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印度的计划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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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以后印度的经济发展模式，计划经济是最常用的标签。

在很多比较中印的文章中，认为印度之所以在改革开放后被中国远远抛开，都是因为计划经济维持太久，而市场的改革比中国晚。仿佛计划经济就是一个诅咒，早点解除经济就会早点腾飞。

事实远不是这样。

印度的计划经济与中国的、乃至苏联的计划经济都不是一回事。不同点远比共同点多。可以说印度搞得是“印度特色”的计划经济（因为是由印度第一任总理尼赫鲁一手推动的，所以也被称为“尼赫鲁式”的“社会主义民主经济”）

“印度特色”的计划经济最大的特点，也是与中国最大的不同，就是为大资产阶级和私人垄断资本的存在和发展留下了巨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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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有一种没什么根据但流传很广的看法是：资产阶级与市场经济是天然盟友，与计划经济是天然的敌人。

这种看法在印度是不成立的。因为印度的（本土）大资产阶级是本国计划经济思想重要的奠基人。

独立以前的1938年，印度国大党成立了国家计划委员会。以尼赫鲁为首，由15名成员组成，其中有知名的工业家、金融家、经济学家、教授和科学家以及工会的代表。

二战快结束时，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委员与一批大资本家，如塔塔财团的J.R.D.塔塔，A.D.斯洛佛和约翰·马塔伊，还有G.D.比拉，拟定了所谓的“孟买计划”。明确要求公营部门在未来的印度经济发展中发挥重大作用。 

印度资产阶级支持计划经济和国营经济，是有其自身的逻辑和充分的理由。

作为殖民地的印度长期以来就是大英帝国的主要经济来源。在自由经济的规则下，低价原料被英国人抢走，工业品市场又被英国产品占据，本土资产阶级办的企业一直举步维艰。他们自然希望独立以后能用国家力量、计划手段改变这一状况。

而且印度的贸易顺差没能反哺印度人民，却而成为英国殖民者在印度一切开销的报销库。于是放任经济和国际贸易，都被认为是“经济帝国主义的漩涡“，应该为印度的贫穷落后负责。

所以，印度资产阶级支持尼赫鲁的计划经济模式，是希望印度能建立起抵御老牌帝国经济侵略的公营经济，最终目的还是维护本土资产阶级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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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计划委员会和担任印度总理时，尼赫鲁应该是打心底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是适合印度这种贫穷落后的人口大国的。

但他必须要向同样作为建国基石的大资产阶级妥协，于是就创造了一种混合经济体制，可以“间接迂回迈向社会主义的途径”。

他希望：“只要国家基本控制了经济，公营部门直接由国家掌管资本主义经济就会逐渐转变成社会主义经济。他设想，私营企业有助于增加国民财富，而公营企业的逐渐扩张将迭盖并最终压倒私营部门。”

在此思想指导下，1948年出台了《工业政策决议》，将工业领域划分为四大领域，并规定了公私资本各自的活动范围，1956年进一步细化。

理想很美好，但后来印度经济的发展现实，却极大偏离了尼赫鲁的理想。

首先，公营企业的投资只有两种渠道。除了没收独立以前殖民者的企业事业之外，就只能在已有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加大公营部门的投资。所以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印度的公营企业产值在国内总产值中的比例仍不到1/5。

其次，行政垄断造成了印度公营企业很快患上了“大企业病“：政府和企业内部的官僚机构膨胀，行政开支超过非部属公营企业，竞争力更无从谈起。

第三，某些工业部门专门由公营部门投资，同时为私人资本留有足够的余地，除此之外的领域，对私人投资的部门流向没有多少限制。公营机构如工业金融公司、国家工业发展公司等提供的贷款促使印度工业中私营部分,特别是那些大公司的增长。

这使私营企业特别是独立时已经形成的垄断资本的发展有了有史以来未曾有过的好环境，大资本家们利用这个机会置产兴业,结果在独立后十多年时间里经济实力有明显的增强。像塔塔财团、比尔拉财团这样的实力最雄厚的财团到60年代初生产能力更为扩大,控制了更多经济部门,财富的积累扶摇直上。

到一五、二五计划结束时，统计数据印度国民收人增长了42%。但尼赫鲁却在问“这些增长的收入到哪里去了？”

显然，经济发展的成果很大部分被大资产阶级掠夺，印度政府的收入也大多耗费在行政支出上，能够用于社会改革任务的资金所剩无几。

所以尼赫鲁时期提出的很多社会改革都难以推行。最重要的土地改革，仅废除了柴明达尔制（中间人制度，代为殖民政府收税），土地私有制延续至今。

更要命的，是大资产阶级已经充分并熟练利用这套“印度特色”的计划经济来维护自身的利益。一方面，价格管制虽然让私营企业没有超额利润可供追求，但却保证了私营企业的固定利润——大资产阶级并不一定是偏好冒险的企业家，所以他们其实很支持这套经济制度。

另一方面，印度政府对商品进口实行严格的限制。规定凡是本国自己能够生产的商品均不准进口,并对可以进口的商品实行高关税,最高关税般达300%个别达500%，并对外国投资有严格限制。这样就避免外国企业的竞争，维护本土企业独占的地位。

所以，印度在远比中国优越的国际环境下，却维持了比较封闭的经济形态。其对外开放的时间和开放的程度，都远远落后于中国。

此外，资产阶级对印度体制的绑架还体现在国家“兜底”上。

70年代，英迪拉·甘地执政时采取大规模的国有化运动，将14家大型银行的国有化收编,将保险行业收归国有,与此同时,还将多40万家亏损的中小私营企业收归公有，使得公营经济的比例迅速升高。

但这一阶段的国有化与其说印度向社会主义迈向了一大步，不如说是印度政府用前三十年国家的积累，向企业主赎买社会稳定——40万家的亏损企业若倒闭，将造成多少失业人口。

而且在印度这种管制经济体制下，这40万家企业的亏损，并非由于市场竞争，而是企业主用人管理不善。国有化并未提高公营企业的实力，反而加剧了竞争力的恶化。

当时有作家是这样形容这次国有化收购：“工人们保住了一日两餐，但老板揣走了政府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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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之下，中国的计划经济却打下了此后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的三大基础。

第一，在土地公有制下，在城乡二元结构中，农村为工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积累，建起了庞大的国有经济。而通过在医疗和教育方面的投入，又打造了庞大的具有基本文化素质的劳动力群体（即使在文革时期，农村的医疗和初级教育投资也是逐年增加的）。

第二，以国家的力量，实现工业化在空间上的扩散，例如三线建设的投入，东部的国企通过各种方式，在西部等地建立起工厂，极大推动了当地的工业化水平。而这种复制产生的企业，在改革开放后，与原本的企业形成了行业内的市场竞争。

                                                                  前身是三线企业的十堰东风

印度的工业企业向落后地区扩散的行为有，但规模并不大。以至于印度就算进行市场经济改革，但国内市场也缺乏竞争。

第三，也许是最重要的，是中国计划经济并未形成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当然，这种形态很大程度是多年政治运动的结果。

​“印度特色”的计划经济形成了强有力的既得利益集团，维持封闭并拖延印度经济的开放。改革在中国更多是面临意识形态上的争论，是不可同日而语。

值得一提的是，被很多人认为是“制度优势”的印度政治体制实际上更有利于利益集团保护既得利益。

当一项新的法案要落地，首先需要在直选产生的下议院审议通过，然后报送由各邦立法院普选产生的上议院审议（获得2/3投票后算通过），接着再拿到27个邦议会审议，且至少获得15个邦议会的批准，法案才能最终通过……

这样繁复的立法程序，其实更容易被有钱人上下其手，假如触动利益太多的政策，是不太可能通过的。 

前几年莫迪在财政税收，纸币制度上大刀阔斧的改革，他要解决的问题，中国已在1949年搞定了。

何况还有更困难的问题。除非来场大革命，否则解决的可能很小。那印度所谓的“经济潜力”，恐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难以转化成真实实力。

最后，对印度经济历史的分析，并不是为了贬低对手，或是增强自己的自信心。实际上，印度在混合制经济的实践上，可以对我国未来的经济改革提供很有价值的经验教训：不同所有制可长期共存，可补充、可竞争，但最糟糕的情形就是公私经济形成共谋，扼杀社会进步，这是万万不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