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米尔·阿明六岁时就成了共产主义者！？

萨米尔·阿明台湾行

钟秀梅 

台湾之行

阿明与林深靖先生

2008年8月，著名的左翼理论家与实践者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经香港刘健芝教授的推荐，欣然答应浩然基金会的邀请，在台湾进行近二个星期的拜访与讲座。阿明时年七十七岁，刚动完心脏手术能到台湾是件不容易的事情，在他的著作中，多次提到台湾受惠于冷战期间的地缘政治，透过土改的进行与其他改革方案因而发展资本主义。他在台湾密集的拜会与观察，对话多于提出建言，虽然几场演讲场合，台湾听众总是焦虑的提问阿明关于对台湾前景的看法，他并没有对台湾多下判断，但总是希望台湾与大陆联合起来对抗美国。

阿明与法国妻子伊沙贝尔风尘仆仆的抵达下榻饭店，已是疲惫不堪，又因调整时差彻夜失眠，直到第二天晚才稍稍恢复，有了进食的欲望。到了第三天，透过阳明山温泉与食物的调理，阿明夫妻渐渐恢复体力。第四天，阿明开始接见一些学界与运动界的朋友，伊沙贝尔的兴趣则是参观美术馆、画廊。他们喜爱吃各种食物，而且都不忌口，阿明甚至开玩笑的说：“给我一个煮熟的肥英国人，我也敢吃！”毛派的阿明特别喜欢吃中国菜，喜吃辣的他觉得四川菜最好，上海菜很难吃，我们问他上海菜是否有太重的资产阶级情调，他说：“对！”而且他对日本料理也很有意见，他觉得寿司长的都一样，而且刀法没有创意，并说日本菜欠缺变化，就只有炸的与蒸的两种煮法。他与妻子参访台湾山区时，吃各种山产，也吃虫子、动物内脏、种种奇怪料理，显然阿明对食物的品味同阶级立场有关之外，非洲经验对他影响甚深。

阿明夫妻优雅、幽默与和善，他们都是法国共产党党员，党龄超过五十年。年轻的时候，因为各自所属的党支部人数太少合并，从此两人一同展开漫长的革命与爱情，经历许多的波折与亲情的生离死别，一生为国际社会主义尽心尽力。当阿明专心和大家谈论问题时，不太希望伊沙贝尔插话，不懂英文的她只好安静的在旁画画，有时阿明会靠过来看着她的画。伊沙贝尔老的好美，她来台前，同法国朋友探听台湾，她的法国朋友说：“台湾是美国的殖民地，就像夏威夷。”没想到到达台湾后，她觉得幸好不是，她有着法国人的好奇，看许多东西都很尽兴。伊沙贝尔到了黄昏之后，视力变得模糊，需要牵着阿明的手，特别是台湾的路面高高低低、坑坑洞洞的让老人没有安全感，阿明说：“这是中国人设计要消灭老人家的。”有一次晚餐过后，伊沙贝尔忧心的提及，想到跨国公司的全球化，造成贫困人口急增，她就想拿着冲锋枪出去扫射那些寡头食利者，同阿明年纪相仿的伊沙贝尔革命热情依在，但纤小的她，如何拿得动武器？

阿明夫妻拜访嘉义山区茶农的时候，被美丽的茶园吸引住，他们很惊讶为何这么高的山区还有经济作物。阿明对于槟榔经济也很有兴趣，问了许多关于槟榔产业的许多细节。当阿明夫妻经过一个村子时，刚好有一户人家在办丧事，他们好奇为何丧家在烧纸房、纸车和纸衣服等仪式，陪同人员解释丧家希望死者进入另一个世界可以享用这些物质生活。阿明评论这个仪式说明两件事，一是另一个世界还是资本主义世界，二是中国人很实际，不会把真正的奔驰车拿去烧。第二天早上，当车经过村子时，阿明说昨晚有经过这个村子，随同人员开玩笑说阿明很适合打游击战，走过的地方都记得，伊沙贝尔随即回答：“不可能，阿明每天晚上都需要一张舒服温馨的大床。”

埃及童年

萨米尔·阿明的一生非常精彩，本文将透过他的《向前看的生命：一个独立的马克思主义者回忆录》（A
Life Looking Forward：Memoirs of an Independent
Marxist）和他在台湾期间经过几天日夜的相处与交谈，我觉得有必要将阿明的一生介绍，因此本文将整理阿明生命的几个重要部分，分别是阿明埃及的幼年生活、法国的学生时代与党的活动、非洲发展的经验、第三世界主义和二千年后的一些重要的思辩，希望对阿明的一生的几个实践与思考的转折点有所探讨，并且也对他的一生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奋斗礼敬。

阿明的出身同一些出身资产阶级后来反叛自身阶级的社会运动活动者类似，其父系家族是埃及的科普提克系（the

Coptic）贵族，科普提克贵族在十九世纪中叶形成，因拥有地产而建立其社会地位，后代也受较好的现代教育，大多从事教职、记者、工程师或出版业等，他的祖先曾在1860年代加入埃及的共和运动。阿明的曾祖父是个杰出的工程师，本来可以当上部长，但是在英国殖民地时期，英国人尽可能不让阿拉伯人进入国家权力核心，本地精英向上爬升的机会被扼杀。阿明的祖父担任教职，是社会主义者、反殖民主义者与反法西斯主义者，也是阿明的政治启蒙者，阿明回忆儿时几乎离不开他的身影，他说小时几乎是祖父的跟屁虫，祖父让他吃辣椒，要他回去不能向祖母说，从此他对辣的食物着迷了。阿明的政治生命很早就萌芽了，他小时最喜欢跟着祖父到咖啡馆，听祖父辈谈论政治。

阿明的父亲是医生，留学法国，一九二十年代和优秀的激进雅各布宾主义者结婚，阿明私下说他妈妈在当时不得了，因为没有几个法国女性进得了医学院。阿明的父亲懂英、法语，可是和阿明在生活上却说阿拉伯语。阿明认为他父亲是反殖的民族主义者和民主共和派，后来的政治态度倾向带领建立埃及共和国的领导人那赛尔（Nasser）。阿明长大后经常与父亲交换政治心得，他在埃及的青少年时期，在他的家乡扎伊尔德港（Port
Said）参加了“亲共产党”的青年组织，阿明的父亲很庆幸儿子没参加“亲民族主义党”，因为当时由阿门得.湖珊（Ahmad
Hussein）带领的民族主义党有强烈的纳粹色彩。

阿明母系的祖先是法国大革命激进党员的后代，他的舅公曾移居俄罗斯，舅婆知道阿明小时立志当共产党，主动教阿明俄文。阿明父母亲一直灌输阿明人不应分等级而有阶级歧视的观念。有一次，都是医生的父母用私家车戴着六岁的阿明到扎伊尔德港的闹区，看到有个小孩捡食地上的食物吃，阿明问他父母为何会这样子，母亲说因为社会造成他这样，阿明回答说：“那么，我将改变这社会！”他的母亲说：“太好了！”阿明的好友也是世界理论大师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在阿明快五十岁时问起阿明高龄的母亲，到底阿明何时成为共产主义者？阿明妈妈毫不犹豫说：“六岁”。

青年巴黎年代

阿明于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47年到了巴黎受教育，时年十六岁。时刻重视政治情势的阿明，认为从1947年到1957年的法国十年光阴，是他知识和政治形成期，也是关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理论演化重要的阶段。那段期间法国正处第四共和时期，1948年四月，戴高乐政府接受了由美国主导的马歇尔计划，注定法国往后的十年，导向同美国合谋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计划中。阿明认为当时法国政治有三分之一的共产党支持者，致力于人民民主，另外三分之一的戴高乐拥护者，关心战后的恢复与议会政治。法共的势力虽不可忽视，戴高乐政府时代也有几席阁员，但是对于法国的殖民主义与冷战时代的资本主义重整，法国共产党似乎并没有起关键阻止的角色。

阿明青年巴黎的这十年，戴高乐政府在法国殖民地的作为尾大不掉，有阿尔及利亚的谢提乎（Setif）大屠杀、大马士革的爆炸、越南的战事和马达加斯加岛的镇压。这一连串的殖民者暴力，并没有平息这些被殖民地人民的反抗，1954年，两造之间的对立关系达到高峰，戴高乐政府发动越南战争、阿尔及利亚战争、摩洛哥和突尼西亚冲突，最后的骨牌效应是苏伊士运河问题与非洲问题的情势紧绷。另外，阿明认为法共对于欧洲军事联盟的形成、煤钢共同体和罗马条约的制订，因其政治势力不足以阻挡这些资产阶级的战略部署，对于阿尔及利亚的态度暧昧，对越南人民反抗法国殖民问题也是观看态度，最后失去群众支持。虽然如此，阿明在巴黎加入的青年共产党组织和部分在大战期间从事反抗德国纳粹的老左翼仍进行着社会前线的运动，他们分别建立了“反殖民前线”（the
anti-colonial front）与“反冷战的大西洋前线”抗争（the anti-Atlanticist front of the
Cold War），突破了法国共产党领导中心的政治弱点。

阿明在1950年代成为毛派和第三世界主义（third

worldism）的实践者，与当时反对法共党中央的现实主义与斯大林主义有关。法国共产党在1950年到1953年韩战期间，对于冲破冷战的突围立下功劳，他们在1952年5月28日组织了大示威反对赖爵威（Ridgeway）将军参与韩战，可是当天的行动以逮捕法共领导人Jacques

Duclos收场，法共组织因而内挫。不只如此，阿明认为当时苏联政策是机会主义者，对于冷战立场不清楚，甚至镇压1953年东柏林工人反叛，并反扑1956年夏天的匈牙利起义。阿明认为纵使中共对苏共提出批评，但是共产国际对情势的错误分析，导致只能找出和平运动为最大公约数，无法粉碎美国帝国主义，结果也裂解了西方左翼的第一波反冷战组织。

阿明认为他的政治选择和“创造的乌托邦”（creative

utopian）的人文社会主义思考有关，他觉得多种另类是可能的，这些另类的创造是由那些想改变世界的能动性所选择的另类，而不是只是接受被动的空洞计划而已。阿明举法国大革命拒绝布尔乔亚民主、苏联人民的努力与中国革命的例子，说明了这些创造的另类乌托邦，即是拒绝由资本主义所制造的线性现代观。另一方面，阿明对于苏共中央的教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对我党就是背叛”的一元论感到反感。阿明自认在许多年后，他用“资本主义不需资本家”（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ists）的理论对苏维埃的真正本质做出理解时，反思教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多元论，无非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化约决定论，其实合理化了苏维埃当权者的理论部署。

聪明的阿明有数学与物理天赋，他的法国老师鼓励他作科学家，但党性坚强的阿明选择法律系读政治学与经济学，他拿到了政治科学文凭。政治早熟、活动力强的阿明在青年时代参与“国际民主青年联盟”（the
World Federation of Democratic
Youth），结识许多来自东欧共产国家的朋友，对于东欧共产世界的发展，有真实的掌握。他常说他并没有太多时间在学校听课，自今记得的就是Jean
Baby和 Michel Debeauvais
的马克思主义课程。他几乎每个星期都去参加法共青年小组讨论，这样的聚会创造冗长的讨论与激辩，看似花时间，但也创造许多想法组织各种反战、反殖民与反帝国主义声援活动，当时有许多成员来自亚洲与非洲地区，阿明的共产小组有意识的组织他（她）们，鼓励他（她）们走出自发的民族主义框框。

重回埃及

阿明的非洲关系除了民族认同的一线牵外，还有如何改造非洲的命运课题。他同许多非洲青年一样，是战后第一代到欧洲深造的非洲知识分子，这批人到了法国组织非洲青年。他们历经反殖民主义与社会主义思考的锻炼，到了1960年代后期，这些成员纷纷回去非洲，在非洲独立运动中担任要角。解殖之后，他们成为非洲重要政治领导人，这些领导人除了马达加斯加和柯麦隆外，多少有社会主义的基本常识，阿明与有些非洲重要领导阶层是巴黎青年时期的旧识。

阿明认为赛内加尔独立后第一位诗人总统桑果的“黑色态度”
(negritude)，大致上代表了非洲解放运动的领导人的具体主张。他认为曾留学法国的桑果的主张：“西方是理性，黑人是直觉。”（Reason
is Greek, intuition is
black.）只是权宜的战术思考，到底独立后的非洲往哪里走？是透过宗主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对于带有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采合作还是反抗？阿明认为像是肯亚、法国在非洲殖民地等地区独立得太快，对于上述问题都无能处理，旋即面对百废待举的国内事务。

1953年，阿明回到埃及，当时情势紧张，英帝国加紧控制正在强大的以那赛尔为主的民族主义运动。阿明觉得独立在望的埃及因为有埃及共产党的力量，使得那赛尔不会全面向美国靠拢，特别是1955年的万隆会议（第三世界不结盟运动）和周恩来、尼赫鲁、苏哈托所讨论的对帝国主义的全球策略，让苏伊士运河国有化。阿明觉得那赛尔太埃及沙文主义，急于和苏丹联合，不理会埃及共产党所提出的“联合兄弟国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策略。

阿明在埃及家乡扎伊尔德港的时光，常到附近的纳迪瓦福地（Nadi

Wafdi）俱乐部讨论政治，哪里有政客、党派活动份子、工会份子等，也常有不同政治力量的包打听，社会营造着关切那赛尔的政治走向氛围。阿明同支持那赛尔的父亲对政治持不同立场，阿明觉得那赛尔周边围绕的是回教兄弟、阿门得·湖珊支持者与皇室残余，不可能有激进的改革，但他尊重父亲肯定那赛尔推翻皇权与进行土地改革和国有化的努力。

阿明后来返回巴黎完成博论，和伊沙贝尔结婚后于1957年十月又回到开罗。当时他受邀在那赛尔政府旗下的马克思经济学家Ismail
Abdallah工作。 Ismail Abdallah设立了类似公司的经济机构
Mwasasa，这个机构不受政府部门间的拉扯与监督，可以独力完成各种经济计划与公共部门的计划。阿明主要负责现代埃及的经济分析，包含棉花、纺织、食物工业、建筑物质、化学、钢铁和工程等，并找出对策。这个工作让他看到新的独立国家的“新阶级”（new
class，吉拉斯语）如何形成，新的国家产生新的特定利益阶级拥有太多决策权，一般民众和工人阶级的权力却逐步边缘化。

萨米尔·阿明

Mwasasa机构、建设部、财政部和工业银行是当时埃及政府四个决策中心，虽然Mwasasa是以社会主义国有经济计划为主，但是，其他三个部会的“成长模式”（growth

model）的技术官僚思考，把经济建设优位于社会与政治建设之前，致使财政部和工业银行不买Mwasasa公有计划的帐，当然建设部、财政部和工业银行渐渐形成共利结构，存在无能与贪腐问题。后来因为那赛尔政府越来越不能忍受埃及共产党的批判，于1959年一月大逮捕一千多名埃共，年轻的阿明逃过一劫，但是他的头头Ismail
Abdallah被抓进牢里，几年后，阿明化名Hassan Riad，于1963年出版《埃及经济现实》一书。

 非洲生涯

阿明透过父亲的协助，顺利偷渡离开埃及，但是从此再也见不到他，阿明父亲几年后过世。阿明1960年回到巴黎，在法国财政部底下的SEEF机构工作一年，

这个工作似乎又让阿明经历了在埃及Mwasasa机构一样的情境；左派专业者要在体制内改革的局限。阿明和一些相近的同僚，想为法国设计一套“脱勾”（delinking）于全球资本主义市场机制的相对价格体系，以让法国的社会政策更为有效与活络，但是由于世界银行干预，SEEF所设想的社会公平方案失败。

透过Mwasasa

和SEEF的经验，让阿明一方面有了珍贵的实务经验，一方面也了解到受制于莫斯科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限制的那赛尔主义，与拥抱资本主义市场的戴高乐主义的局限。1960年的中苏论战，给了阿明适当的体悟，他从此超越了同侪或上一辈的“莫斯科乡愁”或“那赛尔乡愁”。正好，前法国殖民非洲苏丹共和国与部分赛内加尔成立马利共和国，这个新生的共和国把“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当作是国家信仰”，急需要一名像阿明这样的经济学家，阿明欣然前往。

阿明夫妻在马利首都八马科有许多美好的回忆。伊沙贝尔记得苏联派驻马利第一任的大使是从西伯利亚来的，这名大使从摄氏零下五十度来到摄氏五十度的八马科，一下飞机便马上被送进医院，身体一下子无法承受一百度的温差。马利丰富的动植物，让他们开了眼界，偌大的蜘蛛会织成几公尺方圆的网，饥饿的猴子会攻击人，吃午餐时，会有老虎趋近他们等等。阿明夫妻和少数欧洲的左派份子，来到此地实践他（她）们的梦想，当时马利共和国的内政部长马得拉（Madeira）心血来潮也不说明什么事，用电话把他们叫到他家然后对他们说：“我把酒鬼们都招来了！”阿明疑惑的说：“我不把自己视为嗜好杯中物者！”马得拉回说：“我当然知道，我被完整地训练成警察，但是，当你置身醉汉里，也许可以把他们骂一顿。”

萨米尔·阿明

阿明在日常生活中，也常有类似的奇遇，当他驾着车行经红绿灯口时把车缓了下来，一名警察喝住他：“你在红绿灯口干什么！”阿明恶意的回答：“我把车开慢，看看两边，若没有东西我才开过去。”但是那名警察坚持的说：“不！你停了下来。”阿明只好说：“好吧，我错了。”这时这名黑人警察便开口大笑，他之前从来没听过一名欧洲人对他说：“我错了！”至小受西方教育的欧洲专家，来到超现实与魔幻写实的非洲大陆，西方的理性被挑战与颠覆了。

阿明曾在一九六十年代，和革命者切格瓦拉交换关于非洲刚果革命的想法，阿明觉得切格瓦拉近似清教徒的献身精神在非洲行不通，因为非洲大部分人口是部落小农，他（她）们的唯灵论信仰来自狂野的大地，多数农民把非洲反殖民主义战士当作领导，而不是部落酋长、零售商或是都市活动份子，因此，有白皮肤的切格瓦拉想要成为非洲革命领导中心恐有困难。阿明很得意的说：“后来，切格瓦拉离开非洲，就证明了我的推断是正确的。”

阿明在马利的工作很具体，内容包括帮忙建设高等学校、设立村里健康中心、改善交通系统、提高农业生产、抑制工业化的膨胀、改革公共财政、推行公平有效力的税制、降低官僚化与社会生活的民主化等工作。阿明觉得这段期间最美好的工作经验，是和一群谦卑但分属不同领域非洲专家一起工作，他们是医生、农艺家、兽医和来自中国的专家。有一次，阿明和一群从中国来的农业专家到尼日的磨特三角洲考察，阿明问他们可不可以将这些新生地开发给三万名新农民移居，其中一个中国人自信的回答说：“三百万人都没问题，而且用不了多少钱。”阿明常用这个例子来反驳一些坐头等舱、住豪华饭店的到非洲考察的法国非洲专家，擅自做出非洲不宜发展的结论。

阿明于1963年到1967年服务于位于塞内加尔首都达卡的联合国研究机构IDEP，这个研究机构还担任教学的功能。原先IDEP的领导是双头马车，一位是德国人Dahomey，另一位是英国人John

Mars，他们都没有第三世界经验，也拒绝双语和当地人沟通，但是他们会用他们个别熟悉的语言，宣称自己本人才是执行长。负责教学的五位教师来自埃及、非洲狮子国、西非等地，阿明曾当过IDEP执行长，他让学生组织研究小组，培养独立研究的能力，将这个机构定位于批判反思与非洲发展的实践与理论基地。后来因为联合国希望IDEP执行长由非洲本地人担任，因此塞内加尔人Toure出线，他把阿明在马利、科特迪瓦、摩洛哥、突尼西亚、阿尔及利亚所做研究调查封锁，阿明一气之下离开了这个工作。后来阿明在达卡大学教书，同时间，因为法国六八学运的关系，法国大学需要有新的视野，邀请阿明回法任教，他便往返于法国与非洲之间。

阿明在法国Poitiers大学教经济理论，他的原则是让学生如何通过阅读发展反思与批判的能力，比如说第一年他让大一学生读美国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Paul
Samuelson
和苏维埃学者Popov的著作，然后分成几组讨论，把好的问题分成一列，然后有问题的部分，再回到原文作解释。第二学期用不同的经济学理来回答学生的问题，学生的分数是和学生一起打的。后来，阿明到了巴黎八大万圣纳（Vincennes），这所学校是六八学运的产物，以跨学科和社会理论批判为名，德里达、福科、德勒兹均出于此。阿明在此可以自由发展他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学生论辩什么是资本主义？为什么苏维埃与毛主义要超越资本主义模式？阿明觉得这些提问与讨论有助于当时学运学生的思考，不必只只耽溺于理论的思辩而已。

第三世界主义

1955年万隆会议（Bandung）的不结盟运动成形后，带出两个问题，一是第三世界真正发展了资本主义，还是有其限制？二是社会主义可否走出上述发展的困境？阿明肯定毛主义路线领导第三世界社会主义的革命路线，有别于苏联的社会帝国主义的策略，特别是万隆会议之后，一连串反帝战争的胜利，有阿尔及利亚战争、越战、柬普寨战争等。毛主义路线激发第三世界反帝运动的胜利，可是阿明认为当革命高潮退去后，随之而来的是内部冲突的出现。比如那赛尔主义在1967年最高峰之后，埃及社会容许传统伊斯兰的论述、镇压共产党和贪腐等。而印度的发展就更为明显，尼赫鲁在位后期和其继任者，伙同国家技术官僚与北方大地主或工业家勾肩搭背，并未解决大规模贫穷的问题。1980年代东亚的社会主义势力大倒退，借用资本主义经济改革的模式走向保守化，呈现其内在矛盾。

但是也有例外，古巴革命、智利阿连得社会主义政权的短暂浮现和尼加拉瓜革命，创造了另一个“创造的乌托邦”，对于全球资本主义在1975年之后的扩张与第三世界民族资产阶级的买办化的趋势说不。虽然如此，阿明觉得二次大战之后第三世界的转变有四种类型：一、向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开放，表面是自由主义意识型态，骨子里是反民主的国家干预，清楚的发展资本主义，像是台湾、南韩。二、苏联支持的社会主义实验地，这些国家有民粹主义倾向，同全球市场又不清不楚，没有民主可言。三是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像是中国、古巴、北韩等。四是新殖民主义的模式，经济长期停滞，或是要依靠外来刺激。

阿明认为现在的第三世界包括拉丁美洲富裕地区、东亚、前苏联等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的边陲地带，非洲和阿拉伯地区则成为第四世界，不管这些地方如何分类，他觉得资本主义吸收不了那么多的劳动力与劳动后备军，这些地区应该走出资本主义的限制。由于阿明在1970年到1980年又回到联合国IDEP复职，在这么长的时间里，认识了许多优秀的第三世界思想家与活动份子，这些人成为他后来设立的“第三世界论坛”（Third
World Forum）的核心成员。

“第三世界论坛”成员的组合为跨学科的（经济、政治、社会人文、历史等）学院份子，不愿意走联合国发展模式，他（她）们不是来自第三世界，就是有第三世界连带背景，这些批判的有机知识分子要走出“欧洲中心主义”。阿明评估“第三世界论坛”为联合国
“发展的年代”指出一条另类的发展方向，并为1990年代中期的返全球化运动提供理论与实践的基础。

几个重要辩论

 萨米尔·阿明认为战后时期（1945－1990年），新兴民族国家抛弃自主型国家生产体系，进行结构重组，融入世界生产体系。全球化不断深化的新表现，导致世界体系的三重失败：（1）世界体系生产无法整合成超国家的政治与社会组织，来协调因为资本主义中心国的技术垄断、控制全球金融市场的运作、对自然资源的垄断、媒体与通讯的垄断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垄断等所造成的“全球紊乱”。特别是冷战后两极格局寿终正寝，美国成为这一领域唯一的垄断者。（2）全球化体系并没有发展出一种相对等的政治与经济关系，提升具工业竞争力的亚洲和拉美的战略位置，共同实现全球增长。（3）世界体系将无法加入工业化竞争的边缘区域如非洲被排除体系之外，造成世界各地，表现在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危机，1989年之后的东欧、半工业化的第三世界和新近边缘化的第四世界产生动乱的真正原因也是如此。

大致上，萨米尔·阿明认为第三世界民族国家可以成为集体的权威来干预既定的资本主义经济，在国际竞赛中创造不平等的经济关系。阿明的这套思考策略影响了第三世界民族国家，其面对世界贸易组织（WTO）中由“三合一的集体帝国主义”（the
central
Triad，即美国（加上加拿大）、欧盟与日本）所主导的农业自由化的策略，提出了联合第三世界国家杯葛WTO农业自由化议程，最终要保卫第三世界各国农业与小农的生存。阿明再次强调，由私有财产制宰制的全球交换市场，主要是“三合一的集体帝国主义”所领导的全球化，为帝国主义加上跨国企业的全球化所创造新形势的贫困化。另一方面，阿明认为由美国所主导的第三波民主，以改善第三世界的“民主”、“人权”、“人道主义”为名，其实是为了取得这些区域的资源而干预它国。

阿明的主张，在二千年时曾引起《帝国》（Empire）的作者麦可·哈特和安东尼·尼葛利（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的反对。他们认为阿明对第三世界民族国家作为革命的主体的看法有误，他们劝告左翼不要“停泊于任何民族国家权力的乡愁或庆贺任何国家复活的政治。”他们宣称“现代主权”（modern

sovereignty）统管赤裸裸的生活，生命力量的权力宰制着个人，新的帝国的主权让多重的危机包围，反映了多重的矛盾。哈特和尼葛利认为：“现代化危机清楚的定义是向帝国世界所有危机告别，权力既无处容身也到处可见，帝国是乌托邦或真的是非场域（non-place）。”

阿明后来在《自由主义病毒》一书反驳麦可·哈特和安东尼·尼葛利的想法。阿明觉得他们的“没有帝国主义的帝国”是时髦的空话。也就是说，庸俗的北美大学政治学教授把美国模拟于罗马帝国、奥匈帝国或英法殖民帝国，完全不考虑世界体系矛盾的中心的不同与全球资本积累和再生产相互权力关系的转变。阿明所谓的新的“三合一的集体帝国主义”敌人表现于对技术、自然资源开发、媒体、交通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垄断与受益。阿明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全球的扩张，集体帝国主义中心除了政治干预外围社会，也要靠军事补充，还有靠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经济机构管理。

2003年后，萨米尔‧阿明和麦可‧哈特参与巴西愉港“世界社会论坛”之后，同时接受Camilla
A Lundberg和Magnus
Wennerhag的访谈，他们针对民族国家角色、民族主义与运动策略有精彩的交锋。麦可·哈特认为美国作为民族国家没有那么厉害到可以控制别人，美国的帝国策略只不过透过华盛顿的武器（五角大厦）、纽约的金钱（华尔街股市）和洛杉矶的乙醚（好莱坞电影）概念疑惑世人，事实上美国并没有那么强大。阿明觉得没有政治就没有经济，资本主义的操作没有民族国家的力量根本是屁话。也就是说，对于第三世界的阶级斗争与政治意识的觉醒，民族的舞台仍是重要的，民族国家也可以是阶级力量的集合体。国际主义者阿明认为放弃民族国家易被垄断资本与发达国家工具化，其结果是弱化了第三世界的民族国家力量，比削弱民族主义更严重。

结语

阿明有一天结束台南演讲，我们戴他们去关子岭温泉泡温泉与吃饭，他非常高兴，吃完饭后，他说：“我现在可以游泳到旧金山了！”当时乍听之下以为是开笑话，但是他2008年八月底离开台湾到十二月底，在四个国家组织了不同的会议，其中九月在越南组织的“南南人民团结会议”和十一月在委内瑞拉的“另类的世界论坛”，他担任着重要的角色。

他离开台湾后，一直注意他在委内瑞拉的“另类的世界论坛”对现今金融危机的响应，他还是一贯提出“脱钩”（delinking）运动策略，除了前述观点外，他主张各个民族国家要控制本国的货币与金融市场，掌握科技主动权与资源的使用权，并发展自主的农业等想法。

与阿明短暂的相处，从他身上学到许多的启示。他非常平易近人没有任何架势，台上的风采可称是一代大师风范。他的一生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条件，但又不教条，具有深刻反省力，又能穿透人类历史发展经验的每个阶段的限制。他不洁癖，左右势力都能相处，并随时转化为革命的动力，他说有一天卡斯特罗同他谈了六小时，卡斯特罗身边的人提醒卡斯特罗话讲得太多了，阿明说：“卡斯特罗先向那些人道歉，并跟我说他当过老师，所以话比较多。”阿明也是查维兹的座上宾，他为委内瑞拉的左翼政权提供了他过去在欧洲与非洲宝贵的“治国”经验，让国际左翼力量更坚实。萨米尔．阿明带给台湾的珍贵礼物，即是他的勇往向前的人生与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