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锋、常娜 |南海话语权建设的关键是要争取到更多的国际盟友、话语盟友（上）

【编者按】7月13日，美国国务院发布了一份针对南海问题的声明，外媒称之为“美国首次就南海领土争议公开表明立场”。这标志着美国扔掉了以往“不选边，不站队"的立场，也是美国"制衡中国”手段的再次升级。南海问题，不仅事关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更关系到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是中国不容侵犯的核心利益。本组文章将近期刊发于《探索与争鸣》杂志，为深度剖析南海问题，本公众号特提前编发，供读者思考。

南海话语权建设的关键是要争取到更多的国际盟友、话语盟友

朱锋 | 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特聘教授

常 娜 | 南京大学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本文近期将刊载于《探索与争鸣》

原题《中美大国竞争与南海话语权建设》

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非经注明，图片来自网络

近 10 年来，南海问题已经成为中美关系中最为突出的话题之一。美国政策界和学术界普遍认为，南海问题是在国内政治走向之后，影响美国的中国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第二大因素。从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到特朗普政府，中国的南海维权与维稳行动，开始实质性地被美国视为是中国想要“改变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以及试图通过“修正主义国家行为”来改变亚太地区的地缘战略版图的代表性“例证”。

然而，中国拥有南海诸岛的主权和相关的海洋权益具有无可辩驳的法律和历史依据。美国在很长时间内认为美国的南海政策是不介入南海沿岸国的主权争议，只是表达对南海地区稳定与和平的战略性关注。但近年来，美国的南海政策已经发生了历史性变化。美国不仅通过挑战和否定中国的南海主权与权益主张，来增强其从外交到军事深度介入南海事务的合法性，更是通过全面否定中国的南海主张来扩大其对东南亚国家的战略影响力，让美国扮演所谓站在东南亚国家一边制衡中国这个“欺凌者”的地区秩序“稳定者”的“合法”角色。中美两国的南海竞争不仅涉及军事、外交、政治和经济，更涉及南海议题上的话语权竞争，这已经成为中美战略博弈的重要内涵。因为两国南海政策话语权竞争既关系到各自行动的合理性、合法性，更关系到两国南海政策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动员力。

中美战略博弈与南海话语权竞争升级

政策话语权（policy discourse）是一个国家对外关系与国际影响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话语权的定义尽管存在着复杂的学术争论，但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话语权的内涵说到底，就是具体的政策议题能否构建起具有国际影响力和说服力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话语权是国家间权力和利益竞争的战略性资源。 

 美国涉南海声明

由于国家间关系，尤其是大国关系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利益、规则和价值的竞争关系，一个国家在具体的政策问题上能否培养和树立有效的话语权，不仅是维护自身利益的关键，更是在具体的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过程中不断扩大和提升自身的利益诉求、确立自身利益行动合法性和赢得国际支持与理解的基础。大国竞争中尤其如此。大国关系中的权力、利益竞争，不仅是硬实力和软实力的竞争，更是政策议题上的合理性、合法性和可行性的大国博弈。特定议题上谁掌握话语权，谁就能在大国博弈中占据先机和主动，就能动员更多的国际资源壮大和巩固自己的诉求.一国话语权的薄弱和劣势地位，将实质性地制约其在大国竞争中的国际说服力、影响力和动员力，也将难以避免地使其在特定政策议题上处于守势，甚至劣势。

话语权建设在当前南海维权和维稳斗争中越来越具有战略意义。其中的原因首先是南海主权争议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中国拥有对南海岛礁主权和相关海洋权益合法诉求的充分历史和法律依据。但在历史依据、海洋法主张和领土主权问题上，中国和南海其他声索国“各执一词”的争议状况由来已久。尤其是 1945 年前，在很大程度上，东亚国际体系是一个弱条约规则的国际体系，同时又是一个“弱民族国家体系”。南海主权声索的国家实际管辖权受地区体系因素的影响，长期处于“弱条约”规范和“弱实控”管辖的状态。

第二个原因是随着全球力量对比“东升西降”引发的南海地缘战略竞争的复杂化，美国等西方国家将南海视为遏制中国崛起的重要地缘政治节点，美国开始深度介入南海问题。随着中美两国关系进入所谓战略竞争对手时代，美国对南海的政策已形成全面与中国对抗的局面，从中立走向对立。南海主权争议事实上已经让位于西太平洋海域最为重要的大国地缘战略博弈。美国等其他“域外大国”，从自身的海洋安全与地缘政治利益出发，对中国军事力量发展的战略戒心空前上升。为此，美国等国已经纷纷开始改变原来在南海岛礁主权争议上不持立场的态度，开始一边倒地倾向于东南亚国家。南海主权争议已经成为美国等国家在南海限制中国影响力扩大、打压中国海上战略存在的重要筹码。这不仅进一步激化了南海岛礁主权与海洋权益的竞争，也给中国南海主权诉求的话语权建设带来了空前的压力。

中国驻美大使馆回应美国涉南海声明

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军在中国周边海域的军事行动频率明显上升，在中国实控岛礁附近示威、挑衅。美国在南海一面加强海上军事活动频次，一面通过推进印太战略联手盟国企图对抗中国在海上的崛起。2019年以来美国在南海的军事战略出现了诸多显著变化。第一，美国首次宣布把中国海上民兵、海警和海军这三种海上力量一视同仁，都视为中国的海上军事力量。第二，过去的美菲军事同盟并不涵盖南海诸岛，2019年2月美国官员明确表示，美菲军事同盟涵盖南海诸岛。原来美国不希望因为美菲军事同盟而被菲律宾拉进与中国在南海的军事冲突，现在则相反。五角大楼已经主动表示，只要中国在南海诸岛对菲律宾动武，就可以自动启动美菲军事同盟，美国要承担保护菲律宾安全的义务。第三，美国的南海政策要保护南海现状，不仅维护同盟的安全利益，还要维护安全伙伴的安全利益。这一变化是针对越南、马来西亚和印尼的。2016年奥巴马总统离任之前最后一次亚洲之行就是访问越南，强调美国和越南要建立全面合作的安全伙伴关系。特朗普2017年1月上台后，在白宫会见的第一位亚洲国家领导人，也是越南总理阮春福。

美国依仗世界唯一超级大国长期拥有的国际话语权优势，不断在南海问题上抹黑和攻击中国，谋求将维护霸权国利益、排挤中国海上力量发展、妖魔化中国的南海维权主张和拉拢更多南海周边国家加入美国打压中国阵营的各种行动和图谋“合理化”和“正常化”。美国的南海话语权塑造和推销近年来呈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显著特点：

第一，美国试图利用其话语权优势把中国塑造成不负责任国家和在南海地区的“欺凌者”形象，指责中国凭借自己的优势力量“欺凌”周边的中小国家，东南亚国家则被说成是弱小力量抵抗强权的代表。

第二，美国政府官员和学术界都试图把中国在南海的维权行为解释为破坏规则和现有秩序，宣称是中国“制造了”南海问题，指责中国在南海的维权和维稳行动是想要“改变现状”，威胁周边国家领土和地区安全，以此挑拨中国和东盟国家关系。

第三，坚持要求中国接受不合理和不合法的2016年菲律宾南海仲裁案裁决，试图让中国在南海岛礁主权与海洋权益问题上放弃自己的主张，吞下南海仲裁案裁决的“苦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后，美国以维护国际法治和海洋秩序稳定、和平为由，将中国不接受的态度解读为与国际法、国际体系的对抗，进一步塑造中国“规则破坏者”的形象。 

第四，把美国不断扩大在南海的军事存在和军事威慑说成是美国为了保障印太地区基于规则的秩序，也是为了弱化中国对南海周边中小国家的“欺凌”。

第五，美国为强化中国的负面形象，把中国界定为“麻烦制造者”，打造的另一南海话语是“航行自由”问题。“航行自由”是国际法基本准则之一。海洋权力如何分配，军舰在专属经济区的航行自由，军舰进入南海是否需向中国报告等问题是美国关注的重点。特朗普政府重新包装这一概念，在增加美军舰在南海航行的频次的同时，将“航行自由”作为美国对抗中国在南海的崛起、维护自身海上利益的话语工具，宣称中国的岛礁建设等维权行动危害其航行与飞越自由。 

7月15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组织记者会

中国从未妨碍民事和商业船只在南海的自由航行，维护南海的航行自由符合中国的利益，中国政府在多种场合坚定地表明了这一立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4 年在澳大利亚演讲时表示 ：“保障海上航行自由安全对中方至关重要。” 2015年习近平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演讲时再次强调航行自由对中国发展的重要意义，他说 ：“航行和飞越自由从来没有问题，将来也不会有问题，因为首先中国最需要南海航行通畅。”  然而特朗普上台后，为了进一步打压中国，在南海执行的旨在挑衅中国主权与安全的“航行自由行动”，从频率到规模到航程选择都更加具有咄咄逼人的海上军事威胁意味。2017年，美国在南海执行了7次海上航行自由行动，2018 年是6次，2019 年是9次，2020 年1—4 月执行了3次。

2020年1月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欧洲和美国相继成为疫情中心。把疫情与中国正常的、例行的南海维权和维稳行动挂钩，是疫情暴发后美国政要、媒体的南海话语“更新”的重要内容。疫情期间，中国在南海例行的海军训练行动也被美国等西方媒体炒作成中国想要利用疫情改变“南海现状”。4月13日，中国派出了“海洋地质八号”勘探船前往万安滩执行科研考察任务，招致了越南政府抗议。美国马上帮越南“撑腰”，指责中国试图通过强制执法在南海制造排斥他国海洋权益的“新常态”。  4月18日海南省三沙市设立西沙区、南沙区。这些原本正常的南海维权和维稳举动，引发了西方和东南亚媒体的攻击和指责。疫情期间，美国军舰在南海的活动有增无减，越南的小动作不断，我国与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的海上摩擦也时有发生。

但西方媒体认定疫情是中国南海行动的“战略窗口期”的话语设置，使中国许多正常行动受到过度解读和应对，南海局势变得更加严峻和复杂。东南亚和西方媒体关于南海问题的报道完全呈现了“一边倒”的态势。这是新冠肺炎疫情使得涉华国际舆情空前复杂的根源之一。我们需要对此高度重视。

中国南海话语权建设的进展与短板

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国的南海话语权建设已经取得了不少进展，概括起来，可以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中国的南海主张，包括主权主张、海洋权益主张变得更加清晰，可操作性更强。中国关于南海的主权和海洋权益主张包括：1.南海诸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有历史的传承。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和相关权利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为历届中国政府长期坚持、中国国内法多次确认，受到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保护。2. 中国海洋权益的根据是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主权，并对相关海域及其海床和底土享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中国政府的这一一贯立场为国际社会所周知。3.中国在南海享有历史性权利。中国在南海的历史性权利与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不可分割，是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在南海从事生产生活活动，以及中国政府对南海相关海域长期管辖的结果。中国在南海的主权有充足的依据，近年来已通过政策文件、相关白皮书等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清晰、明确的论述。

第二，应对菲律宾南海仲裁案的话语权竞争，中国一直坚持“不参与、不接受、不承认、不执行”的立场，同时在外交、法律和舆论界积极发声，对南海仲裁案及仲裁裁决给予了坚定、明确、毫不妥协的反击。2016年7月，南海仲裁案裁决即将出台之际，中国智库同美方合作在华盛顿召开“中美智库南海问题对话会”。中国前国务委员戴秉国发表主旨演说，指出“南海仲裁结果只不过是一张废纸”。中国学者也积极在海外学界发表学术论文，反驳仲裁裁决。  2018年5月，中国国际法学会发表题为《南海仲裁案裁决之批判》的研究报告，揭示了南海仲裁案裁决在事实和法律方面的重大谬误。牛津大学出版社在《中国国际法论刊》（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以专刊形式出版该研究报告英文本，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近期美国和杜特尔特政府重提南海仲裁案问题，中方立场非常明确——绝不谈判，绝不妥协，绝不回头，仲裁案问题对中国来说一张废纸论绝不可能修复。

第三，尽管南海各方存在较大海洋权益争议，但是实实在在的外交解决方案在不断推进。中国与东盟国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了以规则求和平稳定、以合作促发展的探索之路。2002年签订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DOC）确立了“南海规则”。为落实宣言，近年来“南海行为准则”（COC）磋商不断取得积极进展。中国与东盟已经召开了18次高官会和30次联合工作组会议，2019年4月的东盟外长会对 COC 积极进展从东盟的角度做了报告。2019年11月李克强总理在泰国曼谷出席第22 次中国－东盟（10+1）领导人会议时表示，在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同努力下，各方提前完成COC单一文本第一轮审读，确立在2021年完成愿景，启动第二轮审读。 

第四，中国应对南海问题的国内法律、历史和外交的准备越来越充分，南海主权和海洋权益诉求的证据链工程也在不断取得新进展。当前中国南海问题研究包括主权、海洋权益维护、维稳、强化海上安全建设等方面，南海研究和维权工程已经成为中国维护主权、安全与发展等核心利益的关键性举措。

然而，中国的南海话语权依然存在着短板，仍然具有较大的提升和成长空间。尤其是在特朗普政府以美中战略竞争的名义对中国实施贸易战、科技战、媒体战、留学战，甚至未来还有金融战的新形势下，中国南海话语权建设的战略意义越发突显。加强中国外交的话语权说服力和影响力，提升中国南海主权与海洋权益主张的国际感召力和动员力，已经成为中美长期战略博弈的必然要求。为此，我们需要正视中国南海话语权建设存在的问题，并在这个基础上不断寻找弥补中国南海话语权短板的有效途径，其意义已经远远超过南海问题上的维稳与维权，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美战略竞争的未来态势和走向。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第一，在涉及南海话语权的斗争中，历史、法律、外交、安全等领域的研究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割裂态势。国内在南海话语权斗争问题上存在两大误区，一是认为历史证据的时间追溯段越长越好，历史研究过分强调“自古以来”，有些被认为是证明南海岛礁主权的重要依据，并不充分准确。现代的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司法裁决所采用的历史依据不会超过一百年。现代的民族国家体系、法律体系，跟中国历史研究表述有时是两个不同的话语体系。二是法学家过分强调主权证据的数量。法律具有严肃性，不能用个人意志随意解释。目前法律证据看似很多，但是很多南海法律主张在国际上反应并不强烈。究其原因，核心问题就是法律解释一定要有回音，要符合法律话语主流的国际规则，否则就成为自说自话。当前南海话语权建设，不同学科之间各说各话，各有一套非常明确的主张、意见，但是彼此之间很难形成真正的交集，未能构成有力的话语力量。

第二，南海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宣介方案不够清晰、具体。例如，南海断续线作为中国的海洋权益线，具体内容如何界定，中国所享有的断续线内的海洋权益究竟是共享的、还是排他的？这些海洋权益在他国的专属经济区海域如何实施管辖？这种“模糊性”使得周边国家无法准确把握中国在南海行为的真实意图。中国如果无法使周边国家了解自身意图，周边国家就会错误解读中国岛礁建设等维权行为，不仅对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不利，也不利于南海地区的稳定。这种情况下，中国海洋经济和海上军事力量的强大会引起周边国家的不安和警惕，美国营造的“中国威胁论”也会找到传播土壤。另一方面，相关政府部门采用以时间换空间的态度和手段，认为时间在中国一边。但南海问题上使用时间换空间的方法会被他国理解成拖延战术。中国解决南海问题应该用空间换时间。其他南海争议国对于南海争端有明确的战略，而中国缺乏清晰的战略表达，目前提出的概念过于宏观。尽管中国政府、媒体和学界反复强调自身和平崛起的意愿、共同开发的方案，但是周边国家仍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海上力量的现代化感到不安。

第三，今天中美战略博弈呈现崭新态势，中美地缘战略竞争的重点已经从亚洲的大陆转向了亚洲的海洋。亚洲的海洋日益成为中美冲突较劲最主要的战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南海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模糊性和争议性对建设南海话语权十分不利。南海问题在中国整个对外和安全战略中处在什么地位，如何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危和机同生共存的情况下，审视南海问题和中国的长远战略利益之间的内在关联，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如何加强中国南海话语权建设

从理论上来说，话语权需要具备四个方面的要素。第一，话语的定位、塑造和采用，必须和国际主流的价值体系、规范体系一致。在国际事务中进行权威地写作和表达的关键，就是基本概念和问题逻辑的使用要符合主流逻辑的价值和规范。第二，话语权需要具有非常清晰的实证和理论来源，其数据要权威、可靠、清晰。第三，话语权构建需要具有内在完整的逻辑体系，需要平衡话语权体系中的主体和客体，并在主体和客体之间建立可沟通的方式。第四，权威的论述一定要有共鸣，或者说国际的回音，并且把这种共鸣和回音作为一种话语体系的观点。换言之，不是自说自话，孤立地表达，而是有盟友、回音和支持。

话语权构建不是简单地说对方是错的，自己是正确的。而是要明确双方冲突要点与争论的客观依据，以及逻辑推论的完整性究竟在哪里。具有说服力和影响力的话语体系，必须要做出清晰的、逻辑一贯的、具有实证和理论依据的判断，从而真正从与国际主流话语体系相一致的逻辑和概念系统，来论证和说明“对方错在哪里、己方对在哪里”。与国际主流话语体系相一致和相互兼容的权威论述，才能具有对竞争方的说服力，才能引起国际共鸣，才能增强自身话语体系的国际影响力和说服力。说到底，话语体系的构建不是自说自话、自我表达，而是符合国际主流话语体系的内在概念和逻辑体系，并能在国际社会中获得响应和支持。这样才能最终确立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把话语权建设应用到南海问题上，其要达到的目标是：一是让中国的南海岛礁主权和海洋权益主张能够得到广泛的国际理解与支持 ；二是中国在南海合理、合法的维权与维稳行动能够获得更多的尊重与拥护 ；三是中国保持南海稳定与合作的政策主张——例如“域外国家”要减少和停止插手和干预，中国和东盟携手建立和制定南海稳定与合作的规则和制度——能够在东盟国家获得更多的拥戴和响应 ；四是美国等国在南海的挑衅和军事威胁应该遭到更多国家的警惕和反对。中美在南海问题上的争论和竞争将是长期的。作为二战后西太平洋唯一的“老大”，美国对今天中国崛起、军事力量现代化进程和中国南海维权与维稳行动的战略关注，已经使得美国的全球安全战略重心从欧洲、中东彻底回到了亚太地区。中美的南海博弈和南海问题上的进退态势，将是决定中美战略竞争关系和未来大国博弈最为重要的地缘战略节点。面对美国将持续妖魔化中国南海主权主张和不断升级南海军事威慑的严峻态势，中国南海话语权建设需要拓展新思路、引进新力量和开辟新方向。核心还是围绕中美战略竞争的新背景，推进和发展中国外交的国际影响力和行动力。南海的话语权建设更需要充分吸收国内各种研究力量，形成对当前南海主权争议困局更有建设性、创造性的“问题意识”和解决现实挑战的能力。

第一，国内学界研究领土主权问题，不管从法律、历史、新闻传媒、国际关系还是从公共政策管理角度出发，都需要清楚南海问题的研究和应对过程中，中国最需要面对和解决的战略性压力和挑战究竟是什么。南海研究需要有跨学科、多学科的方法论，但同时又能符合各个学科在南海问题上争取和保障中国长远战略利益的清晰的科学界限。国内的学术话语体系要在国际上以权威、符合国际规范和标准的方式论证和表述，就要克服不同学科之间前后不一致、各说各话、自以为是的问题。同时政府、媒体、学者需要在议题设置、信息传播、话语表达、观点论证等方面形成更为紧密的协同合作。

第二，话语权建设的关键是要争取到更多的国际盟友、话语盟友。中国过去强调外交和安全问题上要有盟友，话语权同样要有盟友。否则不管中方表达多精彩，论述多充分，仍然停留在自说自话的状态，就不可能建立真正的话语权。话语权盟友建设的核心，是需要在南海主权、海洋权益主张问题上有新的清晰战略，而不是战略模糊。

第三，坚持和推进南海争议解决的多种外交方案，用中国和东盟国家包括COC谈判在内的多种外交解决方案来取代不合理的南海仲裁案裁决这一荒谬的“法律方案”，是中国南海话语权建设的中心环节。像南海争议这样复杂而又利益多元化的主权争议问题，未来的解决方向一定是首先重在外交和政治解决，而不是简单的历史证据和争议性的法律规则。外交解决的核心就是利益的平衡，而不是争议各方各自表述“自古以来”的历史证据。主权争议在现代国际体系中解决的核心是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规约，南海争议很难在这方面形成突破。外交解决方案可以重在凝聚共识、搁置争议、实现各自利益的最大化，就是要重建利益平衡、规则共建基础上的争议管控机制。

第四，加强话语权建设还要注意提升中国态度和中国方案在表述过程中的感召力，借鉴西方传播技巧，改善叙事风格，用详尽、真实、有力的数据作为支撑。语言风格对话语影响力有着直接影响。中国的话语风格和外宣方式多以官方信息为准，风格统一，政治色彩过浓，不够生动形象，对自身问题避而不谈。这种方式对于中国民众更为有效，在外宣工作中则收效一般，无法吸引国外受众。中国的南海话语权建设已经提出了将南海建设成“和平之海” “友谊之海” “合作之海”以及“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等话语，这是南海话语权建设的初步努力。话语权除提供概念和理念、愿景之外，更需要对话语进行系统的理论论证，并有严谨的数据支持和科学依据。以岛礁建设为例，前不久有外国学者在《自然》杂志的出版商旗下的《科学报道》上发表论文，提供了大量的数据用以论证中国在南海的岛礁建设对南海珊瑚礁的退化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应对其他国家有针对性的舆论设置，中国科学家应该提出翔实的数据论证中方观点，相关部门和媒体也要更加主动地正面回应相应负面信息。

美海军“尼米兹”和“里根”组成的双航母战斗群在南海

第五，话语的传播方式需要与时俱进。当前话语权正在从以国家为单位向网络、个人分散，过去的信息发布和传播方式正在或已经改变。特朗普的推特外交，社交媒体在“阿拉伯之春”中的作用都值得深思。比如在缅甸、柬埔寨、老挝，目前最流行的传媒方式是脸书和推特。如何利用新的传播方式，设计适合新媒体传播的话语，将对中国南海话语在周边国家的影响力产生重要影响。南海话语权建设既要注重利用和引导新媒体和社交媒体，同时又要把中国社会力量充分组织和调动起来，利用各种新媒体、社交媒体渠道在国际社会广泛“发声”，依靠人民群众的爱国力量和聪明才智来扩大和深化中国话语权斗争的社会基础，摆脱政府“办媒体”的局限，是未来南海话语权建设应该注意的发展方向。

南海问题由来已久，进入21世纪后由于域外国家的介入加深，使原来只涉及”六国七方”的南海岛礁主权归属、海洋权益与划界、渔业与油气资源的分配或开采利用等方面的争端，变得更加错综复杂。自2002年《南海各方行为宣言》通过后，虽然对话和谈判在曲折中推进，几次剑拔弩张的态势并没有导致战争爆发，但话语的博弈从未消停，特别是菲律宾所提的”南海仲裁案”更使南海问题成为国际话语权激烈竞争的场域。美国作为域外国家的介入，其”航行自由”的话语包含着制衡中国的战略意图，实际上把南海这一盘棋摆上了大国竞争的版图。如今，南海局势总体稳定，各方进行了许多务实合作，《南海行为准则》谈判也已经过18轮，并有望于2021年底前完成磋商。由于这是一个长期性的”热点”，对南海问题的研究已然不少，但大多在一种传统的权力-利益关系研究思路之中，而从国际话语权视角研究南海问题，仍然非常不足。

不难理解，南海问题上的每一个争议与每一步谈判，其外在表现都是话语博弈，而话语博弈的实质则是话语权竞争，最终的结果也必将是话语权格局的反映。对于中国而言，强大的国际话语权是中国崛起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有之义，”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相适应的国际话语权”，已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在反映利益诉求和应对现实挑战中构建起系统的”中国南海话语”，赢得南海问题国际话语权，对于全面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具有一种示范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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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话语权角度定位南海问题

过去在外交与国际政治或国际关系的研究中，并没有国际话语权的概念，在综合国力的评估中也缺乏国际话语权一项。但这并不意味着话语与权力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新的现实。实际上，话语权（discourse power）概念的提出并不是发明了一种新的权力样式，而是揭示了一直存在的话语与权力关系的本质。从基础理论来说，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早在1970年12月就任法兰西公学院院士时的演说《话语的秩序》（L’ordre du discours），就在社会学意义上对话语与权力这一关系进行了论述，首次阐明了”话语即权力”的逻辑。福柯关于话语与权力关系思想的深远影响毋庸多言，尤其在”后现代”的哲学和文学批评等领域的一系列理论中，几乎被符号化为一个不受质疑的”起点”。

米歇尔·福柯

“国际话语权”概念是“话语权”概念的延伸，但迄今为止，“国际话语权”研究几乎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专利”，一向以社会科学学术发达著称的美国与西方的国际关系学界，却没有发达的“国际话语权”理论，有的也是受中国学者研究启发而刚刚起步。为什么中国学界能在“国际话语权”研究方面“领先”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当今世界主导国际话语权的是西方，特别是拥有话语霸权的美国，它们“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相反，中国在快速崛起的进程中，不断遭遇“西强我弱”的话语权格局，对国际话语权不足有切肤之痛，追求国际话语权属于“缺什么补什么”的反应。当国际话语权不足也成为国家政府部门的感知时，就上升为一种国家政策理念：掌握话语权，赢得主动权。当然，一个国家对外政策是否具有国际话语权竞争的意义，未必首先要有一个明确的话语权概念，这是因为，国际话语权竞争的通常形式就是话语博弈，而话语博弈在对外关系中，特别是在国际争端中是普遍存在的。但凡争端涉及权力、利益、规则、合法性等方面，都会引起话语博弈。所以，在未有明确的话语权概念时，仍然可以有话语权竞争行为，只不过，有了国际话语权概念会使相关的政策行为具有更强的”话语权自觉”。

一个国家的国际话语权既表现在国家整体层面上，也反映在具体的问题领域，我们通常说的“西强我弱”的话语权格局，其实是一个笼统的说法。一般情况下，国家在具体问题领域的国际话语权与国家整体层面上拥有的国际话语权在结构地位上是相一致的。但是，也有许多情况下两者并不一致。一个总体实力弱小的国家，在某些专门的问题领域可以拥有强大的国际话语权，如几个北欧“小国”在推动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与设置气候暖化和二氧化碳减排议题上所构建起来的国际话语权，甚至比美国、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大国都要大。同理，一个话语霸权国家，在它力量使用不到位和不拥有政策合法性的领域，也难以获得强大的国际话语权。就中国而言，虽然整体层面上面对着“西强我弱”的国际话语权格局，但在总体格局未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许多具体问题领域的话语权可以先取得突破。事实上，只有各具体问题领域的国际话语权突破“西强我弱”框架，中国在整体层面的国际话语权才会提升。南海问题正是这样一个具体的问题领域，也因此，赢得南海问题国际话语权对于中国增强国际话语权的努力具有示范性意义。

中国在传统上是个陆权国家，这与古代农耕文明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密切相关。虽然从地缘上说，中国自古处于西太平洋沿岸，拥有东海、南海等广阔的海域，但海洋的影响和经济比重仍远远比不上陆地。传统的中华文明可以说就是一个陆地文明，而与海洋文明存在明显区别。如今，相比于古代，整个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的身份、地位、利益所在与政策目标，也具有越来越多的”海洋性”。南海是中国经略了数千年的海域，在古代是中国走向东南亚和印度洋的”海上丝绸之路”的通道，在今天是中国海洋运输的大动脉，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是中国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依托。试想如果中国失去南海问题上的话语权，将是怎样不堪承受的后果。拥有强大的南海话语权，是中国海洋强国建设的必然要求。

南海问题上的话语博弈与国际话语权竞争

话语博弈是国际话语权竞争的外在表现形式。如果说话语权作为话语背后的权力本质，不是自我呈现的，而是理性思维下的一个抽象概念，那么话语博弈作为话语权的表现形式，则是“可见的”。国际问题领域的话语博弈形式及相关要素可谓多种多样。从主体来说，各相关方都是话语博弈的主体，就如人们在气候问题谈判、反恐、G20议题、中美贸易战等国际事务中所看到的，各参与方都是话语博弈的主体。有些国际问题的参与主体可能只有利益攸关的“双方”，而有些国际问题的相关方很多，主体越多则博弈的情形越复杂。从内容看，虽然具体问题不同，但凡是相关各方就利益、事实、规则、制度、道义、价值观、合法性、解决方案等表达了看法、意见、诉求、愿望，且构成相互之间反复性冲突的，就都可归于话语博弈的内容。从话语博弈的具体形式看，通过媒体发声、政府文件的发布、外交机构的记者会、国家立法机构的决议和立法、学术界的研究报告与学术成果发表、摆明历史事实和国际法理依据、与他国的联合声明、在国际场合的立场宣示、相关方的磋商和谈判、借助第三方的意见表达、建立合作联盟、通过联合国系统或诉诸国际法院寻求合法性支持，以及政策行动的加持，等等，可谓难以尽数。容易被忽视而需要说明的是，政策行动虽然不会“说话”，但在已有话语表达的基础上博弈一方的政策行动，特别是经济制裁、关税战、军事行动等带有强制性色彩的政策行动，其争夺国际话语权的意图是明显的，而且是能够“被读懂”的。一些象征性的政策行动，往往也助力话语博弈和显示话语权竞争的目的。

由此对照南海问题上的话语博弈和国际话语权竞争，我们就会看到它的一些基本状况和特点。一是主体多且结构关系复杂。即从话语主体上说，不仅有提出声索的“六国七方”，还有域外国家介入，这些域外国家包括近周边的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印度，太平洋彼岸的霸权国家美国，过去似乎“远在天边”的法国、英国、德国等，甚至还有与其中某些国家相关的地区性组织东盟、欧盟，以及因菲律宾诉讼而参与的国际机构，即国际仲裁法庭。这些主体利益相关性各异，介入程度不同，关系前后变化，或声索海域重叠，但总体上可以看出一大特点，即中国为博弈的一方，以美国为核心形成博弈的另一方，即“一对多”的局面。二是从内容来说，主要涉及“六国七方”关于南海岛礁的主权归属、中国的历史性权利、中国所划“九段线”即”南海断续线”的范围与合法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适用性、《南海行为宣言》的遵行与《南海各方行为准则》的制定、南海石油与渔业资源等权益的开发与分配、菲律宾南海诉讼案的法理与国际仲裁法庭管辖权、中美“南海航行自由”争议等问题。三是从形式上说，和平磋商与谈判，双边谈判与对东盟等多边平台的借助，寻求从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获得合法性，国家立法、发表政府文件和外交声明，学术研究成果发表与政府政策的配合，借助域外大国介入并借助国际机构，以及美国的”拉帮结伙”等形式，在南海话语博弈和话语权竞争中都有表现。武力性质手段的介入也不缺乏，典型如美国航母在南海的经常性“巡航”，以及菲律宾和越南等国对于部分岛礁的武力侵占。当然，中国对于外来挑战的回应方式中包括”种岛”和海警力量的加强。这些都具有以”行动语言”助力话语博弈和话语权竞争的意愿和效果。

那么，如何以话语博弈和话语权竞争为核心看待南海博弈的总体态势，以及中国面临的困难与化解之策？这里有几点可以说明：

其一，南海周边争端当事国对于中国所提”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主权在我”这样温和的倡议和主张，并没有足够的认同，反而对于中国在南海的历史性权利多有质疑，并利用各种明里暗里的手段蚕食中国的南海权益，是促使争端走向尖锐化、复杂化和外来介入的重要诱因。不过随着中国加强在南海地区的力量投入，周边各国蚕食中国南海权益，特别是侵占中国岛礁的态势已经被止住。

其二，南海问题的世界关注度不断上升，域外介入者越来越多，介入程度也越来越深。如澳大利亚由原先的“轻度介入”转向“深度介入”，印度在其“东向政策”中也将在南海谋取一定的利益作为外交目标，俄罗斯因与越南联合开采南海争议区域石油成了实际的介入者，原无直接利害关系的欧盟之英法德诸国，也加入了对华博弈之一方。美国更不用说，站在与中国博弈的对立一方而且发挥一定的“领导”作用，只要中美的亚太地缘战略竞争还在，这种态势就还将持续。由此，中国在南海博弈中所面临的困难局面，就是被“包围”甚至被“群殴”，处境往往显得有点“孤立无援”。

其三，以菲律宾所提“南海仲裁案”为中心事件来观察，被西方主导的国际舆论对中国持批评、质疑态度者众，而同情中国政策和主张的国际舆论者寡。甚至“国强必霸”的话语逻辑被不正确地套用于中国的周边外交政策，企图在道义上贬损中国崛起及中国在南海的正当维权行为。中国对菲律宾所提“南海仲裁案”的回应在史实与理据上是充分的，但都是“事后回应”，显得有点被动。未雨绸缪，改变在南海权益维护中的被动状态，是今后中国在南海问题博弈和话语权竞争中的努力方向。

其四，近年来南海问题上矛盾的深化，以及越来越多的“外来介入”，有一个最基本的背景，就是中国的崛起。以美国为首的“外来介入”和“选边站”，都有一个基本的意图，即“制衡中国”。但中国崛起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人民的长期追求和根本利益所在，是21世纪打破“西强我弱”的一个基本趋势，“建设海洋强国”的目标也不可能放弃。由此可见，南海博弈和国际话语权竞争最主要的矛盾，其实不是在声索国之间，而是在中美之间。美国作为世界力量第一大国，它的深度介入给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带来的挑战可想而知。中美博弈状况如何将决定南海多方复杂博弈的基本局势。不过，在“有核时代大国之间不打仗”的规律之下，中美南海博弈仍有望维持在话语博弈与话语权竞争的可控范围内。

其五，中国在南海问题的博弈上，虽然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很大，但是也有自己的多方面优势。如中国在关于南海权益的历史依据、法理依据、地理区位、既有岛礁建设以及与周边国家的权力结构落差等方面都有明显优势，经济贸易关系深化与相互依赖，中国周边外交采取“亲、诚、惠、容”政策，推行“一带一路”将东南亚作为重点区域，都是其他国家所无法比拟的。中国的这些优势将是长期存在的。特别是，中国在与其他声索国相比具有明显实力优势的情况下，即使在某些矛盾很尖锐的情况下，也坚持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成为地区稳定的主要力量，并坚持通过谈判以达成《南海各方行为准则》，在制度建设和规则制定上达成各方利益的平衡点。中国的南海和平政策将是南海地区稳定与和平的最大保障，《南海各方行为准则》的达成已在不远的将来。中国的优势、和平政策与坚持准则谈判的努力，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化解美国等“外来介入”带来的挑战。可以断定，只要中国的优势得以保持，且能发挥话语权主导作用，那么很多人担心的南海争端引发战争的事件就不会发生。

在南海问题上的话语博弈和话语权竞争，最主要的发生在中国与菲律宾和中国与美国之间。中菲之间的话语博弈和话语权竞争，有三大焦点：其一是黄岩岛、仁爱礁、中业岛等岛屿的主权归属问题；二是2013年菲律宾单方面提起南海仲裁案所涉及的“南海断续线”和中国“历史性权利”的正当性与合法性问题；三是仲裁庭对于南海问题的管辖权问题。2013年1月22日，菲律宾不顾其曾与中方达成的通过双边直接谈判解决问题的共同承诺和政府间文件，单方面将中菲南海争端提交给国际法庭仲裁，从而制造了“南海仲裁案”，将中菲之间的南海话语博弈和话语权竞争推向一个高点。中国对于菲律宾提起的“南海仲裁案”，基本政策立场是不接受、不参与。菲律宾将其所提仲裁事项主要归纳为三类：一是中国在南海主张的“历史性权利”与《公约》不符；二是中国依据南海若干岩礁、低潮高地和水下地物提出的200海里甚至更多权利主张与《公约》不符；三是中国非法干涉菲律宾基于《公约》所享有和行使的权利。中国则对此作出了有力的反驳。2014年12月7日，中国外交部受权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菲律宾共和国所提南海仲裁案管辖权问题的立场文件》，从法理上“阐明仲裁庭对于菲律宾提起的仲裁没有管辖权”。该文件指出，菲律宾主张的核心是中国在南海的海洋权利主张超出《公约》允许的范围，然而，国家的领土主权是其海洋权利的基础，这是国际法的一般原则，只有首先确定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才能判断中国在南海的海洋权利范围，南海部分岛礁的性质和海洋权利问题与主权问题不可分割。事实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本身是不排斥在它之前已经形成并被持续主张的历史性权利，这就是“法不溯及既往”的基本原则。不过，国际仲裁庭“不接受这样的观点，即主权争端的存在意味着菲律宾所提诉求的性质就是主权问题”，因此认定菲律宾的所有诉求都不涉及主权问题。无疑，“这一判断是完全错误的”。而由此形成了一种不应该出现的“话语博弈”情形：本来应该作为高度专业、公允裁决的中立机构的仲裁庭，却很大程度上站在了菲律宾一边，而与中国成为话语博弈中的对抗性力量。

海牙国际仲裁庭

中国政府对于海牙国际仲裁庭裁决的态度是：不接受、不参与、不承认、不执行，认定它是无效的，没有拘束力。而且在2016年7月13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发表了《中国坚持通过谈判解决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的有关争议》白皮书，全面地历史地阐述了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属岛屿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菲两国南海争议的由来与实质，以及中菲解决南海争议应有的方式等相关问题。其中第120条阐明：“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在任何情况下不受仲裁裁决的影响。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以仲裁裁决为基础的主张和行动。”尤其是，白皮书第41条、第70条、第127条等条款，以充分的法律和史实对于中国在南海拥有的”历史性权利”加以了特别说明。事实上，菲律宾阿基诺三世政府与中国对抗性的南海政策是一条死胡同，随着菲律宾领导人换届，杜特尔特总统对此政策做了适时调整。这本身说明了菲律宾在南海问题话语博弈和话语权竞争中的转向。

舆论普遍认为，美国是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提起仲裁的背后推手。美国的南海政策不仅对于菲律宾，而且对于越南、马来西亚等国对中国的话语博弈或争取更大话语权都是一种激励。美国与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话语博弈，可以概括为“两个层面、一次转变”。两个层面，即在中美双边关系层面和在南海地区层面，美国作为南海地区的域外国家，却又是亚太地区的主角和印太地区设想的主导者。一次转变，即指美国的南海政策从“过去的不持立场”“不选边”转向以所谓维护“航行自由”为核心的积极干预。这两个层面与一次转变，有一个连接性政策，就是美国奥巴马政府第一任期开始的“重返亚洲”。

有研究显示，冷战后的1990—1994年，美国对南海争端中各方领土要求的合法性不持立场，只强调用和平手段解决领土纠纷，同时关注南海的航行自由。从1995年中菲美济礁争端开始，美国对南海问题的关注程度逐步加深，但不认为其航行自由受到阻碍，因此还没有改变其不选边的立场。然而，以2010年7月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的河内讲话为转折点，美国的南海政策发生了实质性改变，从“观察”转变为“干预”。从根本上说，海上航行自由被美国这个两洋霸权国家视为其生命线，因此认为南海航行自由事关美国核心利益，是其自然的逻辑推理。特朗普政府的南海政策，有自己的独特性，但也有对奥巴马政府南海政策的继承，其在实质上是以航行自由原则维护美国海上霸权。航行自由问题，就成为中美在南海问题上话语博弈的核心命题。针对美国的航行自由说辞，中国表明“各国在南海依据国际法享有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不存在任何问题”。但同时主张，有关各方在南海行使航行和飞越自由时，应充分尊重沿岸国的主权和安全利益，并遵守沿岸国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和其他国际法规则制定的法律和规章。问题是，一方面，美国依据其海洋理念，认为在任何沿岸国拥有主权的12海里之外的海域，所有国家都享有公海自由，包括航行自由；另一方面，《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于航行自由是有许多限制的，商业和军事船只只享有《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56和87条中包含的公海自由权利。因此，美国并不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签署国。

美国的意图是”不受阻碍地进入南海”。具体而言，从美国角度来说，有三个原因：第一，这是对地区经济运行的保障，其基础是广泛的地区和国际贸易。每年有价值超过5万亿美元的货物经过这一区域，其中与美国的贸易超过1万亿美元。第二，不仅在东亚，还有世界任何地方，不受阻碍地进出都是美国投射军事力量的保障，因为很多美国军舰会从本土西海岸和日本通过南海进入印度洋和波斯湾。第三，在南海坚持航行自由原则是在全球坚持这一原则的一部分。但是，一个两难的情况在于：美国希望”不受阻碍地进入南海”，却会侵犯地区国家应有的海洋安全权利；如果南海航行自由无法充分实现，那么美国维护其海洋霸权体系的基础，即航行自由体系会被打开缺口，甚至可能导致整个航行自由体系瓦解。在这一点上，中美南海话语博弈妥协的余地很小，南海国际话语权竞争将是中美间一个长期而复杂的问题。

基于话语权理论对南海问题的进一步阐释

话语博弈和国际话语权竞争是21世纪国际政治的主要形态之一，尤其在“西强我弱”的总体格局之下，实现中国崛起的进程中必然伴随着激烈的话语博弈和国际话语权竞争。不管从中国历史、海洋权益、海疆安全还是国际战略来说，南海都可以说是中国崛起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垫脚石。在国际政治越来成为”话语权政治”的情况下，国际话语权的作用往往胜于刀枪，在刀枪不宜使用的地方，话语博弈可以发挥作用，国际话语权可以赢得政策行为的正当性与合法性。话语权作为一种以话语为主要载体的权力样式，虽不同于经济、军事等物质性权力，但它并没有改变国际政治中权力的本质。如果说话语博弈是国际话语权竞争的外在表现，那么国家利益、价值观念与合法性则是国际话语权的本质所在。

国际话语权的一大核心性内容是国际规则话语权。在南海问题上的磋商和谈判，特别是持续多年的“南海行为准则”（COC）谈判，就是典型的国际规则话语权之争。比如2002年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DOC），作为后来谈判的依据。虽然各方签署的只是“宣言”，还不具有强制性法律效力，但是经过各方签署后的“宣言”就具有了某种“准规则”意义。在南海问题的磋商和谈判中，规则是普遍存在的，相对于最终达成的《南海行为准则》文本目标，“宣言”是弱规则，但相对于磋商的方式本身，经过磋商得以签署的“宣言”又是“强规则”，只不过这种强弱具有相对性而已。1999年东盟外长会议和东盟地区论坛公布了由菲律宾起草的《南海各方行为准则》，中国坚持通过一对一双边谈判的方式解决争端、排除第三势力介入，坚持以“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为指导原则，都是话语博弈和国际规则话语权的竞争。关于《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适用性，关于中国“历史性权利”的认定，关于岛礁和专属经济区地理范围的划定、军事行动和联合军演、对争议区海域渔民的处置、对“航行自由”的界定，等等，都是具体的国际规则话语权之争。2013年菲律宾提起“南海仲裁案”，核心诉求也是试图通过歪曲利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仲裁条款，以掌握规则话语权。而中国的对策目标，同样是要赢得南海规则话语权。

这里有两点需要说明：国际规则话语权，一是可以通过对国际制度的掌握获得，二是可以通过话语博弈赢得合法性进而获得，这两者也可以是同一个过程。国际制度有多种，根据组织的严密性和作用机制，可以分为有形的制度和无形的制度，前者通常体现为实体性国际组织规定和明示的国际协议，后者主要表现为具有制约性的习惯性做法或共识。不论是有形的国际制度，还是无形的国际制度，不论是全球性的制度，还是区域性的制度，不论是联合国这样的综合性国际组织，还是世界卫生组织这样专门领域的国际组织，其核心都是国际规则，没有规则就没有国际制度。南海行为准则的谈判，就是要达成一种明确的规则，甚至可能形成某种组织性管理机制。这一谈判过程中的话语博弈，包含着赢得政策合法性和权利合法性的核心诉求。国际规则的一个重要体现是国际性法律文件，包括《联合国宪章》这样的二战后国际法渊源，以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这样的专门法律。缺乏正当权利依据和法律依据的话语博弈，则有可能变成“强词夺理”，或因其合法性不足而难以赢得国际话语权。菲律宾提起南海仲裁案却最终变成一场“白忙活”，后来的菲律宾政府不得不改弦更张，就是这种情况的写照。

话语权的来源并不简单地取决于国家实力，许多人认为只要实力强了自然就有强大的国际话语权，是一种片面的认识，也是一种有害的认识。习惯于用国际关系现实主义来看待国际话语权，易使话语权的实质问题简单化。而且在国家整体层面上的话语权获得，与在具体问题领域的话语权获得，往往具有各种不一致的理由，而非基于“实力”变化这一根源。看冷战后的西方各种“中国威胁论”，许多恰是针对中国实力崛起的，而非实力崛起就拥有了更多国际话语权，事实可能恰恰相反。再拿北欧一些国家来说，虽然其总体实力弱小，但在反核与和平领域、气候问题领域、评选诺贝尔奖的国际规则上所拥有的国际话语权，强于大多数国家。概言之，话语之所以能够赢得权力，有许多理由，国际话语权并不是简单地按照实力大小来分配的，议题设置、规则引领、话语技巧、科学含义、论证逻辑、道义高度、价值观念、合法性、国际思潮以及传播对象的既有认知等方面，都是影响话语博弈和话语权力的因素。

不过，也无须走向否认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的极端。迄今为止国际政治的底色仍然是“以权力界定利益”的现实主义，换言之，实力仍然是国际政治最后的语言。就如在南海问题上，话语权的竞争本来可以止步于本区域之内，但美国却在感觉到中国崛起及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上升后“重返亚洲”，在南海问题上的介入成为其“制衡中国”政策的一个重要部分。由其原来的“不选边”政策到强调南海的“航行自由”事关美国核心利益，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作出的。

美国之所以高调介入南海问题，并引导着英法日澳等其他主要西方国家不同程度的话语介入，关键在于其霸权国家的身份和海洋超级大国的力量基础。虽然其介入的合法性不足，对“航行自由”国际规则的解释也失之偏颇，但其各种军事舰船经常出没南海的“巡航”，是现实主义国际关系中“彰显权力”的行为。此外，美军在南海的力量显示，既为了“制衡中国”，也希望表明美国依然是“亚洲自由秩序的保证者”。简言之，实力是美国自我角色塑造、保证“航行自由”“彰显权力”“制衡中国”以攫取南海国际话语权的立足之本。对于中国来说，在努力通过掌握国际规则、合法性行为与话语博弈增强南海问题国际话语权的同时，更需要提升以经济、科技、军事为主要内容的国家实力以”反制衡美国”。只有实力上足以制衡美国甚至超越美国，制约住美国在南海的政策行动，中国才能真正赢得南海问题的国际话语权。

在当前的“海洋世纪”中，各国加大了海洋领域的竞争与博弈。南海被称为是东亚各国的“海上生命线”，也是中国建设“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区域。南海问题涉及中国与东盟“六国七方”的重大国家利益之争。菲律宾在2016年“南海仲裁案”中扮演“前锋”角色，而越南2019年以来在万安滩与中国处于对峙状态。特朗普提出“印太战略”，其上台后至2019年底，美国共执行19次南海自由航行，且有常态化发展趋势。有国外学者甚至认为，南海是决定美国亚太领导地位的关键。

在慎用武力的前提下，南海问题各方努力争取自己的话语合法性，从而获得更大的地缘政治与经济利益。菲律宾在美国支持下提交“南海仲裁案”，本质上是一场话语权之争。菲律宾、越南习惯于打“悲情牌”，鼓吹“中国威胁论”“中国不守国际法论”以及“大国原罪论”等话语，给中国造成很大的南海话语压力。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中国维护南海主权利益，反对美日等国干涉，迫切需要加强对菲越南海话语的解构，加强南海话语沟通与谈判能力，全面提升南海话语权，塑造和平发展的外交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