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恩·克拉考尔：荒野生存 （IN TO THE WILD）-PART5

    第十三章 费吉尼亚湾

    在我心中有一个乡野自然版图的副本。我所构想的小路，通向外面的山冈和沼泽，也通向内心。通过研究脚下的事物，通过阅读和思考，我开始了对自身、对土地的探索，这两种探索及时地在我心中融汇。我的生命面对着一个热情而固执的期盼——永远地将思想，以及它所带来的一切都抛开，除了最原始、最本能的欲望之外。走入小径，毋须回头。不管是徒步、还是穿着雪鞋或者驾着雪橇，走入夏日的山峰和冰冷的夜晚中。雪中高扬的火焰、雪橇滑行的痕迹，都会泄漏我的行踪。如果可能，让他们来找我吧。

    ——约翰·海恩斯（John Haines）

    《星星、雪、火》（The Stars， The Snow， The Fire）

       在弗吉尼亚湾家里的壁炉上，有两张装框的照片：一张是克里斯高一时照的；另一张则是克里斯7岁时穿着短小的西装，打着歪歪扭扭的领带，卡琳站在旁边，穿着饰有花边的佯装，戴着一顶新的复活节帽子。卡琳端详这两张照片之后说：“真令人惊讶，虽然拍摄时间相差10年，但他的表情却一摸一样，”没错，两张照片中克里斯都是用同样的忧郁、桀骜不驯的神情斜视着镜头，仿佛他在做什么重要的思考，却遭受打扰，而且还要在相机前浪费时间，面露不快。最明显的是在复活节那张照片中，在同一张照片中的卡琳笑容灿烂，克里斯却截然相反，一边充满深情地笑着说，“他总是这副表情。”

    那只克里斯深爱着牧羊犬布克里躺在卡琳脚边，它现在已经13岁，嘴和鼻子都已变白，因为关节炎而步履蹒跚。当马克斯——卡琳养的18个月大的罗威纳犬闯入布克里的地盘时，这只生病的小狗毫不畏惧，对那只重达120斤的大狗大声狂吠，再加上一番切中要害的乱咬，让那只巨兽仓皇而跑。

    “克里斯很爱布克里，”卡琳说，“他消失的那个夏天，他本来想要带布克里一起走。大学毕业后，他曾问过爸妈能不能带布克里走，但他们没答应，因为布克里刚被车撞伤，当时还在恢复期。现在，他们肯定有不同的想法。虽然布克里伤势很严重，兽医也说这次意外后它很有可能永远无法再走路，不过他们依然会忍不住想——我也忍不住这么想，如果克里斯带着布克里一起走，会不会是另外的结果？克里斯自己冒生命危险时从不犹豫，但他却不会让布克里面临任何危险。

    如果布克里和他在一起，他绝不会冒同样的险。”

    卡琳身高1米72，和克里斯一样高，可能比她哥哥还要高点，他们两人长得非常像，以致常有人问他们是不是双胞胎。她很健谈，说话时常把及腰的长发向后甩，一边还用富有表现力的小手打着手势。她赤着脚，脖子上挂着金色十字架，穿着裤线烫得笔挺的牛仔裤。

    卡琳和克里斯一样，精力旺盛，非常自信，成绩优秀，擅长表达，她也像克里斯一样，少女时期常和父母发生激烈的冲突。不过这对兄妹之间的不同远比相同之处多。

    卡琳在克里斯消失后不久就和父母言和了。如今， 22岁的她和父母的关系“非常好”。她比克里斯合群，从未想过独自去荒野或其他任何地方。虽然在种族问题上她和克里斯观点一样，但她并不反对财富——不论是在道德上或其他方面。她最近刚买了一套昂贵的新房子，每天都会花14个小时在她和丈夫克里斯。菲什（Chris Fish）所创办的C.A.R汽车修理服务公司上，希望能在年轻时赚进第一个100万。

    “我以前总是抱怨父母，他们总是不停地工作，你总也看不到他们。”卡琳自我解嘲地笑着说，“但现在看看我，也是这样的。”她承认，克里斯嘲笑她热衷于资本主义，以前常称她“约克公爵夫人”、“伊万娜。特朗普。麦坎德利斯”或者“利昂娜。赫尔姆斯利的后期之秀”。不过他对妹妹的批评并不过分，顶多只是无伤大雅的玩笑，他们俩感情非常好。有一次克里斯写信给他，讲述他和父亲之间的争吵：“无论如何，我愿意和你谈论这些，因为你是世界上惟一了解我想法的人。”

    克里斯去世已有10个月，卡琳依然沉浸在深深的悲痛中。“我几乎没有一天是不哭的，”她露出迷惘的神情说，“当我独自在车里的时候，在从家开车到商场的20分钟之间，我没有一次不想克里斯，每次想起他时都几乎要崩溃。尽管我已经挺过来了，但仍是非常痛苦。”

     1992年9月17日晚上，当时卡琳在屋外给她的罗威那犬洗澡，菲什把车驶进车道，她很惊讶他回家这么早；通常菲什都会工作到很晚。

    卡琳回忆道：“他看起来很奇怪，脸上的表情很可怕。他走进屋里，又走出来，然后帮我为马克斯洗澡。我知道一定出了什么事，因为他从来不给狗洗澡。”

    菲什说：“我需要和你谈谈。”卡琳跟着他走近屋里，先在厨房的水槽冲洗马克斯的颈圈，接着走进客厅。“菲什坐在暗处的长沙发上，头低垂着，看起来非常伤心。我想让他心情好些，便问他‘你怎么啦？’我想可能是工作中有人嘲弄了他，也许是有人告诉他说看到我和别的男人在一起之类的事。我笑着问道，‘那些家伙让你难堪了吗？’他并没有回应我，当他抬头看着我，我看到他双眼通红。”

    菲什说：“是你哥哥，他们找到他了，他死了。”山姆打电话给在班上的菲什，告诉他这个消息。

    卡琳顿时眼前一片模糊，像突然跃入一条幽深的隧道。她不由自主地拼命摇头：“不！克里斯没死！”接着她开始尖叫，大声恸哭，菲什不由得担心邻居会以为他虐待她而报警。

    卡琳像胎儿一样卷缩在沙发里，哀号不止。菲什想安慰她，但被他推开，尖叫着让他不要管她，接下来的5个小时，她一直处于歇斯底里的状态；不过到11点时，她冷静下来，收拾了几件衣服，和菲什一起上车，由他向北开了4小时车，送她回到切萨皮克湾的娘家。

    他们驶离弗吉尼亚湾时，卡琳让菲什在教堂前停下来。卡琳回忆道：“我走进教堂，独自在圣坛前静默地坐了一小时左右。我希望从上帝那找到答案，可是没有。”那天晚上的早些时候，山姆已经证实由阿拉斯加传真过来照片上的无名尸体，的确是克里斯。不过费尔班克斯的法医仍要求对比克里斯的牙齿记录，以最后确定身份。他们花了一整天时间来比较X光记录，比莉一直拒绝看传真来的照片，最后经牙齿记录的核对，确定饿死在苏珊娜河边公交车内的男孩正是她的儿子。

    第二天，卡琳和山姆搭机前往费尔班克斯，领回克里斯的遗物。在验尸官的办公室，他们领会了和遗体一起发现的遗物：克里斯的来复枪、一幅双筒望远镜、罗纳德给他的钓杆、伯雷斯送他的瑞士军刀、一本写有日记的植物书、美能达相机和五卷底片，此外再没有其他东西了。法医请他们签署了相关文件。

    卡琳和山姆抵达费尔班克斯后不到 24小时，又转往安克雷奇，克里斯的遗体在法庭科学实验解剖后已经就地火化，停尸房派人把装有克里斯骨灰的塑料盒送到他们住的旅馆里。卡琳说;“我很、惊讶盒子竟然有这么大。他的名字被印错了，标签上写着‘克里斯托弗。 R。

    麦坎德利斯’，他中间名字的缩写应该是‘J’。当时我很生气，简直要疯了。但过后再想，‘克里斯不会在意的，他只会觉得有趣。’”第二天一早，卡琳把她哥哥的骨灰装进背包，飞回到马里兰。

    在飞机上，卡琳把空服员送来的食物吃得精光。她说：“虽然飞机上提供的餐点非常难吃，但我不能忍受把食物倒掉的念头，因为克里斯是饿死的。”但是接下来的几周，她却一点食欲也没有，瘦了9斤，朋友都担心她得了厌食症。

    而在切萨皮克湾，比莉也不吃任何东西。 48岁的她，身材还像少年一样。她瘦了7斤，随后食欲才逐渐恢复。沃尔特则刚好相反，他不加节制地吃，重了7斤。

    一个月之后，比莉坐在餐桌前，整理克里斯生前最后的照片。她惟一能做的就是看着这些模糊的照片。每当这时，她一次又一次地抑制不住，就像所有白发人送黑发人一样地哭泣。儿子的死所带来的强烈失落感是旁人难以理解的。如果亲眼目睹了如此锥心的丧子之痛，你会觉得对克里斯的冒险行为做任何辩解，似乎都是苍白无力，没有意义的。

    比莉以她的眼泪向命运抗议：“我真的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选择，我真的一点儿也不明白。”

    第十四章 ：“魔指”峰

    我拥有强健的体魄，还有躁动、渴望的意念；我渴望更多、更真实的事物；我的心总是在追寻真实，仿佛永无满足之时。。。。。。

    你肯定已经猜出我是做什么的——登山

                    ——约翰·M·爱德华兹（John MenloveEdwards）

                   《一名男子的来信》（Letter From aMan）

因为事隔久远，我对首次登山情况的记忆有些模糊，但仍记得我独自一人，一边攀登一边颤抖（我隐约记得自己曾独自外出过夜），沿着树木半掩的崎岖山路稳稳地向上攀登。山上有野兽出没。最后，我完全迷失在高空云层中，似乎越过了一条把泥土堆成的小山丘和大山隔开来的想象的分界线，领略到庄严和崇高。把山峰和尘世分开的，是这片处女地的庄严和壮丽。你永远不会熟悉，当你步入其间，你就会迷失。你认得路，但面对光秃吗，无路可走的岩石，你会困惑和害怕。那座多石、多雾的山峰，划破了云层，远比喷涌的火山口还要令你敬畏、令人叹为观止。

                        ——梭罗（ Henry David Thoreau）

                       《日记》（Journal）

    克里斯在寄给韦斯特贝格的最后一张明星片上写道;“如果这次冒险我遭遇不幸，而你又再没听到我的任何消息，我想要告诉你的是，你是个大好人。现在我就要走进荒野里了。”这次冒险的确使克里斯丧生，人们也对他夸张而骇人的声明有所猜想，认为克里斯可能一开始就有心自杀。在他决定走进森林时，就根本无意再走出来。

    不过，，我并不这样想。我认为克里斯之死是个可怕的意外，而并非事先就计划好的。这是在我阅读了克里斯留下的少数文稿；并访问他生命中最后几年所交往的朋友后的推论，不过也有部分来自我个人的想法。

    我年轻时任性、一意孤行、鲁莽、喜怒无常，经常令父亲失望。和克里斯一样，男性权势人物在我心中总是激起错综复杂的情绪，一方面是对他们难抑的愤怒，但同时却又渴望取悦他们。如果有什么东西能引起我自由奔放的想象，我就会以近乎痴迷的热忱追求它。在17~20多岁之间，我所痴迷的就是登山。

    我经常想象自己在攀登阿拉斯加和加拿大的远山——朦胧的山顶，险峻而冷人恐惧，除了少数几名登山怪杰之外，世界上再没有人知道。

    当我把注意力都放在一个又一个山峰时，我才得以把握住方向，而没有在青春期迷失，是登山这件事起了作用。危险使世界沐浴在卤素光下，连绵的岩石、橙色和黄色的地表，丝织般的云层，这些全部都鲜明突出。生命的音调高亢，世界因此而真实。

     1977年，我在科罗拉多一家酒吧的高教凳上沉思、突然想去攀登一座名叫“魔指”的山峰。古冰川将突出的闪长岩雕刻成绵延、雄伟的山峰。从北面看，“魔指”峰非常壮观：宏伟的北壁从没有人攀登过，它矗立于云端，从底部的冰川算起共1830米高，接近约塞米蒂国家公园花岗岩巨石的两倍高。我计划先去阿拉斯加，再从海边穿过近50公里的冰川滑雪到内陆，攀上这座壮丽的北岭，而且，我决心要独自完成这项壮举。

    那年我23岁，比克里斯步入阿拉斯加荒野时还小1岁。我的理性——如果还能称为理性的话，被年轻时肆意的热情所激发，同时也深受尼采、凯鲁亚克和爱德华兹等人的作品影响。爱德华兹是位历经磨难的作家、精神病学家，也是英国当代优秀的攀岩专家之一，1958年他服用氰化物自杀。爱德华兹认为登山是一种“精神病的倾向”，他登山并不是为了运动，而是为了逃脱内心的苏福。

    在策划这次登山时，我只是隐隐感觉到计划的困难程度可能会超乎我的想象，不过这只会让我更加向往。

    我有本书中有张“魔指”峰的黑白照片，由著名冰河学家梅纳德。

    米勒（Maynard Miller）拍摄。在米勒的这张航拍照片中，这座山看起来异常险恶；石头剥落形成庞大的鱼鳍状，黑暗，上面覆盖冰。这张照片让我神魂颠倒。我想知道，当人在那刀刃般的山脊上，一边要保持平衡，一边担忧着远处聚集的暴风雨云层，一边顶着强风和酷寒向前移动，同时还要留神另一面的陡坡，他会是什么感受？他能忍受住这样长时间的恐惧，成功登顶，在安然归来吗？

    如果我做到了。。。。。。我不让自己想象这样的结果，以免召来厄运。

    但我丝毫不怀疑，登顶“魔指”峰一定能改变我的命运，怎么可能不会呢？

    当时我在一处建筑工地做零工木匠，时薪3.5美元。一天下午，在弓着背钉了9个小时的钉子后，我向老板提出要辞职：“不，斯蒂夫，我不能再等几周，我现在就要辞职。”我花了几个小时清洗工具，还从肮脏的拖车中收拾了工具和私人物品，然后登上我的车，向阿拉斯加出发。我很惊讶原来离开时这么容易，而且感觉很爽。，世界变得丰富多采。

    “魔指”峰位于阿拉斯加和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的交界，在彼得斯堡东面。彼得斯堡是一个渔村，只能靠海运或空运到达。有定期航班飞往那儿，但我所有的流动财产只有一辆 1960年的庞蒂亚克和 200美元现金，连单程机票都买不起。因此我驾车到华盛顿州吉格港，丢掉车子，然后想办法混上一艘向北行驶的鲑鱼围网渔船。

    这艘“海洋皇后号”是坚固、讲实效的工作船，是用阿拉斯加黄雪杉厚板制成，配有延绳和围网。作为我乘船的交换，我在船上帮工，按时去掌舵——每12小时值4小时的班，并帮他们整理数量众多的捕鱼工具。沿着内海航道的缓慢航行在薄纱般的幻想中启程了，在一股我无法控制、无从理解的力量驱使下，我出发了。

    水面阳光照耀，波光闪闪，船轰鸣着，往北朝乔治亚海峡航行。两边的斜坡陡峭升起，上面长满黑沉沉的铁杉、雪松和钩果草。海鸥在头顶盘旋。出了马尔科姆岛，我们遇到了七头虎鲸，其中还有背鳍和人一般高的，它们划破如镜的水面，距船舷栏杆仅一步之遥。

    出海的第二个夜晚，破晓前两小时，我正在掌舵，突然看到一只黑尾鹿的头在聚光灯刺目的强光中浮现。当时它正在费兹休湾中央，从加拿大岸边穿过寒冷而黑漆漆的海水。它的眼睛在炫目的灯光下发出红光，看起来筋疲力尽，且因恐慌而发狂。我把舵向右转，船滑过它身旁，它在船后上下漂动了两次后，消失在黑暗中。

    内海航道大多是如峡湾般的狭窄水道，但当我们经过邓达斯岛时，眼前豁然开朗。西边是开阔的海洋，一望无际的太平洋水域。船只在大海里颠簸摇晃，浪头拍打着船舷。从右舷向船头望去，远处浮现一群崎岖、低矮的山峰，这副景象使我的心跳加快，这些山峰告诉我：我们抵达了阿拉斯加。

    离开吉格港五天后，“海洋皇后号”停泊在彼得斯堡，补充燃料和水。我单脚跃过船舷的绿缘，背起沉重的背包，在雨中走下码头。我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便坐在背包上，在城里图书馆的屋檐下躲雨。

    和阿拉斯加相比，彼得斯堡是个不折不扣的小镇。一位高大开朗的妇女来和我搭讪，她叫卡伊。桑德伯恩（Kai Sandburn），诚恳快乐，活泼外向，和她谈话很轻松自在。我向她坦白我的登山计划，她并没有嘲讽我，也没有露出惊奇的表情，使我松了一口气。她只告诉我：“天气好的时候，你可以从镇上看到‘魔指’峰，十分迷人。就在那儿，弗烈德瑞克湾对面。”我顺着她所指的方向看去，东方云层低矮。

    桑德伯恩邀我到她家吃晚饭，当晚我在她家地板上打开睡袋借宿。

    她入睡后很久，我还在旁边的屋子里辗转反侧，聆听着她平稳的呼吸声。多少个月来，我一直说服自己不去在乎生命中缺乏亲密关系和真正的人际关系，但这名女性的陪伴使我感到快乐——她的笑声、她无意中触碰我臂膀的手，揭露了我内心的自欺。

    彼得斯堡建在岛上；“魔指”峰位于大陆，矗立于冰雪覆盖的白顶斯蒂尔冰帽上。冰帽体积庞大，如迷宫一般，它就像动物的甲壳一样覆盖在边界山脉的山脊上。从这儿延伸出无数狭长的蓝色冰川海岬。

    经过长年累月的重压，它们缓缓伸入海中。如果想要到山脚下，必须通过40公里的海域，然后由一条叫贝尔德的冰川上行近50公里，我十分确定，这个冰川已经多年没有人类的足迹。

    我搭上几位植物工人的便车前往托马斯湾。他们让我在碎石滩上上岸，冰川的尽头距此地两公里左右。半小时后，我登上冰封的隆起，开始向“魔指”峰进军。冰上没有雪，粗糙的黑色沙砾在我的冰爪之下嘎吱作响。

    再走五六公里，我来到了雪线，并在那里换上滑雪板，我背上的沉重负担顿时减轻了13斤，也加快了我的行近速度。但雪地里隐藏许多冰裂缝，这增加了旅程的危险。

    在西雅图我就想到可能会有这样的危险，所以就停下来到一家五金店买了一对坚固的铝制窗帘杆，每根有3米长。我把它们绑成一个十字形，然后绑在我背包的腰子上，这样杆子在雪地上方水平延伸。我背负着过重的包袱，在冰川上蹒跚而行，尤其背着这副奇怪的十字架，感觉自己像个是古怪的苦修会修士。万一我不走运踩进了潜藏在雪层下的冰裂缝时，我只有寄望于一根窗帘杆能够架在裂缝上，使我不致落入贝尔德冰川冰冻的深渊中。

    两天来我冰川上艰难地行走着，天气不错，路线清晰，没遇上什么大障碍。不过因为是独自一个人，即使是最平常的事情，似乎都充满了意义。冰层看起来更加冰冷、神秘，天空也更加湛蓝，那些冰川上矗立的无名山峰显得更加庞大、美丽、险峻，而如果有伴同行，这些感受将逊色很多。我的情绪也变得强烈：高亢时更高亢；绝望时更低沉、更忧郁。能够尽情地陶醉在自己的人生梦想中，对一个有自制力的年轻人来说，充满了极大的吸引力。

    离开彼得斯堡三天后，我抵达了斯蒂金冰帽脚下，贝尔德冰川长长的支流在此融入了冰地。冰川则突然溢出越过高原边缘，幻影般的碎冰通过两山间的缝隙，坠入海中。这让我真正感到害怕，自离开科罗拉多之后，这还是第一次。

    冰瀑上交错分布着冰裂缝和摇摇欲坠的冰塔，从远处看来，仿佛是火车失事，许多幽灵般的白色车厢在冰帽檐出轨，杂乱地向下翻滚，越靠近，越觉得不舒服。我那3米的窗帘杆子比起这10多米宽、几十米深的冰裂缝，实在是微不足道。我还没有想出穿过冰瀑的可行计划，天开始刮风，并飘着雪，刺痛了我的脸，能见度几乎为零。

    接下来一整天，我这这如迷宫般的乳白天空中四处摸索，循着自己的脚印，由一条死路走到另一条死路。一次又一次，我以为找到了出路，随后却发现只是在声响更增加了我的急迫感。吱吱的声响和尖锐的爆裂声——就像逐渐弯曲的大杉树树枝快折断时发出的抗议声，提醒我冰川在移动，冰塔随时可能会倾斜。

    我单脚踩过横跨在深不见底的冰裂缝上的雪桥，过了一会儿，我又越过及腰的雪桥。窗帘杆子使我免于落入几十米深的冰裂缝，脱险后，我不禁想象如果自己落入冰裂缝底部等着死亡的来临，没人知道我在哪里，是怎么死的，那会是什么滋味。

    夜幕降临时，我从冰塔斜坡出来，来到了空旷而饱经风蚀的冰川高原上。在又惊又冻中，我滑雪走了很远，穿过冰瀑，远离那隆隆的声响，然后扎起帐篷，钻进睡袋，颤抖着时睡时醒。

    我计划用三周到一个月在斯蒂金冰帽，但并不想背着一个月的食物、沉重的冬季露营装备和登山工具登上贝尔德冰川，因此在彼得斯堡时我用 150美元——这是我最后的现金——请丛林飞行员在我抵达“魔指”峰山脚时，空投6箱补给品。我在给飞行员的地图上明确地标出了我要去的地点位置，并说明我会用三天时间抵达那里；他承诺只要天气许可，就会按时飞来投下补给品。

     5月6日，我在“魔指”峰东北方的冰帽上扎营，等待空投物品。

    但接下来的4天一直下雪，根本不可能有飞机。而我又担心误踩隐藏的冰裂缝，不敢离营区太远，所以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帐篷里，偏偏篷顶又太矮，无法坐直，心里又疑又惧。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我越来越焦虑。我即没有对讲机，也没有其他与外界联系的工具。很多年都没有人来过斯蒂金冰帽了，恐怕还要过更多年之后，才会再有人来这。炊具燃料几乎告罄，还只剩下一块奶酪、一包面条和半盒可可泡芙。这些食物还可以让我支持三四天，但接下来该怎么办？滑下贝尔德冰川回到托马斯湾只需要两天时间，但可能要等一周或许更久，才会恰好有渔民经过，顺路载我回彼得斯堡。

     5月10日晚上当我要入睡时，外面依然下着大雪，刮着大风。几小时后，我听到一阵微弱的、时断时续的呜呜声，比蚊子的声音大不了多少。我拉开帐篷的门，这时云已散开，但依没有飞机的踪影。接着呜呜声又出现了，这一次持续得更久，然后我看到了它：小小的红白条纹高高地飞在西边的天空，嗡嗡作响。

    几分钟后，飞机从我头顶直接飞过，显然飞行员不习惯冰川飞行，他错估了这个地区的规模。他担心如果飞得太低，会被意外的湍流卷祝所以它在我头顶上至少300米——他还以为离地面不远了，却没有看到在黯淡夜光下的帐篷。我挥手大喊，一点用处也没用，在他的高度，我混杂在一堆岩石之中，根本无法辨识。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他一直绕着冰帽飞行，审视着，仍没看不到我。不过这位飞行员信守承诺，他对我的困境十分了解，因而并没有放弃。我把睡袋系在窗帘杆的末端，疯狂地挥舞着，飞机突然倾斜转弯，朝我而来。

    飞行员连续三次迅速地低低飞过营地，每次各抛下两个箱子，然后飞走了，留下我独自一人。周围再次笼罩在一片寂寞中。我感到被抛弃了，脆弱、迷失，不由得呜咽起来。不久，我感到难为情，于是停止哭泣，大声骂着脏话，直到声音变得沙哑。

     5月 11日，我大清早醒来，发现天空晴朗，天气变得温暖，大约11℃。我没想到会有这样的好天气。虽然心理上还没有真正准备好开始登山，不过还是急忙收拾起背包，朝“魔指”峰脚下滑去。前两次的阿拉斯加远征已经让我学会，不能浪费罕有的好天气。

    从冰帽边缘伸出一条细小的倾斜冰川，向上延展，像一条狭窄的通道一样越过“魔指”峰的北壁。我打算沿着这条通道到达冰墙中央突起的岩石上，然后沿着丑陋的坡面迂回而行。

    那条通道最后变成了一连串的50℃的冰原，上面覆盖着及膝的粉末雪，布满冰缝隙。雪的深度使行进缓慢，当我面对最高的巨型裂缝的悬垂冰墙时，已是离营三四小时后，却还没有开始真正的攀登，让人多少有些挫败的感觉。悬伸冰川在这里变成了垂直的岩石，攀登立刻就要开始。

    岩石上覆盖着 15厘米厚的易碎白霜，根本没有可供双手抓握的地方，看起来几乎没什么希望。但就在岩石主要突出部分的左边，有一个浅浅的角落，因为融化的水结冰而变得光滑，这条冰带垂直而上近百米，如果这块冰能够支撑冰镐，我就可以循着这条路径向上爬。我挪着脚步走到冰带下，精神抖擞地挥动工具，凿在约5厘米厚的冰上。

    它结实而易碎，虽然比预想的薄，不过仍可以利用。

    攀登如此陡峭而毫无遮蔽的岩石，令我头晕目眩。我的脚下是直落近千米的冰墙，底面是肮脏而布满雪崩痕迹的冰斗。向上望去，山的前缘向着通往峰顶的山脊突出，垂直延两三百米，令人望而生畏。我每凿入一次冰镐，与峰顶的距离就缩短约50厘米。

    让我能够待在山腰、待在世界边缘的，是两只钉入混浊冰块中约1厘米粗细的铬钳合金长钉。我爬得越高，却越觉得舒服。高难度的登山开始时，特别是独自登山，你总会想着身后的深渊，要抗拒这种念头，必须聚精会神，决不能有片刻放松。因虚空而产生的幻听，会让人几乎崩溃，让你动作迟缓、笨拙、止不住地颤抖。但随着你越爬越高，习惯了这种危险状态，你会信任自己，越来越相信自己的手脚和头脑，并相信自己的能力。

    随着你的注意力越来越集中，你不再感受到疼痛的关节、抽筋的大腿以及因为长期的专注而造成的过度疲劳。攀登变成了清晰的梦境，几小时转眼就过去了。世俗生活中的烦乱——良心的违背、未支付的账单、办砸的事情、沙发下的灰尘——暂时全部被抛诸脑后，留下的只有清晰的目标，眼前这件重要的事情。

    此时，你的心中涌出某种欢欣的情绪，不过你并不想太依赖这样的情绪。独自登山时，凭借的不过是一种胆大妄为，而不是可依赖的黏性。稍后等“魔指”峰北壁时，我便有这样的感觉。

    自越过悬伸的冰川，我已经攀登了200多米高，全部仰赖冰爪和冰镐。在大约100米处，冰带就已结束，再往上就是易碎的霜冻裂缝层，虽然几乎无法支撑身体的重量，但岩石表面白霜厚达七八十厘米，因此我继续往上。不过在不知不觉中，冰墙越来越陡，霜冻裂缝层却越来越薄，我已经进入催眠般缓慢的节奏——摇摆、蹬腿、摇摆、蹬腿。。。。。。最后左手的冰镐“砰”的一声，敲入白霜下数厘米厚的闪长岩板中。

    我左敲、右敲，却一直敲到岩石，很明显，支撑着我的霜冻裂缝层大约只有10厘米厚，像陈腐的面包一样松散。我高悬在1000米的高空中，仿佛走在扑克牌叠成的房子上，一阵恐惧涌上心头。我的视线模糊，呼吸急促，小腿开始打颤，我缓缓地向右移动几米，希望找到比较厚的冰层，但冰镐依然敲在岩石上。

    我感到害怕，觉得身体变得虚弱，便开始往下爬。霜冻曾逐渐变厚，下降二三十米后，我回到还算比较结实的地带。我平复一下紧张的情绪，接着手持冰镐倾身向后，在斜坡上寻找结实的冰层，寻找底下质地不同的岩石层，寻找任何可以容我穿过薄弱霜冻层的通道。我找得脖子都酸痛了，却一无所获。只能结实攀登，惟一可做的就是下山。

    第十五章 斯蒂金冰帽

    只有尝试，才会真正了解我们心中有多么难以控制的渴望，激励自己跨过冰川和急流，攀上险峻的巅峰。无论如何，让理智来阻止我们吧！

                         ——约翰·缪尔（John Muir）

                       《加州的山峰》（The Mountains of California）

但是你注意到山姆二手看你时微微翘起的嘴角了吗？意思是：“首先，他并不希望你叫他山姆二世；其次也意味着他左腿裤管里有锯短枪膛的猎枪，右腿裤管里有一包钩，只要一有机会，他便可以用这些工具杀死你。父亲大吃一惊。发生冲突时，他经常这样说：”小兔崽子，小时候还是我帮你换的尿布呢！”第二，它立即提醒了山姆二世生气的原因。他生气是因为他幼小，而你却已是成年人吗？当然不是。他生气是因为他弱小无助，而你却强壮有力吗？不，也不是因为这个。他生气是因为当你需要时偶然会想起他？不，也并不完全如此。他发怒是因为在他爱你的时候，你却毫不觉察。

                         ——唐纳德，巴特尔梅

                        《亡父》（The Dead Father）

    由“魔指”峰侧面下来后，大雪和强风使我一连三天都只能待在营中。时间过得很慢，为了打发时间，我抽光了所有的烟。然后就是阅读，可是后来连书都读完了，我只好开始研究帐篷顶上的图案。我就这样躺着一连看了好几个小时，心里不停地忖度：究竟该趁天气一放晴，就赶快启程前往海边呢？还是待在这里，再尝试一次攀登呢？

    其实我在北壁的冒险举动已经让自己感到不安，我压根不想再上一次“魔指”峰；但又不远这样灰心丧气地返回博尔德。那些认为我一定会失败的人，一定会是那种既想安慰我、又暗自得意的神情。

    到了第三个暴风雪天的下午，我再也无法忍受了：结冰的雪块从背后撞击我、又冷又湿的尼龙布掠过我的脸，从睡袋伸出飘出的恶臭味实在让人忍无可忍。我收拾起脚下乱七八糟的杂物，找出一个绿色的小包，里面有个金属罐，藏着我本想当成胜利雪茄的东西，我本来想在登顶成功后的返程中享用，但恐怕我不会再尝试登顶了。我把罐子里的东西倒在烟叶纸上，卷成一管大麻烟，一口气把他抽光。

    但这只是让帐篷变得更狭窄、更闷、更难以忍受，还让我感到饥饿难耐。我决定煮一点燕麦，也许情况能有所改善。然而，这却是个漫长、复杂的过程：先在暴风雪中装一锅雪，置好炉具，点燃炉火，找出燕麦和糖，将昨天的残羹倒掉。燃气炉子，把积雪融化开，却突然闻到烧焦的味道，仔细检查，炉子附近没有发现任何迹象。我觉得很奇怪，可能是大麻引起的幻觉，但我却分明听到背后有什么东西劈啪作响。

    我连忙转身，原来有一袋垃圾起火了——是我刚才丢进去点燃炉子的火柴引起的。于是我赶紧用手扑火，几秒钟后火就熄灭了。但我还是眼睁睁地看着帐篷的内帐化为灰烬；虽然帐篷内附的门帘逃过此劫，这样多少还能遮点风雨，可是帐篷里的温度却骤降了17℃。

    我感到左手掌刺痛，一看才发现有粉红色的烫伤伤痕。不过最令我烦心的是，帐篷根本不是我的；这个昂贵的庇护所是向我父亲借来的。

    在我出发前，它还是新的，标签还在上面，父亲很不情愿借给我。我坐在那里发呆了几分钟，想着这昔日美丽的帐篷，如今只剩烧焦毛发的刺鼻臭味和融化的尼龙。我想，我总是让老爸失望。

    我父亲刘易斯反复无常、个性复杂、脾气急躁，内心隐藏着深切的不安；他这一生中，从没有在我面前承认过错误。但这就是我父亲，一名业余山友，也是我的登山启蒙老师。在我8岁时，他为我买了第一捆绳子和第一把冰镐。他带我到喀斯喀特山脉攀登南姐妹峰，那是一座只有3050米的火山，离我们在俄勒冈州的家不远。他从没料到，有一天我竟会以登山为志。

    刘易斯是个仁慈慷慨的人，但专制独断，并以这样的方式深爱着5个子女。他的世界观有一种崇尚竞争的残酷色彩。他认为，人生是一场竞赛，他多次阅读史蒂芬。波特（Stephen Potter）的作品，而“胜人一筹”和“制胜绝招”这两个词就是波特发明的。他不觉得波特的作品是讽刺社会，反而视之为实用的策略手册。他雄心勃勃，而且像沃尔特。麦坎德利斯一样，把自己的期望全心投注到儿女身上。

    我还没上幼儿园时，他就设计好我在医药界的辉煌生涯；万一做不到，进入法律界也未尝不可。圣诞节和生日时，我收到的礼物都是显微镜、化学用品、大英百科全书之类的东西。由小学到高中，我的兄弟姐妹和我受尽威吓，每一门课程都要成绩优异、在比赛中要赢得奖牌、在舞会上要被选为舞会皇后、在学生社团领袖竞选中要获胜。我们学到，惟有如此，我们才能进入好学校，才能进入哈佛学院；而这是获得成功和快乐人生的惟一途径。

    我父亲对这幅成功蓝图的信心不可动摇，因为这也是他通往成功的路。但我不是他的克隆，在青少年时期我就了解这一点，于是先是逐渐地，然后剧烈地偏离他规划的路径。我的反叛使得父亲大为恼火，他大声咆哮着，我们家的窗户都因此震动不已。在我离开俄勒冈州科瓦利斯，去一个遥远的地方上大学之前，我和父亲要不就是咬牙切齿地对话，要不就是根本不说话。四年后我毕业了，并没有进哈佛或其他医学院，反而成为木匠、热爱登山的流浪汉，我们之间的鸿沟彻底不可跨越了。

    在很年轻的时候，我就拥有其他孩子所没有的自由和责任，我本应该非常感谢，但我没有，反而感受到来自父亲的压抑。他训练我：如果不赢，就是失败。身为他的儿子，我从未质疑过他的话。也因此，当后来一个被长久隐瞒的家庭秘密曝光后，我发现这个只要求完美的神其实自己并不完美，对此，我无法宽容待之，而是出离愤怒。知道他只不过是个凡人，而且还令人讨厌，这实在令我难以原谅。

    事隔 20年，曾有的愤怒早已消失，它已经被悔恨和同情所取代，这样的情感应该就是爱吧。我终于了解我折磨父亲、使他气恼的程度，并不亚于他折磨我、使我气恼的程度。从前的我自私、冷漠。他为我建了一座通往特权的桥，亲手为我搭好通往美好生活的框架，而我却以破坏它、粉碎它作为回报。

    但是这样的感悟却是经历了时间的流逝，遭遇了不幸之后才出现的，那时令我父亲满意的生活已经开始衰败。先是肌肉不听使唤，患过小儿麻痹症30年后，症状诡异地再次出现。本就有残障的肌肉更为萎缩，突触不起作用，腿也不能移动。他从医学期刊中推断这是一种“小儿麻痹后遗症”。疼痛，有时是剧痛，就像持续而尖锐的噪音一般，充满了他的生活。

    为了不让身体再这样衰退下去，他竟大胆地尝试自己用药物来治疗。不论走到哪儿，他都随身带着一个手提医药包，里面塞满数十个橙色的塑料药瓶。每一两个小时，他就在医药包中摸索，眯着眼睛看商标，再倒出成堆的药丸，不喝水就吞服下去。浴室的水槽里摆满了用过的注射器和空玻璃瓶，他的生活充斥着越来越多的类固醇、安非他明、兴奋剂和止痛剂的处方笺，药物也使得他变得混乱。

    他变得越来越不理性，有很严重的妄想症。朋友们全都被赶跑了；母亲终于忍受不了这样的长久折磨，只好搬了出去。我父亲终于崩溃了，疯狂了。他几乎要毁了自己的性命——而且还先确定我在场，才这么做。

    自杀未遂后，他被送到波特兰附近的精神病院。我去看望他时，他的手脚都被绑在床边栏杆上，语无伦次地咆哮着，全身沾满了粪便；他狂野的眼神里，一会儿放出挑衅的光芒，一会儿又流露出难以理解的恐惧；他的眼神深陷，清楚地说明了他备受折磨的心理状况。当护士想为他换床单时，他猛烈地又踢又打，反抗对他的束缚，大声诅咒他们、诅咒我、诅咒命运。父亲自以为万无一失的人生计划却最终把他送到了这个恶梦般的地方。这个反讽并不会带给我任何快乐，更是他所不能理解的。

    另一个他无法了解的讽刺是，他根据自己的想象对我的塑造最终还是成功了。他其实培养了我伟大而热烈的雄心壮志，只不过是在其他领域开花结果了。他永远无法了解“魔指”峰其实和医学院具有相同的意义，只是领域不同。

    我想这一定是遗传的作用，使我在首次攀登斯蒂金冰帽失败、甚至连帐篷都差点烧光之后，依然不想放弃。在首次尝试失败后的第三天，我又开始第二次攀登，不幸这一次我只爬到冰裂缝上方30多米的地方，就因恐惧和暴风雪的来临而回头。

    然而，我并没有回到冰帽上的营地，我整晚待在陡峭的山侧，就在我上次攀登的最高点正下方。但这却是个错误的决定，到了下午，风雨变强，雪以每小时3厘米的速度降下，我蜷缩着。在冰裂缝边缘下，雪从冰墙上落下像浪花般打在我身上，一点儿一点儿地覆盖着我所在的岩脊。

     20分钟之内，雪花就覆盖了我的临时营地；这是一层薄薄的尼龙封套，看起来就像装三明治午餐的大纸袋。营地在雪花掩埋下只剩可供呼吸的裂缝。这样的情况发生了4次，每次我都把自己从雪中挖了出来。到了第5次，我终于忍无可忍，便把所有的装备收到背包中，出发返回营地。

    因为漫天的风雪，光线十分黯淡，令人无法辨别坡面和天空，这使得下山的过程变得极为骇人。我当时非常害怕，因为很有可能会一脚踩空，由冰塔顶端垂直坠落到冰川上。当我最后终于回到冰封的平原上，我发现我的足迹早已消失的无影无踪。我不知道如何在茫茫冰原上找到帐篷，只能寄希望于运气了，祈祷我能够碰巧找到它。我绕圈滑了一小时的雪，直到脚被陷入一个小型冰裂缝中，才停下来。这时我觉得自己像白痴一样，我本该就地蹲下，等暴风雪过去。

    我浅浅地挖了个洞，把自己包在小型帐篷中，坐在漫天飞舞的风雪里。雪花在身旁堆积，我的腿也麻木了，湿冷的寒意从传颈部传至胸膛，不断落下的雪也渗入我的皮衣，浸湿了我的衬衫。我想要香烟，即使只有一根，也能使我力量重生，去坦然面对这样恶劣的情况，而不再在乎整个旅程的险恶。我把小帐篷拉得更紧，包住双肩，但风还是从我的背后灌进来。此时我已管不了太多，把头埋入臂弯，恣意地自怨自艾起来。

    我知道有人死于山难，可当时的我只有 23岁，对于死亡（我自己的死亡）还没有什么概念。当我由博尔德拔营前往阿拉斯加时，充斥脑海的，全是登顶“魔指”峰的愿望实现时满足、荣耀的成功欲望，而压根没去考虑自己也可能会和其他人一样，发生意想之外的事情。

    因为我非常渴望攀登这座山，因此天气、冰裂缝或布满白霜的岩石在我看来都是小小的障碍，没想到就是这些小障碍差点影响了我的计划，真是令人意外。

    傍晚时分，风停了，最低的云层距离冰川有四五十米高，而我终于找到营地。我毫发无伤地回到帐篷，但不容置疑，“魔指”峰已经把我的计划搞得乱七八糟。这次，我不得不承认，进化论有多意志，我都无法登上北壁。

    然而，还有另一条路可以实现这个计划。一周前我曾到过山的东南侧，想勘探我登上北壁之后下山走得的路，这也是登山界的传奇人士佛列德。贝奇（Fred Beckey）在1946年首次攀登“魔指”峰时所走的路线。当时，在贝奇路线的左边，我注意到一条无人攀登过的明显路线，一条由冰形成的杂乱网络状的路，横过东南坡面。当时我觉得这可能是条比较容易登顶的路线。不过那时，我并没太在意这条路，如今，自北壁登顶失败后，我准备放低眼光。

     5月15日下午，当大风雪减弱后，我回到东南壁，爬上一条狭长的山脊的顶点，这条山脊领近的较高山峰就像哥德式教堂的飞拱。我决定在狭窄的山头，即距峰顶近500米处过夜。夜晚的天空清冷无云，我可以看到远处的潮水，甚至更远处的景物。黄昏时分，我眺望、凝视西方彼得斯堡的灯光，这是自空投补给品之后，我与人类最亲密的接触；在我毫无准备之际，这遥远的灯光解除了我情感上的防备。我想像着人们收看电视上转播的棒球赛；在灯光明亮的厨房里吃着美味的炸鸡；喝着啤酒；行云雨之欢。躺下来睡觉时，我因强烈得寂寞而涌起莫名的伤感，我从来没有感觉这么孤独，从来没有。

    晚上我梦魇不断，有警察的追捕、吸血鬼和黑社会的死刑处决。我听到有人悄声说：“我想他在那里。。。。。。”我一跃而起，睁开眼睛，看到太阳正在升起，整个天空是鲜红色的，仍旧晴朗，天空上方布满了薄薄的卷云层。在西南地平线上，已隐约可见暴风雨的暗线。我穿上了靴子，快速地系好冰爪。醒来不到五分钟，我已开始从露营点出发了。

    除了冰镐之外，我没有带绳子、帐篷等其他装备。我是计划轻装速行，在天气变坏之前登顶再返回。我鼓励自己，感觉快要喘不过气了，急急忙忙地向左攀登，越过由布满冰裂缝、由短岩石阶梯连接起来的小学原。攀登过程是有趣的，岩石上布满了大的支撑点，和虽然薄但坡度不超过 70°的冰。不过我很担心来自太平洋、会让整个天空变黑的暴风雨的来临。

    我没有戴表，不知道时间，不过感觉只用了一点时间，我就站在最后一块冰原上。然而这时整个天空已经乌云密布，看起来从左侧冲顶难度较低，不过若能直接向上攀登可能会比较快。我担心登顶时会遭遇暴风雨，这儿可没有任何遮蔽，因此选择了直接向上冲顶。冰越来越陡，也越来越薄，我挥舞着左手的冰镐，却敲在岩石上；我瞄准另一个点，又是沉闷的哐当声，敲在顽固的闪长岩上。一次又一次，正和我首次攀登北壁一样。我向下看去，看到600米以下的冰川，胃部不禁搅动起来。

    在我上面约 15米处，冰墙缓降成山顶旁的斜坡。我僵硬地握着冰镐，一动也不动，内心充满恐惧和犹豫。我再一次朝下看，再朝上看，然后刮掉头上的冰屑。我用左手的冰镐钩住岩石上如镀镍般薄的岩脊边缘，试试它能承受住的重量。它可以支撑，于是我把右手的冰镐从冰中拔出向上够，把它插入弯曲的半寸裂缝中，直到它嵌住为止。此时我几乎喘不过气来，奋力向上移动双脚，挣扎着要把冰爪踢入冰层。

    我左手尽量向上举，因为不知道闪亮而不透明的冰层下面是什么，所以我轻轻地挥动冰镐，镐尖发出响亮的哐当声。几分钟后，我站在宽阔的岩脊上，峰顶就在上方五六米处，是一条细长的鳍状岩石上面覆盖着奇异的大气冰的混合物。

    脆弱的霜羽层让我意识到这最后的五六米依然是艰难而可怕的。突然，我到了已不能再高的地方，我干裂的唇咧开，露出痛苦的微笑，我登上了“魔指”峰顶。

    名符其实，峰顶是超现实、极端险恶的地方。这是一块布满白霜的楔形狭长岩石，比一个橱柜大不了多少。这上面当然不适合闲逛，我横跨在最高点上，右脚下的南壁垂直直落七八百米，左脚下的北壁更是两倍的距离。我拍了几张照片，证明自己来过这里，并花了几分钟试着把已弯曲的冰镐弄直，就起身，小心地转过身来，踏上返程。

    一周后，我在雨中的海滨扎营，那里的苔藓、柳树、蚊子都令我惊奇。不久，一艘小艇驶进汤姆斯湾，在我帐篷附近的海滩停下，驾驶者自称吉姆。弗里曼（Jim Freeman），是来自彼得斯堡的伐木工人，那天他休假，来这里是为了带家人看冰川，顺便寻找熊。他问我:“来干什么？打猎吗？”

    “不，”我腼腆地说：“其实我刚爬完‘魔指’峰，我在那里待了20天。”

    弗里曼用手拨弄着舱面系索扣，一言不发。显然他不信，也不喜欢我缠绕的及肩长发，以及三周没洗澡发出的味道。我问他能否载我到城里，他不情愿地说：“没有什么不可以。”

    波浪起伏，我们花了两个小时跨过佛瑞德里克湾。聊起来之后，弗里曼变得友好一些了，但他还是不相信我登上过“魔指”峰。不过，在他把小艇驶入兰格尔海峡时，他假装相信了。他把船停靠在码头上，坚持请我吃芝士汉堡，并邀我晚上住在他家后院的废弃小车里。

    我躺在那辆旧车的后车厢，却睡不着，因此我起身走到一家酒吧。

    由彼得斯堡归来时的兴奋感和轻松感在慢慢褪去，随之袭来的是一阵突如其来的忧郁。我在酒吧和人们聊天，他们似乎并不怀疑我真的登上“魔指”峰，其实，他们对这个并不关心。夜晚逐渐消逝，酒吧里只剩我和一个牙齿掉光的特里吉特人。我一人独饮，不停地往点唱机中投币，反复播放同样的五首歌，直到一个服务生气愤地大吼：“喂！

    小子，让我们休息一会儿好吗？”我咕哝着道歉，走出门，回到弗里曼的旧车里。那儿充满旧机油甜美的气味，我沉沉地睡了过去。

    登上“魔指”峰顶后不到一个月，我又回到博尔特，为司普鲁斯街的房屋顶墙板，这是我去阿拉斯加之前工作的那栋公寓。我薪水涨了，每小时4美元；夏天过去后，我搬出去工地旁的拖车，住进了闹市购物中心西边的一套便宜的公寓。

    当你年轻时，很容易一厢情愿地以为，只要是你想要的就是你该得到的，当十分渴望某样东西时，就有权利得到它。那年4月我决意去阿拉斯加时，就和克里斯。麦坎德利斯一样，还是个未经世事的小伙子，认为自己掌握了一切，却不知，自己其实只是凭借一腔热血和模糊不通的逻辑去行动。我认为攀登“魔指”峰改变了我的生活，当然，最后几乎没有改变什么。不过这次经历让我了解到山峰并不能承载梦想。幸运的是，我能活着和大家分享我的故事，我年轻时，有许多重要方面并不像麦坎德利斯。最显著的不同是，我既没有他的聪明才智，也没有他崇高的理想，不过我们都深受扭曲的父子关系的影响。还有我们拥有同样的热情、同样的鲁莽以及同样不安的灵魂。

    在阿拉斯加的冒险中我幸存下来，克里斯却丢了性命，这只是运气的关系。要是1977年我没能从斯蒂金冰帽归来，人们也会像推测克里斯一样，说我有自杀的意图。18年后的今天，我很清楚当时的我因为过度自负和过于天真而尝到苦头，但我完全没有自杀的念头。

    年轻时，死亡对我而言，就和非欧几里德几何学或婚姻一样，只是个抽象的概念。我根本不了解它的可怕结局，和它可能对死者的亲人所造成的巨大伤害。死亡的黑暗、神秘震撼着我，我曾无法抗拒地悄悄走到命运的边缘，并向下窥探。那使我害怕，同时我也在惊恐中看到了某些东西，某些禁忌和某些秘密，就像甜美如花瓣一样的女性隐私处。

    我相信，我的情况和克里斯。麦坎德利斯的情况——与寻死完全是两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