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撒钱论到“新殖民主义” 误区背后的真问题

从1949年以来，中国与非洲的关系就充满了“同志加兄弟”的友好。中非之间外交的“难忘回忆”数不胜数。中共政权的中国可谓是“非洲兄弟”抬进联合国。进入2018年，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开始面对更多国际挑战。在中美贸易战的大背景下，中国出现“稳中有变”的关键历史节点，北京时间9月3日至4日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就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本次论坛上，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否能够得到非洲积极的回应？非洲是否还能够一如既往支持中国？帮助中国应对来自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的挑战与威胁？中国的非洲战略会有何种变化与调整？非洲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又有何种战略思考和战略诉求……带着诸多疑问，为更明确的看清中国与非洲未来政治经济走向，多维新闻对熟知非洲事务的中非学者、中非经济企业界人士、非洲在华留学生等进行了一番采访，请他们针对各自熟悉的领域谈谈对于中非关系的看法。本篇采访对象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

在9月份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作为中国四大主场外交中的一环，中方给予了高度的重视，规格也是非同以往。在您看来，中方为何要如此重视今次的中非合作论坛？背后的考量是什么？

王文：首先这是今年在华举行的国家元首最多、规模最大的峰会。中国自然会非常重视，这是其一。

其二，不管是从历史友谊，还是非洲巨大的潜力来看，中国都应该给予这次论坛前所未有的重视，甚至以往都要重视。2017年的中非贸易额是1,700亿美元左右，预计到2035年中非贸易有可能超过中美贸易，非洲将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国。此外，非洲现在12亿人口，而且非常年轻，消费力旺盛，未来20年非洲将会是全球消费的最大主力。

其三是中国自身的国家属性。过去五年左右的时间，中国开了很多场峰会，包括G20、金砖峰会以及上合峰会等等，而对于有着共同发展中国家属性的中国和非洲来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显得异常重要，应该给予很高的重视。中国过去更多的重视美国、欧洲、日本，现在看来应该同样重视非洲。

中非合作论坛，合作无疑是最核心的关键词。可是提到非洲，因为很多人的概念里都是“贫穷”、“落后”，中国往往被认为扮演着输血者的角色。您文章中也提到，其实中非合作是互学互鉴，非洲不是还不起债，中非合作也不是为了对抗西方，等等。在您看来，今次的中非合作论坛，能在多大程度上“去伪存真”，进而让外界看到更真实的中非合作？

王文：很多持有“中国在非洲撒钱当冤大头”观点的人，多半是高估了中国，持这种观点的人在中国很普遍。一些欧美国家则是认为，中国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我觉得这两种观点，第一种是基本上不了解中非关系，同样也没有去过非洲的，是盲目自大的一些看法。

现实情况是，非洲需要中国，中国也同样需要非洲，中国需要非洲的市场，非洲的产能以及资源，等等。中国虽然发展了40年，但这只是未来长期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阶段，40年的高速发展并不代表完全成功，这个时候就需要非洲大力的合作。再看非洲，同样在很多国际场合上合中国的立场一致，支持中国发展，非洲有55个成员国，54个都是持“一个中国”立场，只有一个承认台湾，难道是非洲更需要中国吗？

至于西方所谓“新殖民主义”的批评，也不了解中国，也是很自我的想法。那些说中国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的人，他们的祖先在非洲做过什么，他们有扪心自问过吗？说中国搞新殖民主义，完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不过话说回来，有这些争议、批评甚至是抹黑，其实恰恰也说明中国在非洲搞的很成功，真的搞大了。有一句话说得好，你没有敌人主要的原因很多时候是因为你不成功，你成功了的最大标志就是你有朋友了，也有很多羡慕、嫉妒你的敌人。我去过非洲很多国家，中国的形象越来越好，这几年在东非一些国家进行问卷调查，当被问及“你认为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国家是哪个国家？你最喜欢的国家是哪个国家？”答案基本上都是中国。

如您所说，不管是对非洲还是中国，战略上双方的合作都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但是也不得不承认，在战术层面，确实也存在一些问题。就您接触过的一些在非洲的投资者、企业家，以及国家层面的对非项目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面临的问题有哪些？

王文：首先得说明一点，矛盾是永远存在的，问题是绝对的，没问题是相对的。不管走不出去还是待在家里，都可能会有问题。所以不能因为有问题了就否定“走出去”本身，问题的发现恰恰是解决问题的前提，重要的是解决问题。

其次，中国企业在非洲出现的一些问题，实际上是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得靠中国的发展来解决。不过很多问题其实是可以避免的，比如一些企业在非洲销售的产品上偷工减料，生产出一些劣质产品，有些企业的绿化环保等不达标等等，这些都是存在的。这些都是发展阶段避免不了的问题，通过进一步的发展是可以解决的。非洲有2063目标，中国也有2050目标，这两个目标实现更多的战略对接后，这些问题随之也将渐次被解决。

其实今年对中国来说是比较特殊的，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实现了经济腾飞与增长，可非洲却一直未能走出发展困局。在您看来，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为非洲提供了哪些有益的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否可能衍生出“非洲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王文：中国走到今天，对于非洲来讲最大的意义，不是“术”的层面的，而是在“道”的层面上。什么意思呢？所谓“术”的层面，就是说中国可以给非洲提供很多政策层面上的借鉴，比如中国这些年发展过程中非常成功的治理政策，再如帮助非洲修路，各种产业园、工业园等等，还有人们经常谈到的干部培训制度。

而“道”的层面，世界历史发展的500年，其实是白人优先的历史，历史叙事也是典型的西方主义。为什么世界历史不提非洲呢？东亚的历史呢？南美洲的历史呢？没有人关注，没有人记载。所以世界上逐渐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思想误区，就是认为白人是最先进的，拉丁人是最先进的，这种思想在“五四运动”的时候直接影响了中国很多人。土耳其在20世纪初就全盘采纳了西方模式，相信只有从根子上西化了才能进步。日本的脱亚入欧，也同样如此。

中国的成功，恰恰是摆脱了历史终结论和白人至上论，这是一个非白人的国家 ，没有采用西方的模式，走西方的道路。西方的什么道路呢？政治的选举、经济的私有化和治理的市场化。这是典型的华盛顿共识模式。中国40年走到今天就证明，不用走西方的道路也可以成功，历史没有终结。这对于非洲的冲击，是无法想象的，这是激励之路，借鉴之路和鼓励之路，让非洲人意识到自力更生，走符合自己国情的道路，要一个稳定的社会有多重要。可以说，这是一场巨大的思想启蒙。

放在更长周期，对比一下毛时代和习时代，毛时代三个世界的理论，将亚非拉第三世界看作是中国在不利的国际环境中抗衡美苏重要的力量和因素，到了今天的习时代，世界也同样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您怎么看毛时代在非洲问题上的政治遗产，习近平又有哪些继承和发展？

王文：我觉得这个问题问的非常好。毛时代在非洲问题上最大的一个政治遗产是，外交政策上实际上为中国确立了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与非洲国家形成了长期的相似的自我认同感。这种行为规范和自我定位，一直延续到现在，这也符合习近平所说的“不忘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