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乎想象：两弹一星元勋背后的艰辛故事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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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要赶在冬季到来之前做好新一轮爆轰物理实验准备。

当时生活极为艰苦，大家饿得狠，也没野菜来煮汤充饥，组里不少人饿坏了胃，往往在做关键性实验时胃痛发作。

王淦昌只能这样勉励组员：「饥荒岁月，都饿呵，只要饿不倒就要坚持干，不干就没出路。」

09

1961年1月，肯尼迪上台。

也从这年开始，美国密切关注中国的原子弹研制进度。

美国情报部门还发射了许多间谍卫星，并且携带改进的高分辨率照相机，带有充足胶片，得到了国内的许多清晰照片。

当时中央获悉，美国会采用手段破坏兰州的核燃料工厂，便准备了两个对策，一个是从兰州拆迁到西南山岳地带；另一个是加速兰州厂建设，争取尽快生产铀燃料，即使被炸毁，也得到足够的核燃料。

中央采取了后一对策。

当时大家都很谨慎，那年，有一种外号叫「黑寡妇」的美制高空侦察机，飞行高度2.2万米，可以无所顾忌、长驱直入中国腹地罗布泊，具有打击核基地的能力。

当时只有苏联产的「萨姆2」导弹，才能打中黑寡妇，但中苏已经交恶，所以中国只能加快自制导弹的工作进程。

这个重任，便交给了钱学森。

1963年初，位于青海金银滩的核武器研制基地基本建成。

二机部党组决定，从3月起，核武器研究所科研人员，从北京陆续迁往位于青海的核武器研制基地，为了适应大规模的试验要求。

金银滩海拔3200余米，属于高寒缺氧地区，平均气温在零下4度，最低气温可达零下30度。

由于当时的基地建设，是抢建科研设施和生产线，最后才是宿舍等生活设施，不少科研人员去后，还得住在简易的坯房和军用大帐篷里，条件十分艰苦。

张爱萍知道那里环境艰苦，便作了10分钟的动员报告，激情澎湃，充满了感染力：

大西北，我去过。那里一片茫茫，人迹罕至。这个地方苦不苦？当然苦！因此，有些同志怕去了不适应，影响研制原子弹，这也是很自然的，可以理解。不过，也绝对不是像王维所说的「西出阳关无故人」，连一个人也见不到，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

1958年，解放军工程兵部队就已经进驻那里，建设核试验基地了！他们正等着你们，准备欢迎你们呢！他们已经为你们建了宿舍和实验室，你们现在去的生活条件，要比他们去的时候好多了！

我会和你们一起去西北，我打前站。我向你们表示：我愿当你们的服务员，做好你们的后勤保障工作。

确实，解放军工程兵初到戈壁滩时，条件更为艰苦，就连李觉将军也只能住地窝棚，用黑毛毡盖顶，用土木围墙，没有暖气。

甚至很多士兵只能喝「蚊子水」，因为时间长了，就会堆积很多蚊子，在杯里有厚厚的一层，但如果把蚊子都捞出来，水也就所剩无几了。

经过了三四年建设，工程兵部队大大改善了高原的居住环境，终于在荒凉地带建起了一座新城。

由于人多，楼房不够分配，李觉带领机关行政干部住进了地窝棚，让科技人员住进暖楼，让人敬佩。

此时，国际上又发生了一场大变故。

1963年7月25日，美苏英三国签署《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这个条约全面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一切核武器试验。

同年10月，联合国通过该条约。

这个条约的真实意图显而易见。

条约公布后，周恩来对毛泽东说：「赫鲁晓夫公开讲，必须对富有野心的中国施加压力，让中国遵守条约规定，并且采取措施，从各种渠道阻止中国得到一切有关核武器的技术。」

周恩来又说：「主席，这个条约不包括禁止地下核试验。也就是说，美、苏、英三国，可以继续通过地下核试验发展核武器，而中国要进行一般性核试验的权利被剥夺了。」

毛泽东问：「我们搞原子弹，能搞地下核试验吗？」

周恩来摇头：「目前条件下，中国还不能进行地下核试验，我们第一次核试验只能在大气层进行。」

毛泽东有点生气：「欺人太甚！三家条约，想让我们停下来，没那么容易！我们要发表声明，揭露这个条约的歧视性。原子弹哪怕100年也要造出来，有什么办法？没有那东西，人家就说你说话不算数！」

1963年11月，美国和苏联已经做出作战部署，一同对核试验基地罗布泊进行核打击，试图将实验设备和人员全部抹去。

美国甚至在冲绳部署了多枚战略导弹，作战半径覆盖中国大部分区域，包括北京，上海，西安，香港等大部分重点城市，而苏联对此保持默认。

局势十分紧张。

直到有一件事的突发，彻底打乱了美国的布局。

1963年11月22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在德克萨斯州遇刺身亡。

10

1963年12月24日，聚合爆轰试验进入倒计时。

王淦昌、朱光亚、彭桓武、郭永怀、邓稼先、周光召等人早早来到了实验场。

一切准备完毕，全体人员进入掩体，陈能宽下达了「起爆」命令。

顿时，火光冲天，巨大的火球翻滚着，示波器上闪出了蓝色光亮。

40分钟后，测试底片被冲洗出来：向心爆轰波理想，点火装置点火成功!

这标志着原子弹研制有了重大突破。

只要装上核部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就能进行总装，距爆炸第一颗原子弹，仅一步之遥。

亲临试验场的张爱萍兴奋之余，直接赋诗一首：

祁连雪峰耸入云，草原儿女多奇能。

炼丹修道沥肝胆，应时而出惊世闻。

到1964年春天，托举原子弹的百米铁塔在罗布泊建成。

1964年8月初 ，青海金银滩，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开始总装。

装配开始前，张爱萍看望了全体装配人员，语气感慨：「你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目标，第一颗原子弹！现在，你们要像父母爱护婴儿那样爱护它呀！」

现场总指挥吴际霖一声令下：「总装，开始！」

装配人员走向各自岗位，紧张有序地开始对原子弹进行总装。

原子弹总装进行了3天时间，当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总装完毕时，在场所有人都流下了热泪。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即将横空出世。

1964年9月，美国中央情报局经过分析，向白宫报告：根据新拍摄的太空照片，有充分理由认为，中国西部一个可疑的设施，是一个能在两个月内投入使用的核试验基地。

美国国防部设想了四种打击中国核设施的方式：

一、由美国进行空中打击；

二、由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政府派战机空袭；

三、在中国内部雇用特工进行破坏；

四、空投蒋介石政府的行动小组进行攻击。

他们认为：动用外科手术来摧毁中国的核工厂，并且使人看来像是发生了一次原子事故，在技术上是可能的。

美国《星期六晚邮报》发表文章：「总统和他的核心顾问们，原则上都认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来阻止中国成为一个核国家，让中国共产党在核方面绝育。」

总指挥张爱萍回忆道：

在1964年8、9月间，夜间常在空中看到卫星经过试验场区上空进行空间侦察。这些情况，总理是直接电话告我注意尽可能隐蔽，我也常接电话报总理，报告试验现场的一切情况。

他向中央专委提出两个方案：一是早试，定于10月至11月之间进行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二是晚试，推迟到1965年开春以后进行核试验。

周恩来最后表态：

最近一段时间，对我国动手的迹象很多，他们对我们情况大体是掌握的，不论是真是假，我们都要做好充分准备。

我们如果现在进行核试验，美国可能来轰炸，但不管它怎样轰炸，我们都得试验。赫鲁晓夫说我们搞不出来，美国人也说我们不行，我们搞出来就是为了打破核垄断。

即使遭到帝国主义的破坏，也在所不惜。至于试验的具体时间，还要仔细研究。

会后，周恩来立即面见毛泽东，将早试和晚试两种方案作了汇报。

毛泽东思索良久，说道：

「你们想得很细，有道理呀。帝国主义不希望我们搞成原子弹，修正主义也不希望我们搞响。他们怕嘛，以后中国就更不好欺负了……要我看，原子弹是吓唬人的，不一定用。但既然是吓唬人的，就早响嘛！」

于是，中央最终决定早试，并按10月份早试的方案进行。

周恩来还下达指示：为了确保核试验场与北京之间的联络保密，应规定出一些暗语和密码来，今晚就制定出来。

在张爱萍的主持下，有关人员立即着手编制暗语：

首次核试验的原子弹是圆形，将原子弹取名为「邱小姐」；

装原子弹的平台叫「梳妆台」；

连接火工品的电缆像头发一样长，叫「梳辫子」；

原子弹装配为「穿衣」，原子弹装配车间，密码为「住下房」；

吊到塔架上的工作平台为「住上房」；

气象密码为「血压」；起爆时间为「零时」。

一切都在顺利进行。

1964年9月29日，原子弹从青海金银滩起运。

朱光亚通过专线向北京报告：「邱小姐已上轿。」

路程终点是新疆罗布泊，放在一个测试塔上引爆，塔楼高102米。

原子弹分两部分装运，大部分部件由专列火车运抵乌鲁木齐，享受国家最高元首的警卫规格。

最关键的两个部件——铀球和点火中子源，由另一专列运至西宁后，再由改装的伊尔14运输机，运往核试验基地。

10月4日，原子弹运抵核试验场。

10月8日，原子弹装配完毕，由装配间工房吊出，运往铁塔。

张爱萍向北京报告：「邱小姐已经坐在梳妆台前。」

10月16日15时，被定为核爆「零时」，得到了周总理批准。

16日凌晨6时30分， 开始给原子弹插接雷管，张爱萍再次向北京报告：「邱小姐开始梳辫子。」

16日10时30分，首次核试验进入清场程序。

张爱萍、李觉、王淦昌、邓稼先、彭桓武、郭永怀等人，都进入了距离铁塔60公里处的指挥所里。

大家的心情很紧张，当时有不少人问邓稼先有把握没有，邓稼先是笑着，不回答，只是一个劲地吸烟。

当被问得实在躲不过去了，他才挤出一句话：反正能想到的问题全想到了。

16日14时40分，张爱萍发射指令：「K1指令已经发出。」

当时大家的表情异常严肃。

11

主控站人员按下了电钮，10秒钟后，系统进入自动状态，倒计时从10到0顺序跳动。

远在数千里外，首都北京，周恩来和聂荣臻一起，手执电话认真听着。

他们只听罗布泊试验基地传来的报告，以及开始倒数的声音：

10，9，8，7，6，5……

这10秒钟里，大家陷入很可怕的寂静，笔直坐在地上，一声不吭。

「零时」一过，强光闪亮，天地轰鸣，巨大的蘑菇云翻滚而起，直上蓝天。　

原子弹的冲击威力，扬起无数沙尘，直接点燃了汽车飞机，将房屋轻易摧垮。

一时间，所有在场的人都毫无反应，许多人张着嘴，先后从愣神中醒过来。

多数人一直到烟云形成蘑菇状火球时，才突然欢呼雀跃。

他们举起双手，斜着身子顺势倒在沙坡上，用两脚乱蹬沙石，仿佛任何鼓掌和雀跃都无法泄出胸中的亢奋。

他们跳跃着，眼泪全都流了出来，互相拥抱在一起，把帽子抛向天空。

邓稼先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只想痛哭一场。

六年煎熬，都随着原子弹的烟云一块升上天空。

张爱萍拿起专线电话，连接着几千里之外，声音有些颤抖：「报告总理，原子弹……已经爆炸成功！」

周总理冷静问：「怎么证明是核爆炸？」

这时，防化兵已经测得了地面的放射性沾染数据，确认了首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张爱萍再次向周恩来报告：「根据多方面证实，确实是原子弹爆炸，很理想，很成功！」

周总理在电话里也很激动：「我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向你们致以热烈的祝贺，我立刻到人民大会堂去！」

当毛泽东听到这一报告后，更为严谨：「是不是真的核爆炸？要继续查清楚，最好让外国人先报道，我们再发表。」

沉浸在喜悦中的工作人员问聂荣臻：「原子弹爆炸成功了，为什么不早点公布消息呢？」

聂荣臻笑着说：「刚才与总理通了电话，总理说，毛主席指示，我们先不忙公布，要等外电报道证实以后再公布。」

这天晚上，核试验基地举行庆祝宴会，一群科学家开怀畅饮。

李旭阁回忆：

到晚上开庆祝酒会时，大家敬酒喝酒啊，兴奋得很。连平时不大喝酒的朱光亚也喝得步履蹒跚，走路都让人扶着。朱光亚看了后说，他那不是光喝酒喝的，他一天没吃饭，没睡好，累的，所以他让邓稼先扶着他走。

反正当时大家都很兴奋，在那儿玩啊闹啊，拿碗大口喝酒。大家都很高兴啊，久久郁积在心中的盼望、紧张、辛劳，随着596核爆炸成功，一下子释放出来了，都轻松了。

朱光亚后来说，那一天，他平生第一次喝醉了。

当天傍晚，周恩来接见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全体演职人员。

谁也没料到，周恩来满面笑容地向全体人员说：「今天下午3时，我国在西部地区爆炸了一颗原子弹，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核试验！」

这一消息太过震惊，以至于在场的三千多文艺工作者先惊愕，接着便是欢呼，使劲地跺地板。无论周恩来怎么示意大家安静，欢呼声都没有消停。

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播放了《新闻公报》，《人民日报》也印发了号外，北京街头大家疯了一般地抢阅号外。

美国总统约翰逊在声明中表示：「中国原子弹只是一个粗糙拙劣的装置。」

几天后，他们不得不改变这种说法。

因为根据云尘的分析检测，他们确认中国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使用的是铀235，表明中国有大工厂生产浓缩铀235，很快就能制成核武器，而且采用先进的內爆型，在设计上更加完善，威力也更大。

朱光亚在给上级部门的报告中写道：「连美国原子能科学家也不得不承认，我国这次核试验已超过了美、英、法初期核试验的水平。」

美国总统约翰逊询问，世界各地人们都说些什么？

美国情报局局长卡尔·罗温表示，斯堪的那维亚半岛的那些国家，表态说应该接受中国参加联合国。

10月18日晚，约翰逊在全国电视演讲中说：「中国的原子弹并不使我们惊奇，从单次核试验，到有效的核武器系统，要经过一条漫长的道路。而我们美国的力量是压倒一切的，我们将保持这种优势。」

香港《新晚报》，以《石破天惊是此声》为标题，说：「这是几千年来中国人最值得自豪的一天，1964年10月16日这几个字应该用金字记载在中国的历史上！」

香港《晨报》则以《中国人的光荣》为题，说得更加干脆痛快：「中国之月亮原来也是圆的。」

法新社巴黎10月17日电，内容是：

中国在15日和16日扔出了两颗影响世界平衡的炸弹，一颗是15日让赫鲁晓夫下台，一颗是16日的原子弹爆炸。

这颗炸弹是心理武器，而不是军事武器，它使中国获得了一个核武器国家的形象，在亚洲增加了威信。亚洲那些依附它的人会更加依附它，那些害怕它的人，例如南越人、泰国人，将更加害怕它。

原子弹试爆成功后，中国郑重建议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销毁核武器问题。

也从这一天开始，中国有了在桌子前谈判的资格。

12

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是在102米高的铁塔顶部引爆的，也因此，外媒嘲笑中国的原子弹是「无枪的子弹」。

钱学森着力去解决「枪」的问题。

他用的「枪」是导弹，也就是原子弹+导弹=核导弹，射程远，命中率高，足以震慑敌人。

但是研发导弹的过程并不顺利。

1962年3月21日，「东风二号」导弹在酒泉发射，随后失去了控制，坠落在六百米远的地方，发生剧烈爆炸。

现场所有人目瞪口呆，谁都没有经历过这样巨大的事故。这次导弹的失败，给中国年轻的导弹研制团队泼了一盆冷水。

钱学森急忙赶到酒泉基地，虽然承受了很大压力，但仍然镇定地给大家打气：「同志们，不就是摔下来一个东风二号吗？」

钱学森带领大家在基地附近收集「东风二号」导弹的残骸碎片，一脸严肃，仔细分析着「东风二号」失败的原因。

这次失败，也让他提出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则：「把一切事故消灭在地面上，导弹不能带着疑点上天！」

这一原则，后来成了中国火箭、导弹研制不可动摇的原则，沿用至今。

改进后的「东方二号」导弹，再也没有出现事故，成功发射。

经过周密部署，经中央批准，中国首枚核导弹在1966年10月择机发射。

核导弹如果失误，后果会相当严重，周恩来主持会议，下达了命令：「这次热试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要周到细致，做到万无一失！」

10月27日9时，载有核弹的「东风二号」点火升空，到达了894公里外的靶心上空，成功爆炸。

从此，中国的核武器，不仅有弹，而且有了一支能够射向地球各个角落的「枪」。

翌日，钱学森的大名出现在美国《纽约时报》上，报道中这样写及他：一位15年中在美国接受教育、培养、鼓励并成为科学名流的人，负责了这项试验，这是对冷战历史的嘲弄。

马不停蹄下，氢弹也提上日程。

实际上，早在1961年，钱三强就找到了于敏，将研制氢弹的重任交给他。

于敏后来回忆：「钱三强先生这次谈话，改变了我的一生。」

氢弹的威力比原子弹大得多，而且点燃氢弹，必须要用到原子弹。

这就是为什么必须先造出原子弹，才可能有氢弹的缘故。

周恩来在会议上说：「当我们没有原子弹时，有人笑话我们20年也造不出来。现在，他们又说我们有了原子弹不算什么，离有氢弹、洲际导弹还很遥远。这话没错。但我们呢，就得要争这口气。」

不久之后，毛泽东指出：「敌人有的，我们要有，敌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原子弹要有，氢弹要快。」

于是，邓稼先领导理论部的科学家们夜以继日地工作，摸索氢弹理论设计方案。

要研究热核燃烧现象和规律，电子计算机是必不可少的研究工具。

那时，我国只有一台104电子管电子计算机，就是靠着这个小机器，每周十几个小时，于敏和全组科研人员耗费四年时间，才将氢弹理论涉及趋于完善。

外国人称之为「邓一于理论方案」。

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这个火球的威力，让400米处的钢板熔化，水泥构件的表面变为玻璃体，14公里外的砖房被吹散。

这次氢弹爆炸威力为300万吨TNT当量，聂荣臻得知后高兴地说：「够了，够了。」

人民拿着「号外」，在田野里大声朗读，满是喜悦和激动。

而这时，距离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仅仅两年零八个月，美国用了七年零三个月，苏联用了四年，英国是五年零两个月。

法国戴高乐总统，直接把原子能总署的官员叫到办公室，质问法国的氢弹为什么迟迟搞不出来，让中国抢在前面了。

在场的人无言以对，因为谁也说不清楚中国这样超常的原因。

戴高乐当时很愤怒，直接拍桌子。

7月7日，毛主席在接见军训会议代表时说：「两年零八个月搞出氢弹，我们的发展速度超过了美国、苏联和英国，现在居世界第四位。我们搞原子弹、氢弹有很大成绩，这是赫鲁晓夫帮忙的结果，撤走专家，逼我们走自己的路，应发给他一个1吨重的勋章。」

同年，钱学森研制的「红旗二号」地对空导弹成型，开始装备部队，生产了12000枚。

1967年9月8日上午，一架「黑寡妇」进入浙江嘉兴地区侦察，直接被「红旗二号」击落。

中国的领空终于安静。

13

氢弹试验成功后，地下核试验成为中国要攻克的下一个目标。

经过两年努力，也就是1969年9月15日，第一次地下核试验的各项工作准备就绪。

工程兵开始进行回填、封堵坑道。

这一天，周恩来三次打来电话，询问有关情况，并问道：「一周时间的回填，能不能再提前一些？」

当时，大家都以为总理在督促工作，但据后来史料披露：

1969年8月20日晚，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紧急约见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告知苏联准备对中国的战略目标展开核打击，奉命征求美国的意见。

基辛格十分震惊：「不是开玩笑吧？这个计划太可怕了，大使阁下。」

多勃雷宁告诉基辛格，这是他刚接到的苏联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的指示。

基辛格沉默了很久，说：「我本人现在对此无可奉告，但请大使相信，我会立即报告总统。」

美国总统尼克松得知后，立即召开会议，明确回绝了苏联，并且想办法告知中国。

因为在当时西方国家眼里，中国已经不是最大的威胁，甚至需要拉拢中国一起对抗苏联。

8月28日，美国《华盛顿明星报》刊登了一则消息，标题十分醒目：苏联欲对红色中国做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

报道中说：「据可靠消息，苏联欲动用中程导弹，携带几百万吨级的核弹头，对中国酒泉导弹基地、罗布泊核基地，以及北京、长春等重要战略目标发动外科手术式的核袭击。」

陈毅、叶剑英、徐向前等人判断，如果苏联动手，时间很可能在国庆节，为以防万一，应取消国庆节群众集会，国家领导人也不要在天安门城楼亮相。

毛泽东听后淡淡一笑：「原子弹很厉害，但鄙人不怕。苏联要扔原子弹，那位尼克松总统很紧张呀，我可不紧张。国庆节不搞集会，就是让人家笑我们有点怕嘛。我还是要上天安门。」

毛泽东又说：「他们让我们紧张，我们可不可以也放它两颗？吓唬一下他们嘛。」

于是，在9月23日，我国首次地下核试验取得成功。

一周后，也就是9月29日，在罗布泊核试验场又成功进行了一次氢弹空爆试验。

两次核试验后，中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保持着沉默。

美联社为此发表评论说：

中共最近秘密进行两次核试验，其反常做法，都充分表明，他们在这一时刻进行核试验，并非为了得到某种成果，而很可能是临战前的一种演习和检测……

10月1日，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兴致勃勃地检阅了游行队伍。

一切都风平浪静。

最终，苏联没敢对中国实施核打击，一场核危机随之消散。

到了1970年4月，载着「东方红一号」卫星和「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专列，秘密抵达酒泉卫星发射场。

孙家栋担任人造地球卫星的总体设计，他对这颗「政治卫星」的设想是：「上得去、抓得住、看得见、听得到。」

他回忆说：「那个时候老百姓只有收音机，这个频率短波听不见。后来想了个办法，就是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给转播一下。但是听什么呢？光听嘀嘀嗒嗒的工程信号，老百姓听不懂。最终，我们决定了放《东方红》乐曲。」

1970年4月24日，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高度2384公里，用20.009兆周的频率播送《东方红》乐曲。

毛泽东、周恩来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钱学森、任新民、孙家栋等第一颗卫星工程研制的代表。

毛泽东紧握着钱学森的手，表示祝贺。

这时，任新民「躲」在后边。

周恩来发现后，说：「任新民同志，请到前边来，不要老往后边躲，你的座位在我这边。」

周恩来向毛泽东介绍任新民：「他就是我们放卫星的人。」

毛泽东赞叹：「了不起啊，了不起！」

14

两弹一星元勋，在时代浪潮中绽放了无数光芒，也因为岁月流逝，最终落下了帷幕。

晚年，朱光亚的腿脚不方便，散步的时候经常需要人来搀扶。

但他有一个雷打不动的习惯，那就是每当站岗的战士向他敬礼时，他会立即站定，将右手的拐杖换到左手，然后正规地举起右手，给战士还了一个军礼。

而80岁高龄的钱学森，走路同样困难，甚至双腿疼痛，经检查，患了「双侧股骨头无菌性坏死」，不得不坐上轮椅。

接着他又患上「腰椎楔形骨折」，难以久坐，只能卧床静养。

钱学森夫妇

由于久卧病榻，他的肌肉萎缩，甚至被怀疑得了「老年痴呆症」。

于是，趁着钱学森住院，大夫对他进行老年痴呆测试。

大夫按照测试流程，问钱学森：「100减7是多少？」

钱学森不假思索：「93。」

大夫继续问：「93减7是多少？」

钱学森迟疑了一下，答道：「86。」

大夫再问：「86再减7呢？」

这时，钱学森知道大夫在怀疑他的思维能力，竟拿测试小学生数学水平的题目，顿时脸露愠色，大声呵斥：「你知道你问的是谁？我是大科学家钱学森！」

一生谦逊的钱学森，这一次是被激到了。

负责测试的大夫先是一怔，然后忍俊不禁。如此便能清楚表明，钱学森没有老年痴呆症。

同样，看不出是大科学家的还有钱三强。

「他比普通人还要普通。」这是中国科学院机关许多老人回忆钱三强时的感慨。

钱三强的住房，是50年代初建成的三层专家楼，由于年经月久，十分得破旧，而且屋内采光不好，暖气管也老化，冬天供热不足，多数情况下，钱三强都要穿着棉衣看书写东西。

1985年，在许多人劝说下，他才花钱在卧室装了一台窗式空调，但全年开不了几次。

他说：「电力供应本来紧缺，开空调既浪费能源，还可能影响别人正常用电。」

事实上，在80年代中期，科学院专门建了几栋新楼，供老科学家居住，只是钱三强夫妻执意不搬进新房，甚至想出了一个不成立的拒迁理由，说新楼离图书馆远，不方便。

在工作时，他每天乘公共汽车上下班，风雨无阻。冬天刮风下雪，就身穿长棉袄，腰间系条围巾，头上戴一顶遮耳朵的棉帽，每天往返于中关村和三里河。

在家里，钱三强和何泽慧过着普通人生活，自己洗衣服，自己做饭，自己排队买菜；衣服破了自己补，补了再穿，舍不得扔掉，他们常说：「笑破不笑补嘛，穿补丁衣服不丢人。」

因为两人平时穿戴普通，说话又不摆谱，经常被世俗眼光误解。

钱三强夫妇

有一年冬天，他们一起到西单菜市场买菜，正选购冬笋时，被女售货员用不屑的口气指责：「老太太，这是冬笋，很贵的！你要看清楚价钱，不要看错了小数点啊。」

而让人扼腕痛惜的，是邓稼先。

1964年10月，原子弹爆炸后，邓稼先没有停下过步伐，组织了几十次核弹试验，仿佛永不疲劳。

他经常出入车间，在相当长时间里，几乎天天接触放射物质，受到辐射损伤，干这一行的人只把这种事叫作「吃剂量」。

在20世纪70年代末一次核试验中，事故发生了。

当时飞机空投时，降落伞没有打开，导致核弹从高空直接摔到地上，变成了哑弹。

指挥部立即派出一百多名防化兵到出事地点寻找，但始终没发现核弹痕迹。

邓稼先决定亲自去找，被陈彬将军阻挡：「老邓，你不能去，你的命比我的值钱。」

但邓稼先只想的是：「这事我不去谁去？」

到了事故区边缘，他从汽车下来，并且大声阻拦一行人：「你们站住！你们进去也没有用，没有必要！」

如果把这句话完整说出来，应该是「没有必要去白白做出牺牲」，而邓稼先认为自己是有必要的。

这位五十多岁的核科学家，向着危险地区冲上去，决然不顾钚对人体的伤害。

他弯着腰一步步地走在戈壁滩上，四处扫视，边走边找。

终于，碎弹被他找到了。

那一刻，他竟用双手捧起了高辐射的碎弹片。

观察了一番，他便放心，最担心的后果没有出现。

随后，他拖着疲惫步伐，向吉普车走去，见到赵副部长的第一句话是「平安无事」。

邓稼先这一辈子，从来没有主动邀请别人合影，但这一次，他邀请赵敬璞一同合影留念。

左邓稼先，右赵敬璞

他显然预感到了什么。

几天后，邓稼先回到北京住进医院做检查。

没有任何悬念，检查结果表明，他的尿里有很强的放射性，白血胞内染色体已经呈粉末状，白血胞功能不好，肝脏受损。

一位医生说了实话：他几乎所有的化验指标都是不正常的。

邓稼先没有听从妻子的劝说，去疗养院治疗，仍然醉心于新一代核武器的研究。

自从那次吃了特大剂量后，他的身体有了明显变化。

1980年以后，他衰老得更快，头直接发白，感觉到身体越来越不行，思维变得迟钝，工作重担下，他越加疲惫。

有一次，他和许鹿希到颐和园，准备看菊花展览，但他们赶去时，展览已经关门了。

园内，此时的晚霞斜挂西山，他们一同漫步在后山小路上，步子逐渐慢了下来。

还没走到最高处，邓稼先觉得有些累了，选了一块比较干净的大石头坐下来。斜阳余晖下，万寿山此时格外安静。

邓稼先漫不经意地浏览着湖光山色。

忽然，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多恬淡、多悠闲，要能老是过这样的生活，该多好啊。」

15

1985年7月31日，邓稼先回到北京，向张爱萍汇报工作。

张爱萍将军发现他气色不好，便问：「你怎么瘦了？气色也不好，身上有哪里不舒服吗？」

随后，他亲自给301医院的院长打电话，要求安排医生接诊，并派汽车送邓稼先去医院。

医生查完后，认为是恶性肿瘤，生气地问邓稼先：「你早干什么了？家属来了没有？」

「我请两个小时假来看病，只有警卫员来了。」

「你今天不能走了。」

邓稼先急忙告诉医生，他在开一个很重要的会议，不能住院。

医生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认真地对他说：「这里不是会议室，这是医院。」

他立即意识到疾病的严重性。

六天后，活体取材检查手术做完，张爱萍急忙问医生：「活体检查怎么样？癌是不是扩散了？」

「这个，按常规要在一周之后才能知道结果。」

张将军急了，他说我就坐在这里等着，你们尽快拿出化验结果。半小时后，冰冻切片的结果来了，确诊邓稼先患的是直肠癌。

四天后，即1985年8月10日，邓稼先做了大手术，清扫癌瘤所侵犯的地方。

5个小时，手术结束，病理诊断是：「肿瘤的病理性质是恶性程度较大的低分化、浸润性腺癌，直肠旁林巴结个，全部有癌转移…癌症属中期偏晚，已有淋巴结及周围组织转移。预后不良。」

医生把从邓稼先身上切除的一段肠子端给他们，许鹿希用手按了按，淋巴变硬，已经到了晚期（许鹿希曾任北京医科大学博士生导师）。

手术结束，邓稼先只能在病床上静卧。

一段时间化疗后，因为白血胞数目太低，必须中断治疗，医生同意他回家休养两三个月。

邓稼先的生命，已走向了最后的期限。

这时，他反而更加清醒，自己必须抢时间，把几件重要的事情做完。

他最关心中国核武器事业的发展。

当时的国际环境是，欧美几个核大国已经接近理论极限，达到了实验室模拟地步，也就是无需再做核爆，并且他们想用核禁试来封住别国，保住自己的核强国地位。

邓稼先敏锐意识到，如果中国不能抢在这个时间内完成既定发展目标，就会丧失在国际政治、外交中的主动权。

出院回家后，他集中全力来干这件事，找来大堆英文、俄文、法文、德文杂志、资料和剪报，请来于敏等人，一起研究起草向中央的建议书。

不久，他再度住院，开始做化疗，往血管内点滴药水，一次要好几个小时，他只能躺着或坐着，边治疗边看材料。

坐在身旁的许鹿希，不断给他擦着满头虚汗。

1986年3月14日，他在给同事的一张条子上写道：「我今天第一次打化疗，打完后人挺不舒服的。」

3月29日，他又做了一次小手术取活体组织检查，癌细胞转移明显加快，身体越来越差，虚弱得几乎无法挪步。

他不止一次地对许鹿希说：「我那两件事必须做完，那一份建议书和那一本书。」

他不断地约同事们到医院讨论，病房变成了会议室，在两次治疗中的空隙，他常常坐在橡皮圈上伏案修改。

靠着毅力，他终于改完建议书的稿子。

1986年4月2日，由邓稼先和于敏联合署名，写了一份给中央的核武器发展建议书，这封建议书，被实践证明完全正确，为后十年的核武器试验做出了巨大贡献。

这件大事了结，他开始干另一件事，那就是写那本预计80万字的大部头书，内容是关于原子核理论工具的群论。

他开了一个很长的书单，让李锦秀医生回基地时，一本本从他的书架上挑拣出来，带到病房里。

但医院有规定，桌上不准摆工作用书，放一本都不行。出于无奈，邓稼先只好把这些资料塞进壁橱和衣柜里，让悬挂着的衣服作为防护墙。

他很细心，知道晚上8点以后，护士不怎么进病房，这时就可以写书了。如此偷偷摸摸，有时回想起来，他自己也忍不住发笑。

5月16日，邓稼先做了第二次大手术，清扫癌瘤侵犯的部位，但医生的手术刀已经达不到要害之处了，意味着，他的生命正快速走向倒计时。

第二次手术以后，他疼痛得越来越厉害，汗流不止，「痛起来像用杀猪刀捅一样。」

友人前来探望，他流着泪说：「老卢，我回不去了！」

「不会的，出了院咱们不干活了，好好玩！」

「你看，我打止疼针，都打成蜂窝了。」说完后，他努力翻身。

最后，他握着友人的手，放声哭着：「我死了以后，你要围着我转一圈。」

疼痛减轻的时候，他常常回忆起别人的长处和功劳，尤其怀念与之长期共事的牺牲者。

他对别人说：「郭永怀教授死得太早了！要是他在，我们的激光加速器一定会早几年搞出来！钱晋死得很惨，他贡献很大……」

他胸中还有许多抱负，一口气说了很多计划：「我对规范场很感兴趣，想把场论的书写出来，我还想搞计算机，我还很喜欢自由电子激光，能搞成连续可调控的激光器，非常有意思……」

但他的身体越来越差，虚弱得下床走几步就是一身大汗，日夜都要人陪护照顾。

一天晚上，李医生陪床，因为白天太累，所以晚间他睡得很死。

半夜过后，一个很重的声音把李医生惊醒。

他翻身爬起来，看见邓稼先摔倒在地上，李医生这时急得怒斥邓稼先：「你为什么不叫我，为什么啊？你知道我来这里是做什么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