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抗疫本质区别浅谈

文章来源：共青团中央

一、牛刀小试

1920年初夏，四川重庆、巴县发生霍乱，七月即延及成都、雅安、乐山等45个县市。

对于这场疫情，《四川省志》这样记录：

“疫势之烈、朝发夕死、路断行人、家家闭户。”

当时在成都讨生活的苦力们，面对疫灾和生存的双重压力，只好在自己身上挂一面刻着自己姓名、住址的“腰牌”，以期若不幸死在路上，或许还能有家人前来认尸①。

无独有偶，1917到1918年，山西、绥远等地爆发鼠疫，时人描述：

“风凄雨愁、无天无日、白昼相逢、人鬼莫辨。”

后来的《浑源县志》的记录则更加直白

“路断行人、哀嚎遍野。”

然而，“哀嚎遍野”的情境纵然凄惨，却已经比“十室九空”的绝望好了很多。

1932年，云南思茅县爆发疟疾，死亡者高达2万余人，而全县总人口也不过3万。

……

那年那时，人间惨剧，不胜枚举。

是当时的政府不作为么？

也不算是。

事实上，在民国时期，无论是北洋政府和还是南京政府，对待疫灾都表示了起码的尊重。

早在1919年的3月，因绥远、山西等地鼠疫的倒逼，北洋政府就已经在国家层面（内务部卫生司下）成立了中央防疫处，负责统筹规划、疫病和疫苗研究等业务，做了很多工作。而各地的常设或临时防疫部门，各类《传染病预防条例》（1916）《防疫人员恤金条例》《防疫人员奖惩条例》《临时防疫处防疫规则》《临时防疫处办事规则》《火车检疫规定》也相继建立和出台，体制机制不可谓不健全细致。

再加上中国防痨协会、中国卫生教育社、中国红十字会等民间组织的积极主动，乡土士绅的慈善和中西医家的作为，力量不可谓不强大。

但是疫情一来，依旧还是该传染传染，该死人死人。

死很多人。

据相关学者统计，在民国时期的37年间，仅鼠疫、天花、霍乱、伤寒、疟疾等法定传染病和指定传染病造成死亡人数达万人以上的重大疫灾次数就高达59次，平均每年1.6次，死亡人数共计高达250万人之多。

而且这个数字还不包括那些至今都没有找到疫病名称的疫灾，比如：

1912—1917年间，新疆和田连续发生瘟疫，死亡者10万余人。

1918年，云南个旧等地发生疫情，死亡1.4万。

1918年，湖北应山瘟疫，死亡3万余人。

1919年，云南永胜疫情，死亡1万人。

1925年，四川省发生瘟疫，死亡达20万之巨。

1928年，湖南会同发生疫灾，死亡近3万人。

1930年，甘肃旱灾引发瘟疫，死亡高达50—60万人。

1931年，青海因“牛羊传染”传染至人，死亡高达26万余人。

……

那年的中国贫弱至此，那年的国人命如草芥。

据悉，在那年的国民政府内部报告（卫生部中央防疫署1936）中，有这样一段话：

“经费短缺和冗员过多等原因，严重束缚了手脚。冷漠甚至充满敌意的地方官员，无知而刁钻的地方群众，更使防疫工作的开展，难上加难。”

这是他们自己找到的原因。

其实，如果按照一般官僚体系的视角，这个原因找的还算是准确。

但是，如果我们深入历史细节，或许可以从同时期的另外一群人身上找到更为深刻的答案。

1945年，莒北县出现儿童麻疹。那个组织得知后，带领群众迅速行动。仅仅三天后，“凡是发现有出痧子这种病的村子，孩子们均已得救！”

同样还是莒北县，2月，横沟村爆发流行性感冒和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短时间内病倒84人，死亡22人。然而在那群人的带领下，仅7天后“疫病停止传染现状。”

疫情无大小，任何大灾大疫的传播都是从小开始的。莒北县两次疫情能够迅速而神奇地“归于平淡”，本身就是一件值得深思的事情。何况还是在那年那些人被国民党和日寇称为“穷鬼”，食品、药品和弹药长期缺乏的情况下。

所谓“善战者无赫赫之功、善医者无煌煌之名”，大抵如此。

当然，这只是那群人的牛刀小试，后面还有天大的危难等待着他们。

血吸虫。

二、太祖长拳

血吸虫（尾蚴）肉眼无法观察，只要人或动物接触了含有血吸虫的水10秒以上，即可被侵入体内感染致病。感染后，若不及时治疗，便会伤及肝脾等脏器，而后危及生命。患病者“肚子像西瓜，脖子像丝瓜，手臂像黄瓜”，妇女难以生育，儿童难以发育，极易引发“侏儒症”。

据考古人员在马王堆西汉女尸等处发现的血吸虫卵来看，该病在我国至少有2100多年的历史。解放前，血吸虫病害就已经遍及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和上海等12个省市的350个县（市），患病人数约有1000多万，受威胁的人口在1亿以上。

病害直接导致疫区人民成批死亡、田园荒废颗粒无收。以感染较严重的上海青浦县任屯村为例，在解放前的20年间，该村就有499人被血吸虫病夺去生命，占全村人口的一半。全村有121户全家病亡，28户死剩1人，活下来的461人中，97%感染血吸虫病，连续七八年听不到一个婴儿的哭声，被人称为“鬼村”。

再如湖北省阳新县，1940年代就有8万多人死于血吸虫病，毁灭村庄7000多户，荒芜耕地23万亩，200多头耕牛染病后无一存活。各地疫区呈现出“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人间惨状，各种“无人村”、“寡妇村”、“罗汉村”、“棺材村”比比皆是。

纪录片《战“疫”》引用的60-70年代纪录片《送瘟神》片段

而面对这样一个几千年来都束手无策的“瘟神”和如此急难险重、全球罕见的疫情，那群人的领袖却硬是发出了斩钉截铁的号召：

“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

从中央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的成立，到疫区各级党委相关领导机构的建立，从防治血吸虫病医院和防治站的建设，到公社生产队治疗点的设立，再到大批医务人员的纷纷响应、深入疫区，为群众进行诊治，在他们的带领下，人民群众爆发出前所未有的伟力。

那些年刚刚高中毕业担任农村“赤脚医生”的李兰娟院士曾回忆，她们会“上门一家一家去收大便，做大便孵化，发现大便孵化阳性的就是血吸虫感染的病人，我们一个生产大队1300多人，查出来有260多个人大便孵化阳性，国家医疗队就下来，用门板把床铺搭起来治疗”……

而在预防上，伴随着新中国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召开。一场以“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为指针的轰轰烈烈的爱国卫生运动就此开启。从此，不仅消灭血吸虫迎来了全新的契机，整个卫生工作也上升为一项全民的事业。

消灭钉螺

到了1956年，那群人更是发出了“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各地从清垃圾、通渠道、洁水源、建厕所，到消灭苍蝇、蚊子、老鼠、蟑螂等害虫，开始切断疾病传播途径。连不喝生水、不在河塘里洗马桶、不用生粪施肥、规划牲畜专用池塘等等这样的细节都会向群众做面对面的宣传。

为了消灭血吸虫的唯一宿主钉螺，灭螺大军纷纷行动。江西余江人民更是集思广益，在发明土埋钉螺法的基础上，将水利建设与灭螺结合起来，开始了以“开新沟填旧沟”为主要工作方法的埋螺工程。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仅余江一地，人民群众就用双肩挑出了416万方土，填平了347条旧沟和520口水塘，既扩大了耕地面积，还消灭了钉螺，全县的面貌焕然一新，余江县也成为了疫区中最先消灭血吸虫病的县。

1958年6月，在看完记述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文章《第一面红旗》后，他心情激动、夜不能寐，提笔写下了那首不朽诗篇：《送瘟神二首》：

送瘟神 二首

读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晓，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诗作发表后，极大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战疫”热情。此后，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广东、上海、福建、广西和浙江五省也相继宣布消灭血吸虫病，其余7省的血吸虫病疫区范围已有较大的压缩，疫情大为减轻。

虽然到1980年代，由于种种原因，血吸虫病呈现疫情回升的趋势，但此时的新中国在国力上也非昨日可比，到2003年进行统计时，全国的血吸虫病人已经由建国初的1160万人降至84万人左右，下降了93%。再到今天，全国12个血吸虫病流行的省份，已经全面实现了血吸虫病传播控制目标。

可以说，那群人就是用愚公移山的精神，带领人民群众硬生生地将几千年来横行无忌的“瘟神”无情斩杀。

而再回头看民国时期，两相对比之下，不难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国民政府有中央防疫处，新中国有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

国民政府有各种规章，新中国也出台各种制度；

国民政府协调各类社会资源，新中国也发布各种号召动员社会力量；

至于建医院、修设施、清水源等等等等，属于防疫抗疫的必然科目，更是大同小异。

但为什么结果就是天差地别，生死迥异？

正如某部著名喜剧中的台词：

同样是一式太祖长拳，为什么有的人施展出来，就是惊天动地，而有些人却像放了一个屁？

1931年11月，新生的红色政权就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当中这样规定：工农人民享有免费医疗服务，政府应该开展卫生预防运动。次年3月，便开始推行《强固阶级战争的力量实行防疫的卫生运动》和《苏维埃区暂行防疫条例》，在苏区范围内掀起了一场“灌输卫生常识于一般劳苦群众”的卫生防疫运动。

而就在这样一个运动中，那个组织对她的各级领导干部提出了如下6个问题，要求后者随时拷问自己：

1、是否在政治动员之下，广泛的号召群众起组织性的进行卫生工作？

2、群众对卫生情绪怎样？

3、能否注意卫生？

4、党团员在群众中作用怎样？

5、与当地群众的关系怎样？

6、是否有脱离群众的事？”

这是将人民群众形容成“无知而刁钻”的国民党官老爷们永远都无法理解的6个问题。

想不通这个问题，别说是一式“太祖长拳”，就算再精妙的“招法”，在他们手上也不会产生真正的效果。

三、那群人，从未离去

同样的无独有偶，在90年后的2020年，一张“基层干部改造设计图”在微信朋友圈火了。

图中的抗击新冠疫情的基层干部被画了三张嘴、四只眼睛、四条腿、六只手，分别对应了填写表格、通知、发放物资、堵截人员、测体温、看检查组脸色、听上级指示、领取文件等。对此，某些媒体从“反对形式主义角度”发表评论：“别把村镇干部逼成‘千手观音’”。

但实际上，如果我们把这张略带调侃意味的图片和90年前苏区的那6个问题放在一起，就会明白：

那群人其实从未离去。

如果把90年前的那群人画成图，同样会是三张嘴：一张在夜校和识字班上教群众认字，一张给群众灌输卫生防疫知识，一张向组织汇报工作情况；四条腿：走家串户作服务、上级部门听指示、重点场所做检查、突发事件在现场……不会比90年后的今天轻松多少。

而根据微博网友@全真道士梁兴扬

的不间断统计：截至2020年7月1日，我国因“战疫”共计牺牲工作人员538名，这里边有解放军指战员、有公安干警、有基层干部、有医护人员……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平凡而又伟大。而就这538名牺牲的英烈中，有357名其实是属于那群人。可见，今天的那群人，也不比90年前的那些前辈差了多少，依然像90年前那样，将鲜红的党旗插在了前沿阵地。

当年的那群人中，有一名叫做傅连璋的同志（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奠基人、创始人之一，开国中将）曾经回忆：

在那些年，我们在红军内有许多医药问题。我们的问题不仅仅是去照顾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如果只是这个问题，那是比较容易解决的。但是我们无论到什么地方去，住在什么地方，我们还必须照顾当地的一切居民。在旧的统治下，这些地方的人民从没有得到任何无报酬的医疗。他们有各种各样的疾病，所以我们的医院马上成为周围居民的公共医院了，而且他们的需要比我们红军和政府还要大些。我们的医生和药品马上给人民服务，有时为此而不得不牺牲我们对红军的照顾。

而今天的那群人中，也有一名叫做陈薇的同志（中国工程院院士、军事医学研究院研究员，少将军衔），她是科学家，也是抗击SARS的功臣，新冠疫情爆发后，不仅直接带队增援武汉、夜以继日研发疫苗，更是将自己研发的新冠病毒疫苗第一个打在了自己身上，成为了第一个疫苗临床试验接种的志愿者。

可见，今天的那群人，一如90年前的那些前辈。

只有那群人，才会毫不犹豫地付出远超出自身工资水平的劳动强度，甚至付出生命；只有那群人，才能切实打通工作上的“最后一公里”；也只有那群人，才能真正获得人民群众的爱戴，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带领人民群众一起，凝聚成真正意义上的不可战胜的力量。

四、“抄作业”和“没法学”

当我国新冠疫情得到一定控制，“战疫”取得阶段性成果，而世界各国疫情不可抑制的持续爆发，特别是美国感染数量激增时，很多网友高呼：“赶紧‘抄作业’”，意思是希望各国能够学习和参照中国“战疫”模式，迅速控制疫情。

然而事实上，这些网友其实并不明白：

“抄作业”是不可能的，这辈子都不可能。不是他们不想抄，而没有了那群人，中国的这一式“太祖长拳”，他们学不会。

疫情来临，拥有1000多万人口的武汉说封城就封城，决心一定，十四亿人民群众说配合就配合，以高度自律的状态参与“战疫”，不串门、不聚会、不恐慌，主动戴口罩、网络献爱心，全国物资供应良好、物价居然高度稳定，这种人民群众与那群人之间的互相信任，别的国家怎么学？

疫区告急，人民军队4000余医护人员率先驰援，全国各地42000多名医务人员、180多个医疗队陆续奔赴，火车没了增开、航班没了加设，火神山、雷神山和方舱医院的迅速搭建，各科研、医疗机构的合力攻关，电力电信邮政建筑金融石化等行业的全力支持，“一省包一市”的对口支援，全国各地的联防联控，统一协调的应急物资保障，这种基于那群人领导和指挥才能实现的全国联动，别的国家怎么学？ 

除夕夜的“神兵天降”

2020年3月5日，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在线上直播中表示，目前新冠感染只有一百多人，这对美国的医疗体系来说，可以从容应对。

3月26日，张文宏在线解答留学生、华侨华人抗疫问题时再次表示：美国检测速度非常快，显示了美国的科技力量；而美国的ICU病床数量在全世界都是高的，重症也可以得到很好的治疗。

然而事实证明，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疫情，美国的民主党与共和党不仅未能携手抗击疫情，而且各怀“鬼胎”。由于民主党人反对，共和党版的第三轮紧急经济援助计划，在参议院3月23日的程序性投票中再次未能达到60票的门槛，宣告失败。截至4月中旬美国国会仍旧没有就下一步应该怎样应对疫情达成一致。

而在两党激烈党争大背景下，由于美国重灾区的各州的州长多为民主党人，由共和党主导的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的合作也开始产生严重分歧。而美国总统特朗普更是“雷句”频出：

从一开始的“病毒会自己消失的”、“我们认为我们已经很好地控制住了局势”、“数天内，新增病例数就会降至零”；

到后来的“我们的策略很有效果，许多好事都会发生”、“一切都很棒，我们会变得非常好”；

再到后来的“我们的确诊人数突然上升”、“不检测就没有病毒”、“都是奥巴马政府的错”、“都是世卫组织的错”、“都是中国的错”，甚至公开号召将消毒液注射进人体抗疫、在疫情高涨的情况下尽快复工等等。

没有人比我更懂……

再加上美国民间因利益诉求不一致导致的各类消极抗疫行为和积极复工游行……美国的疫情愈演愈烈，截至北京时间7月22日，人口约3.3亿的美国，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400万例，累计死亡数量更是超过14万人。

首席科学家曾光曾指出：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疾控中心，在世界公共卫生系统中长期处于领导地位，他们有许多经验丰富的杰出专家。但问题在于，美国社会有自己的特征，中国能做的很多措施，美国是做不到的。

确实，美国是当前世界上最强大、最富有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科技水平最高、医疗卫生条件最好的国家，同时也是被一些人认为最民主、最自由、最讲人权的国家，法律最健全、体系最完备、对病毒研究最深，各类NGO组织最发达。就在新冠疫情爆发的前几个月，还曾在纽约主办了一场名为“案件201”的疫灾预演。

但为什么新冠疫情真的一来，还是该传染传染、该死人死人，死很多人？

五、历史教科书

习近平同志曾讲：“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而新冠疫情的全球流行正如其所言，就是一本近在眼前、徐徐翻开、无比生动鲜活的历史教科书。

“经费短缺和冗员过多等原因，严重束缚了手脚。冷漠甚至充满敌意的地方官员，无知而刁钻的地方群众，更使防疫工作的开展，难上加难。”

当我们重新审视这段国民政府这段的内部报告内容时，你是否觉得的可以与当前的某些国家一一对应？

如果按照特朗普的视角：是不是被奥巴马政府遗留的问题和各项规则“严重束缚了手脚”？

而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之间、各州政府之间在储备和采购医疗物资方面产生矛盾，相互抢夺医疗资源。联邦政府的指令形同虚设，各州自行其是，加利福尼亚等州因对联邦政府不满，联合起来公开对抗联邦政策等等，是不是那些“冷漠而充满敌意的地方官员”？

至于各地纷纷爆发的各类群体性聚集和抗议、游行等等，是不是“无知而刁钻的地方群众”？会不会使他的“防疫工作”的开展“难上加难”？

一如当初的国民政府。

而从联邦各州的视角出发则是：当新冠肺炎确诊人数逼近100万大关时，联邦政府不仅没有及时向地方提供支援，反而设立关卡、围追堵截，将多地原计划运往医院的物资以“收缴充公”的名义分给私人企业。

据美国媒体《情报员》报道，联邦政府于3月底截获了马萨诸塞州订购的300万枚口罩。无独有偶，《迈阿密先驱报》也报道，4月中旬，迈阿密戴德县应急部门购买的100万个N95口罩遭到了联邦政府“接管”。而据美国网站《共同梦想》报道：“白宫制定了一项所谓的‘空中桥梁计划’，旨在将各类个人防护用品置于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的协调之下，交付给私人企业体系，然后再由企业以盈利方式卖出，而非发放给各州”。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则更加直白的指出：“空中桥梁计划”的白宫负责人是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该计划旨在让美国联邦政府于全球范围内寻找个人防护物资，之后移交美国私人企业，各州必须经过竞争，才能从这些私人公司购买物资。

一如当初利用捐助和援助款大发国难财的蒋宋家族。

某个著名的电影有这样一句台词：“麻匪是一定要剿的，不剿不行”，但问题是剿匪一定要出钱，而问题的关键是“谁出钱？”

约翰逊及其政府在想“谁出钱？”

所以英国有了无情无耻以及无理取闹的“群体免疫”。

特朗普及其政府也在想。

所以反复横跳，各种操作。甚至提出“大号流感”、提议美国尽快复工、出现倡导“贫穷老人可以为国牺牲”以拯救美国经济的冷漠奇谈。

而那群人则从不想这个问题。

红军自己都缺医少药，但一样要免费给人民群众治疗。苏区政府尽管经费匮乏，却毅然将“工农人民享有免费医疗服务”写入《宪法大纲》。新中国一穷二白，却依然做到“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消灭血吸虫病”。面对新冠疫情，那群人一如从前，“战疫”不遗余力。

在国内基本控制新冠疫情后，那群人说：“对我们这样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能在较短时间内有效控制疫情，保障了人民基本生活，十分不易、成之惟艰。我们也付出巨大代价，一季度经济出现负增长，生产生活秩序受到冲击，但生命至上，这是必须承受也是值得付出的代价。”

我们常讲“贫穷限制了想象”。

但实际上，限制想象的，首先是你的心。你因何揭竿而起，又因何万里长征，你因何托起炸药，又因何而舍身捐躯。

这个心是你的心愿，也是你的力量之源。

面对新冠疫情，那群人的最高领导坚决指出： 

“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

这是那群人的最初心愿。

因为这个心愿，那群人将疫情防控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因为这个心愿，所以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提出疫情防控工作与有序复工复产的16个要点和15个要求。

因为这个心愿，各地党委履职尽责，社会各方面全力支持，从英勇奋战的医务人员，到勇挑重担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从协同攻关的科技工作者，到坚守岗位的社区工作者、公安干警、基层干部、志愿者，再到不辞劳苦的快递、环卫、抗疫物资生产运输人员，亿万普通劳动者在那群人的领导下默默奉献，打响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筑起了抗击疫情的巍峨长城。

那年那时，那群人怀抱着那个心愿，所以战无不胜、无所不能。

今时今日，那群人依然怀抱着那个心愿，所以无所不能、战无不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