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的胸怀（中）

张国焘

在毛主席一生的革命生涯中，张国焘是他的一个坎儿。张国焘在长征途中对毛主席地位的挑战，对党的事业造成的危机，堪称最危险、最严重。他制造和挑起的分裂党、分裂红军严重错误，在红军面临围追堵截的极为残酷的情势下，险些葬送党的前途。年青的党和红军又一次面临生死关头。

（一）

长征中的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在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翻越夹金山后，于1935年6月，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历尽千难万险，经过无数生死战斗，两支红军胜利会师，将士们相拥而泣，欢呼雀跃。在艰难无助时那种亲人相见的喜悦，是可以想象的。

毛主席率领中央政治局的全体领导与张国焘举行了盛大的会见仪式。他和中央的同志走出几里路，在路边列队欢迎张国焘。张国焘骑马而来，两个领导人的手握在了一起。两人发表了热情的讲话，毛泽东尊敬地称他为“张主席”（张当时为西北军事委员会主席）。

虽然两人都是一大建党的代表，彼此相识，但在大革命失败后二人彼此失去信息。张国焘自28年参加中共六大后留在共产国际，两年后回国，由中央派去鄂豫皖苏区。长征中红军之间联系中断，所以相互情况都不了解。

傍晚，在喇嘛庙里为张国焘举行了欢迎酒宴。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周恩来、博古和刘伯承等都出席了宴会。相互敬酒，随意说笑，气氛融洽。

红军会师的喜悦，很快就被张国焘的试探与算计破坏了。

张国焘问周恩来，中央红军有多少人，周恩来回答3万多吧，而张国焘说红四方面军有十万部队。这一刻开始，张国焘心里的天平有了倾斜。

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在《长征，一个闻所未闻的故事》中说，“周的夸张程度比张的要大得多。”其实，中央红军的实际兵力约在两万人左右，而红四方面军约有八万人。

张国焘的心境此时大不一样了。随着两支红军会合的可能性加大，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开始了频繁的电报联络，这些电报使张国焘了解到中央红军遭受了巨大损失，部队从长征出发时的近十万人只剩下了不足三万。两军会师后，这个判断变得清晰。作为中共创始人之一，党内资深领导人，此时张国焘开始考虑，中央领导层需要重新“洗牌”了。

很快，张国焘开始伸手要权。提出要对中央军委和中央领导机关的构成进行改组，以反映红四方面军的力量。他建议四方面军的徐向前、陈昌浩进入总司令部，以徐为副总司令，陈为总政委；军委设常委，决定战略问题。他的本意，是想当军委主席。周恩来说，这是中共建党以来，第一次有人伸手向中央要权。

毛泽东认为：“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位，一、四方面军很难合成一股绳。”中央反复权衡，决定由张国焘任红军总政委，同时补充陈昌浩入军委常委。朱德继续担任总司令，而周恩来让出红军总政委的职位。

红军部队也分为左、右两路。朱德、张国焘跟随左路军行军，毛泽东、周恩来及中央机关随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的右路军行军。

在红军向哪里去的问题上，张国焘与中央意见发生了分歧。中央决定北上，张国焘力主南下。在决定中国红军生死命运的关键时刻，张国焘依仗着他掌握的兵力和实力，利用红军总政委的权力突然向中央发难。

陈昌浩作为原四方面军政委，在这个时候，选择了站在张国焘一边，决定右路军南下。

红军面临分裂，形势十分危急。而此时毛泽东身边只有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9月9日晚，在红三军团，毛泽东在内的5位政治局召开了“巴西会议”，决定由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一部，组成临时北上先遣支队，迅速向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此时已行军至俄界）靠拢，之后与红一军团一起向甘南前进。10日凌晨，毛主席率先遣支队紧急出发。

当陈昌浩得知中央及红三军团、红军大学干部团已经出发北上后十分震惊，派李特（红军大学教育长）率领一队骑兵去追。毛泽东走在红三军团十团的队伍里，李特质问毛泽东：“总司令没有命令，你们为什么要走？” 毛泽东说这是中央政治局决定的，中央认为北上是正确的。“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边敌人的力量很强大。再过一次草地，在天全、芦山建立根据地是很困难的。我相信，不出一年，你们一定会北上。我们前面走，给你们开路，欢迎你们后面跟上来。”后来张国焘及南下红军的命运果然如毛泽东所料。

毛泽东后来提及这段历史时，称之为他生命中“最黑暗的时刻”。这段历史，令人扼腕、揪心。

红军分裂后，张国焘命令左路军和右路军分别南下。10月5日，张国焘在理番县卓木碉（今四川省马尔康县足木脚）另立“中央”，并做出决定开除毛泽东党籍，公然走上了分裂党道路。

张国焘另立的中央，直到1936年6月，随着张浩（林育英）由共产国际的归来，以共产国际名义说明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劝说张国焘取消另立的“中央”，张国焘才被迫取消。

在南下遭遇重大挫折，以及随军行动的朱德、刘伯承，后来会师的红二、六军团贺龙、任弼时等的坚决斗争下，南下红军终于北上，于1936年10月与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

（二）

在这场斗争中，一些人的选择与行动，值得特别记录：

彭德怀（红三军团长），对张国焘的野心早有洞察，坚定支持中央方针，并做好必要时与张国焘决裂、保卫中央的准备。当张国焘收缴了各军团相互联络的电报密码时，他命令军团机要人员另外编制了一套新的密码，以便与红一军团保持联系。后来的历史表明，这一安排非常重要。他还担心地请示毛泽东，如果形势危险万不得已时是否可以采取军事，毛主席说，红军不能打红军。

叶剑英，当时为前敌指挥部参谋长，9月9日晚，叶剑英看到了张国焘发来的一封电报，电报依旧坚持右路军掉头南下。叶剑英立即赶往毛泽东的驻地作了汇报。当晚，他离开右路军指挥部，携带从机要组组长那里要来的一份十万分之一的甘肃地图，牵着他的黑骡子，率领军委二局等直属单位以“打粮”为名，赶到红三军团的驻地，随红三军团北上。后来，毛泽东说：“剑英同志在关键时候是立了大功的。他救了党，救了红军，救了我们这些人。”

朱德、徐向前（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在南下途中，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了坚决抵制和斗争。坚持红军不能打红军，不能让蒋介石看笑话。他们为避免红军内讧和自残，做出了艰苦的努力。

陈昌浩，虽然在开始因为与张国焘关系密切，并因为张国焘作为红军总政委，做出了服从南下的决定，但后来认识到中央北上决定是正确的，也转变了态度，使张国焘更加孤立。

聂荣臻、林彪（红一军团）坚定服从中央北上决定。贺龙，任弼时等，在率领红二、六军团在1936年7月与四方面军会师后，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也进行了坚决斗争。

（三）

张国焘在红军处于最危难的时刻，出于个人野心，分裂红军，另立中央，使党的事业和红军力量遭受重大损失，错误极其严重。

为了红军的团结，毛泽东及中央多次劝说、欢迎张国焘北上。8月3日、9月3日，林育英、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联名给张国焘发电，欢迎他们前来会师，并派林育英亲自到前方宁夏同心城去接。

后来，张国焘在延安，中央对他的分裂主义和军阀主义错误进行了批判。同时，为了教育和挽救他，仍派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

如果以他的严重危害而论，将他判为反党分子逮捕判刑，清除出党，应该不为过分。毛主席出于大局和维护红军团结，仍然给予他改正的机会，委任他的职务仍然是很高的。

1938年4月，张国焘借祭拜黄帝陵之机逃往重庆，投入蒋介石的怀抱。4月18日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在国民党，张国焘先后委身于军统、设计委员会等，成为可耻的叛徒。

投靠国民党后，并未获得重用。张国焘后来辗转台湾、香港、加拿大。1976年，张国焘挺着中风的身躯，在多伦多寒冷的冬夜中瑟瑟发抖，凄凉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