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南道尔｜必须考虑借三文鱼“投毒”之可能性　北京这波疫情太诡异

　　北京这波疫情来的太突然、太诡异！

　　在连续５５天没有新增本地报告新增病例后，北京突然间以新发地批发市场为风暴中心、以一块切割进口三文鱼的案板检测出病毒为焦点，特别突如其来的地发生新一轮新冠疫情。到６月１４日晚间，已有４０多例确诊。一时间北京封住新发地海鲜市场、迅速下架三文鱼商品，而全国其他地方也纷纷跟上开始下架三文鱼。三文鱼到底冤不冤？这次疫情有没有设计的可能？我们又该如何应对？郑南道尔将在下文简单分析。

　　这次疫情的诡异之处有三点：一是与当初武汉爆发时有些类似，目标价值高，武汉是春运时分的交通枢纽，北京则是政治中心和交通枢纽，都属于战略和战术价值非常高的地方；二是都最先爆发在海鲜食品批发市场，北京的新发地在海鲜、猪牛羊肉、家禽、蔬菜方面，都是京城相当重要的食源地，供应着北京７０％的蔬菜和１０％的肉类；三是由在新发地海鲜市场切割进口三文鱼的案板上检测出新冠病毒，以及疾控中心专家曾光所说的经基因测序，病毒类型不像是国内流行的类型来看，疫情以境外食品为载体输入的可能性很大。

　　在应对大事上，宏观方向感和判断力非常重要，多数人可能习惯性地一开始就纠缠于细节，而忽略了大方向，这是比较初级的思维方式。正确的思考问题方式是：先看宏观，再看微观；先做定性分析，再做定量分析。

　　从宏观上看，北京这波疫情只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是没有人设计、纯属意外，原因有可能是防疫措施不够严密，有“漏网之鱼”造成感染，或是无症状感染者造成感染；第二种是有境外势力的设计，是故意利用三文鱼等进口产品进行的“投毒”操作，有着地缘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动机，打压和破坏中国的崛起。

　　一上来就考虑到这两种可能性，是科学的思考和应对方式，反之，如果一上来就排除第二种可能性，只考虑第一种可能性，而如果事实就是第二种可能性的话，那么可以想象，围绕第一种可能性展开的防御对策很可能会非常被动，会被带偏方向，难以应对周全。比如，假如敌人再通过新的进口食物品种“投毒”怎么办？假如我们只是一味寻找内部防御的问题、而不考虑对手的出招变化，这样的防御就只能是十分被动和消极的，也没有针对性。

　　按照先易后难的顺序，我们先来看第一种情况的分析和应对。如果没有人设计，那么造成这次北京新一波疫情的原因可能有：１、北京本地无症状感染者的传染；２、大量外地人口返京后，北京存在检疫措施不够严密的地方，导致传染；３、有境外感染者无心将病毒弄到出口食品上，无意间引发传染。

　　按照这几种原因，我们来看一下假如后续疫情加剧情况下的对策，除了目前北京市已采取的措施外，针对原因１，需要尽快、尽量锁死北京的人口流动性，比如暂停出城、暂停高峰期人员密集的地铁、公交等，然后考虑仿照武汉的全面检测模式，花上两周至２０天时间，对北京所有人口进行全面检测排查，找出里面的无症状患者，集中隔离治疗；对原因２，北京应迅速提升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级别，从严从细，找到可能存在漏洞的环节，加以解决；对原因３，应下架所有进口的三文鱼，对其它进口生冷海鲜类产品的病毒检测，对过去两周时间里已经批发出去的海鲜类、肉类产品进行追测和下架控制，这些卖出去的海鲜和肉类应该基本上都在商户或个人家庭购买者的冰柜里。当然，是否采用这些措施、乃至采取到什么程度要根据未来两三天里疫情实际的增长情况，但越早下决心，最后付出的代价会越小，这里面要综合计算一下得失利弊。

　　再来看第二种存在境外势力“投毒”的可能性。首先，从目前的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主要政治势力的竞争和较量来看，一些西方国家有着打压中国崛起和赶超的足够的动机，他们不能接受中国的赶超，以及目前在世界性疫情中相对最为稳定的局面，一定要搞破坏，迟滞、阻挠中国的发展；其次，从美国在过去几个月里持续疯狂向中国进行疫情起因和责任的甩锅、转嫁矛盾的手法，以及其对华贸易战、金融战、媒体战和军事压迫、扶植“港独”、“台独”势力的步步紧逼和捣乱来看，美国不但一直有这样的心思，还有着其他方面的实际嫁祸和打压行动；第三，由于新冠病毒在低温下的生存能力很强，通过进口海鲜、肉类冷冻食品来传递新冠病毒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和隐蔽性，令对手取证和溯源困难；第四，由于武汉疫情和这波北京疫情在爆发地点上高度类似，从刑侦角度，应该考虑有定向设计的可能。

　　一来向中国出口三文鱼的主要国家中似乎没有美国；二来这样的三文鱼出口国中虽然有像加拿大、澳大利亚这样和美国缔结“五眼联盟”的兄弟国家，但很难证明与美国直接有关；三来即便中国能找到美国或“五眼联盟”国家向中国出口的三文鱼中有新冠病毒，在对方目前大搞群体免疫的情况下，也很难证明对方是故意为之的；四者，根据２０１８年查出的价值６.２亿的三文鱼走私案，中国的进口三文鱼中，竟有一些比例是通过走私渠道进来的，根本就没有检疫，如果境外势力通过走私渠道进行植入病毒的操作，则隐蔽性和可赖账性会更强。

这些三文鱼走私有的是通过空运运到越南，然后通过陆路进入中国，再通过陆路运到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有的是通过中国香港附近的海路，趁着雾天和暗夜、通过关闭船上的海关监控、以及伪造单据等综合手段闯关进入内地。

　　针对第二种境外势力设计的可能性，我们的防范措施显然要更加困难，在第一种应对措施的基础上，我们必须想出更好的策略，郑南道尔以为，可以考虑的有以下几条：

　　一是要集中力量进行溯源侦破，不仅仅要让疾控中心的专家参加，也要让刑侦、国安方面的专家组团进行溯源调查，顺藤摸瓜，力争找出线索和证据；二是要大幅提升进口冷冻类食物检疫力度，严格检疫措施，重点打击进口冷冻类食物走私；三是可考虑暂停从“五眼联盟”国家进口三文鱼和其它生冷海鲜、乃至肉类；四是可要求其他海鲜、肉类食物出口国加大其检疫力度，改进防疫举措。五是要充分发挥中医药早期预防、阻隔新冠疫情的作用，早期让中医药介入这一波疫情的防治。

　　最后，郑南道尔以为，一定要有“以我为主、转守为攻”的思路，如果真是境外势力的操作，那么在暴露对方毫无道德、不择手段的同时，也暴露了对方的弱点：即对方是在用一切阴险手段对中国进行战术牵制和骚扰，目的是迟滞我们的战略和战术，这说明对方目前其实在正面对抗上的招数不多、底气不足，我们虽然不能像对方一样不择手段，但却可以看穿对方的虚弱，用我们的方式进行反攻，不要被对手的战术骚扰扰乱、和延缓了我们的主要战略战术。

（本文图片均来自网络，记得加郑南道尔微信公号关注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