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分析：对大跃进的部分分析

XHB：历史分析：对大跃进的部分分析

大跃进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集体大部分人的一次共同错误。起因第一是当时的条件太过艰难，导致对发展的追求太过急切；第二是对一些组织知识的无知；因此主要部分既非常令人感到无奈和痛心，也因此是情有可原的一一就是造成的后果太过惨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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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条件一，中国要建设工业，却又极度缺硬通货作为资本（那点黄金和一些资产也被蒋介石这个痞子弄到台湾去了），所以只能在农民身上榨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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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真正的问题是，不要说当时是在大比例投入重工业，哪怕是投入一些轻工业，想要发展到能够有很好的工业收益与成果，从而反哺农业，也是遥遥无期的。这就造成一个极大的困难，即：要怎样说服中国数亿农民，在帮助他们摆脱“三座大山”重压之后，又再次去承担相当高的农业税收呢？而尽管这样做是对整个中国的未来极为有益的，几乎两代中国农民却不幸在他们人生的数十年中，既看不到，也享受不到这份巨大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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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彭德怀的回忆录里，记述这样一件事。当时有的地方，上报了较低的农业产出，结果两次被驳回。于是地方上的官员就知道，是要让他们报告更高的数据。为什么要让他们报更高的农业产出数据呢？这当然是为了多佂粮食。

可是如上所述，地方政府要怎么向农民解释，一个领导他们摆脱了旧中国的各种苛捐杂税，分配给他们土地，承诺带领他们走上幸福生活的政府，现在却又要这样高比例的从他们手里征收粮食呢。

我们作为六七十年后的后人，可以很直白的说，建国后两代农民的付出与牺牲，收益是被我们享受了。可是当时的政府难道能这样开口向农民解释，说你们就是应该付出牺牲，两三代以后的后人才能获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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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没有办法很好的解释，于是中央就抛给各地官员一套“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说辞，以此来“激励“农民。但是更糟糕的是，伴随着这套说辞的，是对中国组织条件差、中国人整体组织品质较低这一现实的无知。于是终究酿成大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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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需要补充一点，建国初缺乏大量硬通货导致的另一个惨重后果，就是在规划发展速度时，陷入了无可摆脱的两难。理论上当然一开始投入更多，发展更快，才能更早的获得收益，也才有可能尽早的使农民摆脱重负。可是这个所谓“更早的“，对当时的农民而言，也不过是遥遥无期而已；而更大的工业投入，对他们而言却是实实在在的、更大的沉重负担。

于是政府陷入两难，想要让工业尽快进入利润回收周期，就要更大的投入，而这就意味着更多的榨取农民的收入。可是如果不能尽快发展，从而得以获得工业成果以反哺农业、减轻农民负担，又意味着对农民重负的长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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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严酷的物质条件的刚性约束，不要说在当时，就是现在是设想穿越回去，除了脑残化的意淫，也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作为一个国家主义者，在事后可以冷酷的说，既然高比例榨取农民不可避免，只要政府能够在稳固的权力中进行榨取，然后尽可能高效的发展工业，已经是所能做到的、接近极限的了。在此基础上要尽可能的避免瞎搞乱搞，不要让农民在如此沉重压力下，还要白白的付出与浪费。但是如此“冷血”的建议，显然是与一群，其中大部分人为中国人民的福祉奋斗一生的仁人志士的感情与心态，是格格不入的。

所以邓公说，当时几乎所有的人心里都很急切，而终于也酿成巨大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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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X心乡往之X: 大跃进的两个主要参数，粮食产量和钢铁产量，乃是“梦想”的起点与终点，前者是工业投入，而后者是工业成果一一也是使前者可以变成不必要的前提。[/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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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X心乡往之X: 以前有段时间。，常有人质疑中国地方政府GDP造假。于是有人对质疑的人提出反驳，地方的GDP与其需要上缴中央的税收一般成正比（正相关），因此，如果地方政府造假，夸大GDP，等于是在增加自己对中央的税务负担。如此有损自己利益的事，地方政府会傻的去做吗？普通人按常识都知道，这样的反驳是很有力的。[/cp]

[cp]@X心乡往之X: 同样的道理，虚报产量数字只是手段，要求多征粮才是目的。如果粮食产量只有4000亿斤，而要征收1000亿斤，则税率高达25%。而如果“设想”粮食产量可以达到8000亿斤，则同样增征收1000亿斤，税率减半，只有12.5%。这就是要“设想“粮食高产的原因。[/cp]

[cp]@X心乡往之X: 而之所以如此依赖粮食征收，上文已经说过，这是因为当时的中国，硬通货极端匮乏，不得不以粮食为资本投资建设。试想当时中国如果能够发现一个10万吨的金矿，什么问题都解决了。[/cp]

至于从虚报产量倒变成浮夸滥吹，以及大跃进中实际组织中的大锅饭大浪费，那就是中国人机灵又意淫的“能力“的借机发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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