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明 张顺洪：国民党虽处中流位置，但却没起到砥柱作用（下）

三、从国共两党在两个不同战场上的 不同作用看中国共产党思想上政治上路线的正确

2015年7月30日，习近平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和记述历史，把历史结论建立在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的基础之上。要坚持正确方向、把握正确导向，准确把握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主流、本质，正确评价重大事件、重要党派、重要人物。”[41]这一要求十分重要。

从整体上说，共产党对国民党抗战中的作用和地位是充分肯定的。毛泽东早在1945年4月24日在党的七大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就作了明确、科学的阐发。毛泽东说：“中国是全世界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五个最大的国家之一”，“中国在八年抗日战争中，为了自己的解放，为了帮助各同盟国，曾经作了伟大的努力。这种努力，主要地是属于中国人民方面的。中国军队的广大官兵，在前线流血战斗，中国的工人、农民、知识界、产业界，在后方努力工作，海外华侨输财助战，一切抗日政党，除了那些反人民分子外，都对战争有所尽力。”[42]其中所说的中国军队的广大官兵就包括了国民党军队的官兵。毛泽东还明确指出：“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到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这一个时期内，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在这个时期内，日本侵略者的大举进攻和全国人民民族义愤的高涨，使得国民党政府政策的重点还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身上，这样就比较顺利地形成了全国军民抗日战争的高潮，一时出现了生气蓬勃的新气象。”[43]

正因为中国共产党人为代表的成熟的无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推动、组织了全民族的抗日战争，才取得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的第一次完全的胜利。这既是被剥削被压迫半殖民地民族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胜利，本质上又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胜利。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所倡导的“全民族坚决抗战”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人先期实行“攘外必先安内”和后期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抗战路线，本质上反映了不同的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的相对立。全民族坚决抗战，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团结全民族的、以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一唯物史观为思想基础的彻底的救国路线。而国民党先期实行“攘外必先安内”和后期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抗战路线，其本质则是对外乞求西方资本主义救援，对内依靠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镇压人民并以唯心史观为思想基础的亡国路线。

近几年来，一些出版物特别是网络、微信，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的作用提出强烈质疑，又罔顾事实对国民党蒋介石政府进行“颂扬”，认为国民党才是抗战的中流砥柱。究竟谁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让我们从以下事实和数据看看国共两党在不同战场所起的不同作用中寻求答案，并反证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思想上政治上路线的正确。

我们可以把整个八年抗战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从国民党的角度，我们也可以把抗战分为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的七七事变、从1937年的七七事变到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从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从1941年12月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至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这四个阶段。

有人说，日军主要的作战对象是国民党军队，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主要是国军。国军打了几十场大会战，战死上百万，损失了上百个将军，国民党才是抗战的中流砥柱。让我们看看国共两党及其军队在以下四个阶段的不同表现。

一是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的七七事变，这是国民党所谓抗战的第一个阶段，即东北沦陷阶段。在这一阶段，共产党坚决抗战，而国民党政府却实行“不抵抗”的妥协退让政策。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留驻东北的有近20万人，而日寇在东北各种军队包括武装在乡（退伍）军人和警察，总共2万余人，人数相差约10倍，东北军的兵力明显占优势。[44]但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著名政论家、《申报》主笔史量才甚至因撰文主张“安内必先攘外”，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结果，东北丰饶的大地和丰厚的资源，成了日寇全面进攻中国的前沿基地和物质基础。在这一阶段中，东北的一部分爱国军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协助之下，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组织了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从事着英勇的游击战争。

二是从1937年的七七事变到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这是国民党政府抗战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一阶段，当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节节败退时，中国共产党军队却挺进敌后，建立敌后根据地，开辟敌后战场。在此阶段，国民党军队共投入80多万兵力，先后组织了淞沪、沂口、徐州、武汉等一系列大战役，可谓壮怀激烈，可歌可泣。在此阶段，日本军队把国民党军队作为主要作战对象，是因为国民党军队占据着中国的各大城市和主要交通要道，日本也急于占领整个中国并以此高压姿态逼迫国民党政府投降。在此阶段，国民党政府对日作战总体上是态度积极，同时也是抗击日军战略进攻的主力军。主要原因是：蒋介石有民族主义的爱国的一面；全民包括国民党及其军队内部强烈要求抗日的强大压力；美、英在对日实行绥靖政策的同时，也不愿意看到中国完全沦为日本殖民地导致自身在华利益受损；苏联也不愿意看到日本占领中国,使其在远东受到日本的直接威胁；日军的进攻直接威胁着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财富主要集中在宁沪一带，国民党其他军政要员的财富也有很多在宁沪及京津一带，国民党迁都、财富转移都需要一定的时间。这些都决定着国民党既要抗战，但又必然实行片面和消极的抗战路线，决定着此阶段国民党军的正面抵抗本质上必然都是大退撤前的狙击战和掩护战，也必然导致正面战场各个战役几乎都以退却失败而告终。即使著名的台儿庄大捷，最终结局也不能例外。台儿庄是徐州的门户，李宗仁集结4.6万国民党军与日军2万余兵力在此血战，赢得毙、伤敌1万多人的重大胜利。但这一胜利最终达到的战略目的仅仅是为国民党的大退却赢得了些许时间。仅一个月后，日军再整理集结夺取台儿庄直扑徐州之时，国民党的军政机关都已基本搬空南逃。

三是从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这是国民党抗战的第三个阶段。在此阶段，共产党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积极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陷日寇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而国民党正面战场却是妥协、退让甚至图谋投降、积极反共。广州、武汉陷落后，日本十分清楚国民党的底牌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便对国民党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国民党也投桃报李。1939年1月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成立了“防共会”，确立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并把坚持抗战的内涵解释为“恢复到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45]这年4月，山东国民党军残杀八路军团级以下干部400余人。6月，国民党秘密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规定“共产党活动最烈之区域应实行联保连坐法”。此后，共产党被称为“奸党”，人民军队被称为“奸军”，解放区被称为“匪区”，许许多多英勇抗战的共产党员和人民战士惨遭杀害。1939年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此时的日本更急于解决中国问题，以便腾出兵力抢占西方列强在亚洲和太平洋的殖民地，以配合德、意两个盟国，并缓解德国因其解除对苏联威胁的不满。日军于1939年12月4日进占昆仑关，发动桂南战役，企图彻底切断中国获得外援最重要的路线，即法属印度支那线。在此阶段，日军为巩固其占领区，在对国民党劝降的同时，也曾发动过若干进攻性打击，国民党政府为保住西南、西北大后方，也组织过桂南会战、枣宜会战等，国民党军队也进行过一定的抗击，但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成为国民党政府的总基调。

共产党的敌后游击战牵制了大量日军，有力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并使人民抗日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到1940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从抗战开始时的5万多人发展到50万人；除陕甘宁边区外，在华北、华中和华南地区建立了16块抗日民主根据地，拥有近1亿人口，成为全国抗战重心。[46]

四是从1941年12月，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至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这是抗战的第四个阶段。在此阶段，共产党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并由1944年春转入战略攻势作战，而国民党却是被迫抗战、片面抗战，并严重丧失民心军心，最终酿成豫湘桂战役大溃散。蒋介石政府对美英帝国主义的依附性，决定其对日本侵略者的根本态度。太平洋战争爆发、美英对日宣战时，国民党政府也才正式对日宣战。从一定意义上讲，蒋介石政府又不得不步入“被迫抗日”的轨道。为配合英、美打击日军，蒋介石政府命令各战区对日军发起进攻，也曾给日军以有力打击。特别是1942年元旦发起的第三次长沙会战，日军死伤5万余人。为配合美英太平洋战场，为了维护其西南政权的稳定性，同时也是为了开辟和维护自己接受美英外援甚至特定条件下的退逃战略通道，1942年2月，蒋介石政府组成远征军进入缅甸对日作战。远征军的将士英勇无畏，在中华民族的抗战史上写下了气壮山河的篇章。由于美国在华空军加强，日本在中国东海的船只损失急增，海路交通可能被切断。为挽救失败，日本提出新的作战设想：东面在太平洋各岛屿尽力阻止美军的进攻；西面在中国战场打通被分割的华北、华中和华南占领区。1944年4月至1945年1月，日本发动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河南、湖南、广西会战，日方用于这次作战的总兵力有50余万人，而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前总人数已达几百万。此时的日军在各个战场上全线溃败，战斗实力已如夕阳西下，但国民党军队士气更是不堪一击。在豫湘桂战役中，在美国空军保障空中优势的情况下，国民党军队却被日军打得望风而逃。这次豫湘桂大溃散，国民党损失50多万兵力，丢失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等省的大部以及贵州省的一部，共约2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146座城市。衡阳、零陵、宝庆、桂林、柳州、南宁等地空军基地和飞机场被日军侵占。6000多万同胞沦于日寇铁蹄之下，无数资源被强占，财富被掠夺，并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了巨大损失。从一定意义上讲，正是这次豫湘桂大溃散，美国看到作战能力如此不堪的国军，才与斯大林达成协议：由苏联出兵东北，完成本是国民党军队的作战任务，代价则是外蒙古独立。在此阶段，蒋介石政府在经济上更是拚命扩张官僚资本，大发国难之财；在政治上压迫人民民主运动，在天水、西安、重庆、上饶和贵州等地设置的“集中营”中，被逮捕、囚禁并施以精神肉体折磨的共产党员和各地抗日进步青年，达20万之多，加上豫湘桂大溃散，从而导致更多人包括国民党阵营中许多人对蒋介石政府越来越失去信心。

1943年8月13日，毛泽东致电中共各中央局、中央分局指出：“据今年七月统计，全部在华日军三十六个师六十万人，国民党只抗击二十五万人，共产党抗击了三十五万人。全部汪精卫、王克敏的伪军六十二万人(大部分是蒋介石军队投敌伪化的)，国民党只牵制了广东方面的六万人(但并不攻击他们)，在华北、华中五十六万伪军，均为共产党所抗击，国民党对之一枪不打。”[47]

1944年6月22日，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向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作了题为《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的长篇谈话。他指出：“中国抗战，一开始就分为正面和敌后两大战场；而自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以后，敌后战场就在实际上成了中国的主要战场。”“敌后战场有三个，即华北、华中、华南三大敌后战场。在华北敌后战场抗战者为八路军，在华中敌后战场抗战者为新四军，在华南敌后战场抗战者为中共领导的游击部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现有四十七万多人，在一九四四年三月以前，抗击了侵华日军的百分之六十四点五；国民党的军队有几百万人，只抗击了侵华日军的百分之三十五点五。如果把全部日军和全部伪军合计起来，则在一九四四年三月以前，共产党的军队抗击日伪军总数一百三十四万人中的一百一十余万，即百分之八十四，国民党的军队只抗击了百分之十六。“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就在华北、华中、华南这三个敌后战场与十五个以上抗日根据地上，进行异常残酷的非未曾目击者所能想像的抗日战争，至七年之久。赖有这些敌后战场，才挽救了中国免于被日寇灭亡。”叶剑英的这篇谈话，毛泽东作过修改，在谈话讲到伪军处，加写了一段话：“国民党之所以让这些伪军投敌，投敌之后不加讨伐，并反而暗地和他们联络，其目的，不但为着在现时反对共产党，而且含有深远计划，而准备在日寇失败退出大城市与交通要道时，好让这些伪军藏其敌旗，打起国旗宣布‘反正’，占领这些大城市与交通要道，配合正面国民党军队，进行全国的反共战争。几年来在伪军中流行的所谓‘曲线救国论’，就是为着这种叛变民族的目的，全体人民是应该现在就起来注意这种阴谋的。”[48]

1944年8月15日《解放日报》发表经毛泽东重新改写的社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社论说：在过去，在盟国政府与盟国人民方面，他们所了解的中国抗战情形、所得的印象，是中国抗战的主力军是国民党，将来反攻日军也主要依靠国民党。“这些印象，直到现在还是统治着盟国朝野大多数人的思想的。”“所以出现了这种完全违反事实的现象的原因，主要的在于国民党统治人士的欺骗政策与封锁政策。”“只许国民党的丑诋、恶骂、造谣、诬蔑，向世界横飞乱喷，决不许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真相稍许透露于世。”从一定意义上讲，在当今的部分网络、微信甚至有的小报小刊上，70年前抗战中的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又被重新置于此种境地。这种状况，令人不胜唏嘘。但毛泽东当时就已经指出：“但是事实胜于雄辩，真理高于一切，外国人中国人的眼睛，总有一天会亮起来的。现在，果然慢慢地亮起来了，中外记者团与美军观察组，均先后冲破国民党的封锁线，来到延安了。这是关系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反抗日寇解放中国的问题，这是关系中国两种主张两条路线谁是谁非的问题，这是关系同盟各国战胜共同敌人建立永久和平的问题。”“关于国民党的抗战不力、腐败无能这一方面，大半年以来的外国舆论与中国舆论，已经成了定论了。关于共产党的真相究竟如何这一方面，大多数的外国人与大后方的中国人，还是不明白的，这是因为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和封锁政策为时太久的原故。但是情况已经在开始改变。大半年以来的外国舆论中，已经可以看见这种改变是在开始。这次记者团与观察组的来延，将为这种改变开一新阶段。”[49]

1944年9月18日，毛泽东在招待八路军战斗英雄代表的大会上讲话指出：“武汉失守以来，特别是最近二年以来，中国抗战形势发生了显著的巨大的变化。现在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人民部队抗击了在华的敌伪军六分之五，国民党只打了六分之一。豫湘战役，敌人如入无人之境，情形极为严重。中国不亡，是由于有了我们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主要地由我们支持了抗战局面。这就是今天中国的抗战形势。”[50]

1944年10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社论《新四军的胜利出击与中国的救国事业》。社论指出：今年一至六月，新四军作战一千余次，俘敌伪军一万余人，缴枪一万一千余支，攻克敌伪据点四百二十座。七月以来的三个月中，进行大战役十三次。总计今年新四军的胜利出击，解放国土十余万平方公里，人口五百万以上。毛泽东在加写的文字中说：“对于新四军的胜利表示痛恨的，只有两种人，就是日本侵略者与中国蒋介石。日本人的痛恨，我们不必说了。至于蒋介石，他有两件事最受日本侵略者欢迎：一件是反共活动，一件是《中国之命运》。蒋介石的千万件反共活动中，尤以阴谋袭击新四军，逮捕叶挺将军与宣布新四军为‘叛军’，最受日本人欢迎。当一九四一年春，蒋介石干出此种破坏抗战、危害国家、背叛民族的罪恶事件时，日本同盟通讯社曾嘉奖说：‘蒋介石几年来未做什么好事，但解散新四军一事算是做得好。’”“不管日蒋如何合谋危害新四军，但是新四军依然在发展壮大，依然在打胜仗。”[51]

有人说，国军打了几十场大会战，战死上百万，损失了上百位将军。抗日战争不是用游击战、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就能打赢的。它是用重兵集团与敌人浴血奋战才打赢的。国民党才是抗战的中流砥柱。让我们看看如下实际情况。

抗日战争中蒋介石丧失国土共275.3万平方公里；当时全国城市1200余座，丢弃1100余座，当时全国人口4.5亿，遗弃同胞2.8亿。[52]

据《剑桥中华民国史》记载：国民党军队“叛逃的将军1941年有12个，1942年有15个，1943年是高峰的一年，有42人叛逃。50多万军队跟随这些叛逃的将军离去，而日本人则利用这些伪军去保卫其占领的地区，以对抗共产党游击队”。[53]

日军开始时对八路军、新四军并不放在眼里，按1:10进行战斗配置，屡吃败仗后改1:5配置，后再改为1:3甚至改为1:1配置。日军对国民党军队的战斗配置却是1:10，即以一个连建制的中队或加强中队打国民党军队一个团，且几乎每每得手。

八年抗战，协助日军作战的伪军人数高达210万，超过侵华日军数量，使中国成为唯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伪军数量超过侵略军数量的国家。这些伪军的绝大多数，却是来自国民党军队。而整个战争期间，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对敌作战12.5万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人民军队发展到120余万人，建立了约100万平方公里、近1亿人口的19块抗日根据地。

国民党军一级上将，军事家，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就是今天他们对运动战的通俗的解释。“当我提出游击战建议时，曾有人指出，国军未演习游击战，此议是否可行，尚需考虑。我表示说，以打游击战起家的中共，亦为中国人，中共可以打游击战，国军当亦能打游击。再者，又有人认为打游击乃保存实力之作法，殊不知于敌后游击，任务极为艰巨，因补给困难，且多半以寡抵众，以弱抵强，故必须官兵加倍淬历奋发，机警勇敢，绝非保存实力者所能胜任。”[54]

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开罗会议期间曾对其儿子说：“假若没有中国，假若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力可以因此调到其它地方？可以腾出手来呢？他们马上可以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日本可以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反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吞并埃及，斩断通向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55]在这里，罗斯福清晰地描绘出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中的地位与作用。而这其中，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却牵制日军超一百万，东北抗联牵制日本关东军七十万，国民党军却仅牵制住侵华日军约五十万。从总体上说，究竟谁是抗战的中流砥柱呢？

有人说，抗日战争中，共产党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是消极避战，壮大自己。开始抗日时，只有5万余人，抗战结束时，已多达120余万正规军。这是共产党消极避战的明证。

抗战胜利时，共产党军队组成部分都在与日寇短兵相接之处，而国民党军队许多军队却在与敌相距千里的大后方。日本陆军大将、侵华日军战犯岗村宁次都承认：“共军的确长于谍报(在其本国以内)，而且足智多谋，故经常出现我小部队被全歼的惨状。”[56]日本随军记者藤原彰也说：“八路军的战术是，如果看到日军拥有优势兵力就撤退回避，发现日军处于劣势时，就预设埋伏，全歼日本士兵，然后夺走他们的所有武器装备。”[57]

再看看台湾史学家陈永发所说：“国民政府向来自居民族主义的正统，指责中共乘其全力对付日军进攻之时，在日军未能占据的广大敌后农村地区活动，仅以一分的力量抵抗日军侵略，而以七分的力量扩大自己的实力，并以二分的力量应付反对中共‘破坏’抗战的政府当局。国民政府这种指责，预先假定应付、扩大和抗日三事可以截然画分，而相互之间是此长彼消，此消彼长的关系;中共为了扩大，故意牺牲抗日，而为了应付国民政府的反对和镇压，也故意减少抗日活动。对于中共，这一假定根本就是荒谬绝伦。他们并不讳言自己确实是在扩大实力，不过坚持扩大实力是为了抗日，以备有朝一日对日军反攻，而由于国民政府不给中共‘抗日自由’，尤其不容许中共扩大实力，所以中共必须应付。对中共而言，国民政府可以截然画分为三的，其实就是抗日一件事情而已。”[58]在抗战开始时，国民党的军队已经达到二百万，到抗战胜利时，竟然膨胀到六百万。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才是靠消极避战获得的。而共产党的军队从5万余人到120余万，却是在抗日战争的浴血战斗中成长壮大的。

为摆脱日军追击，1938年6月9日，蒋介石竟下令在花园口扒开黄河大堤阻日军，造成人为的黄河决堤改道，89万百姓葬身洪水，390万灾民无家可归，黄河在中华大地上肆虐咆哮了九年。接着，日军绕道沿长江继续进攻武汉。武汉失守后放火焚烧长沙城，烧死无辜市民3万余人。在“南京大屠杀”中，有30万以上中国平民和战俘被日军残害，南京城被日军纵火和抢劫，致使南京城被毁三分之一，财产损失不计其数。

据以上事实和数据，从总体和本质上说，国民党政府虽然也曾在抗日战争中处过“中流”的位置，但它往往动摇、彷徨、妥协、退让，结果是消极抗战、溃散甚至溃逃，并没有起过“砥柱”的作用。还可以进一步清晰看出，唯有中国共产党才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我们是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决不否认国民党政府在抗战中应有的地位和成就。从整个抗战过程看，尽管国民党在前期采取不抵抗政策，在后期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但国民党政府的基本利益和民族利益有一致的地方，蒋介石先生不仅在抗日战争中，而且就其一生来讲，其中包括在1958年大陆炮击金门之时，他都不失为一个民族主义者，有其爱国的一面。而汪精卫一类的卖国贼则永远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当然，爱国和爱国主义是分层次和程度的，并有着不同质的内涵。共产党人没有自己所代表的阶级的任何私利，唯有国家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至上，其爱国和爱国主义是最高层次最彻底的爱国和爱国主义。而蒋介石及其政府虽有民族主义的爱国的一面，但与共产党人的爱国和爱国主义有着根本性质的不同，蒋介石集团是让国家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服从于他们的狭隘的阶级利益。蒋介石政府在抗战中的各种表现，无论是抗战，还是反共，或是妥协，等等，其目的是为着实现他们所代表的大官僚资产阶级大地主的利益。国民党政府在抗日战争时期实行妥协、退让政策，长期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曾造成极大破坏，甚至几度与日本谈判，出现投降倾向，这是不容否定的历史事实。但他们抗战和爱国的一面，对于国家、民族和人民来说，无疑起着和起过进步的积极的作用。八年抗战，国民党的正面战场共举行过22次重大战役，歼灭日军100余万，国民党军队伤亡321万。国民党军队的广大爱国官兵更是在前线与日本侵略者浴血作战，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这些，都很值得全民族尊敬与纪念。

四、历史启示

1．在任何情况下，党必须始终坚持思想上政治上的正确路线。

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处于亡国的危急关头，是中国共产党坚持的思想上政治上的正确路线，成为了抗战取得胜利的思想政治保障，成功地将民族危机转化为民族开始复兴的契机。坚持思想上政治上的正确路线，关键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同时要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一切工作中都要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在实施“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的今天，根本的出路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当今国情世情相结合，这其中就已经包含了借鉴古今中外的各种优秀文化传统，而决不能盲目照搬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搞“马教条”，也不能盲目照搬国外特别是西方的经验搞“西教条”，还不能仅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指导思想搞“古教条”。抗日战争胜利的根本原因仍在彰显着这一真理。

2．在任何情况下，党必须坚持始终为了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

人民群众是党的力量之基，是党战胜各种艰难险阻的阶级基础和力量源泉。抗日战争的胜利证明了这一道理。党既存在于人民群众之中，是人民群众的一部分，又是最先进的部分，必须始终紧紧联系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引导和团结人民群众，以紧紧抓住前进道路上的各种机遇，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挑战。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就要求我们真正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始终做到真心实意、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真心实意、全心全意为着他们，依靠他们，他们才会跟着党披肝沥胆，一往无前，去创造无比灿烂的明天。无论何时，不管党面临什么样的困难和危险，只要真心实意地依靠人民群众，就一定能够战胜困难和危险。这也是抗日战争的历史给我们的宝贵启示。

3. 在任何情况下，党必须正确把握事物的主要矛盾及其规律。

抗日战争之所以取得胜利，关键因素之一就是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并始终紧紧抓住“中日民族矛盾”这个主要矛盾。这一历史启示要求我们要深入研究我国当今社会各种矛盾的发展变化特别是主要矛盾的现状及其发展变化，深入研究当今我国在国际事务中所面临的各种矛盾特别是主要矛盾的现状及其发展变化，不断与时俱进，及时根据变化着的形势，寻找正确的应对之策。

4. 在任何时候，全党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必须保持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

始终保持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绝不仅仅是个人和家庭的私事，共产党人特别是高级干部的世界观涉及党和国家变不变质、老百姓受不受苦的天大的事。党的高级干部队伍中若多几个亿万富翁，我们的党、国家和民族就必然少几个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家特别是思想家，极而言之，还可能最终导致党的轰然倒塌。艰苦奋斗、清正廉洁是党的政治本色。党在抗日战争时期正确的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之所以得到制定与贯彻，党的各级特别是高级干部的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是根本的保障之一。全面深化改革，同样需要这样的本色。这一本色的本质就是要克服私心、出以公心。周永康等人现象，很值得我们的深思与警惕。果断坚定地反腐，这也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对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充满信心的根本缘由之一。

5. 在任何时候，全党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必须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

党的正确的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便是决定的因素。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对党的事业必须绝对忠诚，任何时候都必须保持必胜的信念。抗战时期，即使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毛泽东同志都始终表现出抗战必胜的信念。这对坚定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抗战信心发挥了重大作用。他在抗战即将胜利的党的七大上明确指出：“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我们的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59]党的十八大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我们心目中同样应该悬着为现在的阶段性纲领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和为将来发达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样两个明确的目标。一切中国共产党人，一切中国共产主义的同情者，一方面必须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同时也必须为着现阶段的目标而奋斗。如果不能坚定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或是看不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当前这一阶段性纲领而对它怠慢，都不是一个自觉的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60]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来源于理论上的清醒和坚定。而要做到这一点，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就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人是生产力中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同时也是生产关系总和组成的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文化上层建筑中的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在人的这一因素中，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素养更具重要性。这一重要性集中体现在：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高低，二是能否具有出以公心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从一定意义上讲，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这两个要素决定着党的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则更具根本性。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进一步巩固提高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水平刻不容缓、迫在眉睫。

作者：李慎明，系十二届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研究员；张顺洪，系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所原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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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人民日报》2015年7月31日。

[2]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3页。

[3]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3册，第242页。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中卷，第2页。

[5]毛泽东：《反对投降主义》，《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71页。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订本），中卷，第107页；参阅沈予：《抗日战争前期蒋介石对日议和问题再探讨》，《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3期，第83-84页。

[7]金一南：《从空前觉醒到伟大复兴——论抗日战争胜利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意义》，见人民网http://dangshi.people.com.cn/n/2015/0720/c85037-27328790-2.html。

[8]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5页。

[9]毛泽东：《愚公移山》，《毛泽东选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1页。

[10]中共中央党校党史研究室科研部编《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上卷，中央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60页。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订本），中卷，第132页。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订本），中卷，第254页。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订本），中卷，第269页。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订本），中卷，第262页；毛泽东：《目前的国共关系和我们的策略》，《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0页。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订本），中卷，第30页。

[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订本），中卷，第50-51页。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订本），中卷，第553页。

[18]中共中央党校党史研究室科研部编《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上卷，中央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73页。

[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订本），中卷，第263页。

[20]《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62页。

[21]《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391~392页。

[22]《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08页。

[2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订本），中卷，第42页。

[2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订本），中卷，第238页。

[2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订本），中卷，第479-480页。

[26]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59页。

[27]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0页。

[28]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72-678页，第694-698页；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55-1062页；参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订本），中卷，第158-160页，第593-596页。

[2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订本），中卷，第155-156页；《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32-652页。

[3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订本），中卷，第159页；《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2-709页。

[3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上册，第335页。

[3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订本），上卷，第666页。

[3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订本），上卷，第671页。

[3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订本），中卷，第34页。

[35]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9页。

[3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订本），中卷，第40-42页。

[37]《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6、158页。

[38]参阅杨津涛：《蒋介石究竟有多少财富》，《时代人物》，2014年11月，第116页。

[39]据《纽约时报》报道：《他们是贼，他们每个都是贼》，见观察者网站：http://www.guancha.cn/history/2013_01_05_118358.shtml。

[40]蒋介石：《蒋委员长对抗战检讨与必胜要诀训词(上)》(1938年1月11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2编第1册，70页；参阅仲华：《试论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的腐败问题》，《军事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

[41]《人民日报》，2015年8月1日。

[42]《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3页。

[43]《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7页。

[44]《中国抗日战争史》编写组：《中国抗日战争史》，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8-41页。

[4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订本），中卷，第107页。

[46]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1921-1949），下册，第548页。

[4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订本），中卷，第465页。

[4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订本），中卷，第521-522页。

[4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订本），中卷，第535-536页。

[5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订本），中卷，第546-547页。

[5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订本），中卷，第548-549页。

[52]陕西省《东方红》杂志2005年第3期46页。

[53]费正清、费维恺编，杨品泉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2007年重印），下册，第11章第3节，第567页。

[54]《白崇禧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304页。

[55] [美]伊里奥·罗斯福：《罗斯福见闻录》，上海新群出版社1949年版，第49页。

[56][日]稻叶正夫编写，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5页。

[57][日]藤原彰著，林晓光译：《中国战线从军记》，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5页。

[58]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上），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版，第332-333页。

[59]《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59页。

[60]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