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到底是不是“国家资本主义”？

去年末开始的“去杠杆”被很多人理解成是“国进民退”；中美贸易战过程中，也有西方国家给中国贴上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标签……

中国到底是不是“国家资本主义”，《求是》杂志9月1日发表署名为“秋石”的文章，系统论述了这个问题。

该文言语犀利，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其实也对经济有强有力的干预，他们把中国归为“国家资本主义”就是要抹黑中国，阻碍中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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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兴业银行驻巴黎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姚炜在去年发布的报告中就说，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当时贸易战还未爆发）中，美国真正的“心病”是中国对于“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的执着。

根据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发布的2016国会年度报告，中国一直都在推行一系列产业经济政策，帮助中国企业在国内外市场上获得对国外企业的不公平优势。

虽然自2015年以来，货币操纵（刻意贬值本币以换取价格优势）并不构成中美之间的矛盾点，但包括出口限制，产业补贴，强制技术转让，本地化采购和知识产权保护不当等一系列有问题的干涉行为，仍然是可以被清楚地观察到。

特别是在中国追求本土创新的过程中，为了保护国有企业的核心优质产能、提高战略性新兴产业(SEI)的国际竞争力，中国政府专项投入的大量人力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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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杠杆”过程中，中国也有“国进民退”的迹象。

7月23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表态，要把好货币供给总闸门、坚定做好去杠杆工作，只是在操作上要把握好力度和节奏，协调好各项政策出台时机。

之后，海通证券在8月初发布的报告中称，要改变的不是去杠杆，而是“国进民退”！

报告称，今年以来，央行层面的货币政策已经转向了实际宽松，3次定向降准释放的基础货币超过2万亿，银行可以自由支配的超储率位于2%的历史高位，货币利率大幅下降。而且最近央行还鼓励商业银行投放广义信贷，包括购买低等级产业债、发放企业贷款等等。

但是从金融机构的反应来看，在货币放松之后，其第一时间并不是投放民企贷款、而是大幅投放国企和融资平台贷款。

事实上，在过去几年，中国银行贷款结构的最大变化是从民企流向了国企。

央行公布了截止2016年的信贷投向结构数据，包括国企、私企、集体企业、港澳台和外资企业。从存量信贷占比来看，2016年国有企业占据54%的企业贷款份额、民企占比34%，貌似差距并不悬殊。

但是如果观察增量信贷，2016年国有企业新增贷款6.9万亿、占据78%的新增企业贷款，而民企新增贷款仅为1.5万亿，只占新增贷款的17%。而在2013年以前，民企占增量信贷的比重接近60%，国企的占比只有34%。

报告称，这一逆转发生在2014年，从那一年开始，国企信贷开始了狂飙猛进，而民企信贷一路萎缩。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7月20日发布的2018年企业“降成本”大型调研成果显示， 从融资规模来看，过去3年国有企业平均融资规模迅速上升，从2015年的7.15亿元上升到2017年的22.54亿元，民营企业从5.99亿元下降到4.6亿元。

另外，从融资成本来看，国有企业通过银行贷款、债券融资、股权融资和其他融资方式的融资成本都低于民营企业。

反观2014年之前，央行数据显示，2011-2013年，民企占据了60%以上的新增信贷资源，远高于国有企业。

另外，这几年民企的利润也下降的比较厉害，和国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对于中国企业的运行效率，有一个简单的共识是民企的效率要高于国企，因为民企的法人治理结构更完善、民企老板为自己负责，而国有企业存在所有者缺位的问题。

从资产收益率来看，2017年国有工业企业的总资产为42.5万亿，净资产16.8万亿，一共创造了1.66万亿的利润，相当于9.9%的净资产收益率。而民营工业企业的总资产为25万亿，净资产为12万亿，一共创造了2.38万亿的利润，相当于19.6%的净资产收益率，远高于国有企业。

从资产负债率来看，2017年末国有工业企业为60.4%，而民营企业仅为51.6%，这说明民营企业利用更少的资产、更低的负债，创造了更多的利润。

但事实是，过去两年民营企业的日子并不好过，比国有企业差得太远了。2017年国有工业企业利润增速高达45.1%，远超民企11.7%的利润增速。而18年上半年国有工业企业利润增速高达31.5%，远超民企10%的利润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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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国家资本主义”的说法，《求是》杂志9月1日撰文强力反驳。

文章称，到底什么是“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是列宁提出的用来描述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性特征的概念，表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国家作用的不断增强，主要包括两层意思：

一是指国家政权对企业的控制，“国家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由国家政权直接控制这些或那些资本主义企业的一种资本主义”。

二是指国家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监督和调节，“垄断资本主义正在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变，由于情势所迫，许多国家实行生产和分配的社会调节”。

按照当下“国家资本主义”论者的观点，国家资本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是两种截然对立的资本主义形式。然而，考察历史事实可以发现，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从来都离不开国家的作用。在所谓“西方世界的兴起”的故事中，国家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及资本原始积累时就明确指出：英国资本积累的因素“在17世纪末系统地综合为殖民制度、国债制度、现代税收制度和保护关税制度。这些方法一部分是以最残酷的暴力为基础，例如殖民制度就是这样。但所有这些方法都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化过程，缩短过渡时间”。

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之后，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的原则逐步取得支配地位，但是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并没有消退，事实上，自由贸易与保护主义、自由竞争与国家干预相互交织、此消彼长，是资本主义制度演变的一条主线。

历史上崛起的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包括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等，它们在经济起飞阶段，国家对经济发展都发挥过极为重要的作用。

19世纪末，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推动下，与生产社会化相伴随的生产和资本的集中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进入垄断阶段，生产和经济活动日益集中于少数大资本，产生了明显的垄断趋势，特别是金融资本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不断提高，不仅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而且还开始掌握国家的政治权力，将其影响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垄断资本主义进一步转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国家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各个方面，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政策、产业政策、科技政策、环境政策和国有化等多种手段，全面介入经济生活，对经济的干预空前加强，与垄断资本的结合日益紧密，资本主义的发展正式进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成为英美政府的施政理念，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受到一定挑战，但绝没有退出历史舞台。

美国虽然号称自由市场经济、自由资本主义的代表，但实际上，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也是十分明显和重要的。历史上，美国是现代贸易保护主义的发源地和大本营，从建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一直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经济学说史上曾颇有名气的“美国学派”，就是以其鲜明的保护主义等国家干预主张而著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为了自身利益开始推进贸易自由化，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却有增无减，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更是成为美国经济学的主流，并一度主导了国家的经济政策制定。

比如，美国政府总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60年的26.8%上升到了2010年的41.3%；美国政府雇员数从1940年的400多万增长到2010年的2200多万。有研究创新问题的专家指出，作为小政府和自由市场学说的倡导者，几十年来美国一直在技术和创新方面实施大规模的公共投资计划，从而为自己过去和现在的经济成功奠定基础。从互联网到生物技术，甚至页岩气开发，美国政府一直都是创新引领增长的核心驱动者。

可见，所谓纯粹自由市场经济和自由资本主义其实从未真正存在过，现实存在的资本主义都与国家资本主义脱不了干系。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在其《经济学》一书中就明确指出，在所有发达的工业化社会中，我们都看到了一种混合经济，即市场决定大多数私人部门产品的价格与产量，而政府运用税收、支出和货币管理计划来调控总体经济的运行。

著名经济史学者尼尔·弗格森在《我们都是国家资本主义者》一文中就指出，将中美之间的竞争归结为国家资本主义与自由市场之间的全球制度竞争，过于简单化，也是错误的。显然，给社会主义中国、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扣上“国家资本主义”的帽子，实属张冠李戴，这顶“桂冠”中国担待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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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杂志的文章称，“国家资本主义”论者的目的是很清楚的，那就是借用所谓“国家资本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的对立为资本主义辩护，并为遏制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发展制造舆论。

一方面，试图转移和掩盖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深刻弊端的质疑，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导致的资本主义制度危机归结为“国家资本主义”的威胁。

另一方面，将矛头直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竭力歪曲、抹黑、污蔑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试图动摇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信心，迫使中国放弃被实践所证明的成功道路和制度，最终遏制中国的发展。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欧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陷入经济困境，而中国等国家发展依然强劲，特别是中美之间相对实力的消长，使发达国家的内部矛盾以及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结构性矛盾变得越来越突出。

一些国家一方面不可能对中国的快速发展视而不见，另一方面更不情愿把中国的成功归功于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于是，一个由列宁最早提出、本来属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是西方经济学的范畴——“国家资本主义”，竟然成了某些人拿来解释和抨击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专属概念。

文章称，把国有企业等同于“国家资本主义”，也是站不住脚的。国有企业是适应现代化大生产的制度形式，既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也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事实上，国有企业最早就出现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曾掀起了规模较大的国有化浪潮，建立了一大批国有企业，遍布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即使在私有化高峰时期，西方国家仍然保留了相当规模的国有企业。

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和深化的过程中，西方国家更是将大量企业国有化，以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萧条，可见西方国家的国有企业也具有一定程度调节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作用。但是也要看到，社会制度不同，国有企业的性质和作用也不同。西方国家的国有企业本质上被政府背后的少数大资本家控制，最终还是为他们攫取利润服务的。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肩负着提供公共服务、发展重要前瞻性战略性产业、保护生态环境、支持科技进步、保障国家安全、促进分配公平、实现共同富裕等诸多重任，是社会主义性质的。

醉翁之意不在酒。一些西方国家政要攻击中国国有企业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国有企业不断做优做强做大，能够更好地为中国的发展，为中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可靠保证，而这是他们极不愿意看到的。

把发挥政府的作用等同于“国家资本主义”，更是匪夷所思。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演变的主题，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这是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无论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离不开政府的有效调节，包括制定市场规则、提供公共产品、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等等。

不同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私有制为基础，政府是资本的代言人，服务于垄断资本利益，因而，也就难以从全社会利益出发，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有效调节，以克服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基本矛盾，解决市场失灵和市场缺陷问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政府是全体人民的代表，服务于人民利益，因而，也就能够从社会全局和长远利益出发，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有效调控，以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总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既不在于是否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也不在于要不要发挥政府的作用、要不要国有企业的存在，而在于是以资本为中心、为垄断资本服务，还是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服务。

一些人宣扬的“国家资本主义”论的逻辑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只要国家干预经济是为私有制和资本利益服务的，那么，政府干预再多，都属于“自由市场制度”，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只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那么，无论政府干预多少，都属于“国家资本主义”；如果是西方国家扶持本国企业打入国际市场，就属于“自由市场制度”，如果是新兴市场国家扶持本国企业，就属于“国家资本主义”。这是典型的经济霸权主义逻辑。

原创：一见菌 来源：一见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