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不再格勒

沈阳人的群体画像中，绝不可少了那些深沉地爱着这片土地，并赋予其以希望的年轻人。不像父辈经历了沈阳早期的辉煌以及迅速破败后的萧条，他们成长的时日，沈阳正从低谷中挣扎而起。

并不遥远的铁西  

漫步在沈阳街头，我羡慕那形形色色的老人，他们都是有故事的人，记忆里装着一个老沈阳，那些我无法亲身去感知的历史细节，都已融进他们的血肉，成为身体里不可分离的一部分。

历史从未这么快过，沈阳最懂这其中的滋味。

年轻人没有历史感，他们所见的城市已在迅速的变化中完全改观。新起的商场、拓宽的街道、时尚的穿着，按如今的标准，沈阳是座挺时髦的城市。但若是能坐着时光穿梭机，去经历共和国初生时期的沈阳，他们定更能体会什么是“大沈阳”，据说，那时只有两座城市能享有“大”的冠礼，另一座是上海。

 沈阳市辽宁宾馆原名大和旅馆，建于一九二七年，使用于一九二九年。建国初期作为沈阳市政务接待国宾馆，接待过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以及西哈努克亲王等外国元首与知名人士

沈阳确曾是权力中心，沿街商铺上“皇城”或“皇家”的名号透露着它的历史。自四百年前努尔哈赤突然决定迁都于此以来，这座边城开始作为“盛京”和“奉天”进入历史前排。

至于“沈阳格勒”，则是出自大象公会黄章晋的笔下，以形容沈阳后来的苏联化程度之高。建国初期，在苏联的直接援助下，包括沈阳第一机床厂、沈阳第二机床厂、沈阳风动工具厂、沈阳电缆厂、沈阳航空工业学院、沈阳飞机制造公司（原名112厂）在内的一批项目得以建立。

新中国成立后确定了18家国有骨干企业，即所谓的“十八罗汉”，代表了当时我国装备制造业乃至整个工业发展“母机”最高水平（沈阳第一机床厂、沈阳第二机床厂、沈阳第三机床厂都在此列）沈阳第一机床厂的前身始建于1935年，1949年制造了新中国第一台车床--六尺皮带车床。1950年新中国国徽颁布后，挂上天安门城楼的新中国第一枚金属国徽就是由沈阳第一机床厂的铸造车间承制的。《人民日报》誉之为“我国第一座新型的工作母机制造厂”（2007年9月20日，沈阳第一机床厂位于铁西区兴华北街与北二路的交叉点东厂区办公楼爆破拆除。）

当然，“沈阳格勒”的含义还远不止于此，其时，全社会围绕重工业被组织成一套高效的生产机器，所建立起的现代计划经济体制代表了当时中国工业文明与理性主义的最高程度，很难想象全中国还有哪比这里更接近苏联的社会形态。

如果说这套体制下的“沈阳格勒”是东北乃至全国经济的火车头，那么重工业集中的铁西就是车头里的发动机。在它的牵引下，经济最辉煌时，辽宁的税收上缴水平位于全国第二，仅次于上海。

时移物换，如今，代表计划时代“老铁西”已经很难觅得，只有“启工”、“重工”、“肇工”这些与工人亲近的街道地名还记录着并不遥远的历史。

“那时候，大家一起在单位里上班，生活都差不多，穿的衣服也一样。下班时候，工友们一起骑着自行车回家，在路口等绿灯。灯亮，一齐登车出发，哗啦啦的一片。”六七十年代的铁西样貌，我只能通过当年在那里生活过的老人的描述，去努力想象。

影像记录或许能给人更直观的感受。在王兵的纪录片里，90年代的铁西，破败而空旷的厂房、赤身裸体或衣着肮脏的工人，脾气暴躁地谩骂和一言一语地闲聊，萧条与窘迫交织，那样了无生气。

 90年代末期，工人站在一间欲待拆除的钢铁工厂前。（摄影师：王宇文）

而现在，我置身于铁西，满眼所见，是雨后春笋般长出来的新建楼盘。两根孤零零的烟囱、六药的老厂房，还有工人村里苏联援建的三层高红砖筒子楼 ，几乎是仅存的计划时代的遗迹了，但它们如今已经被挂上铜牌，划入了文物保护的范畴，作为3A级旅游景区，接待年轻一代去参观。

这些筒子楼是那个时代的象征，它们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由苏联专家援建，共179栋。筒子楼里，一间二十平左右的屋子，就是一个五六口之家的全部居所。能住进去的干部和工人在这里自豪地过着集体生活，哪怕两三家共用一间厨房和卫生间。在大多数家庭还在点炉子的时代，他们已经用上了煤气。

即使没能住进工人村，但只要进入了工人阶级的行列，那也意味着扬眉吐气的人生。那时候的工人，其身份，农民比不了，其工资甚至能比厂长多。大而全的单位对于工人来讲不仅仅是一份工作，还提供着生老病死的照管。吃饭就在单位食堂，病了上医院免费拿药，虽然也没啥好药，孩子到了上学年纪，自然有幼儿园和学校。

铁西区工人村里仅剩的红砖筒子楼，在当年是优越的象征，现在已是国家3A级旅游景区。工人村筒子楼内保留了当年的家具陈设。

由于沈阳工业化率和城镇化率最高,对于大部分沈阳人来说，单位就囊括了生活的全部。但包管一切的单位，在为工人提供庇护的同时，也慢慢给经济发展戴上了镣铐。当有一天，经济改革的大幕缓缓拉开，东北和东北人的命运也就此开始改变。

东北的下岗潮发生于1998年—2003年，稍晚于全国，规模也远甚于全国。无数曾经显赫的大型重工业企业成为了受到改革波及最严重的对象。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全国国企职工总人数从1998年开始暴跌，从1997年的10766万人，到2002年的6924万人，短短的几年间，国有单位职工减少了3000多万人。而其中，东北地区下岗职工占到四分之一以上，辽宁的数目，接近280万。

也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东北的人口进入负增长的转折。大量的人开始逃离老家，涌向全国。与此同时，辽宁人口的自然增长率陷入低迷，甚至从2011开始进入负值。现在的沈阳，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老人，难以遏制的人口老龄化已成为新的东北之痛。

  公园里的大讲堂  

那些被体制甩出的人，构成了如今沈阳公园生态圈里的主力。

万泉公园，李春文的“小河沿大讲堂”人气颇旺。李春文曾是70年代时的工农兵学员，后来是沈阳燃料集团的中层干部，改制大潮卷来时，因为也快到了退休年纪，他便索性退休，专门为公园里的老人们“传播正能量”。几百号老人正围成四五排直径十几米的圆圈，坐在自带的小马扎上。麦克风里传来“正是通过改革开放…我们开启了新的壮阔征程”的高亢嗓音。

那天的主题是中美贸易战，以及新时代的中国机遇，言谈间李春文引用了不少数据，论证国家的强大，和坚持改革开放的必要性。“作为中国人的一员好处我们都占到了，在国家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要团结起来”，他的声音很有力，在场的人都听得入神，间或有人转向我，笑呵呵地夸赞道：“正能量，我们都爱听。”

公园讲堂并不稀奇，老人们的虔诚令人感动。作为计划体制的遗民，尽管他们的人生遭遇挫折，但依然对这个国家充满信心。他们只是深信，国家的任何决策都一定有它应然的道理。

几个老人围着说道开来，“改革开放最大的功劳就是能者多得，有能力你就上！”
“现在十个人里能找到正式工作的也就两三个。”
“什么算正式工作？”“公务员，大型国企”，几个老人几乎同时脱口而出，“你只要不犯错误就能一直待着，”有人补充。看似矛盾的谈论中，许多人仍念念不忘的是过去那个时代“公家的好”。

60年代的铁西工厂，一位女工正在车间加班加点干活（摄影师：王宇文）

在改制大潮中，闫成老人的老厂子被一个干部收购了。闫成已七十多岁，不过仍精神矍铄，当谈到当年的变化时，他叹口气：“这些人，一旦摇身一变成资本家之后，对工人的态度截然不同。”

不过他并没有在改革中经受大的变故，也真心认可慢慢变好的物质生活，只是他又向往过去的社会风气，会不时感叹雷锋的时代已经远去。他年轻时看到路上有人推粪车时摔倒了，就跑上去把人家扶起来，还帮着推到目的地，回去的半道上，本来心里美滋滋，但走着走着突然一惊：“我该不会扶了一个地主吧。”说起往事，他大笑起来。

 上图：中街商业区里的沈阳春天商场外墙，风格按照计划时代做旧。下：铁西区中国工业博物馆内的铸造馆，由沈阳铸造厂生产车间改造而成，还原建国初期沈阳工人的工作场景

也有一位老人，际遇就不像闫成老人那般好了。那老人1945年出生，“参加革命”后，在铁路上工作，后来自然也经历了改制的历史。在他的记忆里，改制刚开始时，对他们不按下岗处理，而是找了理由，都算病退，因为那样吃国家财政，不吃企业。但有一批人嫌病退买断金太少，又去争取，后来才给他们定了是内退。经过那一番折腾，他的工资还是降了一半，不过好在仍有一份收入。不似他那般好运，也有工人三十多岁就遭逢下岗失业，找不到事做，日子极艰难。

当年的下岗者命运各异，那些既非流水线工人，又非普通工种的技术工，在下岗之后依然能够以新身份留在老单位，即使工资被压了下来。有些运气好的，还能在新的合资企业谋得一份新工作，工资比原来高出几倍。还有那些曾经是管理阶层的人，在时代变迁中迅速抓住新的机会。

每个时代都有其不幸者，这里见证了太多的命运变幻。

2009年，工人们告别了他们在沈阳北方重工业集团公司的工厂（摄影师：王宇文）

  打拼的年轻人  

一切的命运，都被时代卷裹，人，房子，街道。

五爱街是在沈阳老去之后的废墟上，一点点挣扎起来的。废墟的起点是1983年，从一块一块的地摊，到慢慢搭起的棚子，棚子一点点变大，棚子没了，高楼盖起来了。区区二十几户商家增加到了上万家，当年小小的五爱市场，现如今已经是全国五大集贸市场之一了。

这是希望的一角，相比于急速衰败的世纪之初，沈阳的经济在恢复稳定之后，慢慢上行了。

当年小小的五爱市场，如今已是全国五大集贸市场之一，也是中国最著名的批发市场之一

在振兴的背景下，沈阳城迅速扩展，新区沈北和浑南，已经把沈阳拉成了椭圆形。沈阳人记忆里的平房没有了，院子的锅炉房拆掉了，锅炉房门口的煤堆早不见了。城市里的人多了，不论是不是高峰，热门的饭店老在等位，繁华的街区总是堵车。沈阳站的坦克碑搬走了，市府广场的太阳鸟换成了喷泉。

商场挤走了工厂，粮票换成了纸币，工人村里能烧煤气的居住条件，在五六十年代人人羡慕，现在谁还稀罕，都用上电了。

看看公园里跳着广场舞的老人们，谁又不感叹，物质生活是在变好了呢。

不过，还是有很多忧虑并没有消除。经济结构、营商环境、就业市场、人文生态，这些更深层的问题似乎还很难在短期内解决。

沈阳市主干道——青年大街

崭新铁西里的劳动公园，描摹出了仍留在沈阳的年轻人的典型画像。这画像内的面孔，是聚集在那里的快手青年。

8月的一天，劳动公园东门处劳动模范阎德义雕塑的背后，不少年纪二三十上下的男女，穿着相同的白底黑袖衣服，背后印着相同的“快手28780591，沈阳毛哥庆典”，在聚集的人群间演奏、唱跳，甚至自拍，旁边的人用手机录下直播，并不时吆喝：“再使劲点点，准备开战了，小礼物不要停。”

这样的场景在公园内随处可见，在“为你守候”的旋律中，不几步就一堆围成圈的老少，圆心位置一般有一两个表演者，旁边亦有几人驾着手机拍摄下他们扭动的躯体。

路人围观，不明觉厉。其实，他们这是在赚钱呢。在直播中，接受看客赠送的小礼物是一种赚钱之道，因为小礼物需要靠金币兑换，而金币是用钱充来的。一场直播若能做得火热，主播能挣得上千，乃至上万。这是快手青年们的梦想。

这些快手青年，既无法进入体制，又难以于本就狭窄的就业市场中找到令他们满意的工作。但更愿意闯荡的年轻人，不少选择了离开。

康迪就是那已然离开辽宁老家，选择在外打拼的年轻人。作为一个已在广东扎根的辽宁人，他对沈阳的感情热烈而矛盾，既明了旧体制和人情社会的种种弊病，又无法割断与老家的情感联系。他关心家乡，每次看到相关的负面新闻，都无比难受和无奈：“东北人活该么？”但他也觉得，既然东北经济下滑已不可避免，那就不必硬扛，给她一些缓冲的时间。

沈阳南湖公园的“万人相亲大会”，当地老人为在外工作的儿孙寻找伴侣，将他们的信息制作成简历贴挂起来。

他的经历和情感很有代表性，对于所有那些被老家的社会环境与文化生态所排斥出去的年轻人来说，我爱我的家乡，但真的没法回去了。

沈阳在高歌猛进的年代里，就是最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在计划时代迎来了它的机遇期，也因此攀升到了历史的巅峰，潮起潮落，退潮也属正常，只不过，这变化还是来得太过于剧烈。落差之大，超过了很多人的想象。

但因为现实也并没有那么悲凉。失意者从不缺席，但绝非全貌，出逃者亦只是版图之一块，作为东北经济中心，三省域内人口净流入地的沈阳，依然是不少年轻人的庇护与希望之所。

乐观的判断得到了感性经验的证明。在与更多还在上学，或是正在沈阳工作的年轻一代接触后，你会发现，沈阳年轻人的群体画像中，绝不可少了那些深沉地爱着这片土地，并赋予其以希望的人们。在他们眼里，沈阳既是自己热爱的家乡，也是幸福感不低的宜居之城。

不像父辈经历了沈阳早期的辉煌以及迅速破败后的萧条，他们成长的时日，沈阳正从低谷中挣扎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