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中国前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范承祚

访谈中国前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范承祚(1)

阿尔巴尼亚

东欧剧变的尾灯

访谈中国前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范承祚

徐鹏堂（以下简称“徐”）：范大使，您好。在东欧发生剧变的国家里，阿尔巴尼亚的情况比较特殊，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曾长期闭关锁国，但还是未能避免剧变的命运。请您先谈谈面对东欧政局激变，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采取了哪些措施，结果怎样？

范承祚（以下简称“范”）：1989年波兰、匈牙利共产党先后丧失政权，东欧政局激变。为了防止波兰、匈牙利悲剧波及阿尔巴尼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在同年9月召开的党的九届八中全会上，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阿利雅强调，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必须坚持四个“不许削弱”的原则，即“不许削弱公有制，不许削弱党的领导，不许削弱无产阶级专政，不许削弱民族自由、独立和主权”。但历史的发展并没有按照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意愿前行，相反，东欧剧变愈演愈烈，而阿尔巴尼亚也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徐：据资料记载，阿尔巴尼亚政局动荡是从1990年开始的。请您谈谈动荡时的情况。

范：这年先是在2月份，有大约2000名示威者集合在首都地拉那的斯坎德培广场静坐抗议。后到了6月底7月初，成千上万支持民主化的示威者与警察发生冲突，躲进联邦德国、意大利、法国、希腊、匈牙利等十几个外国使馆寻求避难。据说，仅联邦德国大使馆就冲进了3200人。此事经联合国调停，允许一部分难民出走，但事后阿尔巴尼亚政府却对国内的反对派进行了镇压，这大大激化了国内矛盾。

11月6日至7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举行九届十二中全会，阿利雅在会上作了题为《巩固人民政权和完善政治体制，推进民主化发展》的报告，对党的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他指出，“党的领导作用不是靠命令或法令来维持的”，“党不应直接行使国家权力”，建议修改宪法中关于“劳动党是国家唯一政治领导力量”的条款，表示要为“思想多元化”创造更加有利的组织基础。

12月8日，地拉那大学学生罢课示威，提出了“政治民主”要求，与军警发生冲突，打开了所谓的“东欧革命的尾灯”。12月11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举行紧急中央全会（九届十三中全会），决定实行多党制。当晚，阿利雅与罢课学生对话，同意他们成立独立的政党。与此同时，从12月11日至14日，在卡瓦亚、斯库台、爱尔巴桑和都拉斯等城市发生了一系列骚乱事件，政府派出大批军警到现场，局势十分紧张。12月12日，阿尔巴尼亚成立了以教师和学生为主体的国内第一个反对党——阿尔巴尼亚民主党。17日，阿尔巴尼亚人民议会主席团通过了《关于成立政治组织和团体》的法令，允许在阿尔巴尼亚成立政党和政治团体。19日，阿尔巴尼亚司法部正式批准阿尔巴尼亚民主党为合法政党。继民主党之后，还出现了共和党、农民党、生态党、民族统一党、社会民主党和独立工会联合会等反对派组织。

反对党成立后，它们向劳动党提出了推迟议会大选时间、修改议会选举法、释放政治犯等一系列要求。迫于内外压力，劳动党于1991年1月17日，同意将大选从2月1日推迟到3月31日，并允许各党派代表参加选举委员会。2月20日，发生了示威群众推倒霍查塑像事件。当晚，阿利雅宣布亲自接管政府事务，查尔查尼政府集体辞职，组成了以法托斯·纳诺为总理的临时政府。3月2日，政府赦免了最后一批在押的政治犯。1991年3月31日，阿尔巴尼亚进行了“巨变”后的第一次议会选举。大选结果，劳动党获胜，得168个席位、占总数的67.2%、民主党获75个席位、占总数的30%，希腊少数民族联盟获5个席位，老战士委员会获1个席位。阿利雅当选阿尔巴尼亚首任总统。

大选后，反对党在议会内外向劳动党展开了激烈的夺权斗争，政局继续动荡，接连发生了一系列骚乱事件。1991年4月2日，民主党在地拉那举行集会，与治安力量发生暴力冲突，造成4人死亡，50多人受伤。在斯库台的集会上，有人打出“用暴力夺取政权”和要求“斯库台独立”的标语，焚烧劳动党大楼，烧毁军车和装甲车，破坏公共设施。在地拉那、科尔察、都拉斯、卡瓦亚等地，发生一些青年人打骂和侮辱农民，抢劫牲口和农产品的事件。4月15日，阿尔巴尼亚民选议会首次会议开幕，民主党议员团以未公布“4·2斯库台事件”调查结果为由，拒不出席会议，拒绝接受劳动党提出的关于各党组成联合政府的建议，对劳动党政府及其施政纲领投不信任票。劳动党只得单独组阁，由纳诺任总理。新政府成立的第三天，以反对党为背景的独立工会联合会发起了全国大罢工，提出增加工资50%、改善生活和工作条件等17项要求。为尽快平息局势，劳动党政府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采取了增加职工工资50%和调整物价等6条应急措施。形势并未因此好转，反而进一步恶化，各地爆发了30余万人参加的大罢工，千余人绝食与群众请愿，示威游行不断，扰乱了社会秩序，全国经济和文化生活处于瘫痪状态。反对党抓住时机向劳动党发起新的进攻，要求劳动党下台，它们自组多党“救国政府”，并提前举行大选。5月29日，在地拉那市中心广场，数千名集会者与保安部队发生冲突。当晚，阿利雅总统同各党代表进行磋商，经过激烈争论，达成协议：劳动党政府辞职，成立由各政党参加的“稳定国家政府”，把1995年大选提前到1992年举行。

[62]第62节：访谈中国前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范承祚(2)

6月4日，纳诺政府宣布辞职。阿利雅任命以劳动党议员于利·布菲为总理，组成新政府，在24名成员中，劳动党和反对党各占一半。此时，阿尔巴尼亚深刻的综合性危机达到了灾难性程度，国家到了完全崩溃的边缘，经济连续下滑，工业生产大幅下降，农村无政府主义泛滥——抢夺集体土地和牲畜现象时有发生，大片果园被毁坏，未成熟的小麦、玉米和瓜菜被抢收——财政赤字每天都在增加，通货膨胀失控，老百姓苦不堪言。“稳定国家政府”疲于应付。民主党和共和党连手再次向政府发难，当政府无法满足他们要求时，民主党和共和党在11月底、12月初相继退出政府，制造政府危机。

12月6日，阿利雅任命无党派人士维尔松·阿赫迈德组成新政府，但是国家面临的危机并没有结束。12月3日至7日，在克鲁亚地区一些城乡，大批人打着民主的旗号，大肆打、砸、抢、盗商店、仓库、工厂、农场等，并与警察发生冲突，造成人员伤亡。1992年初，在卢什涅、波格拉德茨、乔罗沃德等城市，也发生了大规模抢劫经济部门和商业机构的行为，数千人涌进商店、食品厂、饮料厂等进行抢劫。在其他地区也发生了大规模的骚乱。在地拉那以东的佩钦镇，抢劫风潮持续一周。大规模的哄抢造成了新的紧张局势。

在全国陷于极度混乱的形势下，1992年3月22日，阿尔巴尼亚举行了第二次议会选举，此次大选结果，民主党以绝对优势获胜，获得全国62.08%的选票、议会的92个席位。1992年4月3日，阿利雅宣布辞去总统职务。4月13日组成了以梅克西为总理的新政府，19名内阁成员中有15名为民主党人。阿尔巴尼亚民主党之所以在大选中获胜并上台执政，除利用劳动党的错误以外，还得到了美、德、意等西方国家的物质上和道义上的援助和支持。民主党一上台执政，立即宣布民主党“是阿尔巴尼亚最大的反共力量，同时也是阿尔巴尼亚民主进程最大的领导力量”。

徐：苏联对于东欧各国党执政，乃至国家的发展，有着相当的影响。我们知道，从1944年5月第一次反法西斯民族解放代表大会上成立的第一届人民民主政府，恩维尔·霍查被任命为反法西斯民族解放委员会主席和统一民族解放军总司令开始，到1985年4月因病逝世为止，整整41年他一直是阿尔巴尼亚的最高领导人。请您谈谈在霍查执政的年代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领导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上制定的政策。

范：阿尔巴尼亚政府在解放初期进行的一系列经济改造措施，是为实现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经济创造条件。1952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二大”通过了1951-1955年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后，这个国家就像一部不停运转的机器那样，从“一五”计划到“七五”计划，每一个五年计划都按固定的程序操作：党代会讨论通过，付诸实施，总结完成（或基本完成）情况，在此基础上提出下一个五年计划的要求。每个五年计划都有它当时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我简单地将它们排列一下：

[63]第63节：访谈中国前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范承祚(3)

“一五”计划（1951—1955）——“以更快的速度继续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要求在计划结束时，“使阿尔巴尼亚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农业工业国”。

“二五”计划（1956—1960）——“要在阿尔巴尼亚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要求进一步解决所有制问题，“把扩大农业合作化作为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最主要的任务”，要求在1960年以前全国基本上实现农业合作化。

“三五”计划（1961—1965）——阿尔巴尼亚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阶段，继续进行国家工业化是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物质技术基础的主要环节。这五年的主要任务是：“在高速度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情况下，进一步发展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

“四五”计划（1966—1970）——为加速建成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要“继续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进行农业集约化”，并通过革命的途径，逐步缩小城乡之间、工农之间、脑体之间的差别。

“五五”计划（1971—1975）——全面加强国民经济，把阿尔巴尼亚从农业工业国变成工业农业国。为此，“要求进一步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农业“要进一步实现集约化和专业化”，提出：“要使集体所有制的农业合作社向全民所有制的国营农场靠拢。”

“六五”计划（1976—1980）——要求继续高速度地进行国家的经济建设，进一步全面加强国家的经济独立和优先发展重工业，“把阿尔巴尼亚建成具有先进工业和先进农业的工业农业国”。

“七五”计划（1981—1985）——要“一如既往地优先发展重工业”，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在农业方面，要在“现代化大生产的基础上发展农业”，要进一步限制乃至取消社员自留地和自留畜，建立畜牧业现代化综合体。

为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成果，1976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七大”通过了新宪法草案，交人民议会审议通过，1976年12月28日生效。这是阿尔巴尼亚解放后第二部宪法。该宪法规定，“阿尔巴尼亚是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劳动党是国家和社会的唯一政治领导力量”，“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发展过程中的统治的意识形态”。霍查在1981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八大”上宣布：“阿尔巴尼亚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任何外援和贷款而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发展和前进的国家。”

徐：阿尔巴尼亚在20世纪40年代末阿苏关系最好的年代把斯大林模式照搬到国内，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唯一模式。阿尔巴尼亚这种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经历了建立、巩固和强化的过程，请您谈谈这种模式的基本特征体现在哪些方面及其后果。

范：这种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有其如下特征：

其一，所有制的单一化，“一大二公”。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当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就宣布，已经基本上消除了多种成分的经济，代之以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1960年，社会主义成分占工业总产值的99％，占农业总产值的80％，占批发业的100％，零售商品的90％，国民收入90％来自社会主义成分。1961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四大”召开时，宣称“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到“四五”计划时，全国完全实现了农业集体化，接下去进行合并合作社运动，不断强化合作社的公有制，逐步减少社员的自留地，实行社员自留畜的合群饲养。在农业领域内，实行“一大二公”，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不断变革生产关系。

[64]第64节：访谈中国前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范承祚(4)

其二，在经济结构上，一直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针。农业走向集约化，完全不顾阿尔巴尼亚是仅有300万人的小国和原来的低水平生产力。

其三，在管理体制上，国家以统一的总计划，组织、领导和发展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按霍查1971年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六大”上的报告，可归纳为：全国统一的经济计划，统一的国家预算，统一的价格政策，统一的工资制度，统一的对外贸易。其中，具有法律效力的国家经济发展计划是计划经济体制的集中表现。企业变成了单纯依附于国家的消极的产品生产管理机构。完全否定市场经济，排斥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

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阿尔巴尼亚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就显露出其弊端，阻碍生产力的持续发展，该国“三五”计划的主要经济指标都没有完成。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却认为，“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首先由于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封锁，而在农业方面还由于恶劣的气候条件的严重后果以及在领导工作和组织工作方面的一些弱点所造成的困难”。“五五”、“六五”、“七五”三个五年计划制定的主要指标几乎都没有完成，三个五年计划的工农业年平均增长率呈下降趋势。事实证明，僵化的“斯大林模式”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主要障碍。

徐：可是，以霍查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却不以为然，他们从“左”的观点出发，拒绝任何改革。请您介绍这方面的情况，并谈谈这些年来阿尔巴尼亚经济建设的进展。

范：对于东欧国家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掀起的改革浪潮，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持否定的态度，中国80年代的改革也遭到指责，一概被斥之为“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党内有人提出要改变“优先发展重工业”，增加农业投资等正确意见，一律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帽子。

虽然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要把阿尔巴尼亚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改变成为一个“具有先进工业和先进农业的工业农业国”的目标最终未能实现，但也不能否认这些年来阿尔巴尼亚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

与战前相比，阿尔巴尼亚在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上还是有较大进展的。据统计，阿尔巴尼亚工业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从1938年的4.4％增加到1970年的52.6％，运输业和商业等比重从1938年的3.2％增加到1970年的12.9％，而农业则从1938年的92.4％下降到35.8％。1951年开始实行的五年计划使国民收入和人民生活水平都有所提高。1970年，阿尔巴尼亚实现了“阿式”的全国电气化——家家户户装上了电灯。同时，文化和教育也取得了发展，基本上消灭了文盲。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校学生70多万人，几乎有三分之一的阿尔巴尼亚人在上学。音乐、戏剧、电影和艺术等都有所发展。

阿尔巴尼亚的经济发展从纵向比较，发展不能说不快；但从横向比较，它仍然是欧洲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1979年的人均国民收入为840美元，1980年工业总产值约为1447亿列克（按1980年阿尔巴尼亚银行牌价计算，约合21亿美元），1979年农业总产值为710亿列克（约合10亿美元）。在分配领域，以平均主义为指导思想，人们的总收入相差不大，平均工资约600列克。阿尔巴尼亚个人不必缴纳任何税，房租、水、电、公共交通的费用微不足道，教育和医疗卫生是免费的。尽管工资低，但可保证每人最低的生活需要。

[65]第65节：访谈中国前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范承祚(5)

阿尔巴尼亚是个小国，但在国防上开支却很大。这个国家的领导人自认为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对付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可能发动的侵略，要求“每个公民都要准备明天就会爆发战争”。为此，在田间、山上、路旁、海边、城市和农业社的进出口处，建立了数以万计的钢筋水泥掩体和地堡，到处可以听到“全民皆兵”的说法，全国从中学高年级学生到退休者每年都要服兵役15天至20天。

徐：据说在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里，阿尔巴尼亚党内斗争是最频繁的，是这样吗？有人认为，阿尔巴尼亚形成个人专断的集权政治体制是与这种无休止的党内斗争有关联。您的看法是怎样的？

范：我也有同感。可以说，从解放初期到霍查去世，排除异己始终是阿尔巴尼亚国内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涉及的范围包括党中央政治局以及经济、文化、教育、艺术和军队等领域。

霍查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和不可避免的，承认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原则问题。

解放初期，他强调国内外敌对势力正在对阿尔巴尼亚加紧进行阴谋破坏活动，必须加强阶级斗争。当时，围绕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些重要问题，党内发生激烈的争论。第一次党内斗争是1944年至1948年发生在霍查与科奇·佐泽之间的斗争。

1944年11月举行党的二中全会，主题是对战争时期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进行分析和总结，在此基础上制定全国解放后的党的路线。佐泽、马利绍瓦、纳科·斯皮洛和潘迪·克里斯多等人认为，“党所经历的道路是由宗派主义到机会主义，由机会主义到宗派主义”的“充满错误和反常现象的道路”，霍查是“一切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错误的集中表现”，要求解除霍查总书记的职务，但未被全会通过。

1946年6月，在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霍查提出了《关于重新审查阿共二中全会的要点》。他认为二中全会以前“党的路线没有错误”。霍查的报告没有被政治局所接受。到1948年２月召开八中全会时，双方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佐泽等人指责霍查是使党内走上错误道路的“罪魁祸首”，应对中央领导中的派别活动负责。这里说的派别活动指的是党中央有人主张接近苏联，反对与南斯拉夫友好。全会上争论的结果是佐泽等人占了上风，霍查受到了批评。

正在此时，苏共中央发表了给南共中央的信件，共产党情报局于1948年6月通过了《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状况的决议》。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于同年同月底（1948年6月27日至30日）立即召开九中全会，表示完全赞同和拥护共产党情报局的决议。1948年9月召开十一中全会，认为佐泽等人自二中全会以来的活动都是南共领导幕后策划和支持的，二中全会和八中全会的决议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有害的”，这两个中央全会的决议被宣布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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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1月举行阿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把以科奇·佐泽为首的“民族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的铁托集团的代理人”开除出党。

出身于工人的科奇·佐泽是最早参加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斗争的领导人之一，在1941年的建党会议上被确定为负责党的组织工作。被开除出党时，他担任阿共中央组织书记、政治局委员、政府第一副总理。

1949年5月至6月，经地拉那法院审判，佐泽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判处其他人5年至20年不等的徒刑。查一下“一大”的选举结果，就会发现：除了在“佐泽案件”中明确站在霍查一边的干部以外，几乎所有过去的中央委员都没有被“选”入新的中央委员会。这些落选的中央委员，几乎无一幸免地成为以后一连串党内斗争的对象而被清除出党，乃至送交司法机关进行刑事追究。据统计，仅1950年至1951年在“审查党证”的名义下，就开除了党员3776人，占当时党员总数的8％左右。在1953年清理干部队伍的过程中，中央各部委被清除的有5235人，各区和各企业清除了2529人。

以后，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内的斗争连绵不断。霍查经常强调阶级斗争正日趋尖锐，“右的危险、机会主义的危险是我们党的最大危险”。霍查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二大”的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激烈地、正确地和全面地把阶级斗争进行下去”，在党内则“要激烈地、毫不妥协地开展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例如，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屠克·雅科瓦和贝德里·期巴修案件”，1956年的“地拉那市党代会案件”，1973年至1975年揭发和处理的三个“反党集团”——文艺、宣传界的“法迪尔·帕奇拉米和托迪·卢鲍尼亚集团”、军界的“贝基尔·巴卢库、佩特里特·杜米和希托·恰科集团”、经济界的“阿卜杜勒·凯莱齐、塞·蒂奥多西和基乔·恩杰拉集团”，以及引起世人震惊的80年代初发生的“谢胡自杀”事件。

据外界估算，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阿尔巴尼亚因政治问题被处决的达45000人，另有90000人左右被关在各地的18个集中营、6个监狱和7个劳改营中。对一个解放初期全国人口刚过百万，目前人口也才320万的小国来说，这些数字确实是骇人听闻的。

无休止的党内斗争，造成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一是霍查等人容不得一点不同意见，造成人人自危的氛围，政治生活毫无生机，窒息了党内民主。二是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框架内，必然形成对霍查的唯命是从；在阿尔巴尼亚，对霍查的个人崇拜发展到令人吃惊的地步。三是党在路线、方针、政策上的错误得不到纠正。可以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极“左”路线最终导致了亡党结局。

徐：阿尔巴尼亚建国后与西方几个主要国家，如美、英、联邦德国等，一直没有外交关系。以后，随着国际共运内部的争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批判“和平共处”的同时，理论上不作具体分析地把与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行动，一概斥之为“投降主义”。这种极“左”的理论，加上为了要保持自己的“反帝英雄”形象，当然也就更加不能与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了。而阿尔巴尼亚长期奉行闭关锁国、自我孤立的对外政策也突出反映在它与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与南斯拉夫、苏联和中国的关系方面。请您先谈谈阿尔巴尼亚与南斯拉夫关系破裂的原因。

[67]第67节：访谈中国前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范承祚(7)

范：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初期，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两个共产党和稍后两个国家之间，建立了比较密切的关系，但1948年6月28日，当共产党情报局通过关于南斯拉夫问题的决议，开除了南斯拉夫共产党时，以霍查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共产党迅速向斯大林靠拢。在1949年东欧开展的所谓“清除铁托分子”政治运动高潮中，阿当局借机对亲南的科奇·佐泽等人进行了审判，阿南关系随即全面中断。这一对邻国关系的破裂，有以下几个因素起作用：

首先，南阿两国在历史上存在领土和民族等问题。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塞尔维亚人和黑山人都向阿尔巴尼亚人提出过领土要求：塞尔维亚人一心想得到亚得里亚出海口；黑山人则企图得到阿北部的斯库台，由意大利和黑山来瓜分。阿尔巴尼亚人则认为，科索沃和居住着阿尔巴尼亚族人的南斯拉夫其他地区，是列强不公正地从阿尔巴尼亚抢走的领土，这些领土属于阿尔巴尼亚，应当归还。霍查也曾经说过：“对于南斯拉夫的阿尔巴尼亚人来说，民族问题是一个一直在流血、需要包扎的伤口。”而南斯拉夫则一直指责霍查是“大阿尔巴尼亚沙文主义者”，有建立“纯种的大阿尔巴尼亚的野心”。

其次，南阿双边关系的破裂也是阿尔巴尼亚国内政治斗争的结果。南斯拉夫早在阿党建党初期，就对霍查不满，而倾向于支持科奇·佐泽。阿尔巴尼亚同莫斯科的联系最初也是通过南斯拉夫介绍的。斯大林早期曾向南斯拉夫领导人了解霍查的情况。南斯拉夫领导人在向斯大林介绍霍查情况的同时，推荐了当时任阿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组织书记的科奇·佐泽。1948年2月，阿共中央委员会批准了由科奇·佐泽提出的将阿南两国的经济体制和武装力量合并的申请，作为两国政府联盟的一个重要步骤；同时，批评了反对科奇·佐泽的霍查。南斯拉夫虽然不欣赏霍查，而霍查却是阿尔巴尼亚当年的最高领导人。可见两国关系在比较密切的时候就潜藏着很大的隐患。共产党情报局事件出炉，正好可以使霍查通过苏联来遏制南斯拉夫的影响，并打击科奇·佐泽等反对派。

最后，由于斯大林在当时的威望以及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苏南关系的破裂不能不波及到包括阿尔巴尼亚在内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如果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得不支持共产党情报局的决定的话，那么阿尔巴尼亚则是自觉自愿的。在共产党情报局决议发表后不到48小时，阿尔巴尼亚就采取了措施，中断了阿南两国的友好关系，并发表特别声明，宣布阿尔巴尼亚“完全一致”支持共产党情报局决议。在斯大林逝世、赫鲁晓夫上台的20世纪50年代中期，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逐步改善了同南斯拉夫的关系。阿尔巴尼亚不仅仍然拒绝同南斯拉夫恢复正常的外交关系，还认为其他国家改变对南斯拉夫的态度是不可容忍的。

徐：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关系破裂后，苏联在阿尔巴尼亚的地位代替了南斯拉夫，成为阿尔巴尼亚最主要的盟友和直接的支持者。但10余年后，阿苏关系也彻底破裂。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68]第68节：访谈中国前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范承祚(8)

范：共产党情报局事件以后，霍查等领导人抓住时机，迅速站在斯大林一边，猛烈抨击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1949年2月，阿尔巴尼亚加入了同年1月由苏联、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组成的欧洲经济互助委员会（简称“经互会”，稍后加入的还有东德、蒙古、古巴、越南）。20世纪50年代初，位于地中海区域的阿尔巴尼亚优良港湾发罗拉成了苏联海军的潜艇基地。苏联对阿尔巴尼亚经济建设进行了大量援助，阿尔巴尼亚对此非常感激。阿党领导人普遍宣称：“如果没有苏联，我们是不能获得自由和独立的；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我们也不能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这就像白天里的太阳一样清楚。”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随后，传来了苏联与南斯拉夫改善关系的信息，霍查被召去莫斯科会谈。1953年12月，阿尔巴尼亚勉强同意恢复1948年以来中断了的阿南关系。随着苏联国内政策的某些调整，劳动党内也“掀起波浪”：出现了有人对霍查路线的批判，提出要求放慢工业化速度、对宗教实行温和政策、实现党内民主化等主张。以后，又有人提出了所谓“非斯大林化”的纲领。

1953年7月，阿尔巴尼亚政府改组过程中，霍查虽然继续留任总理，但失去了原先兼任的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的职位；谢胡留任内务部长，却失去了党中央书记的职务。1954年7月，在“集体领导原则”的名义下，霍查又辞去总理职务，由谢胡接任。1956年苏共二十大的“冲击波”同样影响到阿尔巴尼亚，党内要求民主化、与南斯拉夫关系正常化、替科奇·佐泽恢复名誉的呼声时有出现。苏共通过苏斯洛夫和波斯别诺夫给阿党做说服工作，要求他们为科奇·佐泽平反。

在这一风云突变的日子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坚持了原来的意见，拒绝为佐泽翻案。当赫鲁晓夫开始与南斯拉夫调整关系，特别是1955年苏南《贝尔格莱德宣言》的签署和1956年苏南《莫斯科宣言》的签署，阿党对此大为不满，认为“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空前的事件，是对兄弟党共同决议的公开践踏，是对其他党的蔑视”。阿党认为，苏南重新接近“实在是一场灾难”。“南斯拉夫是一个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国家”。霍查认为，南斯拉夫是匈牙利事件的根源。

对于霍查的上述言论，铁托则反唇相讥称霍查是一个“只知道口头上说说‘马克思主义’就再也讲不下去的自命的马克思主义者”。

阿尔巴尼亚对苏联公开表示不满的导火线，是由赫鲁晓夫在阿尔巴尼亚少数民族问题上言论引起的。1960年5、6月间，希腊自由党领袖维尼齐洛斯在雅典报纸上发表了一个文件——他稍前同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会谈的记录，其中提到，他曾要求苏联领导人向阿尔巴尼亚政府交涉，以改善居住在阿尔巴尼亚南部的3.5万名希腊少数民族的状况。赫鲁晓夫回答说，他不知道这个问题的详情，但他又说，在即将举行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将询问霍查，并尽快通报维尼齐洛斯。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对赫鲁晓夫允诺过问阿尔巴尼亚少数民族问题非常不满，认为这是“干涉内政”。

[69]第69节：访谈中国前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范承祚(9)

在这种情况下，霍查、谢胡拒不参加同年6月各国共产党首脑出席的罗马尼亚工人党的代表大会和各国共产党首脑举行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仅派党内第三号人物卡博作为代表参加。1960年9月3日，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激烈抨击维尼齐洛斯，但没有点赫鲁晓夫的名。之后，霍查拒绝跟随赫鲁晓夫出席1960年9月召开的联大紧急会议，也未出席1960年9月12日的阿苏友协招待会。至1960年11月8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时，霍查在会上猛烈批判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政策，指责赫鲁晓夫是“共产主义理想的叛徒、懦夫和修正主义者”。

苏阿两党关系的恶化进程发展到从言论到行动，从意识形态到国家关系。1961年，停泊在阿尔巴尼亚发罗拉基地的8艘苏联潜水艇和它们的护航舰撤离了这个海港，经直布罗陀海峡和波罗的海回到苏联。苏联中断了运输给阿尔巴尼亚的工业设备。1961年10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公开号召“罢黜霍查和谢胡”。1961年底，阿尔巴尼亚宣布退出经互会。这样，阿尔巴尼亚与第二个最主要的“盟友”和“支持者”苏联脱离了关系。

徐：阿尔巴尼亚和苏联关系的破裂应该不仅仅是由于赫鲁晓夫过问了阿尔巴尼亚的少数民族问题，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吧？

范：是的。其根本原因在于如下几点：

第一，阿尔巴尼亚不同意苏联调整同南斯拉夫的关系。对于赫鲁晓夫“未经其他党的同意就作出前往贝尔格莱德，跪倒在铁托面前的这一单方面的、专横的决定”，霍查感到十分不快，并表示“我们不能去同铁托分子拥抱与和解”。阿尔巴尼亚不能容忍苏共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关于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结论，坚持认为南斯拉夫是修正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的“帮凶”，并为此指责赫鲁晓夫策划了“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场阴谋”。

第二，阿尔巴尼亚反对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召开，非斯大林化过程进一步深化。正是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苏联和阿尔巴尼亚正式分道扬镳。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指责阿尔巴尼亚要对两党关系恶化、阿尔巴尼亚脱离“社会主义阵营”负责。在他看来，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之所以反对苏共所奉行的消除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后果的方针，原因在于阿尔巴尼亚仍在采取苏联在个人迷信时期采取过的同样一些方法，而这些方法导致了镇压，消灭了一大批正直、著名的共产党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则攻击赫鲁晓夫的讲话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形形色色的帝国主义分子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分子效劳的”。苏共二十二大作出决议把装有斯大林遗体的棺材挪出红场上的陵墓，《人民之声》报立即对此事进行抨击，并对斯大林大加赞扬。

第三，阿尔巴尼亚不仅反对赫鲁晓夫提出的“和平共处”等理论，更反对苏美领导人之间的所有接触。霍查认为，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主张在理论上和革命实践中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苏联修正主义集团在各个方面都已成了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死心塌地的盟友和帮凶。”

[70]第70节：访谈中国前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范承祚(10)

第四，阿苏关系建立之初既不平衡，也不稳固。早在二战后的初期，阿苏关系即存有芥蒂。当年，苏南领导人之间关于建立巴尔干联邦、包括把阿尔巴尼亚并入的问题，曾多次进行会晤磋商，并获得某种共识。加之苏联对阿尔巴尼亚经常表现出的大国主义和冷落、轻视的态度，加深了一向对此十分敏感的阿尔巴尼亚民族孤立感。

徐：中国和阿尔巴尼亚之间的关系曾对阿尔巴尼亚具有很重要的影响。您曾经写文章专门谈中阿关系经历的“春夏秋冬”4个政治温期。请您简单介绍一下其中的情况，以便我们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有更深入的了解。

范：新中国成立以后，中阿于1949年11月23日建立外交关系。以后，差不多整个20世纪50年代就是两国关系的“春季”。由于我们新中国从建国之初起，就主张世界上的一切国家、政党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稍后又提出反对大国主义，反对“老子党”，这就赢得了阿尔巴尼亚的信任。

特别是1954年，中阿两国在对方首都建立大使馆，此后两国的政治关系发展得很顺利，经济关系不断增强，文教、科技交流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1954年这一年，还互派了留学生到对方的高等院校学习。我就是中国首批派赴阿尔巴尼亚学习的6名学生之一。建立大使馆后，我方给阿尔巴尼亚提供为数不多的无息贷款，赠送了一些急需的物资，如粮食、奶粉等农畜产品、学校实验室的文教用品等。通过科技合作，我们向阿尔巴尼亚传授淡水养鱼、加工服装、制作粉笔等技术。另外，我们还为阿尔巴尼亚访华的各种代表团、组和人员提供往返的国际旅费和整套衣着。阿尔巴尼亚也一再感谢我们对他们处境的理解，感谢我们在自己经济尚处于比较困难的情况下给他们“雪中送炭”。阿尔巴尼亚的主要领导人霍查还于1956年来京参加中共“八大”，许多领导成员先后访华。我们国家的一些领导同志也去访问阿尔巴尼亚。

可以这么说，整个20世纪的50年代，中阿两党两国间基本上没有矛盾和冲突。阿对中方十分信任，中方对阿同情有加。双边关系给人以“温暖如春”之感。

20世纪50年代的中后期，苏联推行大国沙文主义政策，60年代开始对阿尔巴尼亚不断地施加压力，导致1961年阿苏断交。这个时候，阿尔巴尼亚就和我们一起共同反对苏联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斗争中互相支持。在整个60年代至70年代初的较长岁月里，堪称两国关系的“夏季”。1969年4月，就在中共九大开幕和闭幕的时候，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跟霍查都出面，先后发来了长篇的贺电。他们称：“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文化大革命的光辉不仅照耀了全中国，而且光芒放射到全世界，让帝、修、反望之发抖。”

这段时间里，中阿双方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的问题，对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侵略扩张政策，有着基本一致的看法。苏阿断交后，苏联就停止了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中国不仅把原先苏联全部的援助项目统统包了下来，而且不断扩大、增加对他们的援助，以至于对阿尔巴尼亚的要求几乎是有求必应。这就使得中国和阿尔巴尼亚的关系在几乎所有的领域获得全面发展。

[71]第71节：访谈中国前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范承祚(11)

在中阿关系堪称“夏季”的20世纪60年代，为发展这种“特殊关系”，双方均有过非寻常的举措。可以归纳为各自的“三大支持”。就中方对阿方而言，有：一、周恩来先后于1964年、1965年、1966年三次正式访阿，使中阿关系“从一个高峰发展到另一个高峰”。二、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的名义，1966年电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五大”，其内容有人们广为熟悉的语句：形容中阿关系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称赞阿尔巴尼亚是“欧洲的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明灯”。三、在中国“文革”高潮的1968年，因阿尔巴尼亚为反对苏联侵捷而退出“华沙条约”之举，中方一次性就向阿方提供30个成套项目的援助。这个数字占了我国从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所有援阿项目的四分之一。据统计，1954年至1978年间，中国对阿尔巴尼亚援建经济、军事项目高达100余个，先后派遣了6000余名工程技术人员去阿尔巴尼亚从事援建工作。就阿方对中方“三大支持”而言，有：一、比任何国家都坚决支持中国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和苏联霸权主义；二、在各主权国家中，独家支持中国“文化大革命”；三、自始至终地支持我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它是当年联合国大会这项提案的主要发起国之一。阿尔巴尼亚跟阿尔及利亚等国一起，多年来一直站在这场斗争的最前沿，“两阿”同我们密切合作，团结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为数众多的非洲国家，最后，在1971年的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终于使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得以恢复。

但阿尔巴尼亚国家，其主要领导人在涉及跟超级大国关系的问题上，是很敏锐。1969年9月，我们接待赴河内参加越南国家主席胡志明葬礼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过境，周恩来总理和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晤。阿尔巴尼亚对这件事很反感，当即表示反对。因为中苏政府首脑接触这件事，阿甚至在出席我们建国20周年庆典问题上，还特意降低了规格。本来应该是总理来的，后来降为副总理。1971年秋和1972年春，我们先后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和尼克松本人访华，引起了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强烈不满。阿尔巴尼亚一号领导人霍查向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写来了指责中方的“万言书”，其报刊据此发表了两轮从措词到内容都极不友好的文章。中阿关系从此进入了“秋季”，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所以，1972年这一年也是我们跟阿尔巴尼亚关系由热转凉的“转折年”。

刚刚我回忆到70年代初的两国关系的往事，基本是可以定位到春夏“两季”。从1971年到1972年开始，由于阿尔巴尼亚反对中国接待尼克松访华和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的启动，导致中阿关系转入“秋冬”。1975年，我本人作为使馆参赞重来阿尔巴尼亚工作，虽然馆内情况还好，但是外界的“形势”日趋恶化了。1976年11月，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七大”以来，其主要领导人公开攻击中国内外政策，并对两国间的经济、技术合作进行刁难。到了1978年，阿尔巴尼亚不计后果地反华。尤其是身居高位、左得出奇的那位首脑人物，一而再地亲自对我国当时的内政外交进行全面攻击。他指名大骂中国领导人，不管是逝世的毛泽东、周恩来，还是在职的华国锋、邓小平，说中国这几位领导人是马列主义的“叛徒”。他还骂黄华外长、主管副外长余湛，刘振华大使。而中国却骂不还口，不予置理。驻阿尔巴尼亚大使馆的人员身居一线，听到、看到的东西可多啦。尤其我们懂阿语的外交官，每天从报刊、广播、电视里，接触到的都是他们的反华声浪。这样一来，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一发不可收拾，直到1978年秋两国关系破裂。

[72]第72节：访谈中国前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范承祚(12)

徐：我们接待苏联总理柯西金过境和周恩来总理同柯西金进行会晤，以及我们又先后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和尼克松的举动，使阿尔巴尼亚认为中国“变修”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一直自诩是正宗的马列主义政党，稍后又以“世界革命中心”自居，请您谈谈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指导思想和政治路线，以及给阿尔巴尼亚国家带来的后果。

范：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指导思想上一向以“左”的倾向占主导，后来又日益发展为极“左”的路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末，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对时代问题的认识上和对国际形势的分析上，思想僵化，片面固守列宁《帝国主义论》的观点，始终没能摆脱“世界处在帝国主义崩溃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理论的束缚，陷入“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不能自拔。

阿尔巴尼亚领导人霍查主政期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共召开过八次常规代表大会。每次开会，霍查在其政治报告中都大谈特谈资本主义的腐朽、没落、危机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强调：经济危机吞噬着世界上每个国家，资本主义世界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社会道德败坏、局势动荡，而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则“没有危机和腐败，只有发展、前进、繁荣、欢乐、团结、革命热潮、乐观主义和对未来的坚定信心”。在谈到国际问题时，他总要强调：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企图摧毁社会主义，扑灭革命，主宰世界；世界形势由于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霸权行径而混乱、复杂、紧张，阶级冲突席卷全球。1981年霍查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八大”上所作的报告中，甚至惊呼世界正面临大战危机，强调“世界形势孕育着解放战争和革命，孕育着全面战争和局部战争”；“虽然世界大战的火焰尚未点燃，但是已经爆发的局部战争和已经形成的危险的战争温床可能会导致一场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爆发”；“事态的发展表明，不是帝国主义把世界推向一场新的灾难，就是各国人民将制止战争”。

由于对形势和时代的错误判断，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不仅始终拒绝对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改革，而且还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统统视为“修正主义”而加以批判；始终没能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多次丧失发展自己的宝贵机遇。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错误分析国际形势和周边环境的同时，长期推行一条“御敌于国门之外”、“四面出击”、把阿尔巴尼亚变成“一座坚不可摧的军事堡垒”的备战方针。该党不顾国家经济的承受能力，耗费宝贵的资金和物资，在全国狭小的国土上修建了数10万个钢筋水泥碉堡，大搞全民皆兵，大力备战，致使全国上下为时刻准备迎击“来犯之敌”而惶惶不可终日。

特别是，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和苏共、中共断绝关系后，更加不自量力，俨然以“国际共运旗手”、“世界人民的指路明灯”和“世界革命中心”自居，大张旗鼓批判南共、苏共、中共、欧洲共产主义等“形形色色修正主义”，大力推行“反帝、反修、反对一切反动派”和积极输出革命的“全面出击”、“打倒一切”的政策。

[73]第73节：访谈中国前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范承祚(13)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错误认识和政策，既不符合客观实际，又违背了人民的要求和愿望，更使自己陷入极其被动的国际环境之中。后果是极其严重的。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周边环境急剧恶化，群众不满情绪爆发。面对危机局势，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党的领导人惊慌失措，多数中高级干部对社会主义事业失去信心，带头放弃共产党的主张，举起社会党的旗帜。

徐：阿尔巴尼亚党长期推行极左路线，对内搞“割资本主义尾巴”、“穷过渡”，经济状况不断恶化，这对阿尔巴尼亚党执政造成了什么影响？

范：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执政47年，始终实行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从未进行过经济改革。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由于先后有苏东集团和中国的大量援助，阿尔巴尼亚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国家面貌变化较大，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群众中享有较高威望。70年代中期以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同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分道扬镳，并把自己贴上“世界上唯一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标签。

为显示其社会主义优越性，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经济领域推行极左政策。这一政策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70年代中期以后，在实行闭关锁国、自给自足、关起门来建设“社会主义”的“完全自力更生”的这一政策的指导下，除国际贸易外，阿尔巴尼亚拒绝与“帝、修、反”国家进行一切经济合作，在宪法上明确规定，禁止出让租界，禁止“帝、修、反”国家在阿尔巴尼亚建立公司、合资公司及其他经济、金融机构，禁止接受外国贷款，致使阿尔巴尼亚经济与全球经济严重脱节，大大落后于时代发展，出现资金短缺、物资匮乏、科技落后、设备陈旧、生产率低下等经济困难，并长期得不到解决；二是在农村搞穷过渡。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不顾本国社会生产力的实际情况，对阿尔巴尼亚社会发展阶段作出超前的主观主义估量。从1971年开始，把农业生产合作社集体所有制改成全民所有制，初级社转高级社，高级社转国营农场。国家直接向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投资，对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实行有保证的工资制。这种盲目追求“一大二公”的政策给国家财政造成不堪忍受的重负。与此同时，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否定、排斥农民自留经济的作用，限制自留经济数量，砍掉农村的集市贸易，严重伤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给农业经济造成很大破坏。

70年代中期以后，阿尔巴尼亚国民经济形势每况愈下，工农业生产发展速度放慢乃至停滞、倒退，国民收入连年下降，外贸额下滑，赤字增加，食品和日用品供应日益紧张，不少商品凭票供应，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得不到满足，生活水平每况愈下，与周边国家和欧洲国家的差距不断扩大，群众不满情绪日益增长，蓄势待发。1990年7月，在首都地拉那，大批青年群众，在光天化日之下，大规模闯入外国大使馆，要求避难和移民。与此同时，在海滨城市都拉斯和发罗拉以及边界地区，也接连发生了大规模群众性的外逃事件，全国各地爆发罢工、绝食、冲击党政机关等群众性抗议活动。在社会骚乱迭起，政局动荡不安的形势中，反对党乘机成立、举事，对执政当局步步紧逼，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则节节败退，最终由于失去人民群众的支持而兵败如山倒。

[74]第74节：访谈中国前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范承祚(14)

徐：霍查逝世后，阿利雅作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他执政情况如何？

范：霍查逝世后，阿利雅作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他谨小慎微，墨守成规：既未平反过去的冤假错案，也未纠正党的“左”倾路线，更未提出一条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阿尔巴尼亚实际相结合的、真正反映人民根本利益和要求、具有强大号召力的思想政治路线和一整套正确的方针政策。当东欧剧变的风潮冲击到阿尔巴尼亚时，大批在历次“路线斗争”中受迫害人员和“政治犯”结成团体，与政治反对派相呼应，向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讨还冤债，并得到群众的同情。与此同时，阿尔巴尼亚党的领导层也分裂成“改革派”和“保守派”，双方展开激烈的斗争。尽管高层领导中的“改革派”处于有利地位，把一大批“保守派”开除出党，扫清障碍，以推进改革，但此时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已经元气大伤，失去战斗力。而所谓的“改革派”，实际上是一批随机应变的机会主义者，既无深思熟虑的改革思想和理论准备，也无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他们不得不在西方反共势力和国内反对派的强大压力下，且战且退，直至照搬东欧其他国家社会民主派的纲领，彻底放弃共产党的追求，从左倾教条主义转变为右倾机会主义。

徐：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但还是没有摆脱被和平演变的命运。西方势力在促使阿尔巴尼亚党丧失执政地位方面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范：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保守僵化，闭关锁国，同样未能抵挡住西方和平演变攻势的冲击。阿尔巴尼亚长期自诩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党的领导人始终以极左思想对待外部世界，将苏东国家对传统体制的修补和中国的改革开放一概斥为“复辟倒退”。他们混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与闭关锁国、自我孤立的区别，认为只有经济上的自给自足，才能保持独立与主权。因此，他们进出口要绝对平衡，不允许有外贸赤字，不允许有任何外债，不允许有任何合资经营。他们严格控制老百姓与外国人的来往，甚至对外国入境人员的发型、衣着都有严格规定。然而，西方的和平演变攻势仍然无孔不入，仅隔海相望的意大利通过广播电视反复宣扬的“自由和富足”的西方生活方式，就引得不少阿尔巴尼亚人的矛盾被激发出来。社会上一方面出现大规模的示威，另一方面出现大规模的外逃，海上偷渡或闯入外国驻阿使馆要求避难。东欧大多数国家剧变发生后，西方国家便将阿尔巴尼亚视作“斯大林主义在欧洲的最后一座堡垒”。他们借机加紧对阿的和平演变，中断了与阿尔巴尼亚本就不多的一切往来，大加施压，使阿尔巴尼亚处于极度孤立之中。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内外交困，最终走上了同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一样丧权垮台的不归路。

徐：胡锦涛总书记在论述党的先进性建设这一重大思想时，曾深刻指出：“世界上一些曾经长期执政多年的大党、老党特别是原苏联、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先后丧失执政地位，原因很多，从根本上说是因为这些政党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目中丧失了先进性。”您认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之所丧失先进性，进而导致丧失执政地位，主要原因是什么？在党的建设方面有什么教训？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从中应当得到什么启示？

范：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其前身为1941年建立的“阿尔巴尼亚共产党”，1948年更名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成长和执政过程中，有两点不同于其所在地区的东欧多数国家原共产党、工人党：第一，主要不是靠外部因素，而是自己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意、德法西斯先后占领本国的情况下，领导阿尔巴尼亚人民战胜法西斯，建立人民共和国。党在人民群众中有过深厚的基础。第二，阿尔巴尼亚党从不搞“右倾机会主义”，而总是以“左”的一套路线、方针建设社会主义，并以此参加国际共运活动和奉行外交政策。但阿尔巴尼亚党一贯保守僵化，没有与时俱进，没有把理论同实践很好地结合起来，也就不再具有先进性，从而失去群众，丢掉政权。其原因似可简言概括为如下几点：

一是政治路线上长期奉行“左”倾教条主义，“左”得出奇的指导思想，长期频繁地自我“折腾”，导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内外交困，四面楚歌，最终彻底失败。

二是阿尔巴尼亚党的组织原则遭到破坏，宗派主义愈演愈烈，“内耗”严重。个别主要领导人掌握和滥用“生、杀、予、夺”大权，顺者昌、逆者亡。不断清洗“反党集团”，扣以叛徒、特务、间谍“罪名”，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造成大量冤假错案，致使党在关键时刻分崩离析。

三是霍查“自毁长城”，斩将乱军，分期分批地处决了几乎所有的阿尔巴尼亚国防部和总参、总政的高级军官，挖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为反对党轻易地乱中夺权提供了有利条件。

四是经济上长期搞穷过渡，挫伤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生活改善的信心；一向靠外援的比重太大，得来容易，一旦失去，便穷根再现，捉襟见肘，无法向群众交代。

五是在国际上得罪人太多，甚至连“中阿友好”这个对阿尔巴尼亚国计民生“有百利而无一弊”的大因素也不要了，最终落得个在面临“灭顶之灾”时“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悲惨下场。

总之，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失败的教训最主要的，还是极左指导思想作怪。这是根源所在，其教训是深刻的。

徐：感谢您接受采访，并作出如此精彩且深入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