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神学的坟场——“底本假说”

摘录：

大陆基督徒因缺乏资源，在众多的参考书中，特别是旧约注释有关书籍，囫囵吞枣一并接受。看到介绍五经部分，认为底本论是“古代文献”的不在少数，这种错觉源自对底本论的认识模糊。底本论自出现起，就没有在历史记载上或考古学上出现过，一直被称为“底本假说”。（二章内容）

《西方神学的坟场——“底本假说“》文稿共五章 现提供大家一章阅读

前言

十九至二十世纪，无疑是西方教会火热向外宣教的一个时期。而遗憾的是，也是西方神学界逐渐脱离起初信仰，走向怀疑、否定圣经权威的历史时期。

从认识到“底本假说”成为一些国内知识分子错误理解《圣经》来源后，写文章也成为心中的一个负担。他们的理由是：看过或听过，旧约五经内容是近东口头神话传说，进而将整本《圣经》视为编造故事，不接受《圣经》内容是真实的。

“底本假说”许多人可能根本没有听说过，以至于对它的危险性茫然无知。尽管在启蒙运动的炮火下，基督教自由派神学试图拯救基督教义，但是最终却无济于事，并向对手投降，部分或完全接受“底本假说”。结果是，现代的欧洲教会整体衰退、沉沦。

有人认为“圣经无误论”只是基要派所持守的，其实“圣经无误”是初期教会的坚守的教义，也是与错误教导及异端斗争后的产物，并且历代教会都强调“圣经无误”。所谓信仰，一定与“信心”有关。阿奎那认为，信仰包含知识但高于理性，“以色列人过红海”、“童女玛利亚怀孕”、“基督复活”不必通过理性来论证；奥古斯丁和坎特伯里的安瑟伦都主张“信心使人理解”，而非“我要先理解才能相信”。

此篇文稿的题目并非危言耸听，说“底本假说”是西方神学的坟场，是因为凡接受此一学说的皆面临死亡，而非生命。“底本假说”起源于德国，渐渐盛行于欧洲。西方的基督教神学近二百年的发展，虽然有耀眼的浪花，但二百年来是走了倒退的道路，需要重新认识。

一、底本论的出现起源

了解“底本假说”，有两个重要的人物要提到。第一个是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出生在1633年12月，以研磨眼镜片为生，1677年2月病死在海牙，年仅四十五岁。斯宾诺莎是一位深受笛卡尔著作影响的荷兰犹太人、泛神论者，他不相信人的灵魂不灭。他宣布一位全新的上帝，斯宾诺莎的上帝，是宇宙自然界的物理定律，他的圣典是自然之书，而非《圣经》。1656年因异端倾向被逐出犹太会堂，主要哲学著作都是在此后所著。他认为获得真理知识最好的方法，是理性所遵循的方法。1670年斯宾诺莎匿名出版一本书，怀疑五经的作者是摩西。

“底本假说”（以下称为底本论）的出现是人们发现摩西五经的内容中，有些难解的问题。这些难题是因“时间错配”、“重复记载”、“矛盾经文”等所谓“五经难题”，学者无法回答这些难题。

原本难题的研究还在尊重作者是摩西的框架下研究。受启蒙运动影响，欧洲人文学者们为了“突破”，逐渐跳出作者是摩西这个框架，不再受到约束，开始提出另类的方案。欧洲学者们开始猜想，这些难题是因为它们来自不同的独立文件，此猜想一出，神学研究便像冲出铁笼的猛兽，在广阔原野上无所忌惮地游走。

1853年有三个独立的资料被编辑到一起，称为“神典（E）以色列王国时期编纂”、“耶典（J）北国以色列编纂”、“祭典（P）被掳巴比伦后编纂”，第二年圣经学者德维特认为《申命记》是独立于这三个资料外的独立著作，称为“申典（D）北国文士编纂”，以上四个文献都以以色列民族口传传统资料为基础。学者认为这些口传在南国与北国流传，也在流亡巴比伦后流传，并各自加添内容，再将内容记录成书，形成四个底本。

威尔豪森（Julius Wellhausen）

了解底本论的第二个人物，是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威尔豪森（Julius Wellhausen，1844～1918），他是德国伊斯兰教研究专家、圣经学者。1862年进入哥廷根大学学习神学，他的老师享利奇·伊华德(Heinrich Ewald，1805—1875)，是希伯来语言学和东方学专家。老师对他影响较大，让他对以色列民族历史产生了兴趣，也大量收集资料，有关底本论的资料进入他的视野，如获珍宝。1870年威尔豪森获得博士学位，1876年发表《六经的著述》，并且在此基础上出版《以色列史导论》，正式提出旧约五经是四个各自独立的底本，正因为这几个底本的出现，不同的说法造成了“五经难题”。

《以色列史导论》出版遭到教会的反对。学者们却顽童般认为威尔豪森《以色列史导论》的出版是“新颖而又富有天才”般人物出现，是“持久对战中的巅峰之作”。正如《圣经》上记着说：“主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林前三19）。

作为现代圣经批判的根基，《以色列史导论》是评价是否尊崇《圣经》权威，和推翻《圣经》启示的一个历史分水岭。此后，学术界将《圣经》贬低为人的作品。

威尔豪森的书中对五经批判，试图在书中将五经的连贯统一性造成七零八落印象，他不屑理会考古学陆续发现的近东资料，否认五经内容的历史性。他在书中对以色列人在旷野中，用丰富的材料建造华丽的会幕产生怀疑：“从一开始，这种可能性就值得怀疑。这座华丽的建筑以东方最时尚的艺术风格、最昂贵的材料精心雕琢而成，与它所处荒凉的旷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原始的希伯来游牧部落生存的旷野中，它们不可思议地在没有外部帮助的情况下建造好了它。”诸如此类前设性怀疑（有信心的基督徒，结合“出埃及记”上下文比较容易明白）在书中比比皆是。

学者们对五经中阐述的其中一个主题“从无到有的神”表示怀疑，威尔豪森在书中认为，旷野中原始野蛮的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起初并没有自己的崇拜系统，而是受到迦南城镇文化的影响，甚至连敬拜场所也都是从迦南人那里继承来的。这一部分也被学者们称为“最坚实、最具合理性”的部分，这种充满历史想象的部分作为最坚实的论证其实是不真实的。

威尔豪森认为五经“祭典（P）”是犹太人流放至巴比伦后的作品，半世纪的流放已经造成历史的延续性被破坏，信仰历史记忆的断裂，所以五经写作吸收了近东口传传统历史故事、美索不达米亚文化等。但是流放至巴比伦的以色列人，难道没有保存大量的圣典？这些圣典如何面对与“祭典（P）”的差异区别？在巴比伦的流放，让全体以色列人集体彻底放弃了信仰生活？某一个犹太人或家庭中没有敬拜活动？他们的信仰生活不是靠圣典指导？《圣经》诗篇一百三十七篇第一节有很好的回答：“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这些问题，在威尔豪森的历史想象的结论里，无法回答。

底本论产生背景——近代对圣经权威削减

在启蒙运动的寒风席卷整个欧洲，各地教会信仰热情被冷风吹至冰点之前，圣经的权威性在教会中是巍然不动的。

教父时期，在诺斯底和马吉安的《圣经》错误观念之外，早期教父认为《圣经》中每一个部分都是神启示的圣言。特图良认为，旧约与新约都是神所默示的。优西比乌认为，认为《圣经》有错误是非常放肆的。大贵格利说圣灵才是《圣经》真正的作者。

十六世纪宗教改革后，更正教会脱离罗马教廷官方的独断诠释。讲道取代了弥撒，讲台上一本打开的《圣经》取代了天主教的祭坛。宗教改革提出的“唯独”中，其中就有“唯独圣经”，《圣经》是信徒最终的、有约束力的权威，将《圣经》权威提升至教会中的首位。

“怀疑”是从启蒙运动的兴起开始横扫欧洲的。

笛卡尔

十七、十八世纪启蒙运动带给西方教会极大的冲击，其核心思想是崇尚“理性崇拜”，用“理性之光”冲破“教会的黑暗”。笛卡尔放弃传统的方法论，肯定人类理性能够找到出路，科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怀疑信仰。他在《谈谈方法》中表达了他的这一看见：“理性中使用的方法可以带给我们的知识以秩序，不论是哪个学科，包括神学”。笛卡尔认为“判断一些事情可以被怀疑，那一定不是因为其他原因，而是来自我内心……”。逐渐否认神迹及超自然的事情，认定《圣经》中记载的神迹充满着不合理性，在此背景下，《圣经》不再是启示出的真理，而是学问研究的对象。

福音派学者认为需要迎合启蒙运动的人文研究工具。教会的妥协派在启蒙运动的科学主义及人本主义思潮影响下，为了学术而减缩《圣经》权威性，解经原则逐渐改变，从《圣经》文本之外寻找到的资料成为探讨文件的重要资料来源。

笛卡尔从人本出发思考上帝的存在“我思故我在”，他认为人不应当一味地相信权威，所有的知识都应当受到测试。在其《沉思录》“第三个沉思，论上帝和上帝的存在”中，通过怀疑一切开始寻找可靠的支点。

神学院硕、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是在某一点上有所突破，这样的突破也包括前人所积淀的诠释《圣经》的历史传承，所谓的“先破后立”，但是否能够站得住脚，另当别论。大公教会所持守的“圣经无误论”也渐渐被新的世界观及方法论所动摇。

黑格尔的宗教演化说

黑格尔的宗教演化说认为，从精神主体的自为存在出发，所有宗教皆有相同的演化模式：从泛神论至多神教，最终“一神教”。神学家的思想受此影响，从此模式研究摩西五经及犹太教的发展。黑格尔认为哲学当凌驾于宗教信仰之上，虽然著作中没有明说，但黑格尔的《宗教哲学》也势必得出对上帝的信仰自行消化和消亡之结论。

德国历史学家威尔豪森受到黑格尔的进化哲学观，达尔文进化论的假设的感染。他坚称基督教乃由远古粗劣而毫无规则的“多神”观念，渐渐因文明进步而演变成“独一神”的概念和充满仪式细则的敬拜。他将以色列民族历史分成三个段落：第一是原始阶段；第二是律法阶段；第三才走向祭祀的规范；由低级向高级发展。

妥拉与锡安复国运动

第二次大战前，反犹太人运动在欧洲此起彼伏，不断高涨。犹太人对待记载他们民族历史的妥拉（即摩西五经）尤其尊重，视为神圣。犹太人的锡安复国运动与妥拉紧密相连，不可分割。复国运动旨在恢复、回归，先知摩西在五经所强调的以色列应许之地，重建犹太人家园。

反犹主义的盛行让“摩西五经”倍受轻视。在德国社会，将“摩西五经”与犹太人的锡安复国运动视为一个整体，这也成为底本论的发展温床。

自然神论及其他观念

随着科学获得更大的权威，自然神论（Deism）十七至十八世纪欧洲出现的一个哲学观点，是为了回应牛顿力学对传统神学的冲击。解构《圣经》开始进入教会。上帝创造了世界与人类，上帝的工作就到此！然后就没有上帝的事了，不再对这个世界进程产生影响。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杰弗逊就是“自然神论”者，他们不再承认基督信仰是“天启信仰”。

神学在十八世纪前，被公认为是所有科学的“女王”。而康德认为上帝是“不可认知”的，人既不能获得关于神的任何理论知识，也不能获得对超自然事物的认识。神学当脱离理性与知识，基督是道德上的楷模，神学在道德层面才有发展空间。

十二世纪建立起大学，神学的研究渐渐从教堂、修道院转移到大学校园。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之后，学者垄断学术领域，神学的地位受到挑战，大学应该是权威所存在的地方，而失去权威的神学研究必须离开大学另起炉灶。

德国神学家施莱尔马赫，1804年担任哈勒大学牧师和神学教授，他早期受敬虔运动影响，但年青时接触到启蒙思想并被深深震撼。为了迎合启蒙运动，他把信仰的本质视为主观的，而不是以客观启示为起点。他接受对《圣经》的批判，妥协后改变了传统的神学方法，不再强调圣经无误，强调信仰的感觉，此变化是为了迎合启蒙运动之后的学界诠释者。

神学研究经历变故，打开科学方法而非《圣经》来建构神学理论的大门，对《圣经》的诠释，圣经不再是最高标准。“高等批判”（Higher Criticism）渐渐取代经文鉴别的低等批判。

十九世纪社会广泛洋溢着乐观主义气氛，历史是不断向前迈进的，人类随着科学的发展、自身的改善将趋于完美。自由派神学家的口号是：每一天、每一个方面、我们会更好。此普遍乐观情绪深受黑格尔哲学的影响，此影响一直延续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止。

底本论发展史

底本论发展至今天的地步，也不是一夜之间从地底冒出来的。教会的牧师、长老、传道人都会认为，如果遇到圣经中不懂的难题，都会谦卑下来，认识到自己理解能力有限，或者是在知识上有限。但斯宾诺莎的怀疑，促使学者认为是旧约五经的编者自身的不足，造成了这些难题。

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是“世俗主义文化”的胜利。一些自由派的神学家使用高等批判方法，完全否定《圣经》的权威。底本论的假设，酿成西方教会路线的迷失。

十九世纪底本论的先驱如葛拉夫、肯南等对各底本的年代都有不同的认定与分歧。发展到二十世纪初，1913年底本论的发展进入新的时期，开始追寻文本前的口头传统及流传的方式。底本论学者认为各个底本先有口头流传，经过沉淀之后，再笔录为文字。好似中国古代的《诗经》的传史。并且认为创世记中的“神话”是受到古近东各民族的影响，美索不达米亚文化影响了五经的写作，学者们从主题、语言、情节与结构上证明此观点，否认摩西是五经作者，进而判断五经没有历史的价值。神学界几乎是被此论说所主宰，整本《圣经》被分解地支离破碎，直至今天像羔羊般被宰割的状态还是无声无息地进行。

现在经过几百年的演变，底本论的内容已经变得更加地复杂，各种论点纷歧。但总体上，底本论被奉为现代圣经学的基石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