拱北1952 当葡军遭遇四野边防军 新中国首次中外军事冲突（快资讯）

“四野”解放广东大陆后，鉴于香港、澳门地理位置和历史原因，中央提出了在香港、澳门实行“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

建国之初，我国对待与澳门、香港旧殖民地之间所谓“边界”的态度是：“既不承认，也不否认”。不承认所谓“领土”边界，但同意以此交界地带为军事警戒线。

驻防珠海拱北的，是解放军公安10师29团兼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边防局第五分局。

当时，葡澳当局对新中国政权还存有敌意，“边界”冲突时有发生，而且有升级的趋势。

譬如，驻澳葡军由向我边防哨兵做肢体和表情挑衅，到吐口水，甚至对我哨兵做持枪瞄准姿态。从放警犬过界，升级为武装士兵越境。

我边防部队遵循的是：“既不挑衅，也不示弱”的军事斗争原则。

7月25日16时，驻澳葡军1名黑人士兵侵入我军事警戒线内，被29团执勤哨兵喝退。

18时，又1名葡军士兵借关铁丝网之机，将隔离拒马向我警戒线内推移数米。

这一行动，就等于改动了当初双方认可的军事警戒线边界，属于入侵行为。

正在执勤的公安29团1连3班长宋有增果断猛扑上去，将越界葡军士兵制服在我方界内（抓了个“现行”），并用枪托猛击葡兵臀部。

葡军派出8名士兵赶来增援，用刺刀刺伤宋有增右臂，将葡兵救回。同时，关闸工事内的葡军使用冲锋枪向我哨位射击。带伤的宋有增果断以冲锋枪予以还击。

就这样，双方由“冷战”演化为“热战”，这就是“关闸事件”的缘由和开端。

第二天(7月26日)，公安29团1连仍旧派出哨兵（张焕来）冒生命危险，上岗执勤。

葡军没有照常派岗，而是先派士兵将25日推入我警戒线内的拒马拉回（消除入侵痕迹）。随后，突然向我执勤哨兵射击，张焕来当即中枪负伤。

1连立即展开火力压制，将张焕来救回。同时，我2线阵地以机枪、60迫击炮予以还击。当场将侵入的9名葡军击毙3人，击伤3人。

一时间，关闸警戒线两边枪炮齐鸣，葡军的炮弹竟打到了我方国旗杆附近。国旗杆上的绳索被打断，国旗在徐徐往下落。

1连副连长邢起和战士苏广照立即跃出工事，扑到国旗杆底。苏广照蹬着副连长的肩膀，把旗绳接起来。

就在他们接好旗绳，拉升国旗时，葡军又一发炮弹落下，邢起、苏广照倒在血泊中。但他俩在牺牲前，仍用最后力气将国旗升到了杆顶。

公安10师29团是在半年前，刚由广州移驻拱北接防的。葡军认为我边防守军只是地方守备部队。对方并不了解，公安10师即是“四野”45军158师，从东北打到广东，参加过“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和“衡宝战役”的野战部队。

为打掉葡军的嚣张气焰，打出我国威军威，7月27日，29团集中92步炮、轻重机枪，以密集火力向敌军开火。顿时，葡军营房、工事浓烟滚滚。葡军被击毙5人，伤14人。

8月2日，中方宣布封闭关闸通道。

长期依赖广东中山县供应粮食、蔬菜乃至水源的澳门立时恐慌。澳门市民强烈要求葡方与解放军谈判，尽快解决冲突。

正对军事冲突一筹莫展的澳门当局顺势委托澳门中华总商会理事长何贤、马万祺先生与中方接触沟通。

中共华南分局书记叶剑英认为“目前我国与葡萄牙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不宜与澳门当局直接接触，他们委托民间代表来与我们谈也好。”

我方将谈判规格定为：广东边防第五分局局长(公安29团副政委)李庆棠与澳门民间代表接触。

公安10师师长(兼广东边防局局长)李道之则坐镇前方指挥作战，并指导谈判。

1952年，我志愿军正在朝鲜战场与美军作战。毛泽东主席对“关闸冲突”的处理原则是：“大国从严，小国从宽。葡萄牙是小国，可以宽大处理。”

一、此次军事冲突系由葡军挑衅引起，澳葡当局必须向中国政府认错、道歉；二、葡兵挑衅是由于双方距离太近，葡军士兵越界引起，葡军必须退哨 50米脱离接触，并保证今后不再侵犯警戒线；三、澳葡当局必须赔偿我百姓及客轮、民房的损失。

对于中方提出的“宽大政策”，即“认错、道歉”、“退哨50米”和“经济赔偿”三项条件，葡方澳门总督不愿接受，尤其不愿为此认错和承担责任。

据此原则，我方向澳葡当局提出：

因此，中葡谈判从8月1日开始，便形成打打谈谈状态。

为彻底打掉葡军气焰，和澳葡当局的侥幸期望，除继续封锁关闸通道外，我方还从华南军区增调炮兵置于交战状态，持续向葡军施压。

此时，仅有1500人的驻澳葡军已经清醒地意识到，在军事上，已不可能与我四野的野战部队抗衡。

最终，在我方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压力下，澳葡总督不得不全盘接受了我方提出的条件。

8月23日，葡方代表保罗向我方递交了书面认错、道歉信，并同意将葡军警戒线，退后50米，还作出“今后绝不再滋事挑衅”的保证。另向我民间赔偿4亿7千万元(旧币)损失费。

1952年7月的拱北关闸军事冲突，是我国应对的第一次中外军事冲突。我边防部队(公安10师)遵循“不挑衅，也不示弱”的军事斗争原则，在“有理”、“有节”的前提下，还及时、“有力”地对挑衅敌军予以了坚决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