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当代中国的无产者?
为什么现在身份标签满天飞?为什么维护高考的公平是中国社会重中之重?为什么农村的“合村并居”会引起这么大的社会影响?甚至,为什么会有“35岁现象”?为什么我们的舆论宣传战斗力如此低下?未来的社会可能是什么样子?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这一切得从梳理建国以来的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和发展历史说起。先说两个重要结论,一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度决定分配制度,毫无疑问,谁所有谁分配;二是财产不是资产,可以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财产才能成为资产,否则就是生活资料,而资产则完全是生产资料。
图 1 我国社会结构的演变与阶层分化、城乡二元结构及高考在我国社会阶层流动中的中心地位
我国在1956年左右完成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实行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基本上消灭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具体方法是,城市人口进入全民所有制企业或者体制内单位如政府、医院和各级学校等,以及与之匹配的“接班”制等;农村人口则全部进入村集体,然后所有生产资料包括土地实行集体所有制,吃“大锅饭”。与此同时,配合户籍制度和国家对各种产品价格和生产的完全管制的计划经济使之得到了有效的实施。
在完成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后,本质上,除极少数人民民主专政对象外,几乎所有人都既不占有生产资料,同时又都占有生产资料。于是,这种薛定谔状态下的中国,消灭了阶级。这实际上同时也意味着,你不能脱离其中任何一种所有制所依附的组织,不管是全民所有制企业、体制内事业单位还是农村的村集体,否则,你就成为了真正的无产者。
因为谁也没有见过社会主义社会,更没有在生产力极不发达的情况下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这种彻底的“公有制”大概是根据当时对社会主义的理解给出的“社会主义”方案吧。但是,这种解决方案,隐含了一个重要假设或前提条件,即,公有制生产资料的代为管理者,即,党和政府以及各种企业的各级管理人员,是全心全意为其所有者“人民”服务的。那么,他们会不会逐渐滋生出脱离人民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或者他们中的一部分会否形成一个新的利益共同体?甚至这些人会不会和极少数资产者合流,形成新的剥削阶级?这不仅是我们担心的问题,也是所有无产阶级革命家们所始终担心的。
虽然1957年春毛泽东就提出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而到了1958年,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要把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但他始终担心资产阶级右派夺取国内各界的领导权。周总理也在1963年专文论述了《反对官僚主义》。从1958年底的“庐山会议”甚至到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我认为初衷都是真诚的为了反“右派”,防止资产阶级夺权。但是,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左倾”错误,偏离了初衷。这可能是跟对社会矛盾的认识和定性有关。毕竟,当时刚刚进行完社会主义改造,资产阶级还远没有发展起来。而且退一步说,即便彻底消灭了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就能过的好吗?没有发达的生产力,社会主义就一定实现不了,发展生产力才是关键。所以邓小平说,发展才是硬道理。但是,对资产阶级复辟的担心一直存在。后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写进了《党章》和《宪法》。对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更是一直警钟长鸣。先不说这些。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升学进入大中专院校等,鲜有渠道能沟通这种城乡二元结构。在户籍制度的配合下,当时绝大多数农民被人为限制在了农村,而城市人口则由“接班”制度安排下一代。国家为了在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下站稳脚跟必须快速实现工业化,所以被迫采取农村反哺城市的政策,各种产品价格被国家统一指定。本来我们认为消灭了阶级,自然就应该没有了剥削。但在城乡二元结构下,这导致城市实际上是在系统性的剥削农村。同时,由于城市的生产力也不发达,创造新增就业的能力也十分有限,多数情况下也只能“接班”。而且,这种城乡二元结构的割裂,我相信也绝不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国家领导人的初衷,但在没有更好的办法之前,国家也只能号召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一方面让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了解我国的现实情况,另一方面也间接的促成了一个脆弱的平衡态。
这种城乡二元且“彻底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下,更加不能很好的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问题,造成了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短缺经济”,购买物品光有钱不行,还得有各种“票”才有资格买。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共产党人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始改革。我们知道,高考是联系城乡二元结构的关键环节。所以,改革实际上从1977年恢复高考就开始了。值得注意的是,从恢复高考到1999年,大部分时间大中专毕业生是国家“包分配”的,毕业之后就以“干部”身份进入到城市的各种体制内单位。干部身份是与工人、农民并列的中国社会三大身份之一,当时的大学生被称为“天之骄子”。也因此,一旦高考的公平不能保证,影响了社会正常的上升渠道,就会出大乱子。因此,这一阵子的山东考生被冒名顶替的案件,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当然,积极的看,由于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信息社会的快速成型,与新冠疫情一样,这也是我们构建“透明社会”的一个重要的机会。先不说这个。
1978年正式开始改革开放,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城市允许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农村虽然解决了吃饭问题,但“三农”问题至今依然很严重。毕竟,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与工业相比有着巨大的差距。城市虽然生产资料公有制始终占有主体地位,但私有制的迅速发展极大的提高了社会劳动生产率。先不管私有制的具体形式,但至少包括外企、民企(私企)、个体户等。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通过社会化大生产极大的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自身也在迅速发展壮大,同时通过各种形式也促进了国有企业的发展。整个国民经济面貌焕然一新,我国综合国力、生产力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均得到显著提升。在此过程中,一部分人通过自己的劳动积累、国家和社会的信贷支持等合法的途径或其他各种非法的手段获得了第一桶金,即,占有了生产资料,从而成为了事实上的资产者。然后,又通过代际传承,成了“二代”资产者。
值得注意的是,农民工收入虽微薄,严格来说,却不是无产者,至少目前看来,农民工不是彻底的无产者。因为在农村,他还属于村集体,还有集体资产——土地,虽然土地是名义上的集体所有,但农村集体土地家庭长期承包的政策实质上保证了农民工一定程度上拥有了土地这个最重要的生产资料,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按劳分配。可以说,之所以很大程度上国内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劳资矛盾原来并不是很突出,尤其是在以劳动密集型企业所主导的发展阶段,就是因为有很大一部分风险是由占有一定生产资料的农民工承担,而农民工并不是彻底的无产者,所以承担风险能力较彻底的无产者要强很多。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和家庭承包制为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所带来的各种经济矛盾提供了巨大的缓冲地带。所以,国家对农村的土地方面的政策一直非常谨慎,负责任的学者往往也很谨慎。这也是为何农村的“合村并居”如此受到社会关注的关键原因。当然,如何盘活农村的资产,让农民走向富裕始终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大问题。
那么,现阶段我国的无产者在哪里?前面说过,沟通城乡二元结构下的两种公有制体制的渠道主要是高考,那么大中专毕业生“不包分配”改革之后,高考本身就开始大量产生无产者。实际上,当前我国的无产者主要就是由“不包分配”以后毕业的大中专毕业生构成的。
这些毕业生们,若是来自农村的,入学的时候变成了城市户口,失去了集体所有制下长期承包给家庭的土地,毕业的时候国家也不包分配,从而成为了“自由劳动力”,即便能够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除非是体制内工作,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自然就是彻底的无产者;若是来自城市,没有了“接班”制之后,大多数本身就自然成为了彻底的无产者。当然,现在随着城市化和现代化,部分来自城市的毕业生,可能成为某种“二代”,但也只是一小部分,同样除了体制内工作,另外一大部分毕业生,仍然不占有生产资料,属于是彻底的无产者。私有企业内不占有股份的工人是当然的无产者,包括各种高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等,只要不占有生产资料,就都是无产者。现在出现所谓的“35岁现象”,本质上就是因为这部分人就是无产者,是失去了公有制体制保护的无产者。当然,高技术人员相对来说就业还算稳定。所以,现在考公务员成为热点,大家热衷于进入体制内。而没有考上大学的农村学子们,多数成为了新的农民工。而没有考上大学的城市学子们,除了某些“二代”们,大部分不能站在父辈肩膀上的都直接成了彻底的无产者。
实事求是的说,改革开放的进程符合社会发展规律,保证了中国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本适应。至少在目前的私有化程度下,多种所有制并存有效的提高了社会生产效率,调动了各种生产要素的积极性。但是,过度的私有化,则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的爆发。尤其是,随着我国产业升级,农民工的作用在逐渐减弱之后,城乡二元结构能够提供的缓冲越来越弱,将来知识密集型私营企业中的劳资矛盾毕竟激烈爆发。如何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取得平衡,是个严峻的问题。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大部分无产者是能够在网上发声的,因为他们绝大多数有着相对较高的受教育水平的,网上发声的大部分人也应该是无产者。虽然大多数无产者都是直接或间接的从农村中分化出来的,但是,这些无产者,由于长期受到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忽悠,又不注意学习马克思主义,甚至都没有搞清一个基本概念,什么叫资产,认为自己有点儿钱,不但没有意识到自己是无产者,反而以资产者自居,替资产者说话。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舆论宣传战斗力这么低下!李克强总理前一阵子说我国还有6亿人的月收入不过1000块钱,甚至引起能够发声的很多人的不理解、不认可。可见,我们的社会割裂有多严重。很多在网上发声的人甚至都不知道我们的社会财产分布已呈现出一种非常可怕的结构,不要说橄榄形,连锥形都不是了。我国的收入分布看起来就像是一根吸管插在大地上,大地上绝大多数人收入极低,而吸管的极少数人则收入极高。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不强调“阶级”的目的是,希望与资产阶级形成统一战线以快速发展我们相对较低水平的生产力。但也要注意,不强调不是不存在。无产阶级不强调,不意味着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不警惕。就算是他们不警惕,谁都会不自觉的为自己的利益说话。而在当前的信息快速流通的环境下,他们掌握了大量媒体,影响力很大,在蓬勃向上、快速发展、机会很多的当下中国,很容易成功的忽悠人。实际上,资产阶级相当警惕无产阶级的联合。
这从我国这几年各种标签的兴起可见端倪。譬如中华田园女权的兴起。中国的男女平权,可以说是世界上做的做好的。毕竟,欧美的女人嫁人之后尚要冠夫姓的,比如希拉里∙克林顿,哪有什么女权可言!譬如各种LGBTQIA+,国外已经成为政治正确,国内虽暂时还不成气候,但也开始浮出水面。又譬如新冠疫情下的“武汉人”、“北京人”、“留学生”等等。我们要打击的是不服从抗疫管理的人,与身份无关!
我想再次重申,不断给人贴标签,大搞身份政治是大资产阶级用以瓦解无产阶级联盟、解构民族国家、制造人民内部矛盾的恶毒工具之一。现在西方社会不断强化的种族主义矛盾,比如从美国开始旋即席卷欧洲的BLM运动,就是身份政治的一种表象。中国人民要擦亮眼睛,清醒的认识到身份政治的恶毒之处,让身份政治远离中国社会。
如果非要使用身份政治的标签,我希望我们中国社会能够坚定的从马克思主义出发,使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标签!而且一定要清楚,所谓资产阶级指的是占有生产资料的阶级,指的是不需要付出劳动就能拥有睡后收入(剩余价值)的阶级!目的是不断提醒中国的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是先富必须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固有矛盾带来的必然结果。中国共产党一直强调,牢记使命,不忘初心!但一段时间以来,在马克思主义教育中,有意无意的去无产阶级世界观,或者叫去意识形态化,导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战斗力急剧下降,已是不争的事实。削弱了无产阶级世界观,导致我们在舆论战线上非但不能趁此次疫情,依托我们取得的伟大成绩乘胜追击自由资本主义,反而处处陷于被动。因为无产阶级没能联合起来,对付我们共同的敌人,反而开始陷入各种身份标签的内斗中。
如今,受过高等教育的广大无产者经过私有制的毒打,已经又重新拿起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武器,开始怀念毛主席!然而,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还是要在探索和实践中前进,但建设“透明社会”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思考方向。
我相信,社会主义在中国必将成为显学!我坚信,将来之环球必将是赤旗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