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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宝良：说“教书匠”——明清塾师的生计及其形象转变

引言：从“富不教书”说起

所谓“塾师”，又称“馆师”“蒙师”，别称“门馆先生”，民间俗称“猢狲王”“青毡生”（或称“青毡客”）“青袍先生”。塾师是明清两代基层私立学校的教师，属于“无位无官”之人。

古人有言：财主落败便教书。可见，塾师之业历来被视为财主家业衰败后的恒业，其背后所透露出来的信息，无非是一个“穷”字。此外，清代有一句俗谚，叫“穷不读书，富不教书”（李光庭：《乡言解颐》卷2《穷不读书富不教书》，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3-54页）。其意分前后两层，就前者而言，贫寒人家既无财力供养子弟读书，而且子弟一旦读书，还会失去一个劳动力，影响家庭的生计。就后者来说，也包括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富者不用发愁生计，不必低声下气去教书；另一方面，书中所载，诸如开蒙之《大学》，所训“悖入悖出”“以身发财，务财用者必自小人”，若高声朗读，毕竟于富者脸面有碍。

有意思的是，明清民间尽管有“穷不读书”之说，但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往往是“读书之家，率多寒士，必以教读为事。”究其原因，对于贫寒人家来说，惟有供子弟读书一途，才能改换门庭。而现实却是无比残酷。在数目庞大的读书人群体中，只有少数幸运儿得以藉读书而改变现状，而其中绝大多数的贫寒读书人为生计所迫，只好“以教读为事”，即依靠处馆维持基本的家庭生活开支。

塾师的种类、出身及聘师仪式

塾师从事地方子弟的启蒙教育，藉此谋生，在明清两代又称“处馆”。就塾师所处之馆、塾而言，根据讲授内容或受教育者的年龄差异，可以分为蒙馆与经馆两种。蒙馆即训蒙，专教蒙童记诵。经馆则治经学，专教学生治科举之业。前者之师称童蒙师，或称训蒙师，简称蒙师。后者称举业师。因治科举业者多专治一经，故又称此类馆师为经师。

现在一说训蒙处馆，就联想到三家村的一些老学究。学究式的训蒙师，在明清两代无疑属于大宗，然若细究塾师的身份，无疑显得更为复杂。换句话说，无论是中过进士、举人者，抑或国子监生、生员、童生，甚至那些贫穷的官员，均不乏借舌耕糊口之人。首先，在明清两代，无论文官，还是武官，因为家里生计贫乏而教授生徒者，不乏其例。如明代江西副使李远庵，罢职以后，在高淳、溧阳一带教授生徒。还有明代武举千户杨伯秩，家甚贫，在卞忠烈庙对廊开设蒙馆。其次，状元、举人处馆，在明清两代也相当常见。如在明代相当闻名的钱福，曾经中过状元，也曾处过馆。在清代，凡是“举业名馆”，其馆师大多是举人出身。如吴镇、庄允升两位举人，开设学馆，有很多学子跟随他们学习，最后登科甲者更是不胜枚举。第三，国子监生与生员处馆，更是本色当行。如明代国子监生陈克载，专门传授里中诸生《易经》，而韩邦奇及其儿子韩希鲁更是将他招致家中教书。清代岁贡生方汝舟，也是靠课徒自给，远方学子，纷纷前来求学。第四，明清两代的老童生，虽未入学成为秀才，但家中生计也需顾及，于是只好开馆授徒。如明代苏州府常熟县人邹静观，万历初年老童生，县试从未一取，却自称邹解元。邹静观师道甚严，每年新年正月初三，就开馆教学。遇到节假日，也只放一天假。为此，很多人家争相延聘，甚至必须提前一年下聘。当时常熟以老童生处馆者，尚有龙门、蒋二等人，也是时人争相延聘。

在明清两代，民间尊师重学风气颇盛，故各地自行延师训蒙之事并不乏见。如明崇祯年间纂修的《兴宁县志》卷一《风俗》，对广东惠州府兴宁县的延师习俗作如下记载：“如明年敦请，则于今年八、九、十月具关，亲送其家。至明年春王月，择吉辰，设盛筵，率子弟拜从。”上面所谓的“具关”，其实就是聘请塾师的聘书，在当时称为“关聘”“关书”或“关约”。下引一件明代聘请家塾师的聘书加以说明。聘书云：“予家塾师久虚，敬烦足下，敢具币以告。”（朱察卿：《朱邦宪集》卷五，《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明万历六年朱家法刻增修本）又清代小说《儒林外史》也记载了一则塾师聘书，上写：“愚表弟虞梁，敬请余大表兄先生在舍教训小儿，每年脩金四十两，节礼在外。此订。”两相比较，明代关聘中仅云“具币以告”，而在清代的关聘中，则已经明确立出每年的“脩金”与“节礼”。

塾师的生计

“穷”“苦”二字，大致已经道尽明清塾师的生活境遇，堪称塾师生存状态的实录。塾师之“穷”，究其根本原因，还是因为收入过低。明清两代的塾师收入，大抵包括束脩、节仪与饮食供给、兼职收入三部分。

先说束脩。塾师出任馆职，无论是蒙师，还是经师，无非是为了谋取馆谷与束脩，借此养家糊口。相比之下，蒙师的馆谷或束脩就比经师低许多。以明代的官方社学师来说，多属训蒙师，其束脩一般为每年二十两银子，少者则为十五两。有些义学的业师，“月奉四斛”。南宋以后，多以五斗为一斛，两斛为一石。月俸四斛，即二石，一年二十四石。若折成银子，大概也在十五两左右。在明代，一般经师的束脩，大概在每年三十两至五十两银子之间，多者亦有超过五十两，甚至超过一百两者。与明代塾师的脩金相比，清代塾师的脩金就稍显微薄。总体说来，清代塾师脩金，低者为每年十两至二十两银子之间，高者则在四十两至五十两银子之间。

塾师处馆，除了最为基本的脩金、馆谷之外，还会有其他一些额外收入，诸如“礼聘银”“节仪”。所谓“礼聘银”，即聘师时一次收取的礼金。“节仪”又称“节礼”，通常是指塾师从东家那里获得的节日赠仪。以礼聘银为例，明代塾师应聘设教之后，就会收到来自东家的礼聘银。至于节礼，通常是指遇到清明、端阳、中元、冬至等四时节日时，塾师可以从东家那里得到赠仪。若是塾师至家馆教学生徒，东家还需要提供塾师的一日三餐。从清代家馆来看，主人家除了提供塾师每日饮食以及睡房之外，有时还要根据季节的不同，赠送塾师衣服。若是塾师无人伺候，那么东家会安排书童、管童等二三人前去服侍。

在明清两代，因为脩金、节仪之类的收入相对微薄，尚不足以维持全家的生计，所以塾师通常会从事一些兼职，藉此补贴家用。这些显然属于塾师的外快收入。明清塾师的兼职收入大致包括下面几项：一是利用自己曾经兼习过的地理、算命一类杂术，从事堪舆之术，以获取好处。如清代小说《儒林外史》中的虞育德，除了处馆之外，“后来又替人看葬坟”，就是典型一例。二是书春帖（即对联）。清末李虹若有《书春》诗一首，云：“教书先生腊月时，书春报贴日临池。要知借纸原虚话，只为些须润笔资。”（李虹若：《朝市丛载》卷七《都门杂咏》，北京古籍出版社，1995，153页）所记即为教书先生在腊月里靠替人写春帖，以赚取些须润笔之资。三是安排婚礼、代写婚书。如清代江西赣县有一位塾师，专门替男女双方安排婚礼，再兼之乡下偏僻，缺少士人，所以两姓之间的婚书，均出自这位塾师之手。

就明清两代的实际状况来看，下层读书人的贫困化已是不争的事实。为此，就需要对明清塾师的生活质量加以具体的分析。按照明代的物价水平，八口之家，在京城维持一年的生计需银五十两。京师号称“桂玉之地”，百物皆贵。若在一般城市或乡村，大概最低脩金三十两，基本可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这从清人小说《儒林外史》中可以得到印证。从小说可知，清代塾师若想维持一家人的正常生计，必须每年赚得脩金三十两。若以每年三十两脩金作为维持一个读书人体面生活的标准，那么，明清塾师中的大多数应该处于这一标准线之下，故民间才有穷教书的印象。

明清塾师的苦状，其实不仅限于收入之低、待遇之差，更是因为读书人的内心感受之苦和精神上缺乏自由。明人文徵明所著《馆师叹》一诗，其中“半饥半饱清闲客，无锁无枷自在囚”一句，（褚人穫《坚瓠五集》卷三，《笔记小说大观》第15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162页）基本道出了苦状的缘由。清人有一则《村学先生自叙》，塾师自言境遇道：“自家日常看着几个书生，羁羁绊绊，与犯罪囚徒无异。年终算着几担束脩，多多少少，与雇工常行不殊。”（钱德苍辑《解人颐》下册，岳麓书社，2005，15-19页）其意大体与文徵明所言相同。前者是说物质待遇的贫乏，而后者则是说精神上的枷锁。

物质待遇与教学条件之差，在一些塾师看来，只要秉持一种“孔颜之乐”的精神，尚可应付自如。最让塾师不堪承受者，就是自己一旦成为塾师，为了些许的束脩，犹如鸟入囚笼，成为“不枷不锁的自在囚”。照理说来，塾师俗称“西宾”，凭自己的知识吃饭，原本应该与“东翁”保持一种平等的关系。但事实并非如此。前引文徵明《馆师叹》诗亦云：“课少父兄嫌懒惰，功多子弟结冤仇。”究竟是听从子弟“父兄”之言，抑或迁就就学的“子弟”，塾师确实陷入了无所适从的两难境地。为此，《长恨歌》云：“拘缚矩头严，护短不教加鞭扑。抚育少功程，又责先生才不足。”（钱德苍辑《解人颐》下册，第87页）明确揭示出了塾师教学过程中的为难境况。

​民间的塾师形象及其转变

在明清民间的印象中，塾师已经被塑造成“腐儒”“冬烘先生”的典型。无论是历史典籍，抑或谜语、笑话、诗歌、八股文、戏曲、小说等文学作品，无不将塾师归于腐儒一类范型人格。

在中国的儒家文化传统中，称谓无不体现一种等级差序。明清两代，塾师有“先生”之称。这无疑是一种荣誉称谓。塾师一旦至富豪家馆中处馆，馆中仆人通常称塾师为“师爷”。师爷一称，原本是指塾师，后来才渐渐演变为幕宾的通称。“先生”“师爷”二称，显然是一种荣誉称谓，其背后蕴涵着师道尊严的深层意义。

从“先生”至“师傅”的称谓演变，塾师地位转衰已初显端倪。根据明代史料记载，福建莆田民间通常称授经之师为“先生”，而浙江吴兴则称宦家童仆为“先生”。这是“先生”一称荣耀性下滑的反映。又山西洪洞称秀才为“师傅”，而别处则称工匠曰“师傅”。尽管从起源上讲，“师傅”一称亦属尊称，但一旦工匠也通称为“师傅”，则塾师已经从称谓上沦落为与工匠齐名。

至“学匠”“教书匠”之类称谓的出现，塾师形象更是一落千丈。考“学匠”一称，至迟在明代末年已经出现。如在明代的馆师中，其身份通常以生员居多。所以，明代的生员又有一种别称，即“学匠”。这就是说，塾师在民间百姓的眼中，已经等同于泥匠、木匠、砖匠、锯匠、铜匠、铁匠，仅仅属于谋生行业中的一行，显然是塾师地位下降的一种侧面反映。现代民间俗称教师为“教书匠”，在明代已开其先河，至清代最终形成。清人曾衍东在其所著《小豆棚》之《陆修》一则后，有如下批语：“吾乡富甲某，忽欲延师课子。会当夏月，晒麦于场，雨骤来，诸佣工皆为之盖藏。富甲问曰：‘教书匠何以不至？’师闻之，怒而去。”这是清人称塾师为“教书匠”的典型一例。

民间对塾师形象的塑造，显然来源于现实生活中塾师地位的下降，随之导致诸多嘲讽村学究作品的出现。如有一首诗谜，专门嘲讽村学究。从诗谜不难知道，在民间印象中，塾师通常不过是身长九尺、须眉皓白的高瘦老翁，弯腰时如同一张持满之弓。他们在村塾中教书，不过是藉此谋生而已，对村童全无约束。在童蒙眼里，塾师不过是“腐儒”与“冬烘先生”而已。如明人汤显祖所作戏曲《牡丹亭》中的陈最良，就是一个“腐儒”的典型形象。正是这个陈最良，在教学上尽心尽责，对女弟子杜丽娘管束甚严，但在生性活泼的丫头春香看来，他不过是个“村老牛”“痴老狗”而已，“一些趣也不知”。即使是女弟子杜丽娘，尽管对陈最良有所尊重，却亦一心想着后花园中的景致，显然不以陈最良的酸腐样为然。尤其是到了清末光绪中叶，当时新式学校渐兴，而未经改良的私塾的弊端更是暴露无遗。为此，有人写就一诗加以嘲讽，其中“先生头脑是冬烘”一句，（徐珂《清稗类钞·谑讽类》，中华书局，2003，1631页）更是道出塾师思想已与日新月异的世界凿枘不合。

诗谜、笑话、诗赋、小说、戏曲等文学作品中对下层读书人的描绘，诸如酸秀才、穷教师之类，无疑体现了传统社会对读书人的定型思维。尽管这种思维有简化以及抹杀个性差异之嫌，而且只能视之为市井俗文化对读书人的偏见或定见。然而值得关注的是，在这种偏见与定见之下，同样部分反映了塾师的真实生活乃至面貌，并引发后人对其形成原因作更深层次的思考。

结束语

中国的俗语有云：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就这种角度来说，师道堪比父道。换句话说，明师如同严父。而揆诸明清教育社会史，却并非完全如此。在以科举考试为核心的教育系统中，正如黄宗羲所言，“师道多端，向背攸分”（黄宗羲：《黄宗羲诗文集•文集》卷九《广师说》，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294页）。可见，学生最为看重的是便于自己仕进之途的“保举之师”“考试之师”，而不是从小启蒙自己或者替自己传道解惑的“受业”或“问业”之师。德业不再是维系师生关系的纽带，而是被利益乃至利害关系所取代。凡是对自己科名、仕途有利者，可以视之为“恩师”，甚或“亲爷娘”，而那些真正的“受业”“问业”之师，则可以视若途人，转瞬即忘。塾师之被轻贱，塾师形象之堕落，于此均可找到解释的理由。

当然，师道沦丧，不可能由塾师一概任其责，而是与科举习气对明清教育制度的影响休戚相关。深受科举习气影响的明清士大夫，一方面，只重同年，不重穷交。这是因为，同年必是缙绅，而穷交不一定是缙绅。另一方面，重座师，不重经师。原因很简单，座师必为贵显，而经师则不必是贵显。座师与门生之间，无非是科举之下的利害关系，并无真正的师生之谊。而经师与子弟之间，虽有授受之谊，却反而被漠视。

尽管如此，从总体上说，明清塾师群体中还是不乏安贫乐道之辈。他们仅仅是藉授徒作为自己的生计，而且能做到“克志励行”。可见，将塾师视为“读书种子”，或者说“乡曲之导师，地方之柱石，一方文家之重镇”，（王尔敏《明清社会文化生态》，台湾商务印书馆，1997，59-60页）其实亦不为过。不仅如此，塾师对于普及教育，提高明清教育的整体水平，更是功不可没。明清两代民间识字率的提高，即是明证。

文章来源于《文史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