军阀是一丘之貉，一边寄希望于打造一个新势力两不讨好……总之，用一句话形容就是：逮谁骂谁，并且还因此而进过日本宪兵队的牢。

若一切到此为止，那么他还是一个可以称得上有些气节的文人，虽然有些可爱的意气之争，但也不失磊落，而在日本宪兵队的大牢自杀明志的举动，倒也算得上铁骨铮铮。

直到1950年。

在这之前的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成立，张东荪以民盟中央常委身份参加了筹备会；9月21日，新政协第一届会议开幕，张东荪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9月30日，张东荪与周恩来等56人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10月19日，张东荪被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任命为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代表着张东荪已经成功进入了新中国的高层，开始和锤镰帮一起合作建设新中国的历程。

但是这种合作未必是他所希望的——1950年1月下旬，张东荪与费孝通等人到西柏坡拜会了教员，会谈中教员对张东荪的“中间路线”主张和反对外交一边倒向苏联的观点进行了批评，认为包括张东荪在内的很多知识分子存在严重的“亲美”、“恐苏”思想。这次谈话让张东荪的情绪一度低沉。不得不说，即使是教员也没能成功说服他，他依旧坚持认为中国要想发展就不能和美国交恶，中国不能充当美苏两大国冲突的牺牲品。

然后，朝鲜战争爆发了。

再然后，抗美援朝开始了。

再再然后……感到已经无法“纠正”锤镰帮“错误的外交方针”的张东荪，本着其一贯的“中间主义”，企图借助个人的声望，利用民间渠道向美国方面表示，中国并无与美国对抗的意图，希望美国不要把战火烧到中国来。因此，当他碰到了自称与美国方面有联系实为美国特务的王志奇时，便寄予了莫大的希望。1950年初，王从天津来告诉张东荪，美国决心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并正在进行计划，张东荪认为世界局势果然按他的预想发展了，充满了焦虑，为此，他对王志奇说：“能不能把一个意见传达给美国，就是打起仗来千万不要打中国，留着中国，且看将来。”在与王志奇接触的过程中，为了表示自己的份量，张东荪拿出了一份政协名单，并表示画圈者“可堪一用”。

据 《北京公安史志》 载，1950年初，北京市公安局侦讯处破获美国间谍王正伯案，王交代了张东荪向美国原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出卖情报”的情况。侦讯处又经过一年多的侦察，进一步证实了张确实把抗美援朝中国出兵的具体日期和国家财经预算等国家核心机密，编成情报，经人送到香港，转交到司徒雷登手中。

在他传出去的情报中，就包括宋时轮率领九兵团入朝这一信息、军列的运行时间、可能的投入方向。而这直接导致入朝部队在准备完全不到位的情况下，为了保证突然性和隐蔽性，不得不在本就有些仓促的情况下，更加仓促地提前入朝作战。直接和间接导致了志愿军出现严重的非战斗减员，也客观上导致了对陆战一师包围的失败。

而他一开始，并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他依旧认为，自己是为了国家着想，直到周围的人都在对他喊打喊杀之后，他这才意识到，自己似乎是真的有些不当之处——否则的话，端不至于就连民盟也要驱逐了自己。也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他最终没有受到刑事处罚，但失去了他一直以来所热衷的那些东西，最终，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光里，他写下了那首在他的徒子徒孙们眼中颇为苦涩的诗。

深感清诗记我狂

梦回犹自对苍茫

书生谋国直堪笑

总为初心误鲁阳

若说“深感清诗记我狂，梦回犹自对苍茫”尚有几分自嘲之意的话，那么“书生谋国直堪笑，总为初心误鲁阳”就是毫无疑问的自辩了——据《淮南子·览冥训》记，武王伐纣时，战斗激烈，见天色将晚，部将鲁阳公挥戈向日怒吼，“日为之反三舍”，成语“挥戈退日”即从此来。

正常人能想到有人能“挥戈退日”吗？不能。

所以，我想不到，有什么不正常的吗？没有。

也所以，笑笑得了。

在他眼里，美国就是那个太阳。只是他没想到，中国居然能当成那个鲁阳公。所以，他觉得自己所作所为，本不应该被如此不可原谅——只是他忘了，不相信中国能成为鲁阳公的，他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但为此付诸行动且身居高位的，他是唯一一个。

因为他的情报，让很多原本也许能活过1973年的志愿军战士，永远地留在了踏入朝鲜的第一个冬天。但他毕竟不是那些贩卖假冒伪劣军用物资的不法商人——它们是坏，而他，只是蠢。所以，他有幸活到了1973年。

他是个悲剧，但这也不是他一个人的悲剧。因为他们无一例外地忘记了，这里是中国，这里有一群两千年前就敢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百姓。而受到西方思潮影响的他们，却总是以“开启民智”者自居——对于西方的文人来说，这个身份是无可指摘的：彼时欧洲刚刚从中世纪宗教的压制下解放，不论是当时的社会发展还是资本家本身，都需要有一批人来带领已经习惯于向领主国王主教学会反抗和思考（当然，现在已经不需要他们思考了），因此，西方的文化阶层自从资本主义时代到来，就天赋承担着对民众的引导。

但是中国呢？

很遗憾，中国的文人天然并不具备这种属性——就像你可以嘲讽义和团的反抗方式但你却无法嘲讽义和团的反抗行为一样——中国的文人天然被赋予的责任是“辅助”而非“引导”，换句话说……只要中国的老百姓活不下去，他们并不会如中世纪的西方百姓一般，在等待上帝的救赎中默默死去，总会有几个不管不顾的人会无论成败揭竿而起，文人需要的，只是引导他们反抗的形式，而非反抗行为本身。而正是这种认知的错误，让他们为自己背上了一个“不存在”的责任：它们觉得自己能决定中国人民是不是该反抗以及该反抗什么人。

然后，他们就杯具了——一方面觉得，自己对国家人民有责任，一方面发现，国家人民一点也不在乎自己的责任。

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他们大略都是这么想的。所以他们只能一遍遍地“理性分析”邱少云不可能忍住，黄继光不可能堵住，却唯独忘了，我们当年也不可能赢，但最终赢的却是我们。

张东荪死在了1973年。

但也没有死在1973年。

他们依旧怒骂着百姓的麻木，恐惧着美国的威能，期盼着上帝的拯救，等待着灯塔的辉光。他们把投降当做反战来歌颂，把反抗当做侵略来唾弃，把恐惧当做本能来欢呼，却从来不曾也不屑问一句，中国的百姓是不是需要他们。

他们也忘了，1950年的中国人能做到的事情，2020年的中国人，依旧能做到。只是这一次，未必还会有张东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