豁然开朗之后的毛泽东： 如何通过深刻解读人性，来处理纷繁复杂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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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栩然
发布 | 栩然说（ID：xuransh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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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夏日的一天，上海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
“咚咚咚......”门被叩响了，一个中年男子的声音从里面传了出来：“谁？”从声音就听得出来，中年男子非常谨慎。
“陈先生，是我。”叩门的青年男子说道。
一听声音，陈先生立刻放下了警惕，他热情的打开了门：“哦，润之啊，快进来”，把人迎进来之后，他小心翼翼的看了看周围，确认没有人跟踪了，才关上了门。
两年未见，二人都非常高兴，上一次见面还是在北京，那时北京的“新文化运动”正进行得如火如荼，也使二人的关系拉近。
住在这里的中年男子，正是时年41岁的陈独秀；而前来拜访的青年男子，正是时年27岁的毛泽东。
陈独秀说：“两年未见，可你毛润之的大名早就灌满我的双耳了，你把平民通讯社的舆论做得铺天盖地，一介布衣就把张敬尧一省督军骂成了过街老鼠，举国上下人人喊打，了不起啊！”
陈独秀说的，正是1919年至1920年由毛泽东主导，湖南学生发动的“驱张运动”。
1919年，时年26岁的毛泽东作为学界代表，率领“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赴京请愿团”来到北京，他主持“平民通讯社”专门报道“驱张”活动，每天把150余份揭露张敬尧罪行和“驱张”运动的消息。
1920年张敬尧垮台，可毛泽东闷闷不乐，陷入迷茫。此时，他来到上海找到陈独秀，就是想诉说心中的困惑，寻求解惑之道：
“一直以来，我相信平民的呼声可以唤起统治者的良知，但是如果没有吴佩孚和冯玉祥的倒戈，就是我写再多的文章，联合再多的民众，他张敬尧在湖南照样是高枕无忧。
真正打败张敬尧的是军阀之间的派系矛盾，往根子里说，是洋人收买军阀的钱。
所以，尽管张敬尧垮台了，但这只不过是军阀之间以暴易暴的把戏而已，并不是呼声的结果，更不是平民的胜利。
事实证明，这条路走不通，这也正是我的困惑，还请赐教。”
陈独秀来回踱步，思虑了许久，抬头对毛泽东说：
“你相信民众联合的力量，这本身没有错，错就错在你采取的方式。所谓联合民众向政府请愿，追求的不过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改良而已。
而现今之中国就像一棵树，它的根子都已经烂了，你却还在砍它的枝枝蔓蔓，这能起作用吗？只有一个办法--连根拔除！”
“连根拔除”，这四个字深深的刻在了毛泽东的心里！
那一夜，毛泽东与陈独秀的促膝长谈让他记忆犹新。16年之后，在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曾这样回忆他在上海与陈独秀的这次会面：
“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显然，青年毛泽东已经通过实践证明，想要解决军阀对于中国的问题，之前的做法还未触及到根本！
1919年7月时，他还曾创办《湘江评论》来呼吁群众，可到8月时就被军阀张敬尧查封；接下来，他又写文章来进行“驱张运动”，可这一次他又发现仅靠笔杆子写写文章、呼吁呼吁，解决不了实际问题，他一直困惑其中。
直到陈独秀说出“连根拔除”四个字时，毛泽东顿时茅塞顿开！
同年6月18日，毛泽东就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了《湖南人民的自决》，里面写道：
“社会的腐朽，民族的颓败，非有绝大努力，给他个连根拔起，不足以言摧陷廓清。这样的责任，乃全国人民的责任，不是少数官僚政客武人的责任”。
2
1927年5月下旬，湖北武汉。
“咚咚咚......”又是一阵敲门声，从敲门声音中就可以听得出来，敲门的人非常焦急。
果然，两个敲门的人在门外催促：“润之、润之，快开门啊！”
毛泽东快步跑到门前，看到两人后不由得一怔：“易礼容、柳直荀，你们怎么来了？”然后，迅速让二人进屋。
易礼容、柳直荀二人衣衫不整，一看就是逃难而来。一进屋，二人就哭丧着脸说：“润之，救救湖南的同志们吧！许克祥一开始对我们下手，我们不是没有反抗的能力，上万农军围长沙，许克祥手下只有一千多人，可是中央一纸命令，却让我们放下武器，可结果呢？上万人头落地，我们那么多的同志成为刀下鬼。”
易礼容、柳直荀二人说的，就是1927年5月21日，许克祥在长沙发动的“马日事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由于中共中央下令湖南省委采取退让，半个月内湖南省被屠杀的革命人士达万人以上。
毛泽东心如刀割，他连夜来到了时任中共总书记陈独秀的办公室：“为什么？为什么要下达不抵抗的命令？”
陈独秀回答：
“如果反击，国共之间还要不要合作？别忘了许克祥的33团是国民政府的军队，他们惹的事，只能让他们自己去调查处理，而不是我们共产党组织的农民武装去消灭。
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是小党，不能树敌太多，只有忍辱负重才能争取团结，蒋介石已经公然背叛了革命，北方还有奉系虎视眈眈，现在我们所能依靠的只有国民政府这边，难道要和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他们翻脸吗？”
毛泽东反驳说：
“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他们根本就不是什么革命力量，他们现在口口声声说要合作，那是我们还没触及到他们的根本利益，一旦触及到他们的利益底线，他们就会和蒋介石一起联合起来杀我们共产党。”
陈独秀回复：“我何尝不知道呢？可我们毕竟是小党，只能以国民党作为革命的主力。”
毛泽东说：“那难道，我们要眼睁睁的看着汪精卫倒向反革命，任人宰割？”
陈独秀说：“汪精卫的态度是有摇摆，不是还有冯玉祥吗？”
毛泽东说：“西山会议反共，我们只能依靠蒋介石；蒋介石反叛了，我们又寄希望于汪精卫；现在汪精卫摇摆不定，我们现在又寄希望于冯玉祥？冯玉祥现在最关心的是打倒他的死对头--奉系张作霖，现在谁有实力和他联合起来打奉系他就会重视谁，他不会在乎我们，因为我们手上没有兵。”
......
这一次冲突，使毛泽东与陈独秀在政见上分道扬镳。毛泽东深知，其实二人之间的政见分歧早就有之，只不过这一次扩大化、明朗化了。
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早期，陈独秀就将工作重心放在了北伐上，而毛泽东认为工作重心应该放在“农民运动”上，为此陈独秀还训斥过毛泽东，说农民运动“糟得很”、“过火”、“痞子运动”......
为了真正弄明白农民运动是对是错，毛泽东还特意到湖南醴陵等地的农村实地考察，在问到“农会好不好”这个问题时，农民们说了一大堆的“不好”：女人都可以进祠堂了、一家只能喂三只鸡鸭、过年不让打牌打麻将......
在问到“要不要撤销农会”时，农民们却异口同声的说“不能撤销”，因为农会的好处远远多于不好的地方......
调查的事实证明，“农民运动”的路线是正确的，为什么陈独秀却一直反对呢？
....
在毛泽东看来，陈独秀的路线是“右倾投降主义”，这样下去大革命必然失败！
不管是长期以来路线上的分歧，还是因马日事变而引发的争吵，毛泽东都与陈独秀越行越远，最终事态的发生也证实了毛泽东的预言--大革命失败，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
自此，陈独秀离开了中共领导岗位。
3
从1920年在上海时与陈独秀的政见相同，到1927年与陈独秀在政见上的分道扬镳，从“驱张运动”的失败，到大革命的失败，一系列纷繁复杂的经历曾让毛泽东迷惑不已......
直到他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深层次解读了人性之后，一切都变得豁然开朗、茅塞顿开。
归根结底，一切问题的答案都来源于四个字--切身利害！
从人性深处来讲，每个人做决策的根本依据，就是切身利害！
这种茅塞顿开的感觉，从他写的很多文章里都能看得出来，就以1937年8月写成的《矛盾论》、1925年12月写成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以及1957年6月19日写成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来说明吧。
先说说《矛盾论》一书吧，其中提及了几个重要观点：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主次性、矛盾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矛盾斗争的两种基本形式（对抗性的矛盾和非对抗性的矛盾）。
这些概念看起来很抽象、很难懂是吧？其实不然，这很生活化。
从矛盾的普遍性来说，人性的需求也一样存在普遍性：人有吃饭的需求、休息的需求、安全的需求、求知的需求、娱乐的需求、社交的需求、受尊重的需求......各种各样的需求，不可能有什么方法能一次性满足所有需求。
从矛盾的主次性来说，矛盾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一定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所以也不必去平均关注所有矛盾，只需抓主要矛盾即可。从人性上来说，这些需求也不是平衡发展的，一定有一个需求是当前最主要、最迫切的需求，重要性远超其他需求。
就拿农民阶级来说，“吃饭的需求”才是主要矛盾，也就是他们的切身利害，只要抓住了这个主要需求，他们就会跟随于你，其他需求都可以为主要需求让路。
显然，毛泽东看清了这一点。1919年他就在《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中指出：“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
后来，当毛泽东提出“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时，农民们明知道只要去打仗就会威胁到他们的“安全需求”，为什么还那么坚决的行动？因为这句口号这满足了他们的主要需求--吃饭问题，其他需求都必须为主要需求让路！
在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下蒋介石在1934年的2月10日搞的“新生活运动”，他认为当时的中国人举止太不文明了，随地吐痰、走路抽烟、头发很长、厕所太臭、吃饭不好看......所以，只有人人参加新生活运动，才能让中国人民都成为文明的国民，才能改变国家的命运。
我的乖乖，这个“新生活运动”也太不接地气了吧？农民们连“吃饭问题”这个主要需求都解决不了，肚子都吃不饱，饿都快饿死了，你还要求他们要讲文明、懂礼貌、讲卫生、勤洗手？这简直是“何不食肉糜”嘛！
言归正传，再说回《矛盾论》，里面矛盾斗争的两种基本形式--对抗性的矛盾和非对抗性的矛盾。
什么意思呢？刚才说到矛盾具有普遍性，人性需求也存在普遍性，不可能存在什么方案能一次性满足所有需求，只要抓住了主要需求，其他需求都可以暂时让路。
所以，如果一群人的主要需求是相反的，那他们之间就不可调和，只能以斗争解决问题，所以叫“对抗性矛盾”；反之，如果一群人的主要需求是一致的，只是在其他需求层面出现了摩擦，那么这些都可以调和，所以叫“非对抗性矛盾”。
用《矛盾论》去解读1920年毛泽东与陈独秀在上海的对话内容，以及1927年毛泽东与陈独秀在武汉的对话内容，去解释当时的事态为什么发生，一切就会无比清晰！
1920年的驱张运动，各路军阀的切身利害是各自势力范围的争夺，仅靠发几篇驱张的文章只能“挠挠痒”，根本没有触及到他们的主要需求，所以仅仅依靠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一群湖南学生情愿，也不可能解决实际问题。
再说了，那些军阀不可能为了一个不相关的利益，去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触碰自己的切身利害吧？
事实也证明，无论是自下而上的情愿，还是自上而下的改良，都没有触碰到切身利害，所以解决不了根本性问题！
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是陈独秀所说的“连根拔除”，这一点毛泽东也非常同意，这就促成了二人在政见上的相同！
但是，靠什么力量才能“连根拔除”呢？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和陈独秀给出的答案不同。
在陈独秀看来，只能依靠军阀，利用军阀之间的派系矛盾来解决问题。那么，哪个军阀最能解决其他军阀呢？国民党！因此必须要促成国共合作，必须要促成北伐，然后依附于国民党，哪怕自己受点委屈也要忍辱负重。
在毛泽东看来，只能依靠农民阶级，因为农民阶级的主要需求是“吃饭问题”，是土地，这就与各军阀的切身利害形成了“对抗性矛盾”，因此斗争的意愿最坚决！同时，中国人口农民占有绝大多数，民众联合起来的力量最大！
就是这种思想路线方面的差异，导致了1927年二人在政见方面的分道扬镳。
陈独秀错就错在，他依靠于国民党这个军阀，但并没有满足国民党的主要需求，因此在他眼里国民党是不可替代的存在，但在国民党眼里共产党是可有可无的存在，一旦触及到他们的根本利益，他们就可以毫不留情的痛下杀手！
毛泽东则通过在湖南醴陵等地的农村调查，发现众多农民说农会不好，但都不同意撤销农会，为什么呢？因为农会的这些“不好”只是“不好”在一些次要需求上，之所以不同意撤销农会，是因为农会能满足农民们的主要需求。
毛泽东相信，他已经找到了答案！
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导致大革命失败后，其本人离开了中共的领导岗位，在随后中共生死攸关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答案一、武装斗争！
因为军阀们只在乎自己的切身利害，不会在乎共产党的切身利害，所以他们靠不住！只能拥有属于自己的武装力量，依靠自己，才能解决“连根拔除”的问题！
答案二、土地革命！
因为“吃饭问题”是农民的主要需求，只有土地革命才能满足这一需求；同时，农民阶级与军阀之间属于“对抗性矛盾”，只有通过土地革命才能撬动广大农民的行动力，只有通过广大农民的力量才能将军阀们“连根拔除”！
4
翻开《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开头便一针见血：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那么，靠什么依据来识别敌人和朋友呢？其实就是凭借各阶级的“切身利害”、主要需求方向的异同，以识别各阶层之间是“对抗性矛盾”还是“非对抗性矛盾”。
接下来，文章用大量的篇幅分析了各个阶级的现状：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游民无产者、失了土地的农民、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
分析什么？其实就是分析各阶级的主要需求是什么，他们之间是对抗关系，还是非对抗关系？
最终，文章得出结论：
“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
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
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识别敌人好说，识别朋友也好说，可为什么说中产阶级“有可能是敌人，有可能是朋友”呢？依然要从从切身利害出发，文中深入剖析了这一阶级的特点：
“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
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
正因为他们在主要需求上的患得患失，就造成了他们政治态度的妥协性、两面性。
你看看，论点论据充分，逻辑分析明确，一切都那么清晰！
正是在此文的基础上，才会有了后来“统一战线”的说法。
怎么统一战线呢？就是把那些主要需求方向一致的阶层群体全部集中起来拧成一股绳，对抗那些主要需求方向相反的阶层群体。
怎么保证能对抗胜利呢？毛泽东的回答就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只要我能集中最广大的人群，我就能保证胜利。
政治，就是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
那么，如果“朋友”之间在主要需求方向一致，在次要需求方面出现了摩擦，该怎么办呢？
这个问题，在毛泽东建国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可以得到解答。
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开文直接点明主题一样，此文一开始也是一针见血，指出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为了正确地认识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不同的矛盾，应该首先弄清楚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
接下来，文中清晰的进行了区分：
“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
“一般说来，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
再接下来，文中列举了一系列的人民内部出现的问题：肃反问题、农业合作化问题、工商业者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少数民族问题......
既然这些问题都已经被定性为“非对抗性矛盾”，那么怎么处理呢？文中说道：从大局上统筹兼顾、适当安排--
“这里所说的统筹兼顾，是指对于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
最后，文中进行了总结，也指引了前方的路线：
“巩固同苏联的团结，巩固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这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基本利益所在。”
你看看，无论是革命时期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还是建国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处理各种纷繁复杂矛盾背后的思想一致，行文的结构一致，概括和总结问题的依据也一致。
5
这一切对人性深层次的洞察，对问题深层次的见解，对解决方案深层次的剖析，都来源于毛泽东曾经的困惑，以及后来的豁然开朗。
毛泽东也不是神，他也遇到过太多难解的困扰，只是他通过实践和阅历的增加，一步一步化解了这些困扰，并且形成了方法论。
读历史，我们不仅仅是要思考那时的形势，更要用于解决自己当下的问题。
就拿我们生活、工作来说，是不是也如《矛盾论》所说，会存在普遍的问题、特殊的问题、主要的问题、次要的问题、变化的问题、对抗性的问题、非对抗性的问题......
你会发现，几乎每一个问题都有吧？那么面对这么多纷繁复杂的问题，你是不是有种无从下手的感觉呢？
这时候，就看看《毛选》吧，这里有你想知道的答案。
比如说夫妻关系，夫妻之间都想相濡以沫、白头偕老，但生活中又经常会出现一些摩擦：育儿理念差异、消费观念差异、沟通方式差异、生活习惯差异、处事方式差异......
怎么办呢？
这就可以借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里的理念，先理清各自的需求，对自己的主要需求、次要需求等按照重要性进行排序，区分这些矛盾是“对抗性矛盾”还是“非对抗性矛盾”。
既然并不能在所有问题上都达成一致，那么接下来的夫妻关系中，就主抓主要需求，兼顾次要需求即可。
再比如说，曾经的朋友成为了现在的竞争对手，该怎么处理双方的关系呢？
同样，可以列出自己的一系列需求，按照重要性进行排序，区分主要需求和次要需求，以此定性二人之间是“对抗性矛盾”还是“非对抗性矛盾”。
当我们读通了《矛盾论》等书中的精华，并实际运用到处理自己的生活、工作中遇到的各种各样问题时，一切都会豁然开朗！
这里面，揭示了三个重要的法则：
1、既然我们不可能同一时间就能解决所有问题，那么只抓最主要问题，兼顾次要问题即可。
2、既然我们不可能同时获得所有人的支持，那么寻求大多数人的支持，再让更多的人成为“朋友”即可。
3、矛盾是有运动性的，也就是说主要问题、主要需求是会变化的，我们要根据变化调整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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