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天才相遇——《杨伟:驭龙腾飞》手记
原来杨伟和孙聪私交很好,但为何一些网民乱扯?!下面是央视记者做节目时的记录,大家参考。
朱大象 2015-07-01

与天才相遇,智商被碾压,痛并快乐着。
回想起采访杨伟的过程,可以总结为以上三句话。

做大家八年多,聪明人见了不少。比如遥想当年采访庄逢甘先生,老爷子慢悠悠地跟我讲,他当年在加州理工的绰号,是A Plus Boy,“A+男孩”,成绩单想必十分漂亮;而郑哲敏先生的学生谭庆明老师跟我说,论聪明才智,郑先生决不在他的师兄——美国生物力学之父冯元桢之下……
老科学家们尽管都很谦虚内敛,但当年的头角峥嵘,可想而知。
而杨伟,却跟他们还都不一样。

早在2009年,薛厂草拟的第一份军工特牛装备名单上,杨伟参与设计的歼-10和主持设计的“枭龙”就赫然在列,五年来,去成都把宋文骢院士和他一起逮住,连着做几期节目,一直是个令我“耿耿于怀”的念想。
没想到今年,是以“航空少帅”系列节目的方式呈现。

杨伟,孙聪,吴希明,包括之前也是我采访过的唐长红,年龄相仿的同一代人,是互相熟悉、彼此竞争的同行和朋友。由于历史和时代赋予的机遇,也由于他们自己的才华和努力,作为若干重点型号的总师,他们在飞机设计领域崭露锋芒,大放异彩。
真正见了这几位,才发现各具特色。
都是聪明人:杨伟敏锐,孙聪耿直,吴希明乐观,与唐长红的朴实相映成趣,想必在主持飞机设计的时候,他们也是风格各异。

而他们之间的交情、较劲和相互八卦,是我尤其感兴趣的话题。
比方说,当年唐长红说过,他在遇到难题卡壳的时候,或者工作压力大的时候,喜欢做数学题或者推导公式,梳理纷乱的思维和情绪,慢慢就能沉静下来——这一点时隔五年得到了吴希明的证实:“一起开会的时候,经常见他拿一张白纸,在上面凭空推导力学公式”;

比方说,杨伟和孙聪私交甚好,杨伟说某次一起打球的时候,孙聪“抢”了他的装备,而且直接打包托运上飞机——我问孙聪,孙聪说,他那不叫“抢”,准确地说叫“索要”;
比方说,杨伟和唐长红是大学同班同学同宿舍,他们宿舍一共七个人,出了至少三位著名飞机设计师,被网友戏称为“史上最牛宿舍”(还有人猜孙聪也是他们宿舍的,其实不是,他们是西工大的,孙聪是北航的),15岁上大学的杨伟是全宿舍乃至全班最小的,班上最大的同学都32岁了;

比方说,上大学时杨伟他们一帮同学坐着大卡车颠簸了好几个小时,去蓝田乡下的唐长红家玩,杨伟带了相机,给他忙着做饭的父母拍了一张光线构图都特别好的照片,据说至今放大版还挂在唐长红家的堂屋里……而用来招待他们的,是几大碗糖水蛋,每碗装了七个鸡蛋,待遇极其“奢侈”;
比方说,各自都当了总师之后,唐长红为了工作的事,大老远地从阎良跑来找杨伟交流探讨,一个电话打过来:“杨伟,我到成都啦!”“你来干啥?”“他们让我找你取取经,那我问你,你在XX飞机的研制中有啥教训没有?”“我哪儿有教训!我的都是经验~”——亲同学一般都这样儿。

我总是忍不住想,这要是能把他们抓到一起做演播室访谈的节目,鼓动一下相互PK爆料什么的……嘿嘿,唯恐天下不乱。
孙聪说,你就坏吧,你就挑拨吧~
哼,不“挑拨”,再好的戏也不出来呀。

不过,按照希总的话说:“我们这些总师,有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热爱生活。”
是啊,至少这一次采访的三位:
杨伟小时候学过油画(可是配色经常不对,老师觉得奇怪,后来才发现因为他色弱),打过棒球(自称是全队最弱的位置:右外野手),擅长摄影,喜欢读书,坐飞机习惯坐一次看一部电影,型号首飞时会自己挑选气势雄浑的音乐,编排在一起播放,令现场所有人心潮澎湃,刻骨铭心;

孙聪运动神经超级棒,打小儿在体育场边“混”大,年轻时的照片上亮着八块腹肌,足球踢到四十多岁才挂靴,打羽毛球累得够呛也不下战场一定要分出胜负,直到现在办公室里还放着哑铃和泳具,每天中午坚持游泳;

吴希明年轻时每天早上打一场羽毛球,同事们上班路上,经常见他大汗淋漓冲回宿舍洗澡,然后精神抖擞地开始工作,羽毛球、乒乓球都在所里市里拿过名次,象棋、围棋也样样精妙,拍摄都完了还有人告诉我,希总吹口琴、拉手风琴也很厉害哦~~真是的不早说,哈哈。
而如何在连续播出的系列节目中充分展现每一个人的个性,是我最乐于面对的挑战。

见杨伟很难,因为他实在太忙。从七月中旬确定嘉宾名单,到八月中旬开始采访拍摄,我一直试图趁他们三位来京出差时,逮住机会前期接触了解一下。
结果只有他,我没逮住。
那就只能打遭遇战了。
三位嘉宾中,杨伟是最后一个接受采访拍摄的,且时间安排极紧,我直到正式采访前一天晚上九点钟,才有幸见到了这位鼎鼎大名如雷贯耳的人物。
也是五十出头的人了,可看着真是年轻俊朗,不愧是“少帅”。

我们只谈了一个小时,我说,他听。
说什么呢?八卦,有史以来令我印象深刻的栏目各位嘉宾的八卦。
有的是节目中的诙谐亮点,有的是拍摄过程中发生的有趣故事,什么好玩聊什么。
聊他的飞机?探究科研历程和人生故事?别逗了,哪儿有那个时间。
我滔滔不绝地讲,他认认真真地听,不时说一句“哦?真的,这样啊~”
然后就散了,各自回去准备第二天的“交战”。
我心里莫名其妙地踏实。
据说他后来评价“这姑娘有灵气”来着……嘻嘻,够我得意好多年。

第二天,在杨伟的办公室,灯光机位背景安排停当,坐下开聊。
他说:“要不我从小时候先讲起吧?”我说:“好。”
这之后,我基本就没怎么说过话。
思路,就是怎么有趣怎么来的思路,有条理,有亮点,从天才少年到天才总师的人生经历娓娓道来,精彩绝伦。
而我负责干什么呢,主要负责“眉来眼去”。

大部分时间是笑嘻嘻听他讲,听到好玩或特别牛的地方眼神自然一亮。可讲故事总有气口吧,采访总要问问题吧,结果只要我心里冒出个问号,眉毛一挑,话未出口,他下一句话说的,准是我心里要的那个答案。
于是一边听他说,一边内心纠结:一方面深觉有史以来自己的智商难得遭遇如此碾压,另一方面则不停地感叹,能跟这样的人聊这两三个小时,管它什么约见的困难,拍摄的辛苦,保密审查的难关,怎样的努力都值得了。

赞叹加膜拜啊~~这就是神啊~~
不过呢,聊到情节有趣情绪饱满的地方,他居然偶尔也会吐出一句你意想不到的话:
比如说讲人家老巴招待他这位“枭龙”总师时,给了极高规格的待遇,让他检阅巴方的部队,他会说:“我我我一个老百姓,我哪儿检阅过部队啊。”
哈哈,由“神”又回到“人”了,这才更生动更可爱嘛。

何况实地拍摄时,还能坐在“活”的“枭龙”飞机驾驶舱里跟总师合个影,假装自己开飞机且不会把它压塌;
再去完全非密的环境下,亲自体验一把“枭龙”的飞行模拟器……

我这个汽车驾照“本龄”十三年却从未开过车的驾驶白痴,居然在杨伟同志本人手把手不厌其烦的教学和帮助下,经历过第一次的“冲出跑道”之后,第二次尝试就让屏幕上那只灰机稳稳着陆。

这以后出去就可以吹牛啦:我开飞机,那可是歼-10双座和“枭龙”等重点型号飞机总设计师杨伟同志亲自教的!
羡煞多少军迷啊。

事实上可以拍摄的内容非常有限,大多数场景都限于保密制度无法踏足,能见到“活”的飞机已经算幸运,而杨伟自己的忙碌也多少“影响”了我们工作——当然,其实是我们影响他,很不好意思,他才真是肩负重任呢。

片子最后吃盒饭那组画面是临时加拍的,是真实场景而非摆拍,他忙了一上午好不容易散会,让秘书帮忙订个饭,发现我们架起摄像机,多少有点郁闷:“吃饭也拍啊?”
我把照片发给孙聪看,“教育”他说你看看人家杨伟同志多配合,他居然还“委屈”:我也吃盒饭啊,你咋不拍?

在聊天间隙,杨伟同志笑眯眯略带得意地问我:“怎么样,三个人里我最乖吧?”
我回答:“嘿嘿,不是,最乖的是吴希明,你访谈段落表现不错,外拍总‘耍赖’~”

昨天一直在找这张想不起来之前在什么地方看过的照片,终于在文章发完之后划拉着了,幸亏是分上下篇,今天补上。
当时看到它的时候就不由得惊叹:杨伟和唐长红他们那个“史上最牛宿舍”的合影啊,他们同学聚会的合影啊,这都有人晒出来,不服不行。

书归正传,整个访谈下来,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哪个故事呢?
估计谁也猜不着。
是杨伟跟我讲,他小学四年级时因为调皮,曾有一段被全班集体孤立的经历。
在某些人眼里这么“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是不能放在片子里的。
但偏偏它对杨伟的人生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重要程度或许甚至不下于他后来为人们津津乐道的那“三个一分”。

聪明孩子一般都调皮,可杨伟调皮到什么程度呢:
“调皮到我是一个重点家访对方,那时候班主任对有些‘坏孩子’不停地要家访,每次我家访完了以后就挨一顿打。”
“特别是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印象中全班的学生都不理我了,只有一个,那时候属于学习非常差的学生,只有我们两个人说话。”
“我现在体会到,我现在抗击社会压力的种子,我觉得是小学四年级的时候种下的。”

“你想那个时候一个班集体六十多号人,男生也不理你,女生也不理你,就剩一个‘小破孩儿’,为了保持和这个‘小破孩儿’的关系,我还经常买点米花糖,大家能在一块,还算是有个伴儿。”
说实话是因为有过类似的经历,我才对他描述的当时的境遇感同身受,那种压力对一个孩子来说有多危险多残酷,是很多人、尤其是施加压力的人根本想象不到的。

幸亏他很快就遇到了一位好老师(我高中时也遇到了一位好班主任):
“我觉得对我最大转折的是小学五年级,我们新换了个班主任,他觉得这个小孩这种环境下,成长肯定是有问题的。”
“所以他就营造了个氛围,把有些骨干同学,把我请到他家里包饺子,让小孩手拉手,你们要开始说话。所以在老师的指引下,或者营造的氛围下,那个时候相当于比较孤独的我也算是融入到了一个正常的小孩的氛围里头。”
“也是一年时间,对我当时影响还是很大的:成为一个正常的小孩;第二个,成为在一个正常环境下,能够正常学习的小孩。”
之后,他的各种天赋就显露出来,“摇身一变”,成了优秀的学生甚至“天才少年”。

然而影响还在,而且是正面的影响。
当我问他做这么多重点型号的总师,会不会压力特别大甚至难以承受的时候,他的回答是:
“我是没有清闲的时候,但认真来讲,也没有把我压得不行的时候。反正这个活儿就是你的活儿,反正永远也干不到你期望的干得最好,反正必须要干到最好。我确实没有因为什么事情,把你压得自己都失常的,我倒没有。我把它归结为小学四年级的时候,被大家折腾了以后,现在抵抗能力比较强,爱咋的咋的。反正我坚持了我的事情,我们往前干。”
也算是“因祸得福”吧。

至于杨伟具体有多“天才”,片子里讲得差不多了,无需赘述,但他确实是个“天才”这件事我是怎么知道的,倒有个小插曲。
中秋节假期第一天,我们从成都回来,三集节目终于全拍摄完了,却还不能松口气。
当时想在十月份连续播出,时间极其紧张,从中秋节到国庆节这二十天里,我只能把杨伟和孙聪两集一起熬,搞得自己都快精神分裂了。
由于涉及的飞机都是现役的,保密要求极高,生怕好不容易编辑完了被“枪毙”,我自己请了单位一位“军迷”领导帮忙把关,顺便也让他老人家帮我恶补军备、技术、历史的相关知识,受益匪浅。

当我blablabla提到杨伟主持设计了歼-10飞机的数字式电传飞控系统时(当时念这个术语还磕磕巴巴呢),老头脸色突变,一拍桌子:“那我知道了,这是个天才啊!”
然后给我讲这个东西到底有多重要,有多牛,连F-16当年在这个问题上都栽过多少个跟头——而中国,居然是一次研制成功,创造了世界级的奇迹。
听得我热血沸腾外加一脑门子冷汗:这要是没有他老人家指点,我顶多觉得杨伟绝顶聪明,却还没真正悟到他牛在哪儿,牛到什么程度。

智商又被碾压了,我自诩聪明,却离天才那么遥远……好伤心,好开心。
中国的航空事业有如此天才总师,有如此拼命工作的团队,“驭龙腾飞”才成为可能,从“望尘莫及”到“望其项背”,再到“同台竞技”,未来再到跨越赶超甚至领袖群伦,才有可能真正指日可待。
不过,本来这片子我想取名叫“驯龙高手”的,哈哈——谁叫他们成都所的各种灰机都叫什么什么“龙”嘛。

到片子保密审查的时候,中航工业集团新闻部门的一位同志还不由得感叹:杨总的科普做得是真好,以前只知道“静稳定”和“静不稳定”有区别,也请教过别人区别何在,可对方解释得特别费劲,一堆术语听着似懂非懂。现在“篮球上放乒乓球”的比喻一打,马上就对所谓“静不稳定”有了形象化的概念。
深入浅出做科普,这才见功夫呢。

还有一个无意中发现的故事,有点巧合,有点感慨,有点心酸。
早在2008年采访郑哲敏先生的时候,提及他追随老师钱学森毅然回国,却在文革中被污蔑为美国特务,深受迫害,且一生致力于为国奉献,不断以国家迫切需求为自己的专业方向,自叹未能在理论研究领域得臻化境,与当年师兄冯元桢在学术上成就不同却又彼此羡慕……
我问他是否遗憾,老爷子挠挠头,叹口气,说比起同门罗时钧,还是知足的。

后来忍不住打听了一下那段历史,才知道罗时钧先生在文革中饱受摧残,命运多舛,妻离子散,年过八旬独自赴美任教,至今住在大学的公寓里,仍在做学问出论文,还网络远程指导国内的学生,深觉恻然。
没想到,采访杨伟的时候,居然听他提到了罗老先生的名字,而且说是钱学森的学生。
当时没听清,以为是“罗世俊”,只觉得十分耳熟,含糊一下,赶紧点了点头,“假装”知道这个人。
隔了一段时间,每每思之,念念不忘,忍不住上网检索姓名,大吃一惊。

正是罗时钧先生,在担任西北工业大学空气动力学系主任时,把险些因为色弱被拒之门外的十五岁“神童”杨伟收录麾下,理由是“小孩儿成绩不错,色弱不影响搞航空,我也是色盲,我在黑板上写字,红粉笔绿粉笔也分不清……”(话说我高中的数学老师也是色盲,但教学水平特别高,这里是不是有啥规律,嘿嘿)
于是不经意中,他就成就了中国航空事业的这样一位天才总师。

校对字幕至此,鼻子一酸——我们采访过的“大家”,无论如何聪明勤奋满腔报国情怀,其学术前程个人命运始终躲不过时代洪流的冲撞碾压或激荡推进。
而两代科学家之间悄无声息的一脉传承,让我们看到的既是个人命运的鲜明对照,也是事业使命的继往开来,堪称神来之笔。

杨伟他们这一代飞机总师是幸运的,赶上了国防军工事业龙腾虎跃的好时代,而他们的幸运,也是国家的幸运,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幸运。
捎带着连这期节目也运气不错,编辑顺畅,播出顺利。
杨伟同志看完片子发来短信:“搞得挺好的,辛苦了,谢谢哈~”
哎呀呀,荣于华衮。
所以,期待遇见更多的天才,和更多的“智商碾压”,我认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