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云| 中国人的高考往事和举贤制度

这段时间在写巴西兴衰史，正值高考，那就先聊聊高考往事。

进入20世纪，中国的统治阶层终于意识到，纯粹服务于政治的选拔用人方式已经无法适应现代国家的需要。全方位培养人才，已刻不容缓。在洋务运动的背景下，李鸿章等人率先提出“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于是各种“学堂”兴起，包括京师大学堂、北洋大学等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这样，区别于科举考试的选拔方式也有必要跟上。1904年，清政府在张之洞等人的主持下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允许各地普建学校，解决生员问题。紧接着，1905年，清政府宣布废除沿用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选拔方式，改为西方考试方式，中国式高考雏形出现。

中国进入现代教育阶段。

现代教育的特点实际上教育和取士分开，通俗些说就是教育不再只为皇家提供人才，更多面向社会。

过去，“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而“金榜题名”又是全体读书人的奋斗目标。那时，所谓“行行出状元”是用来安慰老百姓的，封建思想下，当官才能“光宗耀祖”。

对此，统治阶层也乐于往这方面引导。

但到近代不行了，现代国家迫切需要各式各样的人才，统治阶层不得不做出调整。

于是有了近代式高考。

随之，中国沿用千年的选人用人方式也发生改变。

“科举制”变成了“举贤制”。

所谓的“举贤制”就是有人推荐。

这并不新鲜，中国古代在采取“科举制”之前一直是举贤制（军队是“军功制”）。无论周朝的姜子牙，还是三国的诸葛亮，都没参加过考试，靠别人推荐，然后老板面试，最后一锤定音。

这里所谓的“举贤”指的是推荐给统治者参与社会管理。事实上，当时的老师、医生、以及其他手艺人社会地位并不高，虽然也会得到尊重，但很少有人立志当老师，或者医生。因为，再有学问的人只有通过得到统治者的重视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所以孔子周游列国只为把自己推销出去。

实在不行了，才改行当老师。

举贤制有很多优点，为贤者用，不拘一格，弹性很大。

但弊端也不少，一是容易埋没人才。毕竟像诸葛亮那样既能吹（说），又能干的人很少，多数人可能只具备一样，结果，很多人才因此被埋没。像韩非子，说话都结巴，要找到赏识他的人很难，最后只能搞自媒体，去写书（能写已经不错了，不少人才终身无人知晓）。

二是容易导致门阀政治。寒门子弟往往无人举荐，士大夫强者恒强，食客、故交，加上“举贤不避亲”，往往让一些大臣势力坐大。战国的“四公子”，秦国的吕不韦最终都发展成了统治者的心腹大患。

再加上社会管理逐步精细化，需要越来越多的人才，举贤制远不能满足需求。于是，聪明的中国人发明了“科举制”。近代一些文学作品喜欢污名化“科举制”。事实上，就古代的条件而言，“科举制”已经是最公平的人才选拔方式了。西方一度把中国的“科举制”与“四大发明”并列，并引用。

事实证明，这是底层通往上层的最佳路径。

当然，由于“科举制”的局限性，且越玩越奇葩的游戏规则，到近代，已经不适应社会需要了。

结果又回到了“举贤制”。

把近代的人才选拔制度简单归为“举贤制”可能会让一些人不服，但细想一下，不就那么回事吗？

先说大学选拔。虽然设了高考，但各大学自己出卷子，且要报名你得有人推荐。

当然，这点在辛亥革命之后有了变化，更多人的年轻人通过小广告找到了学校。

那时，各类学校方兴未艾，一方豪强你不建个学校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父母官。

各种千奇百怪学校出现。毛主席在长沙求学时就曾看到过“制皂学校”的广告，且颇为心动，差点成了制皂工程师。

再说就业。小说《围城》里，方鸿渐在国外刻了个萝卜章，弄了个假文凭回国后，要去国立三闾大学教书，得有人引荐；地质学家李四光，货真价实日本大阪高等工业学校毕业，要去任湖北军政府实业部长，也得有人引荐。无人引荐，啥证都不好使。

三说从政，毛主席“北漂”的故事大家都知道，说实话，年轻人是想到北京一展宏图的。可一口湖南土话，加上举荐的人影响力有限，结果只能去北京大学当个“图书管理员”。

相对来说，毛主席半生的对手蒋介石就幸运多了，老蒋经人介绍直接认识了孙中山，最终官运亨通（这里有党派的因素，但党派用人实际是举贤制的延伸）。

举贤制在近代取代了科举制，“高考”成为举贤制的支撑。

这一局面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发生了变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高校鱼目混珠，既有解放区干部学校基础上创办的革命大学，也有借鉴苏联经验建立起来的高等学校，当然，还有之前遗留下来的各种公、私立大学。

但显然，相比四万万人口基数，以及建设新中国的人才缺口，现有高等教育迫切需要发展。

1949年全国高等学校招收新中国第一批学生。不过，此时的“高考”仍沿用过去的办法，各大学自主命题，自主招生，仍是“举贤制”。

但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啊，应该体现统筹优势，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生源。

1950年5月26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发布了新中国第一份高校招生考试文件《关于高等学校一九五零年度暑期招考新生的规定》，要求各大行政区教育部门“根据该地区的情况，分别在适当地点定期实行全部或局部高等学校联合或统一招生”。

如统一招生有困难，各大行政区可“在符合本规定之基本精神范围内，允许各校自行招生”。

这项规定的主要意图是促进高等学校招生的统一性和规范化，更重要的是，改变“举贤制”，提高人才供应量。

但由于单独招考操作上的惯性，且第一年尝试，该年度的招考方式仍五花八门，既有校际的联合，又有大区的统一，还有学校的单独招生。

但总的来看，1950年的招生考试基本达到了预期目的，大部分学校一次招生即招满足额。再经过两年的努力，国家终于完善对报考条件、考试科目、考试时间、政审标准、命题标准等的规定。

现代“高考”制度建立。

​1952年，新中国首次全国统一高考在8月15日至17日完成。自此，全国统一高考制度正式形成，进入统一命题、统一考试、统一录取的高考新时代。这种招考制度一直持续到1965年。

很多人并未意识到，这是我们选人用人制度的转变。

大家对“包分配”这个概念应该不陌生。

新中国采取了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通行的用人方式——“统一调配”。

其实，除去意识形态因素，“包分配”不正是“科举制”的特点吗？

如此说来，包分配条件下的高考不正是另一版本的“科举制”？只不过比起封建社会纯政治版“科举制”，现代“科举制”种类更多，更科学。

哪怕到1977年高考因文革中断后再恢复，所采取包分配式的“高考”，同“科举制”用人方式皆有异曲同工之妙。

前文说过，“科举制”在古代中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正是它成就了盛唐时期的泱泱中华。

新中国版本的“科举制”同样为国家建设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精准的人才培养，精准的人才运用，最大限度降低了资源浪费，同时还给底层人们以希望。

那么1966年到1977年期间，中国的“高考”又采取什么方式？选人用人是什么方法？

从1966年起，中国内地所有大专院校均停止招生，教师与学生被下放劳动，高等教育陷入全面瘫痪。1970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部分高校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1972年，全国大部分高等学校陆续恢复招生，但招生的方式不是“高考”，而是“推荐与选拔相结合”。

是不是很眼熟？这又成了“举贤制”。但是，和中国古代、近代不同，在时代背景下，这次的举“贤”制有些特殊，举的对象是“工农兵”，他们不是去学习的，而是去“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因此，这一阶段的“举贤制”有些变味。

1977年，高考恢复，成千上万人从田间涌向考场。查了一下数据，当年报考人数有570万人之多，年龄从十多岁到三十多岁，很多人是带着孩子参加考试的。

在包分配的情况下，过高考，意味着“跃龙门”。新式“科举制”给无数人带来希望，包括曾被打为“黑五类”的子女。

大家嘴上说什么职业都一样，但心里清楚，差异是有的。没人愿意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追求更好的生活是人类本能。

反正作为80后的我当年就是这么想的。1996年，我上高中，每次弓腰在田里插秧、割稻谷时，我就下决心要考大学，不为光宗耀祖，只为跳出“农门”。

可是我并不知道，正是从那年开始，大学、中专毕业生将取消分配。

不分配，意味着不再有铁饭碗，新式“科举制”结束。

社会再次进入“举贤制”时代。

招聘实际上就是一种“举贤”，推荐你的是你的学校，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今天我们在讨论为什么要上大学时，会列出一堆理由，往高大上说是为了实现个人理想，但说白了就是为了更好就业。孔子当年周游列国时，不正是想找个赏识他的老板吗？

当年的“举贤”靠威名，靠两张嘴皮子。

今天就靠你的学历、你的经历（自己创业不在此列）。

这种举贤制在经济领域毫无问题，但在政府部门却仍有诸多弊端，它容易导致权力寻租，甚至门阀政治。

于是，“包分配”尽管被放弃，在经过几年摸索之后，新式“科举制”倔强地重生——那就是“公务员统考”。

这个被证明仍旧是最公平的选人方式再次派上用场。

回顾中国人的高考往事，“高考”时而成为“科举制”的关键，时而又是“举贤制”的补充，但无论如何，它在现代国家选人用人方式中都是不可替代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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