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 | 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研究中的几个观念和方法问题（下）

三、回忆史料应该怎么用？

传统党史研究高度重视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揭露、批判错误路线及其后果，是要印证并彰显正确路线的价值与意义。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的研究，早期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这一研究模式。只不过随着研究者的民族主义意识逐渐取代了传统的阶级意识，淡化共产国际作为世界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的阶级组织关系，强化两者民族、国家的差异、隔阂及其利益冲突，已逐渐成为一种潮流。正是这样一种研究倾向的不断发展，一方面导致了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中作用影响评价的全面负面化，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激发了中国研究者致力于发掘中共历史当事人更能联系实际抑或更能独立思考的研究热情。

以对福建事变期间这方面情况的研究为例，从红三军团司令员彭德怀，到红军总政委周恩来，到当时并不直接参与军事工作的毛泽东和张闻天，以至于在传统党史叙事中被认为只是共产国际传声筒的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被指为1931—1934年导致苏区红军失败的所谓第三次“左”倾路线的最高负责人王明，几乎都有研究者著书作文，论证他们曾经有过与共产国际不同的主张和思考。但令人遗憾的是，几乎所有这类研究论证或发现，依据的都只是当事人多年后的回忆资料，缺乏相关史料，特别是得不到第一手文献史料的佐证。这种研究论证的可靠性和准确性都是很容易受到质疑的。

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类问题就曾引发过不少质疑。具体涉及福建事变期间共产国际问题研究的，就有过几篇文章是针对借助回忆史料建构史实的说法的。其中有研究者就对80年代开始流行起来的，认为福建事变期间毛泽东曾主张通过红军主力外线作战来间接援助十九路军的说法，发表过商榷文章。【温锐、周声柱：《毛泽东在“福建事变”期间是否提出过“间接配合”十九路军作战的战略性建议》，《江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2期；丁长清：《毛泽东是否提出过利用福建事变实行战略外线作战的建议》，《探索》1991年第4期。】

流行的说法认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在军事上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接受毛泽东在福建事变发生后提出的“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的作战方案，即“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迫使进攻苏区之敌不得不回援，一方面可以打破蒋介石之“围剿”，一方面也援助了十九路军。【《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36页。】

商榷者的意见最主要是两点：一是没有史料能够证明毛泽东曾经提出过这一主张，坚持毛泽东曾经这样主张过的研究者能够引用的唯一证据，只有毛泽东几年后发表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的说法。而毛泽东在文中并没有说这个主张是他提出来的，毛泽东后来历次谈及五次反“围剿”时也均未提到他有过这样的主张。而对照《彭德怀自述》可知，这一主张应该是福建事变发生后时任东方军司令员彭德怀提出的，毛泽东后来认为正确，写到了自己的文章里，表示赞同。二是有研究者明确指出，应该注意美国学者施拉姆就此提出的看法，即：“一方面，这一战略与毛一贯的（至少是前几年）的谨慎作法不一致。【这里指的是1932年毛泽东与苏区中央局及红一方面军领导人在扩大苏区方针问题上持续争论中表达的倾向性看法。见《周恩来、王稼祥、任弼时和朱德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2年5月3日）、《中共苏区中央局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2年9月30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146、208—210页。】另一方面，1933年底至1934年初，毛发表的意见与中央委员会大多数人的意见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毛泽东当时不止一次公开宣告过他对福建人民政府的看法，即认为他们是“企图于国民党道路与苏维埃道路之外，寻找第三条道路，以保持反动统治阶级垂死的命运”的“中国反动统治阶级的一部分”。【［美］斯图尔特·施拉姆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编译组译：《毛泽东》，红旗出版社1991年版，第165—166、167—168页。并见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红色中华》1934年1月26日，第1版。】注意到这种情况，任何要想证明毛泽东当时更看重十九路军和福建事变作用的研究者，其实是非找到能够令人信服的第一手史料不可的。很可惜，后来的研究者对此并不在意，这些商榷文章也没有能够起到应有的作用。从民间到官方，至今在福建事变研究中，此类受到商榷的说法仍旧比比皆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65页；李蓉：《毛泽东与福建事变》，《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等等。】

回忆史料当然不是不能够作为史学研究的依据，但史料运用必须掌握一些最基本的原则。上述彭德怀关于乘福建事变，集中红军主力向闽浙边进军的外线作战设想，也是源自于彭德怀个人几十年后的回忆。但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明确提到此方案，等于为他的回忆背了书。由于毛泽东的这篇讲话和文章是在十九路军失败几年后发表的，了解此事的当事人印象都还比较清晰，因此毛泽东回忆的失真度较低。【关于此文从讲稿到发表的简要经过，可参见拙作：《毛泽东为什么要写<论持久战>？》，《抗日战争研究》2018年第3期。】再加上在延安整风期间党史问题大讨论中，也有和彭德怀共同工作的领导人谈到过这件事。故此，即便今天还找不到第一手的文献史料来佐证，我们仍旧可以基本肯定其说有据。然而，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因此就可以完全依据回忆者的说法来叙述这段历史了。对这则回忆，研究者在使用的时候还是需要谨慎地注意其使用的范围，因为：

第一，我们并不清楚彭德怀当时对这一设想具体是怎样陈述或说明的，特别是其中有没有像他在自述中讲的那样，提出了“支援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推动抗日运动”这样的主张。【《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4页。】因为，此前在与十九路军代表谈判过程中，彭德怀像当时其他中共领导人一样，曾不止一次地表示过，对蒋光鼐、蔡廷锴及其十九路军“不应有丝毫幻想，但把戏仍可玩一些”。【《第三军团关于与蒋光鼐、蔡廷锴谈判之条件与所用之名义给项英、朱德、周恩来电》（1933年9月22日），原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资料室藏油印件。】福建事变后，我们有什么证据说明他已经改变了此前的看法而有了新的思考呢？

第二，福建事变发生后，弗雷德与彭德怀先后都提出了集中红军主力，跳出内线，转到外线作战的方案。虽然两个方案都被否定，但在今天的研究评价中，弗雷德的方案倍受批评，彭德怀的方案则大受肯定。对此显然需要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有所讨论和辨析，以便弄清楚，何以弗雷德从敌人力量薄弱的西北方向突围，转而威胁并进攻南昌及长沙的作战计划，是错误的；彭德怀从中央军相对集中的东北方向突围，并驰骋于苏、杭、宁、芜及南昌之间，剑指“敌之根本重地”的作战计划，就是正确的。如果我们不回答这个问题，只强调并肯定彭德怀的提议，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是无论如何都不能使人信服的。

第三，无论我们对福建事变发生后围绕着这类作战计划的肯定或否定持怎样一种看法，我们同时也都不能不回应国外研究者对中国研究者热心于这一话题所提出的质疑。这就是施拉姆当年讲过的，也是参与编辑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档案文献集的俄国学者们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一书的前言中特别提出来的一个疑问，即我们如何能够证明，如果当年中共红军采取了这种战略，就能够挫败蒋介石及其德国顾问的堡垒战术，确保中央苏区不失呢？【参见［美］斯图尔特·施拉姆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编译组译：《毛泽东》，第168页；《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前言第19—20页。】

就这里谈论的历史时段而言，个人回忆史料最多也最不可靠的莫过于王明了。特别是孟庆树整理的王明口述史料《陈绍禹——王明传记与回忆》和《王明同志对于50个问题的回答》，所谈从1933年初开始提出“三条件”宣言【指王明以毛泽东和朱德名义发表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宣言——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1933年1月17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58页。】，到年底干预红军调动不成，眼看福建人民政府失败，许多说法都不准确甚至违背史实。我们之所以能做如此判断，就是因为《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档案资料集提供了大量第一手的文献档案，再加上过去已经发表或公开的王明以及中共代表团的大量文章、报告、电报、书信，包括会议记录等等，足以让我们对他的回忆及口述史料所述内容加以研究和鉴别。

但是，对于其他历史当事人的回忆史料，要做这样的研究鉴别的工作就相当困难了。如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他当时对与十九路军谈判和对福建人民政府究竟是怎样一种态度，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但以目前所能看到档案文献，我们却很难对此一问题做出准确的解读和判断。之所以要特别提到这一问题，是因为在上个世纪70年代李德的回忆录中提出了一个与传统党史说法很不一样的说法。李德写道：“在政治上应该怎样估计蔡廷锴和十九路军，当时有三种不同意见。博古一个人——也许得到周恩来半心半意的支持……的观点是，这是一次难得的时机，应该抓住这个时机实现1933年初以来就在酝酿建立新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组成远远超出苏区范围的、以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人民群众为基础的抗日阵容。因此，我们应该全面支持蔡廷锴，尽管蔡自己有顾虑，在军事上也要给予直接的支持。中央委员会上海局却相反，它多次急迫地警告说，不能相信蔡廷锴……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与此相似……毛泽东把蔡廷锴的起义称为‘反动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企图通过新的谋略来欺骗民众，以便逃避它们越来越迫近的灭亡’。”迫于党内的压力，“博古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他作了让步。”但是在抵制弗雷德计划和调派红军再度挺进福建援助十九路军的问题上，虽然犹豫再三，博古最后还是和政治局及革军委一起，作出了唯一正确的决定。【［德］奥托·布劳恩（李德）著，李逵六等译：《中国纪事（1932—1939）》，第84—87页。】

对于李德的这一说法，不少研究者很早就引以为据。【李志英：《博古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第135页；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4—45页。】但博古延安时期几次谈及这段历史，只在一点上和上述说法近似，即说自己是反对上海军事顾问那个让红军主力脱离根据地的外线作战计划的。事实上，在福建事变过去几年后，即1939年9月，李德曾向共产国际相关部门提交过一份关于福建事变的调查材料。他在这个材料里的说法，与他后来回忆录中的说法也有明显的出入。相同的地方是，他记得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后，中共上海中央局，可能远东局埃韦特也赞同，不主张予以支持。他说，“博古同志在取得了中央的同意后”，“提出了直接进行联系和给予支持的必要性”。而不同的地方是，他明确写道，当时中共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从“没有谈到真正援助十九路军同蒋介石作斗争的问题”，只谈到过为了红军如何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的问题。他说，包括弗雷德那个方案，大家都明白它“实质上（也）是要利用蒋介石和蔡廷锴之间的冲突，率领我们的所有军队渡过赣江向赣西北挺进，并对蒋介石的战略性翼侧和后方南昌，发动大规模的攻势”，来打破“围剿”。只是十九路军瓦解得太快，中共中央担心主力跳到外线去太冒险，后来改变了对弗雷德计划的看法，双方来回电报磋商，在军事决策上耽搁了太长时间。【马贵凡译：《有关李德的两份重要档案文件》，《中共党史资料》2003年第2期，第172—183页。】

同为传统党史认定的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人物之一，博古问题的研究之所以会比王明问题的研究要困难得多，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共产国际档案中他这段时期留下的文献资料太少。即使1933年他率临时中央政治局进入苏区，全面主持了中央苏区的领导工作，以他个人属名发给远东局的电报也十分少见。【目前所见仅有的几件都收录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中，发报人是俄国编者根据电报落款“波戈”的署名推测的。但这几份仅有的电报所谈都是军事形势和部队作战计划，它们是否由博古所发，还是一个疑问。】因此要想了解博古个人对福建事变及其对十九路军问题的态度，目前还只能查看他的文章以及事变前后由他主持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宣传部等发出的相关指示，包括给共产国际的报告等。这部分文献中直接涉及福建事变及其对十九路军问题态度的数量也很有限。但它们毕竟还是可以让我们了解到，博古作为当时中共最高领导人，在政治上是如何看待与十九路军的谈判问题，如何认识福建事变和包括蔡廷锴在内的福建事变那些发动者和参与者的。

目前所见最早的一份中共中央直接谈及与十九路军谈判问题的电报，是6月中旬的，当时正是十九路军代表到上海尝试联络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时间。中共临时中央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提交了一份报告，里面是这样谈论他们对反蒋的国民党将领的看法和党的应对之策的：“我们打击对冯（玉祥）幻想的倾向，对蔡（廷锴）更没有幻想，而要与他玩把戏，根据三条件去夺取和动摇他的群众。冯、蔡的表示，（显示他们）统治的动摇。我们是以独立路线去进行革命工作，不是重复一九二七年的错误。”【《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大纲》（1933年6月），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514，目录1，卷宗745，第403页。】此说清楚地表明了博古中央当时对与十九路军谈判的原则性与灵活性之所在。

在福建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及其中宣部相关的宣言、指示较多。这里只举两件：一是12月初中共中央发表的告全国民众书，它公开宣称：自福建事变发生以来，福建人民政府除了空话之外，没有采取任何真正反帝与反军阀官僚豪绅地主的实际行动，这就在“事实上证明，这一政府还不是人民的，而且也还是不革命的”；一是12月10日中央宣传部给党的各级组织下达的宣传大纲，对事变性质的看法讲得更加直白，称：“福建事变是地主资产阶级反动营垒之中的一派，用新的欺骗，以民族改良主义的武断宣传来愚弄群众，缓和群众的革命情绪，阻止群众走向苏维埃的道路，以此来夺取反动统治中的领导权，去挽救地主资产阶级剥削制度的最后崩溃。”“中国的两条道路——殖民地化的道路和苏维埃革命的道路的斗争，中国的两政权的对立——地主资产阶级专政和工农民主专政——的对立，在福建事变之中格外明显出来，更加尖锐的开展出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福建事变告全国民众书》（1933年12月5日），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5）》，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032—3035页；《中央宣传部关于福建事变宣传大纲》（1933年12月10日），原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资料室藏油印件。】很明显，这两份文件清楚地显示出，福建事变发生后，博古中央不是像李德说的那样，力主直接联系并积极支持十九路军，而是明显加强了对反蒋派企图走第三条道路，与中共争夺群众的政治戒备心理。

事实上，在福建事变发生后，中共党内不少指示——少数是中共中央发的，多数是党的地方组织自己发的——都表现出了类似的担心和警觉。时任红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后来回忆时就谈到过，因受长期坚持下层统一战线方针的思维方式的影响，刚一得知红三军团彭德怀等受命与十九路军代表进行了谈判的消息，干部中间就开始议论纷纷。“说什么第三势力可以迷惑一部分人，因此，比蒋介石还要坏。还有人说，蒋介石是大军阀，福建人民政府是小军阀，我们去给小军阀当挡箭牌干什么！”聂荣臻还特别提醒道，当时有这种说法的，“有时还不是一般人”。【《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191页。】这其实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李德1939年回忆时讲的，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为什么12月前后花了四五周时间与远东局电报往来，包括自己内部研究磋商军事行动方针问题，却“没有谈到真正援助十九路军同蒋介石作斗争的问题”。实际上，直到1935年遵义会议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新的中央领导层也还是保持着同样的看法。遵义会议上，博古中央受到了严厉批评，但对于它在福建事变问题上的错误，所有批评者的认识都是一样的，即认为是策略问题和思想僵化，是“根本不了解十九路军人民政府当时的存在对于我们是有利的，在军事上突击蒋介石侧后方以直接配合十九路军的行动，这正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为了粉碎五次‘围剿’”。会议的决议仍旧明确讲：十九路军及其福建事变的参与者，“不过是反革命内部的一个派别，这个派别企图用更多的欺骗与武断宣传甚至社会主义之类的名词，来维持整个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1935年1月8日），《遵义会议资料选编》，第165页。】

如果我们能够了解中央苏区在福建事变前后接连开展的种种“路线”斗争，当不难想象，在当时中共党内那样一种高压的政治氛围下，谁能突破下层统一战线的思维，从1935年后上层统一战线的思维出发，来看待对十九路军及蒋光鼐、蔡廷锴和福建事变参加者的统战问题呢？在谈判期间以及涉及与十九路军谈判等问题的许多电报中，之所以不时会出现“玩把戏”之类的说法，正是人们在策略运用时想要努力坚持“政治正确”的一种反映。但在那样一种政治氛围下，即使只是从策略的角度来“玩把戏”，人们也还是充满疑虑：一方面，这可能给自己造成麻烦；另一方面，它也可能给党和苏区带来危险。

1943年底，在遵义会议上曾被推举为党的总负责人的张闻天在反省笔记中，对他与博古在福建事变前后的关系有过一段回忆。这段回忆既描述了作为当时博古之下党内第二号领导人，他眼中的博古是怎样的，同时也很形象地讲述了以他那样一种地位的领导人，在那样一种政治氛围中战战兢兢的尴尬和恐惧。他说，他和博古从到中央苏区后开始，就在一些政治问题上出现了分歧：

关于三条件（宣言）的了解我们一开始即有区别。博古说，三条件是宣传的号召，只对下层士兵与广大工农群众讲的。我说，三条件是宣传的，也是行动的号召，也是对上层军官说的。对于十九路军的策略，他完全采取开玩笑的态度，在军事行动上完全不配合，我则主张慎重其事，在军事上主张积极配合。但这种不同的意见，没有在正式的会议上发生过公开的争论。虽是关于十九路军问题，我曾经在《斗争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主张在这个问题上的两条战线斗争（请参看《斗争》三十六期，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其他关于经济政策也曾经有过个别的不同意见。他曾经写了一篇文章《关于苏维埃的经济政策》（没有写完），暗中是驳我的个别意见的。我总感觉到，他在无论什么问题上总要比我“左”些。我在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在个别问题上也反过“左”，如关于劳动政策上的“左”，同十九路军统一战线上的“左”，党内斗争中的“左”，肃反问题上的“左”……但是我却从来没有一次见过博古反对过任何问题上的“左”。相反的，他的拿手好戏，就是把你的反对“左”，曲解为右而加以打击。我平时就怕他这一点，怕他找到我的“右”打击我。所以我的反“左”，常常是胆怯的，在反右倾中附带说及的，或者反了一下“左”，赶快转过来说要反右。【《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整风笔记片断》（1943年12月16日），《张闻天文集》第3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217—218页。】

回忆史料的效用，很多时候并不能帮助我们准确地还原历史，但却可以帮助我们进入到历史的情境之中，更深切地体会历史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