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流血”的辛亥革命？

To understand the workings of the social memory it may be worth investigating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forgetting, the rules of exclusion, suppression orrepression, and the question of who wants whom to forget what, and why.

                                                                                    ----------Peter Burke

（若要理解社会记忆的运作方式，或许值得调查的是有组织地遗忘，排除、镇压或抑制，以及有关谁让谁忘记什么，为何忘记的问题）

熟悉高中历史教材的人或许还会记得对于“辛亥革命”的一些诸如“不流血”的革命或是中国版的“光荣革命”的标签。但是“辛亥革命”果真是一场“不流血”或者“微流血”的革命吗？

美国学者路康乐（Edward J. M. Rhoads）所著《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1861-1928）》（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就揭示出被主流叙事有意遗忘的，在辛亥革命中对满人进行的屠杀。

《满与汉》着眼的核心问题是清末民初的满汉关系问题。路康乐认为芮玛丽（Mary Clabaugh Wright）有关清廷已经解决了民族矛盾问题的论点大有问题，并指出“民族问题在辛亥革命中依旧具有重要性，清廷在解决满汉问题上的无能，大大削减了社会精英对政府的信任，也为革命的成功创造了条件”[1]。

作者将当时对满人的批评概括为满人的“七宗罪”[2]，事实上满人也与汉人多有畛域[3]，不平等处亦举目可见[4]，这也就使革命者的反满控诉“不仅是一种宣传策略，而是有着相当的社会基础”[5]。

事实上清末许多满汉高官都指出了满汉矛盾的危险性，但无论是慈禧的改革还是载沣摄政期间，满汉矛盾都未能得到有效缓解，反而因为载沣满人专权的改革倾向将问题进一步激化。于是，恶果便于辛亥革命时血淋淋地展现出来。作者列举了七个辛亥革命中满汉冲突激烈的城市。

首先是武昌，四大满姓家族的成员被杀害，财产被没收，旗人聚会的会馆被完全摧毁。革命军在大街上肆意抓捕满人，如果一个人的后脑勺是扁平的（旗人的一个特征，与旗人特别的婴儿摇篮有关），而且把“6”读成“niu”而不是“liu”则会被认为是满人，无论男女老少都不由分说的杀害。数百人在革命中被屠杀直到外国领事出面干涉为止[6]。但是武汉的满人高官都安然无恙，受害者几乎都是下层的满人，种族屠杀或许也与阶级有关，这和欧洲对犹太人的迫害颇有相似之处。

防守西安的两千旗人只有简陋的装备，面对革命军和哥老会的优势装备仅仅坚持了一天。满城被攻破后，数万人被杀或自杀，剩下的人都难逃被敲诈勒索或绑架贩卖的命运[7]。太原的满城被新军架在城墙上的大炮轰炸而被摧毁，虽然只有不超过25名满人被杀死，但是剩下的都被驱逐出城[8]。镇江的满人原本得到了保护的承诺，但是革命军在攻打南京被张勋击退之后就把愤怒发泄在无辜的满人身上，副都统载穆因为受到欺骗而自杀，二三十名满人被杀害，其它全部被驱逐出城[9]。

福州的冲突非常激烈。福州将军朴寿对于革命有所准备，提前开始收缴新军的武器并建立“杀汉团”准备与汉人同归于尽。于是当11月7日福州革命军的宣言被朴寿拒绝之后，新军占领了于山炮台并开始炮轰满城，朴寿的满人军队夺回炮台未遂，于是纵火焚烧汉人邻居的房屋。战斗一直持续到11月9日，满人孤注一掷的攻击被击退之后，满人准备投降。朴寿被人发现后遭杀害，尸体被剁成四块。闽浙总督松寿吞金自杀，镶黄旗协领定煊自缢而死，驻防八旗捷胜营队官郎乐额和他的十几名家属自焚而死，还有几百名旗人及其家属投井或投闽江而死。不过剩下的满人得到了优待而免于遭劫[10]。

南京满人的命运更悲惨，因为与革命军对抗的也是由汉人组成的张勋的军队，张勋是个保皇派，但是在坚守南京一个月之后感觉难以支撑，就带着部队偷偷溜走，剩下没有任何防备的满人成为了革命军怒火的牺牲品，南京的满城被毁，许多人自杀[11]，其惨烈程度和当年曾国荃屠杀太平天国降兵并无二致。荆州的满人被围攻了很久直到弹尽粮绝后才投降[12]。除了以上城市之外，杭州、广州、成都和伊犁都有不同程度的冲突，也有不少满汉高官被杀害，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端方[13]。因此，作者认为反满的意识形态绝不是革命者华丽的辞藻而是被真真切切地实践。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城市中的满人被轻易的通过各种方式被认出，也证明其于汉人区隔之深。

本书的最后一部分谈到了民国之后作为清朝统治下的旗人从世袭的军事阶层转化为“满族”的过程。但革命的腥风血雨还是让很多满人永远的抛弃了自己的身份。

或许满人在辛亥革命中的劫难和晚清的改革者们没有抓住机会解决满汉矛盾有关，但我想革命者在对待满人时也丝毫没有展现出其自诩的优越性，反而是沉迷于同态复仇的原始暴力之中。然而这都可以理解，毕竟作为意识形态的反满主义确实在辛亥革命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在当下对辛亥革命的论述中对这些屠杀的有意遗忘却无疑是彻头彻尾的无耻行径。现代人似乎还没摆脱革命叙事中对于暴力革命的迷信和崇拜，认为只有大量的屠杀和死亡才有可能换来社会的“结构性改变”，后来历史中更大规模的屠杀事件也让人们不再敏感于死亡数字，甚至把辛亥革命称作“微流血”的革命，并将其作为革命“不成功”的表现和原因之一。难道杀人越多越革命？？？

总而言之，满人在革命中流了血，而从清王朝废墟中成立的民国却堂而皇之地继承了清帝国的基业，把内亚边疆和西藏全部并入自己的领土。那么如何显得自己的行为不太难看呢？唯一的办法也只能是系统性的组织遗忘吧。所以我开头引用了布鲁克的那段话，也意在说明，为了一份洁白无瑕的革命神话故事，数万满人的冤魂就这样从历史的记账簿中，被永远被删除了。

[1]路康乐，《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1861-1928）》（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第8页。

[2] 1.满人是不属于中国，不同于汉人的野蛮异族；2.满人在征服和统治中国期间犯下大量令人发指的罪行；3.满人将自己的野蛮习俗强加于汉人身上；4.满人自居于特权地位；5.满人屈从于外族军事征服；6.满人垄断了高层统治，对汉人政治歧视；7.满人对汉人始终怀有敌意。路康乐，《满与汉》，第13-17页。

[3]分离的行政管理体制、职业身份、居住地和社会生活习惯，比如满汉不通婚，以及满城中的“语言孤岛”现象。路康乐，《满与汉》，第33-39页。

[4]例如司法上、入仕条件、任职和政治待遇上满人无疑都享有优势，而且一般的旗人也有经济补贴。路康乐，《满与汉》，第39-44页。

[5]路康乐，《满与汉》，第64页。

[6]路康乐，《满与汉》，第232-234页。

[7]路康乐，《满与汉》，第234-237页。

[8]路康乐，《满与汉》，第237页。

[9]路康乐，《满与汉》，第237-238页。

[10]路康乐，《满与汉》，第238-239页。

[11]路康乐，《满与汉》，第239-240页。

[12]路康乐，《满与汉》，第242页。

[13]其实端方的祖先是汉人，后来成为满洲正白旗，把原本的陶姓改为托克托。端方一直都是力求解决满汉矛盾，促进种族融合的官员，其下场却如此悲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