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地缘政治结构下关于核威慑和战略均势的一点想法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拥核大国一直将核威慑作为其国防战略的核心。这种强调在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战略》中得以维持。然而，形成有效的核威慑不是有核弹头就行，同时还依赖技术系统还有一定的战略和地缘政治环境。而现在看来，能让核威慑发挥作用的战略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并且还在不断变化。

同时，目前国际关系学界也正在反思一些冷战中关于核威慑的教训。同样，关于一些涉及到心理学和行为学的关键假设，比如人在高风险情况下的决策行为，也正在被认知和行为科学的进步所推翻。

威慑的目的，是防止竞争对手采取被禁止的行动。和核胁迫（nuclear coercion）不同，威慑的核心是让对方“不行动”，而核胁迫则是让对手“采取特定的行动”。而核威慑的核心则是影响想采取行动的对手，对于采取特定行动的成本，收益，风险的计算。

假定对手是理性的，威慑就是在说服对手，它实现目标的可能性极低（通过拒绝-denial-进行威慑），或者追求该目标涉及的成本，将超过所带来的任何收益（通过惩罚-punishment-威慑）。

目前国际关系学界对于核威慑是否有效的研究已经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像我在芝加哥大学的Paul Poast在这方面做了相当多的量化研究，但是始终没有得到核武器直接保证了冷战没有热战化的直接证据。

但是用我在芝加哥大学的另一位恩师，John Mearsheimer 在聊到这个问题时候的话说，“我不知道是不是核武器让冷战没有变为热战，但是我肯定不想再经历一次没有核武器的冷战”。

虽然不能证明在过去几十年中，以威慑为基础的战略博弈保持了世界的总体和平，但有强有力的间接证据支持这一点。尤其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引进，再加上常规武器越来越大的威力，已经将战争的预期成本提高到了如此高的水平，对于“理性的”决策者来说，发动战争已经越来越缺乏吸引力，不符合他们力求最大程度地提高其总体预期收益，并最小化预计成本的行为模式。

但是，军事科技的进步，正在推动国际体系进入一个新的，更具争议的时代。

冷战之后的短暂的“单极时代”，使美国享有罕见的绝对军事霸权时期，已经成为历史。与此同时，由于引入了新型的军事能力和技术（信息化，网络战，太空军事化），军事力量不仅更加分散了。它也变得越来越多维，军事竞赛已逐渐扩展到了新的物理地区和新的技术领域，包括太空，网络空间，和海底等等。

考虑到这些变化，我们是不是可以问一个问题：在未来几年中，依靠威慑的国防战略是否会像在冷战和单极时代那样有效？

我的个人观点是，地缘政治和军事技术环境的变化正在侵蚀基于威慑力的战略的有效性。而很多人支持和武扩军的言论（包括专业学者在内），在我看来，本质上是想通过核武扩军，重现一个我们熟悉的，知道它大概率能形成稳定战略均势的两极世界。我对这个战略是不看好的，从官方的战略来看，我们国家的决策者也不是这么看的。至于为什么，下文会详细解释。

1. 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环境

我们所面对的国际安全体系不同于1945年至今的国际安全体系，它不是两极或单极的，而是多极的。在多极政治环境下，整个博弈体系是及其复杂的，中美俄加上一个欧盟，长期来看，每一方都是潜在的对手和潜在的盟友。再加上核武器和其他先进军事能力向二线大国的扩散，比如印度，甚至朝鲜，增加了有核国家需要威慑的对手的数量，为威慑失败提供了更多机会。

在核武器数量方面，虽然美国和俄罗斯冷战时期核武库的大幅减少，但是数量仍然庞大可观，加上印度的武库的增长，正在同样地将竞争环境从双极冷战框架逐步转变为多极体系。

因此，在冷战期间有助于稳定的某些核态势，例如“均势”，可能会成问题甚至无法实现：谁和谁的均势？面对多个潜在对手时，怎么样才能算作均势？追求均势和追求霸权的意图怎么界定？如果难以界定，如何向对手传递追求均势的信号？这只是其中的一个问题，而只要一步踏错就会被拖入军备竞赛。

而对于一直奉行最低威慑的兔子来说，和美国搞核武器军事竞赛是不明智的，毕竟苏联的尸体都还在抽抽呢。

而目前的地缘政治环境，也比冷战体系或美国主导的单极系统更不稳定，国家之间的权力关系此消彼长。这使得地缘政治调整和军事平的快速变化（可能会带来极大的破坏性）变得相对可能，这给主要依靠威慑力的战略实施带来了额外的挑战：机会窗口变窄，潜在成本变高。

2. 多维战略军事竞赛

撇开核武器不谈，常规武器已经变得越来越精确，能够有效地打击曾经只保留给核武器的某些目标（比如战略核设施），而其设计上的进步，使得越来越多的区别打击武器（discriminative weapons）和精确打击武器得以部署。

因此，冷战时期明确存在的，常规武器与核武器之间的区别，已逐渐变得模糊。尽管有这种趋势，但仍有许多人认为，核武器的唯一用途是阻止其他人使用核武器。这种认识上的的脱钩，会让人低估对于发动常规战争的风险和成本。另一方面，即使在冷战时期，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都存在一种说法，即在某些情况下，某些类型的核武器可用于大规模常规战争。

如果核博弈中的一方认为，在常规战争中使用核武器的风险很小，而另一方则认为这些武器可供使用，那么威慑的效益可能会受到损害。

而拥有巨大潜力，但未经实战检验的网络武器的引进，把威慑的水搅得更浑了。

网络武器的一大潜在效果是，降低高级决策者对其预警和指挥与控制（C2）系统的信心。在信息化系统失灵的情况下，他们就可能遵照传统的C2模式，将核（或战略）部队的使用权下放给更低级的指挥官，从而大大增加了可以授权进行战略进攻的人数，提高了风险。这些人中只要有一个人的风险承受能力强于他的上级决策者，威慑力就会减弱。

如果潜在对手的决策者认为，竞争对手的早期预警和C2系统的有效性受到重大损害，那么在所有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这将在逻辑上降低在危机期间执行突袭的预期成本（和风险）。如果这样的话，威慑的效力同样将会减弱。

我这里只举了两个简单的例子。这些主要军事力量之间相对价值，和效力的不确定性，被大国间战争的长期缺席进一步扩大了。因为大国之间的战争才是对军事系统，部队结构以及有关其理论的最终检验。随着时间的流逝，真正的核，常规和网络军事平衡及其相互关系的不确定性会继续增加，随之而来的是决策者的认知差距进一步扩大，增大了核威慑失败的风险。

总而言之，新军事科技的引入将使事情变得更加复杂。这增加了潜在交战方就真正的军事平衡，以及进一步采取特定行动的风险得出不同结论的机会。

3. 距离和攻击速度

威慑效力的下降也是地理因素的结果。

相较于冷战时期的美苏对峙，现在的打击警告时间和拦截的窗口大大的缩小了。这有两个原因。其一是技术的进步，现在的弹道导弹无论是速度还是拦截的难度相较于冷战时期，都高出了一个维度，导致警告时间和拦截几率的下降。其二，相较于冷战时期美苏的博弈，有核（并且拥有和主权）国家的增加，使得核博弈时需要计算的地理距离也大大缩小了（比如印度打击某国，朝鲜打击日本）。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高级决策者可能会觉得，他们需要在危机时期将其战略力量置于随时可以触发的状态。将动用战略力量的权力下放给下级指挥官的可能性也会增加。这可以增强威慑力，但也会增加意外或未经授权使用战略部队的风险。目前，关于对达成威慑来说，这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学界还没有统一的说法。

4. 人类认知行为学的启示

在过去的40年中，认知和行为科学领域的学者不断发展发现，不能指望人类在涉及风险的决策中采取理性的行动。研究还发现，我们很难了解和理解竞争对手如何计算成本，收益和风险。这些认知性的障碍，尤其是由文化差异造成的障碍，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很难克服的。而当你不能理解对手的行为时，你会觉得对方是非理性的行动者，从而也采取非理性的行为，增加威慑失败的可能。

而另一组研究表明，人们通常不愿意冒高风险去获取自己没有的东西，而更愿意保留自己已经拥有的东西。但遗憾的是，竞争对手经常会将自己视为处于劣势和亏损的领域内，因此愿意冒较高的风险才能获胜。当然，对手的风险承受能力越强，对手越难以阻止，也越难以威慑。

另一方面，政治决策者中似乎普遍存在乐观主义偏见，这种偏见可以使他们轻视采取冒险行动的危险，并在情况恶化时加倍下注，而不是退出竞争及时止损。同样，乐观偏见会让决策者在存在不确定性的时候增加他们对收益的预期，同时减低他们对损失的预期。这些在政治决策者中普遍存在的行为模式，都会破坏威慑力。

5. 总结

说了这么多，就是一句话，核武器在今天的威慑效益正在逐步下降，这是技术进步和地缘政治环境变化所造成的。但这不是说核武器没有用处，而是说现在的军事实力对比是多维度的，多领域的，单单增加核弹头不会收到任何的效果，因为依靠核威慑形成战略均势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冷战给我们的教训就是，美国只能被打倒，靠核武器吓，那是吓不住的。而一直以来不以核威慑为国防核心的兔子，要是寄希望在核武器上，真和冷战以来就以核威慑为核心国防战略的美国搞核竞赛，核对抗，那是不太现实的。

但是硬实力的增加是必须的，核与非核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要能够认识到科技环境和政治环境的转变对于军事战略的影响，发展多维度多领域的实力，同时使竞争对手也能意识到这样的变化，从而达到实力和战略认知上的新均势，我认为这可能才是最有效的方案。