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败的日本（一）：民族“娘化”

【文/红色枪骑兵】

1945年8月28日是日本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因为侵略战争的失败，这个国家首次全境被外国纳入军事占领之下。占领日本的美军设置了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要将日本彻底重建为一个美式民主社会，一个再也不可能成为战争策源地的国家。几十年后的今天看来，日本似乎并未因为战败和占领而改变，占领军激进的改革仿佛成为了历史长河中的小小插曲。但是至少在1940年代的最后几年中，日本似乎离脱胎换骨已经如此之近。日本在战败后的几年中，到底经历了什么，又留下了什么？

1947年，在东京破败的街道上方，舞女躺在楼顶上

忍所不能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终于在广播中语义含糊地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

《波茨坦公告》并不仅仅是一份劝降的文书，甚至也并非仅仅是战争目标的宣言。在它惜墨如金的字句中已经包含了战后要对日本进行改造的目标。

宣言里面写明：“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者之威权及势力，必须永久剔除。”，以及盟军占领的结束需要上“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志成立一倾向和平及负责之政府”。日本只能有生产“其经济所必须品及可以偿付货物赔款之工业”，而不可能继续维持总体战能力。

事实上，《波茨坦宣言》这些简明扼要的条例仅仅是对许多更为具体文件的总结：即将主导对日占领的美国陆军部计划着要在日本搞一次规模前所未有的政治运动，其目的是要将日本彻底和永久性地解除武装和非军事化。

在政治和社会上，要建立一个既反对军国主义复活又能抵挡共产主义影响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要对所有鼓吹军国主义的分子进行清算。要完全放开言论和出版自由，彻底改变日本民众的性格。

而对于经济方面，则准备解散掌握日本大部分工商业命脉的产业和金融联合体，促进劳工运动和土地改革。日本的产业结构将被调整为以生产低端消费品为主。

总的来说，美国人打算彻底重建日本的政治、社会、文化和经济结构，甚至还要改变国民性格。这样的工作量无异于重建一个日本。

日本民众跪在瓦砾中收听“玉音放送”

其实，就战后遭到的处置而言，日本是相当走运了：当时东西阵营对抗的苗头已经显现，超级大国对于占领地区的处理，往往是基于赤裸裸的实力政治。德国被一分为四实施军事统治，朝鲜被美苏分割占领，先前沦为战场的亚洲和欧洲国家，已经被大国各自划定为势力范围，无论美国还是苏联都没有什么兴趣对他们进行重建，只想着扶持听话的政权。

美国唯独对日本另眼相待，要对其日本进行彻底的和平与民主改造。在军国主义政府压榨下喘息了几十年的日本人民之所以这么幸运，主要是因为美国的战略布局：朝鲜半岛是与苏联对峙的前线，而中国的国民党政权则是美国亚洲反共的主要基石。日本的定位就显得很超然，美国希望它成为一个友好的弱国，一个无力也无害的盟友。

可是，日本的统治者们宣布接受《波茨坦宣言》，并不是为了接受这种改造。在《终战诏书》里面，裕仁清楚地说出了投降的目的：“朕于兹得以护持国体”。什么是日本的“国体”呢？所谓“国体”从政治上说是日本天皇，世袭权门和官僚的统治秩序，而从经济上说则是在战争中建立起来的总体战工业体系。对于裕仁天皇和高官们来说，正是存着这样伟大的目标，他们才“忍所不能忍”，宣布接受《波茨坦宣言》。

事后看来，裕仁天皇和他的重臣们并没有认真读懂《波茨坦宣言》，至少是没有按照美国人的方式直白地理解它。他们想的是：倒退三十年，日本不也曾经是堂堂的“君主立宪民主制度”，是“光明磊落反战国家”吗？所谓“和平与民主”改革，无非就是将粗暴的军人剪除，恢复天皇和门阀精英的“善政”。这与“国体”并不违背。

即便是已经战败投降，裕仁和他的重臣们依然怀揣着这种日本式的一厢情愿。他们还不知道美国人丝毫不珍惜这个“国体”。如果占领军的改造得以实现，当然意味着意味着日本的“国体”将灰飞烟灭。

反差萌

1945年8月28日，第一批盟军终于踏上了日本的国土，他们的任务是建立占领军在接下来几年管理日本的主要机构：盟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SCAP）。不过在日本，另一个简称用得更广泛些：GHQ——“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最高司令官”就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

位于东京千代田区有乐町的第一生命保险大厦，当年是驻日占领军的司令部

占领军在这个岛国首先见到的是一片瓦砾：由于美军的战略轰炸（包括两颗原子弹），66个主要城市被严重摧毁，城区的40%都被毁灭。东京65%的住房被炸毁，真正完好的仅剩下皇宫和少数繁华地段——占领军立即从容不迫地将其征用，这里就成了通行英语的“小美国”。

最开始占领军们还是有点心惊胆战的：或许日本人会仇恨造成这一切的美国人，他们可能会利用藏匿的武器抢劫占领军，或者发动自杀式攻击。但事实却正相反，到处都是一致的配合和顺从。尤其是有许多漂亮的年轻女性，穿着艳丽的和服或者是时尚的洋装，一边微笑着挥手一边用带口音的英语说着“哈喽”。很快这些姑娘们就学会了按照美国人的方式烫头发，涂鲜艳的口红，并且还会以美国式的直白搂住白人和黑人的脖子，说“爱老虎油”了。

有乐町是占领军机关的集中地，同样也是站街女集中的地方

这倒让占领军们喜出望外又大吃一惊：以往他们见到的日本人形象都是穿着肮脏丑陋军服的士兵，挺着刺刀，神态野蛮凶狠。如今到处都是年轻女性挽着他们的胳膊，坐进他们的吉普车，住进他们的住处，不分日夜顺从地服侍着他们。日本民族的形象本来是狠毒阴险的敌人，现在却似乎突然给“娘化”了，变成了容易操纵，可以随意享用的女性。这种奇异的“反差萌”不亚于几十年后他们的子孙看到日本人将战舰和王牌飞行员娘化的感觉。

这种形制高贵的和服曾是贵族女性在正式场合才着用的，不过给占领军服务的女侍们普遍穿这种衣服

自然，其中有一部分女性来自官方建立的对占领军特殊慰安组织（RAA），然而它的宗旨并非是有意要去鼓励女性服从占领军，反而是要防止这种情况出现：慰安组织的本来目的就是引导占领军只去“使用”部分特定的女性，从而让保卫大多数大和抚子的贞操。进一步说就是要保护种族的纯洁和日本女性从属于日本男性的“社会良俗”。

日本官方根据他们在战争中的经验，认为美军一旦登陆肯定会冲进各家各户强奸妇女，正像日军干的一样。因此他们在建立慰安机构的同时，警告年轻女性们不要对占领军表现得太过友善。毕竟在一个男权社会中，本族妇女为外国人所“占有”实在是件丢脸的事情。

美军占领留下了不少混血后裔，比方说日本影星草刈正雄

RAA以“为国献身”的高尚情操感召了一些身世清白或者不那么清白的妇女，但是似乎忘了考虑她们在心理和生理上的承受能力，有一位先前是文员的姑娘因为一天接待20个顾客，最终精神崩溃自杀。RAA慰安机构很快就因为性病流行而关闭了。

事实证明大和抚子们让当局失望了，她们并不觉得自己的贞操需要保护，而是很自然地就献出去了。美军的强奸事件多少是有一些的，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日本女性主动去亲近他们。在众多媒体的报道中，她们的形象被勾勒出来：涂着厚厚的口红，穿着从占领军消费社里买来的丝袜，在路灯下搔首弄姿。这些“潘潘”（站街女郎）的行为并没有任何高尚或者保护同胞而牺牲自己的想法，相反，她们的目的是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

当时留下来的报道揭露了这样一个事实：不少“潘潘”并不为温饱犯愁，她们出卖身体的所得往往花在了化妆品和奢侈品上。尤其令当局难堪的是，“潘潘”们表示卖身于人的堕落生活令她们乐在其中，用口红和丝袜把自己装扮起来让他们感受到了战败前的生活中少见的“自由和真实”。她们而是痴迷于追逐“爱情”的生活，痴迷于周旋在外国男人中的感觉。“潘潘”们尤其对“从良”的规劝嗤之以鼻，因为那些鼓励大家“振作起来建设新日本”的官员和名人，几乎也都在从事着阿谀占领军的工作。

RAA的失败和潘潘女郎们也为日本当局敲响了警钟：指望日本民众去抵制占领军的改造是不可能的。从物质到精神都彻底战败的日本国民正不加区分地欢迎占领军带来的一切，当然也包括大逆不道的改革措施。

精神战败

长达15年的“大东亚战争”，让日本损失了全部财富的四分之一，包括五分之四的船只，三分之一的机器设备，和四分之一的陆地交通工具，农村生活水平降低到战前的65%，城镇生活水平降到35%。

遭到战略轰炸的东京

战争是结束了，但还有些战争的孽债要偿还。战争时期日本经济的运转，相当程度上依靠从占领区掠夺的物资和劳动力。在偷袭珍珠港以前，日本稻米的31%，食糖的92%，大豆的58%和食盐的45%依赖从朝鲜，台湾和中国大陆输入。日本本土的煤矿几乎全靠从中国和朝鲜掠夺的劳力维持开采。战争一结束，掠夺和奴役就都随之结束了，而最基本的粮食和燃料供应都成了问题。

1945年的日本遭遇了1910年以来最大的歉收，这点仅有的粮食也立即被囤积藏匿起来。几百万陆海军官兵从海外回国，更加重了食物供应的负担。供应生活必需品的配给制度濒于崩溃，主妇们常看的杂志里面开始介绍怎么种植家庭菜园和分辨可食用的野菜，而青少年杂志则开始鼓励孩子们捉蚂蚱吃。到了10月，东京的大米储备仅够维持三天。媒体不无耸人听闻地指出，1945年的冬天可能会有数以百万计的日本人冻饿而死。

最后，是美国大发慈悲，用食物将日本从饥荒的边缘拯救了出来。日本人民并未因此完全吃饱，但至少有余力去趴在“小美国”的美军消费社的橱窗上，呆看来自大洋彼岸的奢侈品：糖果，雪茄，留声机和收音机，其中还有些本土产物，比方说丝绸质的和服和珍贵的古董。

“小美国”地区一角的陆军消费社（PX）

日本人从物质上战败的同时，精神上也战败了。据称是“解放黄种人”的“大东亚圣战”最后给日本带来的是毁灭和灾难，“神国”的子民现在要吃“鬼畜”的嗟来之食过活，先前他们每天生活在“一亿总玉碎”的死亡压力之下，而现在证明这种牺牲是徒劳和虚妄的。

日本帝国为了动员国民参与总体战而构建起来的上层建筑整个崩塌掉了。于是民众立即转向完全相反的方向，就像欢迎美国的救济粮一样，欢迎占领军的改革。

10月4日，GHQ发布了《人权指令》，宣布解除政治言论限制，废除旨在镇压左翼人士的《治安维持法》，臭名昭著的特高科警察被解散，政治犯全部被释放了。首相东久迩宫稔彦王为表示抗议宣布辞职，而一周之后，接任的首相币原喜重郎等到的是更加重磅的命令：要求实现“宪法的自由化”，促进劳工运动和教育自由，赋予妇女选举权，改变产业垄断实现经济民主，总之，消除日本社会一切的专制统治残余。

11月初，占领军开始解体作为财阀中心的控股公司。12月15日，作为天皇崇拜和军国主义信仰中心的国家神道教被勒令与国家政权分离，12月22日，在GHQ的压力下，议会通过了保障劳动者集会，罢工，团体交涉权利的工会法。

日本民众还没有完全理解天赐改革的意义，就迫不及待地山呼万岁。民主与和平被视为大能的麦克阿瑟元帅和占领军赐予的礼物——如果要日本人自己来，恐怕无法做到这么彻底和有效率，一方面因为来自草根的民主力量还很弱小，一方面是日本人自己没有这么敢想敢干。而保守派们们打心眼里抗拒这种改革，他们依然有能力压制饥饿疲劳的民众，可是没法抵挡占领军的直接要求。

裕仁和他的重臣们反对一切将关于天皇制，专制统治，政治压迫和侵略政策等“根本性”原因的追究，企图将战争解释为军队内部一小撮不负责任的阴谋分子带来的“失常”行为。眼看着“国体”日渐动摇，这些人几乎五内俱焚。

不过占领军毕竟是外来的强龙，还不熟悉日本的特殊国情。就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日本的统治精英们展开了令人叹为观止的集体隐秘行动，试图抗拒占领军的经济民主化，结果却造成了日本经济史上空前的浩劫。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