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之争，为什么胜利的是共军？

文 | 刘梦龙

昨天是七七，是全面抗日战争开始的日子。而今年恰好是抗美援朝战争七十周年。这两场战争展示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中国，一个是被东洋强盗打的溃不成军的中国，一个是和超级大国打的旗鼓相当的中国，这中间只隔了一场解放战争。那么，为什么最后共军战胜了国军，之后面对外辱，一个百废待兴的新中国为什么能远胜一个”黄金十年“的旧中国？

对这个问题，今天我们不谈军事，政治，情报这些宏大的东西，而聊些普通人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时间不妨放到一九四七年初，双方决战前夕，我们先对比下双方的家底。这时国民政府还是正统，掌握着三亿人口，占据除哈尔滨以外全国的主要城市，背后是美国人的支持。国府的最大资本当然是国军，接收了上百万伪军和内地日军的装备，加上美援源源不绝，海陆空齐备，有四百多万人。

而他的对手共军，力量分散在全国几个解放区，掌握着一亿人，有一百多万陆军，技术装备全靠缴获，远不如国军。国际上，虽然同为社会主义阵营，但苏联人能提供的帮助不多，倒是刚建国的朝鲜人在东北民主联军最困难的时候送了几十车皮弹药粮食，堪称雪中送炭。

从实力上说，国府几乎是共军的三倍，应该以压倒性的优势迅速获得胜利，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很简单，因为实际上共军比国军更有钱。支持一切军事力量的是钱粮，枪杆子是要靠钱袋子来支持的。如果我们从财政收入来看，其实国共双方是差不多的，共军还略高些。

由于当时双方在财政上都有问题，国民政府遭遇了恶性通货膨胀，而共军则很务实的采取了粮本位，我们不妨把双方的财力换算成粮食。当时国民政府的年收入按财政部的报告在法币1.3万亿左右，而47年初，法币还没完全崩溃，一万块法币在国统区大概能买80斤米，所以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大概是100亿斤米。而共军在解放区一年征收的粮食47亿斤米，约占财政收入的四成，所以共军的财政收入在120亿斤米左右。还有人计算过，1946年统一换算成小麦以后，国民政府一年的收入大概66亿斤小麦，而共军大概92亿斤小麦。

也就是说共军实际上在只拥有国民政府三分之一地盘人口的情况下，反而比国民政府财政收入还略高近两成。按理说这样解放区的负担要高于国统区，但这种情况下，共军解放区普通人承担的税收居然还远低于国统区。比如当时陕南一个商铺47年在国民政府治下每月折算粮食要交一石四斗八升的税，而48年共军治下，则只要交一斗两升，差距十倍。那么国府多收的税哪里去了呢？这就存在各级的漂没和税负的不合理，大量的税收集中在社会中下层，有门路的上层却不受影响甚至大发横财。结果就是到了48年左右，连北方农村的中小地主也开始喜迎解放军，写信给儿子盼大军，不然就要全家打人字桩（自杀）了。

所以即使不提共军推行的土改分地，平买平卖，统收统支等措施，国民政府单纯比财力就不如共军。国民政府财政能维持，还多亏了美国人陆续提供了价值近五十亿美元的援助。虽然很大一部分是实物，比如朱自清的那个面粉，好歹也接近他三年的预算，算是给国府续命了。

反过来说，国民政府用共军差不多九成的财力，居然支撑了对手三倍以上的正规军军队，还有庞大的国家机器，打了三年多，某种程度上说也算了不起。当然，即使这样，国民政府每年的财政赤字都超过七成。这也是国民政府为什么急于结束战争的缘故，长期如此财政是必然要崩溃的。但既然双方经济实力差不多，那么国民政府速胜就不太可能。

收入本身就是一个大问题，国府支出的问题当然就更大了，收入层层加码，支出当然就是层层漂没。这种漂没，有时候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比如说夜盲是旧中国的常见问题，这也是国军普遍打不了夜战的原因。为此，抗战时期的美国人为了防止国军无所不用其极的漂没，就发维生素片当场看士兵吃下去，而国军军官让士兵含在嘴里，等美国人走了再吐出来，收集起来卖掉。

我们这里不说各种浮支漂没，只说欠饷。就比如说47年下半年长春被包围，前线的军饷要靠空运，结果这些钞票刚落地就被原装运回济南炒黄金，至于士兵的薪水就先拖着。国府从北洋那阵子就开始拖欠工资，最有名的就是主席和鲁迅。到了最下层，比如军队的基层官兵，这种就更加严重。尤其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拖欠薪水其实就等于把薪水赖掉了，毕竟几天时间可能就通货膨胀到一文不值的程度了。比如48年被困在长春的一个少尉胡长庚，四月份领二月份的薪水够买一条自行车轮胎，七月份领到六月份的薪水，加上当月的薪水，购买一斤二两高粱米，大概能吃一天。

实际上，如果你作为共军的一员，那么你在享受的经费投入上已经是对手的三倍以上了。而基层国军官兵的待遇经过层层漂没，往往不到三成。也就是说一个共军士兵享受的资源实际上是一个国军士兵的近十倍。

这表现在吃饭上是最明显的，无论对国共的基层士兵来说，收入都聊胜于无，真正重要的是管饭。在抗战和解放战争，双方基层士兵实际上都是供给制，当兵就是吃饭。

抗战时期，国军规定一个士兵的口粮是24两，当时是十六两一斤，就这个标准，国军大部分部队还落不到实处。国军著名的书呆子黄维为此就大闹过一场，他当时的标准才20两，能活活饿死人。而当共军最困难的时候，战士口粮也是一斤半。国军士兵纸面上的粮食也就是和共军最困难的时候相当，除了日常克扣，还常有掺了泥沙乃至没脱粒的米，实际所得更少。而共军抗战后期一天战士就有一斤八两，甚至条件比较好的华北地区能到两斤，而且一个月能保障两斤以上的肉，夏天一天还给半个西瓜。

到了解放战争，共军士兵的生活待遇是远远好于国军的。最著名的要算是淮海决战前夕，当时黄维兵团被围双堆集，国军李延年兵团奉命解围。这时有个美国记者西默托平到前线采访，他就记下了两军决战之前的伙食。国军士兵吃的是拌辣酱油的冷米饭，而共军士兵吃的是配猪肉豆腐的热饭，回来的路上他还和几个军官一起分享了一条鱼。

当然这种伙食标准是高于平时的，共军有战前集资办好伙食的传统，就是一打大仗就吃猪肉大葱包子。但在淮海战役里，国军所过之处，吃的是冷饭和大饼，乃至抢什么吃什么，以至于当地人民逃散。而共军所过之处，每到一地就有支前的民众准备好热水热饭，甚至能保障每个战士一天一个熟鸡蛋。双方伙食差别如此，国军不败才奇怪。

当兵不只是吃饭，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好歹要谋一个出路。那么作为正统的国军恐怕也不太友好，国军基层官兵基本没有上升的渠道。士兵到士官就是顶点了，国军转进宝岛，还有从北伐时代就开始的从军马夫。没出路还在其次，在国军当兵要格外小心性命。淮海战役里国军唯一的胜仗潘塘大捷，那个立下大功被授予了勋章的通讯兵，等到授勋的时候找不到人，原来是被围后发牢骚直接活埋了。

这种例子其实不是特例，著名的新一军才刚刚回国不久，在广州就已经腐化堕落到定期枪毙逃兵来威吓补充来的壮丁，有时没抓到逃兵，就临时随便抓来新兵杀鸡给猴看，被当地人称作新日军。这里更不用说国军盛行的各种私刑打骂等，共军的诉苦大会一开，往往解放战士的战斗力爆表不是没有道理的。

反过来说，共军士兵提干一直都存在，在解放战争中这种例子比比皆是。但凡共军战士，只要坚持留在部队，最后一定会享受待遇，建国后的标准就是老红军不下校官，为此还特批了三千多老红军破格升校官。在共军历史上，对投共的基层士兵是很友好的，最有名的例子应该是后来当过总参谋长的徐惠滋上将，因为有文化，48年辽沈被俘，建国时已经当上了连指导员。还有一个著名的例子是二野战斗英雄王克勤。他39年就参加国军，是一个老机枪手，可以算是国军难得的技术骨干，但一直都是下层士兵。45年10月，他被俘参加解放军，到46年已经提升为排长。他最后在战斗中英勇牺牲，刘邓首长致电吊唁，由旅长主持追悼会，全县人民为他送行，作为普通士兵可以说备极哀荣。所谓士为知己者死，有前途，有尊重，如果普通人，怎么看投共都是一个比较更妥当的选择。

最后还有内部文化，这也能看到国共的区别。国军内部基本可以说集传统权术于大成，问题就是大家都削尖了脑袋互相斗争，正事反而都耽误了。这一切当然以蒋先生为首，他最善于各种平衡。比如著名的王牌整编74师（原74军），它内部有多少派系斗争呢？老军长俞济时的58师是蒋先生一系的，后来王耀武排挤俞济时，又提拔51师一系人马自己掌权，抗战后王耀武做大，特意抬举资历不高的张灵甫接任军长方便遥控，结果张灵甫上任后又想办法排挤王耀武的人马形成新圈子。再加上一个外来户的57师专做苦活累活，七十四军三个师就有三个彼此不买账的派系，一个王牌师尚且如此，何况不同部队，日后张灵甫困死孟良崮也就顺理成章了。这种情形最可笑的是，国军转进宝岛后，偷袭东山岛，居然还能假设在广东的四野系统的部队不会及时救援福建三野系统的部队。

相比之下，共军恰恰相反，从红军时代开始就高度讲究组织纪律性，哪怕是空降干部，也不在话下。比如当年张国焘一个北平书生，空降鄂豫皖也能掌握大权。当初红军长征到陕北，主席找徐海东红二十五军借一千大洋应急。徐海东也才立足一年，手上只有七千大洋，转手就借走五千，解了中央燃眉之急，也让双方彼此信任起来。这种精诚团结在国军内部是没有的，甚至后来逃台，蒋先生和主持台湾的陈诚都有些同床异梦，内斗不断，乃至一直传闻陈诚私下见过总理。相比下，共军抽调全国的干部争夺东北，都是令行禁止，服从指挥，无论哪个山头都是大局为重，尽量抽调精干力量，才能做到团结一致，硬啃下东北这锅夹生饭。更不用说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这种等于是牺牲自己几十万人马，挽救全局的举措，在国军是无法想象的。

所以说，国共相争，开始时看上去是国府强而共军弱，但无论从整体财力，士兵待遇，个人出路来看，共军都处于一种明显的优势。所以说，解放战争共军的胜利本身就是以顺讨逆，以强胜弱。乃至从效率上说，按工业化社会标准建设的共军政权一开始远胜过了半只脚还停留在农耕时代的国民政府。以这样的新中国打一场抗美援朝当然行有余力，还能做到每年经济15%的超高速增长，而这样的新中国自然也不是旧中国可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