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面相撞的精锐（五）

仗打到这里，双方都明白了是棋逢对手，形成了相持。日军固然火力优势明显，但毕竟一个联队，才1500余人，兵力不足。我方有地利和工事，兵力厚度也够（旅部加两个团还有工兵营，至少5000多人），但没有火炮，弹药不足，守则有余，攻则不足。

这时候，战斗进入了下一个阶段，发生了两个小故事：

“天渐渐黑下来了，陈旅长和我把部队做了调整。把伤亡较大的685团2营、旅直调回山上，686团和685团1营、3营、工兵连在山下，趁黑抢挖河滩的防炮工事。（因为河滩阵地直接对敌，风险大），工兵营几个连队都争辛苦换3连的防，4连连长说：”1、2连是师里的宝贝，丢不得。（所以还是我们4连来换防3连）“，我想保留下4连，将来好还给343旅一个完整的工兵连。4连连长说，要真这样，你把1连给343旅。我们擅长打攻坚战，让我们4连上，并要求留下张忠国教员。我同意了。我知道他想保留这个优秀的工兵教员，但张教员坚决不同意，他说：“全连都上去了，我留下算什么。”连长瞪了他一眼说：“哪有不执行命令的！”张教员没吭声，过了一会儿，他看我身边没人的时候，突然说：“上校，一个男人发过的誓能收回去吗？”我想起他要求参加我军时，在太原军官学校对我说的话。他又说：“是不是我从那边来的，首长不信任我？“我说：“看你说的什么话。就算你是国民党的军官，现在我们共同打日本鬼子，我也没有不相信你的理由。我们想保留一个好的工兵教员。”他说：“最好的工兵不是用来打日本鬼子的吗？”我无言以对，只好点头同意。”

不幸的是，这位张忠国教员在随后的日军进攻中，不幸中弹殉国。战场物资简陋，但王耀南还是做了最大的努力，--“我命令剥两张死马的皮，把张忠国烈士的遗体包起来下葬。”-----张教员原来是阎锡山晋绥军军官教导团的学员，王耀南去挑选他们来八路军的时候，问他“父母知道你要上前线吗？” 他说：“我报考军校就是为了上阵杀贼，国家有难，男儿岂能袖手，我早已有遗书给父母、妻子，男儿此去绝不回头。”---他原名“辅国”，父母希望他读书做官辅国安民，抗战发生后，他以“精忠报国”改名“忠国”，王耀南告诉他，八路军几乎没有薪饷，他笑着回答：“长官，命都不要了还要什么钱。”

在宏大的历史中，张忠国教员是一粒沙子，但多年以后，王耀南少将垂暮之年依然在回忆录里记下了他的事迹。新中国的崛起于血与火，牺牲和奉献铺就的长路上，记录下张忠国烈士的故事，也是纪念在这一遭遇战中近280多名殉国的战士，其中的很多都是经历了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

另一个故事：

“不知什么原因敌方火光通明，我和陈旅长在望远镜里看到，日军士兵打着火把和手电筒向我方阵地走来，有许多士兵是徒手的。685团团长杨得志跑过来问我打不打，陈旅长说不能打，看看他们干什么。原来日军是来收尸的。

我们从望远镜见到，日军一看见自己士兵的尸体就立刻立正敬礼，然后把他抬起来，样子非常庄重。后来我们看到一队日军打着火把排着队，抬着几十副担架，从远处向我营阵地走来。在我阵地前100 多公尺处停了下米。我们从望远镜里看清了这几十个担架上.是我军死亡指战员的遗体。日军士兵放下担架后，后退了几十公尺，侍立。陈旅长命令把日军士兵的尸体全部抬到阵地前，并让全部机枪进到一线阵地防止突变。我们的战士也燃亮了火把，抬着日车的100 多具尸体，不过我们没有担架，只能用手抬着他们的士兵尸体。我们也排着队向日方阵地走去。当走到日军阵地，交换尸体，日军士兵全部立正敬礼。我们的战士抬回了自己战友的遗体。

我灵机一动，让工兵连挖墓坑，掩埋我们的烈士后，命令伤员后送，用铁锹把扎成担架，给伤员盖上被子。我们的军被是黄土布，一洗就成白色，把伤员用被子盖好，命令战士们打着火把，从我军左翼通往后方的前沿阵地前撤出。杨勇政委马上明白了我的意图，制定了撒退伤员的纪律，向每个伤员和抬构架的战士宣布。李天佑、杨得志闭长到前沿一线指挥全旅的重武器掩护伤员后送。虽然敌人在我前沿三四百公尺外设了警戒哨，但日军并未开枪阻拦。我军100 多位重伤员顺利撤出。全旅在黑夜中将工事全部挖好，部队进入指定位置，伤员送出天快亮了，通信员报告伤员已安全到达旅包扎所。”

这个故事里，同样讲述了好几个细节：

1.        它生动地告诉我们很多战斗背后的对阵亡烈士和伤员的处理。就像最后故事说的，100多名重伤员被转移到旅包扎所。也就是说343旅的卫生部门有专门的战场救护临时机构。（八路军精锐部队的正规化可见一斑）

2.        日军20师团的交换遗体是难得一见的日军交战时表现出基本“武德”的一个材料。当然，这里面其实有些历史背景可以交代，我们知道也是115师打了著名的平型关战斗，而此战日军是实打实的全歼（全死了），没有俘虏和伤员，其实并非八路军没有遵守自己的战场纪律，而是之前阎锡山的队伍在抓住日军六个俘虏后按照中国的习惯，砍头悬首城门，为此日军大肆报复，曾经屠杀了一个镇的近1000名中国军民，但同时，也让进攻山西的日军上下在各次战斗都顽抗到底。----所以，可能此战中，因为之前我们为了抢日军子弹，把日军尸体拖回阵地造成了20师团的误解，--但毕竟，双方交换阵亡士兵遗体都是一件有利于士气的文明之举，值得在这里特地说明。

3.        尽管如此，343旅的各位主官还是非常的谨慎，在交换遗体过程里，”特地全部机枪进入一线阵地，防止突变。“-----这是小细节，事实上这些主官当时都是2，30岁的年轻人，但也确实让我们看到了什么叫“宿将”的风采。

在交换遗体后，日军显然已经没有战意了，此时已经入夜，我方的工事也都构筑完毕，这一战的基本面已经确立了。

第二天，日军又进行了数次攻击，手法没有变化，战斗的结果也没有变化。

“天亮了，敌人开始进攻 。部队除了留少数观察哨，全部进入防炮洞。敌人用的是老办法，用炮火打击我山头阵地，用机枪掩护，迫击炮轰炸我军阵地，炮停后开始冲击，敌人的冲击没有加强的趋势。陈旅长的判断是正确的。我们可以依托工事在开阔地消灭敌人，我们已命令各部队的特等射手，注意消灭敌军指挥官， 在敌人的进攻中，我军阵地只有零星的枪声，但我们知道每一枪打出去,都会要鬼子的命。敌人再次从正面向我军发起冲锋， 遭到我六八六团地雷、手榴弹的有力还击，留下几十具尸体狼狈逃窜。”

“接下来日军的两次攻击都显得底气不足。我认为，日军长期与我对峙，后勤弹药的补给，伤员的后送、阵亡者的处理越来越困难， 再拖下去会对日军越来越不利。我军北有115师部队，南有二战区大部队，日军会担心拖下去我援军赶到，陷于不利之地。估计日军再发动几次疯狂进攻趁黑收尸退走，因此我们必须坚决顶住日军攻击，力争与日军打平。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弹药，我军阵亡200 多人，伤300 多人。我们也打不起了，迫歼敌人是不现实的。

陈旅长认为我的考虑是正确的。白天我们必须顶住河滩里敌人的冲击，因为685团，686团无处可退，如往山上撤，敌军一样可以从背后大量杀伤我们，是不可取的。我们在掩体里躲过敌人炮击，在近距离杀伤敌人才能立住脚。日军每人至少120 发子弹，我们每人才几发子弹，和敌人硬拼是笑话。陈光旅长的决心，很快传达到李天佑团长、杨得志团长处，并传达到全体干部、战士那里，坚决顶住敌军冲击，打到天黑就是胜利。

傍晚，敌人又一次发动猛烈的进攻，炮弹象雨点一样打在我们头顶的山头上，防炮洞的掩体顶的土扑扑往下掉。炮声停了，我拿来望远镜往外跑，以便尽快了解敌情。看到敌人没往上冲，我突然明白过来，敌人是想引我们出来再打。我高声喊“隐蔽！”我看到部队纷纷往防炮洞里撤，只听一声高喊，“首长卧倒！”紧接着我被我的警备员扑到在战壕底。他趴在我身上好长时间不起来，我觉得脖子湿乎乎的，用手一摸全是血，我使劲把他推开，一看他的头被敌人的炮弹片削去半边，他为了救我已光荣牺牲了。我的另一个警备员看到我浑身血乎乎的，高喊医生，首长负伤了。我坐在壕堑底地上看到有两个医生分别从战壕外两头跳了进来，他们为了救我，不顾自己的安全，但他们也暴露了目标。我高喊“快撤”，医生和我的警备员拖着我顺着交通壕往防炮洞拼命跑去，这时又一个炮弹飞来，正好掉进交通壕爆炸开来。石块、土块重重地砸在我身上，警备员不顾一切抓着我的手往防炮洞里拖。”

这一段回忆告诉我们：

1. 即使在一天的恶战后，日军依然在第二天还保持住了进攻的压力，尤其是火炮射击的烈度和精度，可以说非常专业。----王耀南的受伤的遭遇清楚地说明，当时我们的抗战将士确实是以血肉之躯对抗日寇的枪林弹雨。

2. 我军警卫员的尽职和医生的尽职。他们真的是用生命履行自己的职责，这样的部队才是真正的、上下一心的完整的精锐部队。当然，日军进攻时我们特等射手的表现也很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