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少鹏：我和我的股市

作为一名股市人，回望来时路，才能更好看清股市的未来之路。

我从小学三年级起，读着《参考消息》长大。最初，读父亲从单位拿回来的旧报纸。虽然这些报纸时效已过，但对我来说，里边的内容都是新的。由于着迷，之后索性花钱订了一份，父亲也很支持。透过这份文字密麻麻、图片很稀少的报纸，对主要国家的政局变化、地缘争夺等有了不少了解。

我年纪更小的时候，父亲的工作单位就在建国门使馆区附近，我们可以经常见到外国使馆人员。不止一次，我遇到某国大使馆的那一辆小轿车快速驶出大门，并且迅疾来一个九十度转弯，扬长而去——这位司机很喜欢炫技。这些报纸上和现实中的见闻，对我的“国际观”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

我初中二年级时加入了北京中学生通讯社。这是北京青年报主办的北京市中学生社团组织。当时学通社成立了“文化部”、“体育部”、“文艺部”等部门，我负责“调查部”。我和伙伴们搞调查问卷，对食堂伙食、阅读兴趣、社交早恋、偏科、课余安排等进行调研，推出报道。后来被选为副社长，我的关注点依然在调查性报道上。

这段时间，我通过阅读北京青年报的“内部参考”，对国际政治资讯有了更多掌握，并且有机会向负责国际新闻版面的老师请教学习。当时，还有机会收听境外广播节目，了解他们的动向。在这一时期，也开始关注主要来源于国内知识分子的那些自由派观点。同时，我在很长的时间里，经常和几位好友对二战历史进行学习讨论，正面和反面意见都有。这对我理解中外政治差异和相互联系带来很大帮助。 

我在读法律大专期间，一直参与北京青年报的有关报道工作，没有停止过。其中，参与了历史专版的编辑工作。21岁进入北京青年报工作，在群众工作部当编辑，主要负责回复读者来信、培训和管理通讯员、做调查性报道。同时，继续投入大量精力跟踪国外政治资讯，思考国际风云对我国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影响，倾注大量心血研究国内政治制度。

这一时期，我有不少同学、同事出国留学，有的还留在美国、德国、英国等发展，有的在国外结婚生子。我家附近医院的几位医生，很早以前就“技术移民”了。我的一位小学同学很早就定居香港，去年香港暴乱后，我这位同学感慨而愤怒。我的一位男同学，还嫁给了一位大他十几岁、病恹恹的德国来华女老师。还有一位同事被策反为某国特工。这算是我身边的一些“国际化”花絮。

从北京青年报社转入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工作，是我人生的一次重要转折。我把工作重点放在了政策报道和研究上，因为，我觉得政策是连接市场和管理的最佳途径，也是反映改革进程的最佳抓手。为此，要经常和财经部委打交道，最熟悉的、也是感情最深的就是证监会了。在互联网时代到来之前，很多证监会的员工经常误把我当作证监会人员——因为他们总看见我在证监会大楼里“晃悠”（其实是采访和学习，很多时候就在证监会写稿、发稿）。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后，大家虽然还是看见我在那里“晃悠”，但都知道我是一名媒体人，不再混淆了。

互联网时代也为我们每一个人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带来了极大方便，但对我来说，《参考消息》仍是不可缺少的。后来《环球时报》以另外一种风格面世，我喜欢两份报纸交替着看。通过比对找出风云变幻的准确路径，也有不少收获。

长期从事资本市场报道和研究工作，令我深切感受到，资本市场治理不是一个纯粹技术性的工作，而是政策性、政治性很强的工作。资本市场牵涉面太广，涉及国家和社会治理的程度很深，与国际经济社会的关联度很强。搞好中国资本市场，绝不是只要复制他国做法就可以万事大吉了。走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资本市场发展道路，制定、实施、修改完善政策，是有一套规律的。

对历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历次中央全会，每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政府工作报告，每一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以及其他重要节点的会议文件、领导人讲话，我都会认真研究，用“财经眼”“证券眼”来审视，找出亮点、难点、疑点。对于资本市场不同阶段的政策问题、制度问题、改革问题，我也习惯于进行政治考量，即每一个动作是否符合民心、是否符合国家长远利益、是否符合国际竞争长期规律。

近二十年来，我参与了大量的论证会、协调会、沟通会、研讨会，发表了大量评论，参与了有关政策性工作，可谓与中国资本市场“同步运行”。这期间，中央领导、有关部委领导和业内众多专家给了我很多的支持和帮助。不少领导和专家希望“跨界”了解资本市场，也邀请我参加“跨界”活动，而我认为这根本不是什么“跨界”，而是“合力建设”，因为资本市场本身就根植于我们国家这个整体、我们社会这个整体之中。从与这些领导和专家的长期交流分享中，我也深刻领悟到资本市场具有不可忽略、不可淡化的政治属性，并愿意为国家建设贡献一些思考。

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利益平衡问题；而利益平衡既是市场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我很赞成一位中国金融专家的话，金融是有颜色的，不存在没有颜色的金融技术、金融元素和金融操作。基于这一分析判断，我提出了股市双重晴雨表理论，即股市是经济运行和改革进程的双重晴雨表。

我多次撰文提出，中国资本市场是基于东方文化、中华文明底蕴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市场，无论怎么扩大开放和深化改革，它都将是一个不同于美欧市场的市场。在《读懂中国股市》一书中，我用两个专章分析论述“中国体制”和“中国文化”与股市的关系问题，明确提出“懂中国的真性情，才能懂股市的大逻辑”的论断。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并非简单复制某一个外国市场的模式，也不是要拿境外市场的尺子来量中国市场的每一个地方，而是做到“可以对话”“可以互通”“可以竞争”就可以了。近两年监管部门提“借鉴国际最佳实践”，是一个不小的进步。

目前，中国经济社会和资本市场都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与四十多年前相比，我们对改革开放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当年我们透过《参考消息》等了解国际风云，如今外界透过种种渠道和媒介了解我们的鲜活实践。同时，走出去的中国人和中国各类主体也成为近距离展示中国形象的载体。

在不同文明相互交融、不同利益主体互动交流的过程中，冲突矛盾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有时冲突还会比较激烈，但合作共赢、取长补短是惟一正确的选择。没有一个主体可以单独应对所有挑战，没有一个主体可以脱离普遍联系的世界。坚持理性沟通、友好协商、求同存异，才能解决好自己的问题和世界的问题。无论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还是处理一国内部经济发展和社会分配之间的矛盾，还是处理资本市场与其他领域的协同发展问题，都要讲政治、讲平衡、讲艺术、有斗争。这是不可能改变的大逻辑。

展望未来，中国股市必将更全面和更准确地反映经济运行状况和改革进程，必将展现更强的国际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