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象之争在非洲：中非关系与印非关系的比较分析

来源：国政学人  2020-8-20

作者：Philipp Gieg，德国维尔茨堡大学政治学与社会学研究所欧洲研究与国际关系教授。

原文"Same Same but Different? India–Africa Relations and Chinese Involvement in the Continent"刊于Insight on Africa。编译：邵良

文章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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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以往媒体对中印两国非洲政策的描述很相似。经常出现的说法是，两国在非洲寻找石油和其他自然资源的同时，无意于推进非洲的民主。这种说法有两个不足：首先，中国和印度在非洲的参与并不仅限于寻找资源。另外，这种说法忽视或者至少淡化了印非关系和中非关系中至关重要的细微差异。本文通过全方位比较二者差异来克服上述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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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非与中非关系的历史遗产

中国和印度领导人都一再强调，他们各自与非洲的关系源远流长。二者相同之处在于，都援引1955年万隆会议通过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亚非合作的基础。不同之处在于，中国与非洲的历史联系，主要包括郑和下西洋，以及新中国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对非洲去殖民运动的支持。而印度与非洲之间的历史联系比中国更加深入。非洲大部分地区都曾是英国殖民地。许多印度出生的契约劳工、铁路工人、工匠甚至奴隶被带到非洲，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移民群体。1893年，莫汉达斯·甘地来到南非做律师，并在南非度过了20年，进而成为印非共同历史记忆的化身。尼赫鲁统治下的印度也积极地支持非洲的去殖民运动。基于共同的历史记忆，印度在非洲，至少在东非和南部非洲，很容易获得各国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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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贸易与印非贸易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率都很高。其后果是双重的：两国都试图为其不断增长的工业和服务部门开拓新的销售市场；在经济高速增长导致需求激增的背景下，两国都试图使能源和资源供应多样化。非洲大陆市场潜力巨大，未经大规模开采的自然资源丰富（如石油），这使非洲对两国越来越有吸引力。这些因素使中国和印度对非洲的贸易出现了异常增长。2009年，中国已超越美国，成为非洲唯一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国。印度已经是非洲第四大贸易伙伴，并将在未来几年超过美国，成为继中国之后非洲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

除了贸易增长率惊人，中非贸易和印非贸易还表现出更多的相似之处。首先，从中国和印度类似的进出口比率（1.34：1和1.28：1）中可以明显看出，这两个国家从非洲进口的货物远远多于出口到非洲大陆的货物。另外，中印两国从非洲进口的几乎都是自然资源。包括原油在内的矿业原料占印度从非洲进口总额的70%，占中国从非洲进口总额的85%。而两国从非洲进口的工业制成品比例很少。相反，两国对非洲的出口产品中绝大多数都是工业制成品。

二者的差异在于，近年来印度对非洲的低技术产品出口占全部出口的比重从40%大幅下降到20%，为中高技术产品出口腾出了空间。药品、电子和通信设备，以及其他化工、机械和精炼石油等中等技术产品占据印度对非出口中的主导地位。

中国和印度在非洲大陆上的经济活动无所不在。不过，尽管从非洲大陆的整体数据来看，印度对非贸易落后于中国，但在肯尼亚、坦桑尼亚、乌干达或毛里求斯等与印度存在密切历史联系的国家，印度尚能保持其传统的领先地位。

2016年印度总统莫迪访问南非。

（图源：africanargument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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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两国对非洲的投资

近年来，印度和中国都在非洲投入了大量资金以图开采非洲的自然资源。中国在这方面的投资以大型国有企业为主导，而印度方面私营跨国公司投资所占的比例要高得多。

两国在其他领域的投资表现出独特的行业特征。中国在非洲的主要投资一直是基础设施建设。印度在非洲的投资，虽然也涉及基础设施，但其重点是卫生、电信、IT、教育和银行业。印度的多家私营公司，如巴帝电信（Bharti Airtel）、 塔塔集团（Tata）、 塔塔咨询服务公司（Tata Consultancy Services）以及印度国家信息技术学院（NIIT），在这些行业发挥着重要作用。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和印度在非洲的参与有着显著的差异：印度在非洲的经济活动往往由不同规模的私营企业进行，而中国在非洲的经济活动往往通过大型国有跨国公司进行。中国国有企业往往能够在出价上胜过竞争对手，因为它们可以利用本国政府的财力。

这并不是说印度政府不支持私营企业投资非洲资源开采。只是与印度政府相比，中国政府在对非贸易中的参与规模要高得多，其对国有企业的控制能力也比印度高得多。这使得中国政府能够安排以基础设施建设换取自然资源的一揽子交易，即“安哥拉模式”。具体来说，中国进出口银行向一个非洲国家提供优惠贷款，允许该国政府将资金投资于基础设施项目，并由一家中国国有建筑公司承建。与此同时，非洲国家向另一家中国国有企业（如中石化）授予开采原材料（如开采原油）的特许权，用特许经营权的利润偿还贷款。由于中国的成功，印度也尝试过类似的以石油换基础设施的交易。这些交易大多包括至少一家印度国营企业。这证明，要达成“安哥拉模式”的一揽子交易，需要政府的果断参与，以及政府对其中一个参与公司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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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关系

中印两国近年来在多边、双边和区域层面加大了与非洲的外交接触。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可以为伙伴国家提供更多支持，因此对非洲国家来说，中国比印度更具吸引力。这也是印度长期以来一直在争取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原因之一。印度越来越多地与非洲接触，也是意图效仿新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成功“入常”经验，希望非洲国家团结起来支持印度对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申请。

双边外交是中国参与非洲政策的最重要渠道，因为大多数资源贸易、基础设施投资和发展援助的“一揽子协议”都是在中非最高领导人级别的双边会议上发起、准备和谈判的。中国几十年来一直实行高层频繁访问非洲国家的政策，每年都有总理和外长等高级官员访问非洲。中国在非洲也已经设立了48个大使馆。与之相比，印度在领导人互访以及在非洲使馆建设、外交人员派遣方面明显落后于中国。专家和观察人士几乎一致认为，财力和人力资源不足，是印度总体外交政策、特别是非洲政策落后于中国的主要原因。

在过去十年中，中国将对非无偿援助的重点转向了基础设施，并且一定程度上在学习印度对非洲“能力建设”（capacity building）的政策。具体来说，印度于1964年开始，为非洲人提供了几十年的技术援助、技术培训和教育奖学金。同样，自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第一次会议召开以来，北京也推出了各种针对非洲的奖学金计划、技术培训和能力建设项目。尽管可以肯定中国对非洲的援助金额比印度大得多，印度凭借其独特的“开拓信息和电信技术、教育和医疗服务等利基市场”的方式，已经积累了相当高的声誉。

中印两国对非洲的发展援助政策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特点。首先，二者的投资都有严格的项目规定。另外，两国对非洲的发展援助没有诸如“人权”“民主”“善政”等附加条件——但由于与西方国家做法的不同，中印的行为也引发了西方国家的批评。这一共同特点可直接追溯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在亚非安全关系方面，中印两国都是联合国驻非洲维和部队和警察的重要派遣国。这是两国对非洲“魅力攻势”（charm offensive）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为了将自己与那些几乎从不向联合国维和行动派遣军队的西方大国区分开来。就支持联合国在非洲的维和行动而言，印度比中国力度更大一点。首先，印度参与在非洲维和行动的时间比中国长。第二，印度向非洲派出了更多的军队、警察和专家。此外，与中国不同，印度已经与几个非洲国家建立了安全关系网络。印度已经与肯尼亚、马达加斯加、莫桑比克、毛里求斯和塞舌尔达成了防御协议。此外，它还与肯尼亚、莫桑比克和坦桑尼亚以及作为印度-巴西-南非海事组织一部分的南非进行了军事演习。印度在马达加斯加建立了一个以雷达监视为特色的监听站，这是印度第一个在外国领土上建立的监听站。据分析人士称，由于中印竞争的“升温”，马达加斯加的监听站被视为印度监测中国在印度洋活动的有用工具。这些军事方面的对非合作，在北京的政策中基本上是缺失的。

2020年6月17日，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以视频方式举行。（图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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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两国在非洲的软实力

印度在非洲的主要软实力资产之一是非洲侨民。他们主要生活在南非、毛里求斯、留尼汪、肯尼亚和坦桑尼亚。随着这些印度侨民融入非洲社会，他们可以在印度和非洲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并充当一个“优先通道”——这是生活在非洲的大多数离群索居的中国工人无法提供的。

在分析文化关系时，需要注意的是，宝莱坞是印度对非洲“文化外展（cultural outreach）”的缩影，是中国不具备的“文化货币”。另外，印度与许多非洲国家之间不存在语言障碍。将这些方面与海外侨民的存在以及甘地所体现的强大历史联系相结合来看，印度在东非和南部非洲具备了很强的软实力。

中印两国都在非洲建立了传播各自文化知识的机构。非洲学生赴印度或中国学习的奖学金计划是两国使用的另一种手段。中国的“文化攻势”表现之一就是“媒体攻势”战略。例如，中国国家电视台（中央电视台）2012年在内罗毕设立非洲总部，制作针对非洲的电视节目。与此同时，中国正在对非洲记者进行培训，目的是让他们了解中国的发展模式。

中国在非洲的参与在非洲舆论中引发了很多批评。对此，中国政府正试图“帮助”抵消非洲舆论中有关中国的负面因素。在这种背景下，必须分析中国在非洲的公共外交攻势：中国正试图通过由国家推动的文化和媒体攻势来“产生”软实力。相比之下，印度的由民间社会、私营部门或个人推动的软实力资产在非洲社会的接受度更高。印度在非洲的参与并没有带来太多争议，反而受到了大多数非洲国家政府的欢迎。这些国家可能将印度视为“第三类”国际伙伴，将之与西方大国和中国区别开来。

印度创造了一些更为“温和”但又创新的政策工具，在不违反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前提下在非洲推广民主。印度选举委员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印度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一个软实力工具，将能力建设、发展援助和促进“软”民主结合起来。早在1953年，印度首席选举专员就受邀前往苏丹，协助进行该国的首次选举。如今，印度民主与选举管理研究所正在为非洲国家的投票官员提供培训，甚至让他们有机会亲身观察2014年印度议会选举以及印度电子投票系统在这场全球规模最大的选举中的使用情况。 “民主因素”对印度来说是一个优势。至少在民主的非洲国家，民间社会对人权问题有着强烈的关注。印度应该比过去更积极地利用这一优势，获得更大的外交回旋余地，避免落入“西方式条件性政治”（Western-style politics of conditionality）的窠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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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总体而言，中国在非洲的参与在贸易和投资额以及发展援助上大大超过了印度。但是，印度已经是非洲的第三大伙伴国，并且是非洲国际关系中具有决定性的新兴力量。

就软实力资产而言，印度在非洲的侨民，文化关系和“民主因素”相对于中国具有强大的优势。此外，印度驻非公司通常依靠非洲劳动力，而中国驻非公司几乎只使用低薪的中国劳动力。印度对非的援助不仅“授人以鱼”，而且“授人以渔”，这也是中国在非洲的声誉远不及印度的部分原因。总之，不能简单地假设中非关系和印非关系是相同的。

译者评述：龙象之争在非洲

根据本文研究可知，中国和印度在非洲事务上存在结构性矛盾。具体来说，在开采非洲自然资源，以及开拓非洲市场需求方面，两国几乎是在争抢同一块蛋糕。而在文化软实力方面，两国也是针锋相对。中国通过自身力量在非洲文化圈发展“中国模式”。而印度政府则手把手面对面地直接推动非洲国家的民主建设。

当前，由于两国经济总量还有很大上升空间，因此彼此之间的竞争尚不显著。但随着中印两国经济总量、综合国力的不断增长，两国在非洲的竞争必然越来越激烈。因为，一方面，两国各自在非洲所需的自然资源、市场需求必然会越来越多，但非洲的自然资源和市场需求总量有限。另一方面，两国在非洲各自的软实力投资也必然会只增不减，但两国文化之间客观存在尖锐的意识形态对立。

其背后的深层问题在于，所谓的“龙象共舞”到底有没有可能实现？译者认为，“龙象共舞”的实现基础在于，中印两国至少有一国在综合国力、经济体量、居民收入水平等等方面处于欠发达阶段。首先，十几亿人口的大国由欠发达国家迈向发达国家，必然需要从世界其他国家获取海量资源，包括但不限于自然资源和市场需求。此外，历史经验表明，大国崛起必然伴随着文化的对外辐射。因此，在全球自然资源和市场需求有限、中印两国文化上客观存在尖锐的意识形态对立的前提下，随着两国的崛起，二者由“龙象共舞”走向激烈的“龙象之争”，是可以预见的必然趋势。作为政治学研究者，一定要有区分 “应然”“实然”和“应该”的能力，不要混淆理想中的美好蓝图和现实中的矛盾冲突。否则，随着中印之间矛盾冲突的加剧，中国将会因为错失了对印斗争的准备窗口期，而不得不在各个领域面临被动挨打的局面。

那么回归到政策应用上，中国该采取怎样的行动，来避免在未来的“龙象之争”中处于被动的地位呢？本文的研究为中国应对“龙象之争”提供了几个有用的政策发力点：首先，中国需要加大国有企业以及民营企业对非洲的进出口贸易以及投资额度，尤其是要大力加强中高端工业制成品对非洲的出口以及私营公司对非洲的贸易投资，以此维持中国在非洲大陆的贸易投资领先优势，避免被印度弯道超车。第二，中国需要警惕印度与非洲国家的军事合作，采取适当措施对冲印度在非洲大陆已有的军事领先优势，以防印度借助在非洲的军事存在直接或间接地威胁乃至遏制中国在非洲的经济活动。第三，中国需要加大开拓针对非洲国家的民间交流项目，以此拓宽在非洲的软实力存在方式，对冲印度在非洲的软实力资产优势，以防印度借助软实力资产煽动舆情民意，推动非洲各国政府出台不利于中国的政策法规。最后，中国政府应尽快出台相关强制性的法律或政策文件，确保中国在非的各类企业在员工招聘时吸纳较大比例的非洲本土劳动力，以防印度以中国企业拒绝雇佣非洲人为借口制造事端，鼓动非洲政府对中国在非企业实施经济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